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擺脫“低生育率陷阱”？

蔡昉

以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表示，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降到保持人口規模穩定所需的2.1 這個更替水平之下。三十年后的二0二二年，中國開始人口負增長，在統計意義上也就順理成章。如何應對這個人口新常態，成為從學術圈到決策層及至輿論界的熱切關注。在涉及人口的熱議話題中，我們有沒有機會擺脫目前的低生育狀況，對中國社會是一個唯此為大的課題，也是我在出版《人口負增長時代》一書后仍然念茲在茲的謎題。一方面，相關學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取得一定進展；另一方面，由于各學科之間的交流不順暢，交叉研究開展得不充分，每個流派的研究范式也不盡統一，以致我們迄今缺乏一個完整的認識框架。也就是說，人們對生育率問題表現出極大關注度，對相關理論進展和經驗積累卻知之甚少，因而在系統性政策思路上面也難以形成共識。作為對認識需求的回應，本文在綜述理論和實證文獻的基礎上，嘗試勾勒一個轉變研究范式和重構分析框架的路線圖。

一、“低生育率陷阱”之謎

奧地利學者沃爾夫岡·魯茨（Wolfgang Lutz）最先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在很長時間里，這只是人口學家圈內的討論話題。隨著生育率下降成為更多國家面臨的現實，這個令人不安的概念也不脛而走，甚至被接受為一種特征化事實。除了從具有極低生育率國家的經驗證據獲得支持外，這個假說還得到主流人口理論的背書。從理論和政策關注的角度來看，由于具備了以下兩個重要成分，故該理論已經概念化和體系化。第一，這個理論嘗試闡明，某些確定存在的因素，會通過特定的機制，使生育率下降成為一個自我強化的不可逆過程。第二，該理論也嘗試從經驗上表明，現實中存在一個關于低生育率的數量界定，也就是說，總和生育率降到該水平及以下的情形，意味著一個社會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且難以自拔。

魯茨及其合作者在一篇報告中指出，在人口、社會和經濟三個維度上存在著一些相互關聯的因素，共同推動低生育率國家的生育率進一步螺旋式下降（“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Population Research 2006 ）。從人口學角度看，長期的人口負增長會導致處在生育年齡的人數過少，以致無法逆轉生育率下降的慣性。從社會學角度看，既然每一代人在選擇理想家庭規模時，依據的經驗都來自上一代的生育率降低趨勢，所以，生養更少數量的孩子，對新生代父母來說只是順水推舟之舉。從經濟學角度看，在期望生活水平與實際收入水平之間存在的較大缺口，抑制了年輕一代生養孩子的能力和意愿。雖然魯茨等人不情愿給出一個作為“陷阱”標志的生育率，但是，很多其他研究表明，以總和生育率1.5 作為基準，可以取得較大的共識。也就是說，如果生育率低于這個水平，一個國家就被認為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二0二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3。世界銀行數據表明，二0二一年這個數字進一步降低到不足1.2。根據不同的參照標準，我們可以對中國現行生育率究竟有多低做出幾種判定：與2.1 這個保持人口規模穩定的更替水平相比，處于低生育水平；與1.5 這個作為“陷阱”基準的水平相比，已經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根據所謂“極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這樣一個標準，已經處在極低的水平。早在二0一四年，國家就開始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先后實行了“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和“可以生育三孩”政策，與此同時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正是對極低生育率的積極政策回應。

然而，從人口動態和生育率變化來看，這些政策尚未顯現預期的效果。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其既有的慣性，從二0一四年的6.7‰跌落到二0二二年的- 0.6‰。防止人口過快減少和老齡化，必然要求阻止生育率的下降勢頭，甚至希望生育率向更可持續的水平回升。學術界面臨的課題，便是打破學科之間的界限，從理論邏輯和實證經驗上回答，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什么東西，它能否以及如何被避免或擺脫。在諸多目標中，一個較為根本的是：打破傳統的認識定式和研究范式，構建一個符合生育率變化規律的分析框架，并按照一種內洽的邏輯制定政策。

