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徑探究*

鄭詠滟, 王思璇

(復旦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上海 200433)

引 言

當前語言政策民族志研究呈現出研究視角多樣化的特點,涉及多語教育(7)Weinberg, M. Scale-making, power and agency in arbitrating school-level language planning decision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21,(22).、移民社區祖承語保留(8)Kvietok, F. Migrant bilingual youth, family, and school language policy: ethnographic insights for urban Quechua edu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23,(280).等方面話題。這些研究闡釋了語言政策與規劃在歐洲(9)Kraft, K. Language policies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new speakers in the Norwegian construction industry[J]. Language Policy,2019,(18).、美洲(10)Gallo, S., Hornberger, N. Immigration policy a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exican immigrant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search of bi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3).、非洲(11)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14,(15).等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制定、協調和實施過程,幫助厘清語言政策與規劃對不同社會主體的影響,揭示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些研究也為包括語言保留與轉用、語言身份認同、語言市場與資本在內的理論構建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料。與此同時,學者也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不斷反思以探尋適合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特點的研究方法,以在地化的方式更全面地揭示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特性。(12)Holmes, P., Reynolds, J.,Ganassin, S.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22:1～30.

盡管國內已經開始結合語言政策民族志范式開展相關實證研究,但就其內涵的討論尚不充分,基于該前沿范式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成果也尚未在國際社會進行充分展示。為了構建基于我國國情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學術體系并為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提出中國視角與中國方案,我們有必要深化對此研究范式的理解,并基于該范式向國際社會分享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最新成果。鑒于此,本文詳細闡釋語言政策民族志的內涵和意義,并結合當前國際上研究方法本土化的經驗和我國的語言國情對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提出建議,助力探索適合我國國情又符合國際學界前沿的語言規劃研究范式及方法,提升我國在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的學術話語權。

一、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轉變

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自產生以來經歷了一系列研究焦點和范式上的轉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受實證主義的影響,聚焦國家或地區層面的語言問題,致力于語言的本體和地位規劃。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開始強調從批判主義視角審視語言政策。批判主義的學者認為,早期的實證主義范式忽視了社會結構的復雜性,語言政策與規劃問題應該放在相應的情境中,關注與語言相關的社會公平問題。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移民潮帶來了更為復雜的語言規劃問題。大批學者開始意識到批判性方法沒有考慮到語言規劃過程中不同社會主體的角色,尤其低估了微觀個體的能動性。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后現代主義視角關注個體層面的語言政策與規劃實踐和身份認同等問題。(13)Ricento, 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0,(2).在后現代研究范式的影響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逐步轉向關注個體能動性的作用以及宏觀社會結構和微觀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在此基礎上,Ricento和Hornberger(14)Ricento, T. K., Hornberger. N. H.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J]. TESOL Quarterly, 1996,(3).提出了著名的“洋蔥”理論來比喻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多層級性。他們認為,語言規劃中的各層級都有自己的語言政策、主導話語以及參與這些政策話語的社會主體。

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經歷的范式轉移體現了一種認識論的轉變,即從將語言規劃視為無形文本轉變到將其視為一種情景化社會文化過程。(15)McCarty, T. L., Collins, J., Hopson, R. K. Dell Hymes and the New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Update from an underdeveloped country[J].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2012,(4).這種認識論轉變也帶來了研究焦點的轉變。從早期注重自上而下語言規范和行為實踐的“語言規劃”,到增加了主體參與過程,使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路徑相結合的“語言管理”,再到鼓勵多元主體參與互動式管理的“語言治理”。(16)戴曼純.語言政策與規劃理論構建:超越規劃和管理的語言治理[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方法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規模的人口普查、問卷調查等宏觀研究,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批評話語分析,逐步轉移到以個案實證研究為基礎的質性研究。(17)張天偉.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路徑與方法[J].外語電化教學,2016,(2).

隨著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質性轉向,民族志(ethnography)愈發受學者關注。民族志源于人類學,秉持“人類生活是通過人們對自己生活的理解而構建的”這一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要求學者摒棄先驗假設,長時間融入當地生活,了解參與者的經歷和想法,從主位視角描繪和理解社會事件和社區群像(18)余華.民族志在語言政策研究中的應用:理論與方法[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2).。人類學學者使用民族志方法時常將語言實踐視為理解文化的工具,而社會語言學學者使用民族志時則將語言看作是一種社會活動,對語言實踐的宏觀和微觀語境進行多維度分析,以更好地闡釋當事人對特定社會文化中語言進程的理解。(19)McCarty, T. L. Introducing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A]. T. L. McCarty.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1～28.隨著民族志在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的廣泛應用,語言政策制定和實際實施之間的差距愈發明顯,即當地的語言實踐和意識形態可能與預期的語言政策相矛盾。鑒于此,Hornberger和Johnson(20)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Slicing the Onion Ethnographically: Layers and Spac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J]. TESOL Quarterly,2007,(3).針對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特性,對民族志的內涵進行了延展與創新,提出了語言政策民族志,以更好地捕捉語言政策與規劃中的各個環節。

二、語言政策民族志的內涵及方法

(一)語言政策民族志的內涵

語言政策民族志是一種用以分析政策制定(creation)、闡釋(interpretation)(有意圖地解釋)和援用(appropriation)(有選擇地使用)等多層級語言規劃進程(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的研究范式。(21)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Slicing the Onion Ethnographically: Layers and Spac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J]. TESOL Quarterly,2007,(3).語言政策民族志不僅僅是將民族志作為數據收集的方法融到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而是一種理論框架,具有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語言政策民族志將語言視為社會實踐,語言使用者視為社會主體(social actor)。(22)Heller, M. Bilingualism as Ideology and Practice[A]. Bilingualism: A Social Approach[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1～22.它認為語言政策的解釋和實施不是一個服從權威指令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嵌在復雜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中,包括了個人、地方、區域、國家、超國家多層次參與和互動的社會文化過程。(23)McCarty, T. L. Introducing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A].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1～28.簡言之,語言政策民族志視角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是一個多層級主體(agent)在特定語境下(context)的互動過程(process)。(24)Johnson, D．C．Language Policy[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43～47.官方政策文件僅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涉及語言政策的社會情境和不同社會主體的參與等。這些部分相互交織作用,形成了一個動態的交叉平面。一方面,宏觀的語言政策和制度逐步滲透到日常語言生活中,影響個體的語言社會化過程;另一方面,個體和群體的語言慣習(linguistic habitus)一定程度上也會對語言政策的實施甚至制定產生影響。受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影響,語言政策與規劃的交織和互動過程各不相同,具有多樣性、動態性和復雜性。

對此,語言政策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密切關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語言政策與規劃過程以及這些過程規范化中所涉及的權利關系。換言之,在關注官方政策、法律法規的同時,需要審視隱性的政策過程,包括政策話語、構建政策話語的方式和語言意識形態等。研究者需要意識到語言政策與規劃過程的社會經濟政治嵌入性質,密切關注當地現實,將語言政策與規劃置于更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厘清語言政策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物質和象征性資源。同時,研究者需要著眼于社會主體,精細化闡明社會主體的具體語言實踐及其參與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細微差別,包括其如何創造性地解釋、實施或者抵抗有關語言政策,從而探索這些實踐如何反過來重構社會意義和社會類別。(25)Heller, M. Bilingualism as Ideology and Practice[A]. Heller M. Bilingualism: A Social Approach[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7.通過這種方式揭示宏觀結構和個體語言使用者能動性的張力(tension),并彌合宏觀和微觀社會生活的差距。