二、傳統理論范式的罅隙

低生育率陷阱作為一種理論假說，既非無的放矢，也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上。實際上，迄今為止關于生育率的研究，無論是一些廣為流行的理論闡述，還是圍繞相應理論假說進行的實證分析，似乎都為低生育率陷阱這個說法提供了學理和經驗的證據。這方面，除了魯茨本人提到的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淵源之外，至少還受到兩個權威學說——“孩子效用論”和“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有力支撐。然而，一旦我們轉換認識視角并且吸收最新發展經驗，便可以發現這兩種理論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的缺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當之無愧享有“孩子效用論”的首創權。作為芝加哥學派的重要成員，貝克爾長期擔任經濟系和社會學系的雙聘教授，以把經濟分析應用于諸多社會生活現象著稱。作為人口增長微觀基礎的家庭生育決策，便是一個這樣的領域。從靜態角度來看，在貝克爾的模型中，孩子被視為能夠產生效用的耐用消費品，故家庭的生育決策可以采用成本-收益框架進行分析?！百徺I”孩子的價格或生養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花在他們身上的支出，也包括父母付出的時間或機會成本。從孩子身上獲得的收益，則包括孩子作為家庭勞動力、養老保障和情感寄托等效用。因此，父母期望的孩子數量，由家庭收入、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等因素決定。從動態角度來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方面，通過整體提高家庭收入，使父母對孩子產生較大需求；另一方面，也相對改變了生養孩子的成本和收益，降低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此外，根據貝克爾的婚姻理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也會分別提高或降低結婚率，繼而從不同方向上改變生育率。由于在這些正反兩面的因素中，婦女就業機會增多和孩子養育成本提高等因素，均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因此，一般來說，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趨于降低。迄今為止，從這個模型所涉及的變量中，人們尚難看到生育率下降的谷底。

國際人口科學聯盟最高榮譽獎得主迪爾克·范德卡（Dirk Van deKaa）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出和論證了所謂“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作為這一理論的前身，“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主要關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階段性特征，據此把人口轉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先是高出生、高死亡和低增長組合，繼而是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組合，最后是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組合。著眼于探討后現代社會背景下生育率進一步下降的獨特原因，范德卡嘗試在模型中加上一些能使該理論脫穎而出的因素，譬如說結婚率。由于生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以致妨礙家庭的向上社會流動，人們越來越接受新的兩性關系文化和婚姻制度。越來越少的人選擇結婚、更多的人未婚同居，以及更高的離婚率等現象日益突顯，成為生育率一降再降的主要解釋因素。

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的革命性貢獻，是把生育問題視為家庭出于效用最大化目標進行權衡取舍的結果，從經濟發展一般趨勢中尋找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也有其本身的核心貢獻，即把生育抉擇與社會流動聯系起來認識，在后現代社會的特征中尋找生育率進一步下降的原因。不過，在把這兩種理論應用于闡釋低生育率陷阱的時候，都暴露出各自的邏輯缺陷，同時也未能完美地獲得實際經驗的證明。

貝克爾的模型有一個先天的罅隙，不僅使其解釋力大打折扣，還將注定由此打開一個缺口，導致它對低生育率陷阱假說的理論支撐日益脆弱化。該模型沒有考慮到的事實是，影響家庭生育決策的因素，并不限于表現為掙取的收入和消費的產品及服務，還包括不可或缺并且重要性與日俱增的公共服務。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指出，一個國家在逐漸邁入富裕社會之時，通常會面臨私人投資與公共支出不平衡，以及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質量差別等矛盾。因此，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人們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個著名的“瓦格納法則”指出，隨著一個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的支出趨于增加，占社會總產出的比重相應提高。大多數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也都同意，以改善婦女和兒童福利為主要內容的公共服務，對于生育意愿具有正面而顯著的影響。

范德卡的模型雖然考慮到福利國家的因素，卻因受限于觀察和認識，沒有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他認為，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或者更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反而使人們對家庭的依賴程度減弱，從而也成為生育意愿下降的一個原因。誠然，結婚率下降、非婚同居比例和離婚率上升，不僅在西方國家日益普遍，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成為一種潮流。然而，用婚姻制度的變化解釋生育率的下降，卻未能經得住事實的檢驗。一方面，性觀念和婚姻制度的變化，本身就具有生育與婚姻脫鉤的含義。例如，從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來看，在二000至二0二一年期間，人口的結婚比例從5.2‰下降到3.9‰，離婚比例保持在1.7‰不變，同時，婚外生育的孩子占比卻從25.4% 顯著提高到41.8%。既然婚姻已經不再是生育的必要條件，婚姻制度的變化也難以成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無論在西方國家之間比較，譬如說北歐國家與南歐國家相比，還是拿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譬如說歐美與東亞地區相比，更為激進的婚姻制度變化未必對應著更低的生育率。

三、人口與發展關系新范式的支柱

之所以有“第二次人口轉變”這個概念，是因為預期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第一次人口轉變”曾經在歷史上被逆轉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困擾當今世界的人口減速和停滯現象，已經在西方發達國家顯現過一次，雖然就嚴重程度和影響范圍而言不可同日而語。人口停滯及其可能對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得到當時一些重要經濟學家的關注。他們不僅著書立說，嘗試突破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人口與發展關系范式，還面向大眾傳播新理念、游說甚至直接參與政策制定，影響了戰后歐美國家經濟體制和社會政策的選擇，改變了這些國家的人口轉變路徑和經濟發展軌跡。