(二)語言政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相應的,在研究方法上語言政策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跟蹤情境實踐,聆聽不同社會主體的聲音,從客位和主位視角近距離、長時間觀察社會主體在語言政策與規劃過程中具體的語言實踐和能動性。(26)Hornberger, N., Tapia, A., Hanks, D., etc.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J]. Language Teaching,2018, (2).Johnson(27)Johnson,D． C． Language Policy[M]．Basingstoke,UK: Palgrave Macmillan,2013:149～151.給出了5個數據收集的范疇:(1)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內的各個政策主體;(2)政策文本中體現的政策意圖;(3)政策的制定、闡釋和援用;(4)政策話語;(5)政策所處的動態社會環境和歷史語境。這意味著除了常用的政策文獻搜集、社會語言學調查問卷、訪談等方法,研究者需要深入社區、學校甚至家庭,參與并體驗其日常的語言生活,對研究主體的群像和個體展開充分描摹。同時,研究者需要保持開放性和敏感度,盡可能捕捉研究主體參與語言生活的各種細節,收集日記、社交媒體動態等多模態數據,充分挖掘參與者的主觀態度和心理情感等,深層次揭示語言政策與規劃運行的內部機理。

當堆料裝置進料裝置開始裝載物料時，尾部放置到地面指定的散裝車卸料點，進料裝置開始進料，物料開始進入皮帶機系統。

語言政策民族志為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尤其是為探索語言政策與規劃過程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手段。首先,語言政策民族志幫助研究者較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語言現象。語言政策民族志既關注政策文本和政策話語,又關注政策參與者,兼顧政策參與者和廣泛社會文化過程之間的密切聯系。這種整體性闡述為了解當地的語言規劃提供了雄厚的實證基礎。其次,通過追蹤社會主體如何解釋、執行、重構或抵制語言政策,語言政策民族志克服了先前只關注宏觀語言政策的局限性,可以為語言政策進程提供更準確的信息和啟示。(28)Hornberger, N. H., Johnson. D. C. The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A]. McCarty. T. L.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C]. New York: Routledge,2011:273～289.再者,語言政策民族志關注隱性的動機和意識形態,為語言政策中的意識形態研究提供了可能,并由此引發了學科對邊緣化群體語言使用背后的社會經濟結構的關注,(29)Johnson, D. C., Ricento. T.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Situating the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2013, (2).從而推動社會公平相關研究的開展(30)Hornberger, N. H. Nichols to NCLB: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U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A]. O. Garcia, T. Skutnabb-Kangas, Torres-Guzman. M. E. Imagining Multilingual Schools[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06:223～237.。最后,語言政策民族志聚焦語言政策與規劃活動中各個層面的關聯,有助于擴展當前對于語言政策與規劃屬性的認識,拓寬語言政策與規劃的研究視域。

三、語言政策民族志在實證研究中的應用

語言政策民族志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認可和應用,涉及不同的研究情境、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下面將展示該范式在3個研究中的應用,并探討其在具體研究中的作用。這3個研究均為當前運用了語言政策民族志的較新成果,且對語言政策民族志在研究中的作用進行了闡述。這3個案例覆蓋家庭、學校和工作等場域,涉及了國家通用語、移民者祖裔語、雙語教育等,對我國不同情境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鑒價值。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學者已有較多優質的以民族志為路徑的社會語言學研究,(31)董潔.民族志研究視角下的語言身份認同:兩例北京農民工子女個案[J].語言學研究,2014,(1);董潔.全球化語境下北京“海歸”的語言社會身份——民族志個案研究報告[J].語言學研究,2016,(1);Li, J., Zheng, Y. Enacting multilingual entrepreneurship: an ethnography of Myanmar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23,(3).但是嚴格意義上的語言政策民族志研究為數不多。因此,除一個國內案例外,另外兩個案例為國外的研究,希望“他山之石”能激發國內學者的研究靈感。

(一)中國“誦讀經典”的實施

Yu和Johnson(32)Yu, H., Johnson, D. Language policy and governmentality: Chanting the Chinese Classics[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23,(3).聚焦于我國“誦讀中國經典”的政策活動,以志愿者教師和學生家長的雙重身份對杭州的一所社區誦讀經典學校進行參與式觀察,通過參加教師會議、家長會、家訪等方式收集到多元數據。研究詳細闡釋了政府如何通過電視轉播、舉辦吟誦比賽等形式大力推廣這一政策。同時,學校和家長也“援用”(appropriate)這些政策活動,通過各種方式鼓勵學生誦讀中國古典文學。這些策略成功激發了孩子學習和背誦中國經典的興趣,進一步增強了少年兒童的文化自信。研究者得出結論,我國這種自上而下融會貫通的語言政策治理策略是一種儒家哲學的體現。

在該研究中,語言政策民族志方法通過凸顯語言政策的主體、情境和過程,揭示了官方語言政策的實施方式和效果。通過該方法,研究者得以對從國家政策到中觀學校實踐再到微觀家長決策的多層級語言政策“洋蔥”進行切片,揭示教育組織關鍵主體以及他們在語言政策與規劃過程中的行為和作用。

(二)挪威建筑業的多語制

Kraft(33)Kraft, K. Language policies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new speakers in the Norwegian construction industry[J]. Language Policy,2019, (18).聚焦挪威建筑業的語言使用,探討外籍工人如何在工作場所獲得新說話者的地位(status as new speakers in workplace)?；谡Z言政策民族志,研究者著眼包括立法、業界和工作場地在內的多個場域的語言管理措施。除了對建筑行業相關政策的文本分析外,研究者在2014～2015年間對挪威的3個建筑工地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觀察,記錄了工地工友的對話,并對工人、工地負責人等進行了訪談以了解其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等。研究發現建筑行業的語言管理強調國家語言挪威語的多種價值,為外籍工人的職業生涯帶來了挑戰?！巴饧と恕鄙矸菘偸潜慌c“缺乏溝通能力”捆綁在一起,且被認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說斯堪的納維亞語的人被視作最具有語言能力的人,而“外國人”或“移民工人”則被看作實際溝通的阻礙。研究者表示,語言政策無形中成了工種和職位分配的影響因素,不同語言能力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著不同的待遇或特權。

在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指導下,研究者將語言政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固定的結果進行探究,由此得以關注影響這一過程的各種社會背景因素,從而厘清了社會主體在解讀和執行不同層級語言政策中的作用,揭示了除去個人語言能力之外的社會經濟結構因素。

(三)美國墨西哥移民家庭的語言規劃

Gallo和Hornberger(34)Gallo, S., Hornberger, N. Immigration policy a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exican immigrant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search of bilitera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2017,(3).聚焦父母被驅逐出美國的墨西哥裔小學生群體,了解他們如何在父母被驅逐回原籍的情況下參與和改變家庭語言政策,以及美國和墨西哥的單語教育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其家庭語言政策和移民決策的。研究者對7位參與者在家庭和學校的語言實踐進行了長達3年的追蹤,研究方法包括對孩子和父母的訪談、家庭活動錄像收集和參與式觀察、學校課堂觀察以及學校老師訪談等。研究發現,學校教育和歸屬空間的復雜互動是跨國家庭決定分離或團聚的首要因素。當前美國的學校教育并未將移民兒童的雙語能力視為一種資源,這種單語意識形態限制了移民兒童的升學機會。研究者認為學校應該認識到跨國家庭學生的優勢和其面臨的困境,打開有利于多語言實踐和身份的語言政策實施和意識形態空間(implementational and ideological spaces),以更好地保證其利益。

研究者充分認可語言政策民族志的理論和方法論意義。他們指出,語言政策民族志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框架,詳盡描述學生如何參與家庭和學校的語言政策與規劃活動,揭示了語言政策與規劃的隱蔽動機、內在意識形態。此外,語言政策民族志使其不再拘泥于個體家庭本身,而是將家庭語言政策與規劃和學校語言政策與規劃以及更為宏觀的國家移民政策相關聯,看到家庭的語言政策與規劃是如何被其他層級的語言政策與規劃和意識形態影響的。