就其身后留下的重要學術貢獻和政策遺產，以及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的作用而論，經濟學說史上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與當時人口問題的重大討論也密切關聯著。例如，岡納·繆爾達爾（GunnarMyrdal）對人口停滯的危害做出了天啟般的警示，撼動了瑞典乃至北歐學者和決策者對人口與發展關系的傳統認知，他本人也身體力行地推動了瑞典的福利國家建設。英國的梅納德·凱恩斯和有著“美國的凱恩斯”之譽的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雖然兩人身在大西洋兩端，卻不約而同地闡述了人口停滯造成需求側沖擊，進而阻礙經濟增長的原理，漢森還首創了如今在宏觀經濟學界再度流行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這個概念。應該說，與人口問題相關的思想和理論，從一開始就沒有局限在學術象牙塔內，而是在大眾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在議會里進行過充分爭論，進而成為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政策。例如，福利國家的北歐模式和英美模式，分別與繆爾達爾夫婦的立法游說、《貝弗里奇報告》的發表與實施，以及羅斯福新政的相關實踐密切相關。

有趣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生活在不同的國家，在幾乎不相往來的情況下，以相同的口吻表達了對于人口問題的危機感，都嘗試顛覆既有的人口與發展關系范式，并且親身參與推動了社會福利體系的構建。從戰后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歐美主要國家分別完成了福利國家建設，不僅促進了戰后的經濟快速復蘇、生活質量的躍升、中產階級的興起，更出人意料地迎來一個嬰兒潮。從實踐的角度，這不啻一項有益的社會工程和成功的社會實驗。從研究的角度，這段史實也堪稱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準自然實驗案例。那么，為什么歷史呈現出一個人口危機提出的問題，最終以福利國家建成而得以解決的反饋關系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搭建一個理論和經驗相結合的三位一體認知框架，或者說構建一個由三條支柱撐起的人口與發展關系新范式，這樣，人口危機的應對之策才有制度根基。

支柱一：存在一個相當于更替水平的普世生育率。從統計意義上說，2.1 這個總和生育率，既是定義生育率高或低的臨界點，即低于該水平就屬于低生育率，也是避免人口負增長從而人口規模萎縮的更替水平，即兩個孩子才足以替代父母二人。與此同時，來自不同國家的意愿調查、多學科的理論闡釋，以及歷史敘事和跨國數據分析也指出，2.1 這個生育率或每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也是家庭的理想生育意愿。如果這個生育水平具有不分時間和空間的普遍性，便可以稱之為普世生育率。這就意味著，任何由于共同或特殊的因素，實際生育率偏離這一水平的國家，都有機會借助自然形成或人為創造的條件，實現對普世生育率的回歸。

支柱二：社會流動狀況決定性地影響生育意愿。在當代社會，人們可以列出一個導致生育意愿低迷原因的冗長清單，涉及家庭收入和時間的緊預算約束、生殖服務的供給不足、教育的機會缺乏和成本高昂、崗位數量不足和就業質量低下、性別平等程度低等等。如果讓我們來選擇一個概念，使其既具有更大程度的基礎性、概括性和針對性，又能夠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范式的話，上述影響生育率因素的共同歸結點便是社會流動的不充分。從家庭的角度來說，人們是否具備一種良好的預期，在終其一生乃至跨代的時間框架內實現向上的流動，從根本上決定他們的生育取向和抉擇。

支柱三：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為社會流動提供制度保障。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可取之處在于，它在家庭層面上把生育意愿和生育選擇與社會流動聯系起來。阻礙社會流動的一個恒久因素，便是伴隨生命周期的風險乃至跨代的不確定性。而社會福利體系則是處置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丹麥社會學家哥斯塔·埃斯平- 安德森把福利國家區分為出發點和效果迥異的“三個世界”，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福利國家良好發揮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需要以恰當的制度設計為條件。以工薪階層利益為著眼點，關注就業和性別平等的北歐福利國家模式，最有利于為各階層提供平等的機會，因而能夠最充分促進“自下而上”的社會流動。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為福利國家與社會流動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提供了新的證據。

四、結語

中國的低生育率，既是長期控制人口的政策遺產，也遵循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針對特殊歷史原因，從對家庭孩子數的嚴格限制到逐步放寬，進而轉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調整，對于擺脫低生育率陷阱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然而，人口是一個既長且慢的變量，與經濟社會發展互為因果；作為決定性影響人口動態和格局的因素，生育水平是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形成和變化的。人口與發展關系的新范式，至少給我們提供兩個重要的啟示：一方面，低生育率陷阱絕非宿命，在理論和實踐上均有可能避免或擺脫；另一方面，擺脫低生育率陷阱亦非易事，需要以歷史耐心持續推進制度建設。換句話說，那些短周期、碎片化、急就章式的舉措固然有益，卻不足以在短期內改變既有人口格局；擺脫低生育率陷阱，勝算在于按照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的要求，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福利國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