四、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路徑思考

我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蓬勃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范式,(35)陳練文,李信.基于文獻計量的語言政策與規劃學科溯源與熱點研究[J].語言文字應用,2021,(2).但也存在著對微觀領域關注不足、缺乏實證研究等問題。為形成完善的研究體系,國外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經驗可作為他山之石。(36)高雪松,康銘浩.國外語言政策研究的問題和路徑[J].語言文字應用,2021,(1).語言政策民族志帶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視角對于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發展有一定的意義,可將其吸收進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范式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語言政策民族志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仍然根植于“西方”學術體系,絕不可不加鑒別地用在中國本土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拔鞣健币辉~被學者們指從歐洲和北美世界觀中提取的一套知識體系和世界觀。由于全球南北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差異,西方知識體系被不斷傳播、內化和鞏固。(37)Smith, L.T.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2nd ed) [M].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2012:58～72.這導致了西方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的中心化。學界不得不以西方認識論和研究范式為標準,定義什么是科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為了符合這些標準,非西方語境下的研究也不得不遵循既定的研究范式,即使這套范式未必適合于該情境(38)Held, M. B. E. Decolonizing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context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 unsettling, mutual, and collaborative effor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2019.。由此,其余群體,尤其是少數群體的知識體系被逐漸邊緣化甚至徹底被排除在外。這導致了一種認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同時也導致學界忽略了探究適合于非西方背景的語言規劃理論。這在我國的語言規劃政策研究中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我國的社會語言環境具有獨特性,不僅涉及國家通用語的推廣和普及,還包括各地區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承和保護以及國際通用語的教育等問題。這種復雜且獨特的多語多言環境要求我們構建適用于中國社會的語言規劃理論框架(39)趙蓉暉.反思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研究中的五個意識[R].第八屆中國語言政策于語言規劃學術討論會,2022.。理論的本土化前提是方法論的本土化。因此,我們要根據中國的語情對語言政策民族志這一主流的研究范式進行本土化,探求真正適合于中國特色的語言政策民族志。下面將對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提出3點建議。

(一)培養本土文化意識,將研究置于地方歷史文化中進行闡釋

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本土化需要研究者樹立知識體系多元化的意識,理解知識構建方式存在的差異,摒棄既往形成的固定觀念和由西方系統主導的學術模式,(40)Mignolo W. D., Walsh C. E. On decoloniality: Concepts, analytics, prax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194～210.充分意識到本土知識的獨特價值,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不同的知識。在2022年出版的《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一書中,眾多學者分享了在多元文化環境中開展研究遇到的困境,并探討了他們如何根據當地語言文化的復雜性重新設計研究以更好地處理傳統西方研究范式和具體研究實踐中的沖突。例如,Backhaus(41)Backhaus, B. Interpreting Cognitive Justice: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ers as Co-researchers in Postcolonial Multilingual Research[A]. Holmes, P., Reynolds, J., Ganassin, S.The Politics of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l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2022:229～246.把協助其收集數據的印度農村當地口譯員視為共同研究者,他指出口譯員不單單是在完成口譯工作,在日常交流中還提供了對當地文化的詳細闡述和獨特見解,這些觀點和知識幫助研究者解釋了當地語言與知識系統、文化、歷史之間的內在關聯。如果從純粹西方理論和方法體系出發,口譯員僅僅擔任傳遞信息的職責,并未對知識創造做出實質性貢獻。但是從Backhaus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一旦深入到多語多文化的田野中,口譯員的職責則超越了譯員本身,而成了知識生產不可或缺的環節。書中其余案例也都充分闡釋了對本土語言和知識保持敏感的必要性。第二作者在我國西雙版納布朗山鄉對布朗族語言使用進行田野調查時,訪談問題設計一開始均按照西方體系規范(如避免直接問題、引導性問題等),但深入田野之后發現如若拘泥于西方體系規范則很難與當地村民進行互動,更不用說建立信任關系。作者掙脫規范束縛,效仿當地村民日常交流的方式,在聊天中開展訪談卻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終完成了民族志研究。

因此,在探究適合我國的語言政策民族志方法時,應充分了解研究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對地方文化和歷史保持敏感,聆聽不同研究主體的聲音,將研究置于相應的語境中進行闡釋和理解,以此更好地產生具有批判性和解釋性觀點。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涉及我國語言問題的各個方面,對制定國家語言文字方針政策等意義重大,是我國語言國情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符合我國特色的語言國情研究體系。(42)戴慶廈,袁夢.新時代語言國情研究的四大熱點[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6).具體來說,我國語言資源豐富,國家通用語、地方方言、少數民族語言百花齊放,這要求研究者在實地調研時充分了解當地的語言生態,摸清不同群體的語言使用習慣、語言風格、語言禁忌等,以符合參與者日常話語習慣的方式進行溝通交流并建立信任關系。此外,研究者需要提升對本土文獻的挖掘和使用意識,利用好國內高水平文獻和數據資源,培養學術自信,堅持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的中國立場。(43)沈騎,孫雨.從《語言政策》期刊看中國語言規劃研究的國際話語權[J].語言戰略研究,2022,(41).這也是以學術研究為載體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我國語言規劃研究的國際學術話語權的關鍵(44)文秋芳.論外在學術語言和內在學術語言——兼及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構建[J].語言戰略研究,2022,(5).。

(二)積極探索替代性認識論、方法論和其他會話資源

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不是將西方的方法和本土的方法二元對立,也不是完全放棄西方范式而轉以非西方范式為中心。相反,語言政策民族志的方法論本土化強調的是兼收并蓄、中外融通。正如文秋芳教授所說,“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中國概念、范疇、方法。但中國學術體系無法建立在真空中,它必須能與已有的西方學術體系互動,才能建立彼此間的聯系,日后才可以在同一平臺上對話,否則自創的概念、范疇、方法等只能是中國學者內部的‘自說自話’,國外學者難以理解?！?45)文秋芳.論外在學術語言和內在學術語言——兼及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構建[J].語言戰略研究,2022,(5).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扎根中國經驗,把握中國特色,厘清我國的語言現實和語言歷史,系統性把握我國語言國情,(46)戴慶廈.從語言上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J].民族語文,2022,(2).關注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具體實踐;也需要放眼國際,加強與國際學界的對接,借鑒有價值的概念理論,思辨性地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政策理論及概念,并以此反哺國際語言政策學科的發展,(47)沈騎,康銘浩.面向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語言治理能力規劃[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實現中外知識雙向循環。(48)文秋芳.學術國際話語權中的語言權問題[J].語言戰略研究,2021,(3).在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語言政策民族志在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對于解決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問題的借鑒意義,例如歐洲國家的多外語教育政策對我國中小學多語種外語教育的啟示。同時,我們也需要思考我國的傳統文化知識體系,如儒家和道家思想、新儒家思想以及包括費孝通先生在內的眾多學者提出的理論概念如何能夠成為替代性認識論和方法論,擴充語言政策民族志的內涵和視角,豐富其理論邊界,從而對世界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知識體系貢獻中國經驗、中國方案。這要求研究者拓寬自己的知識面,積極探索替代性認識論、方法論和其他會話資源,挖掘出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以平衡開放的態度取長補短,融合西方和本土角度,兼收并蓄,文明互鑒,打造中外互聯互通的學術話語體系。(49)鄭詠滟.后疫情時代的多語研究:反思與展望[J].當代外語研究,2021,(1).

(三)堅持中國立場,保持批判性反思

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需要堅持中國立場,基于我國語言國情,解決我國當下語言問題。例如,我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對內需要研究如何深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則需要系統增強中國語言文字的影響力(50)張天偉.語言政策的話語研究路向:淵源、特征與本土化思考[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3).;同時兼顧做好國內話語與國際話語的融通。

在扎根祖國大地、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下,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有必要進一步反思慣用的認識論、方法論和理論框架以及研究實踐,以此催生新的見解,利用這些見解探討出適合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并反哺研究實踐。這里的反思性包括3層含義:一是對于研究實踐的反思,即全面審視整個研究過程和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看到使用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所帶來的潛在影響,從而改進研究實踐。例如,Keikelame和Swartz(51)Keikelame, M. J., Swartz, L. Decolonis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lessons from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 Cape Town, South Africa[J]. Global Health Action,2019,(1).在反思其在南非的研究經歷時指出,研究人員應尊重本地社區的價值觀和文化信仰,且應充分承認參與者的重要貢獻,將其視為共同的研究者。以上反思內容幫助研究者修正了自己的研究實踐,將自己從僅為學術目的進行研究的研究者轉變為具有社會關懷的研究者,更好地為邊緣性群體發聲。二是對所用術語概念的反思。對所采用的術語概念不能只是照葫蘆畫瓢,而需進行深度辨析,構建嚴密的邏輯體系。方小兵(52)方小兵.何為“隱形語言政策”?[J].語言戰略研究,2021,(35).對于源自英文的“隱性語言政策”這一概念的深度辨析便是很好的例子。通過一一拆解原意中糅合的眾多概念,方小兵厘清了該概念的內核,糾正了常見的理解謬誤,并根據中文話語體系重新界定了其內涵——將隱性語言政策定義為“沒有顯性的文本或話語依托,而是在語言生活中表征為某種實踐機制的語言政策”。這種基于概念的反思不僅提高了概念本身的闡釋力,也對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有重要意義。第三維度的反思是對于學者自身學術思維支配體系的反思。學者要對自己固有的學科思維進行深度剖析,審視自己是否過度依賴來自某一特定語言話語體系的概念;要努力掙脫固有的單一學術思維模式,尤其是沖破原有的“西方”學術思維定式(53)文秋芳.論外在學術語言和內在學術語言——兼及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構建[J].語言戰略研究,2022,(5).,從而提高自身的思辨性和創新性。在新冠疫情期間,眾多學者結合我國抗疫中的語言實踐提出了應急語言服務需求和機制(54)李宇明,趙世舉,赫琳.“戰疫語言服務團”的實踐與思考[J].語言戰略研究,2020,(3);王海蘭,李宇明.試論粵港澳大灣區的應急語言服務需求[J].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2021,(14).、應急語言能力方略(55)王輝.國家治理視野下的應急語言能力建設[J].語言戰略研究,2020,(5).、危機溝通語言管理過程模型(56)鄭詠滟.新冠疫情中上海危機溝通語言管理過程研究[J].語言戰略研究,2021,(3).、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語言治理能力規劃框架(57)康銘浩,沈騎.國際語言政策與規劃的新進展[J].當代外語研究,2020,(6).等理論框架。這種不拘泥于特定學術思維,基于中國語境和中國經驗創造性探究語言規劃理論的實踐,便是一種反思精神的體現。

結 語

語言政策民族志是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一個新路徑,該路徑將語言政策與規劃視為嵌在復雜社會結構背景中的、包括了個人、地方、區域、國家、超國家多層次參與和互動的社會文化過程。本文對語言政策民族志的內涵及應用進行了闡釋,指出語言政策民族志可以被應用到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中,但是需要結合我國的語言生態和社會特點對其進行本土化。實現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需要培養本土文化意識、樹立文化自信,秉持兼容并蓄、文明互鑒的態度,對既有研究范式和實踐積極反思。探究語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徑可以助力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希望拋磚引玉,推動更多關于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范式本土化的討論和思考,共同助力中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國際學術話語權以及中國特色語言規劃理論體系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