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亦何嘗無風聞”

卜鍵　陸洋

風聞，此處指“風聞言事”，史籍中亦作風聞參奏、風聞參劾、風聞糾彈、風聞入告等，乃帝制時代朝廷賦予科道的一種特權。明代設六科給事中與十三道監察御史，通稱科道、言官，清朝的設置大體相同。他們職司糾察百僚，可以依據聽聞之事劾奏，不必交代消息來源，不用提供揭發人姓名，即便查明失實，也不受懲處。至其淵源，似可追溯到三代的“謗木諫鼓”，以及兩漢的“采風”與“舉謠言”，而在晉朝已然制度化，此后各朝雖有加減，大多相沿承。

清朝定鼎北京之初，曾明確科道“許風聞言事”。而有懲于晚明的內閣傾軋，曾將風聞參奏作為一種黨同伐異的攻訐利器，加上滿洲勛貴多驕橫跋扈，厭煩被人說三道四，遂予禁止。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三月，有旨令科道“凡有論列，須從國家起見，毋歧方隅，毋立門戶，毋泄己私忿，毋代人誣陷，毋以風聞輒告，毋以小過苛求”（《清世祖實錄》卷九九），對風聞參奏亮起了紅燈。清朝的科道統屬于都察院，總員額在一百數十之眾，平庸者自是樂得偷懶，卻也總有人抗爭質疑?？滴醯坌畹倪@次召見垂詢和集議，便是在此背景下舉行的。

一、四輔臣的機心

順治帝辭世之際，命未滿八歲的第三子玄燁繼位，而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輔政，號稱“四輔臣”。次日，他們即以皇上的名義，傳諭吏部和都察院，對于科道的彈劾做出硬性規定，曰：

國家設立言官，職司耳目，凡發奸剔弊，須據實指陳，乃可澄肅官方，振揚法紀。嗣后指陳利弊，必切實可行；糾彈官吏，必確有證據；如參款虛誣，必不寬貸。爾部院即通行嚴飭。（《清圣祖實錄》卷一）

話語不多，反復強調一個“實”字，要求凡科道舉劾必須先有確鑿證據，否則就可能獲罪。次日再命“嚴議巡方事宜”，增三等考核之制，增互糾之法，也就是地方大員可以反糾彈，對派駐各地的巡按御史加以種種限制。

四輔臣各懷機心，并不是一個整體，但在打壓科道上非常一致。為何要這樣做？想來還是與不愿受監督有關?！皳嵵戈悺薄按_有證據”說來冠冕堂皇，立意則在于堵塞言路。且不說那些個滿洲王大臣、內閣大學士，即以卿貳督撫論，如有貪贓侵占，怎么會讓科道在跟前目睹？沿承千載的“風聞言事”，就是要監察官員聽到議論、發現線索即行舉報，然后進入審查程序。那也是震懾貪官污吏的必要手段，使之不敢太恣意妄為。索尼等皆系老臣，不會不明白此間深意，卻斷然擬詔，出臺新規則，來了一個反震懾。而權臣從來不乏小跟班，淫威之下，被打壓的群體中也會有人跳出來鼓掌喝彩。幾日后，山西道御史胡來相條奏，主要意思是：今后科道參奏某官，應注明是否親身經歷、親眼目擊，不然就得提交揭發者姓名和具結字樣；若審明內容失實，即行反坐，誣揭之人亦反坐。又過了幾天，吏科給事中楊雍建上疏，說那些“揭報之人非謀詐，即挾仇”，請禁止科道依據揭帖糾參。兩奏很快獲得四輔臣的批復，多數言官噤若寒蟬。

玄燁親政后，這種局面并無多少改變?？滴跏辏ㄒ涣咭唬┪逶?，都察院左都御史艾元征上疏：“世祖章皇帝時于出位妄言及風聞失實者皆立加懲處，以風聞言事伐異黨同、挾詐報復故也。嗣后果有確見，關系政治及大奸隱弊，仍無論有無言責悉聽其指實陳奏外，余并不許以風聞浮詞擅行入告?！痹鳛閮沙蹘?，素負清望，盡管仍有人提出抗辯，玄燁的看法與老師相同，諭曰：漢官中有請令言官以風聞言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鉅。（《清圣祖實錄》卷四十）

此諭也說到明代君臣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搞得內耗嚴重，民生日艱，應當引以為鑒。此時的玄燁剛過十七歲，所說不無道理，也有些片面膚泛，應是從艾師傅那里學來的，卻得到經筵講官熊賜履的激贊。由是可知這位后來的理學名臣、內閣大學士，也精擅馬屁功夫。

二、地震示警

轉眼到了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正月，征討三藩叛亂的戰局漸次扭轉，都察院左都御史宋德宜上疏：“自三桂煽亂，各路統兵大將軍以下，亦有玩寇殃民，營私自便，或越省購買婦女，甚者掠奪民間財物，稍不如意，即指為叛逆。今當克期滅賊，尤恐借端需索，請嚴飭?！保ā肚迨犯濉に蔚乱恕罚┐俗辔匆娋唧w指證，屬于典型的風聞言事，玄燁即加采納，錄入諭旨，令統兵大將軍王、貝勒等嚴行禁止，并沒有要德宜提交什么詳細證據。

親政日久，玄燁對內外大員的多數奏章，包括科道官的彈章洞察其弊，降諭斥責：

近見各處章奏，凡于見行之例，或借端營私，巧為掩飾；或推諉卸過，冀免處分；或徇庇情面，曲為彌縫。凡行一事，每滋弊端，以致良法美意澤未下究，而累己及民。揆諸立法初意，殊為未符。此等情弊，科道官雖有風聞，因無確據，難以指參。朕雖洞悉緣由，期其自行改悔，不加深求，遂爾因循，以為僥幸之路……（ 《清圣祖實錄》卷七三）

讀后，應能感覺到，這位英察的青年天子已發現禁止風聞言事有些不妥，卻也沒想明白怎樣解決。

十八年（一六七九）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發生強烈地震，德勝、順承、彰義等城門倒塌，宮殿、官廨、民居十毀七八，官民死傷甚眾。大震稍停，塵土遮天蔽日，左都御史魏象樞即飛奔入朝，說服守門侍衛，終得進入乾清門，奏曰：“地道，臣道也。地道不寧，乃臣子失職之故。臣子失職，乃臣不能整飭綱紀之故。臣罪當先死，以回天變?！毙盥勓愿袆?，招入內殿單獨問對，“近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秘不傳”（《碑傳集》卷八）。秘而不傳，乃指象樞有古大臣之風，對皇上召問的內容既不告訴他人，也未私自記錄。次日，玄燁召見大學士明珠、李霨，尚書宋德宜及魏象樞，出示詔款六條，斥責“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茲災眚”，逐一列舉各類弊政，并再次宣稱對此素有聞知，以正在用兵之際暫予寬容，嚴命務必改過自新。索額圖、明珠、李霨等慌忙表態，說了些“無地自容”“惶悚愧汗”啥的，只有魏象樞對言路不暢挖掘根源，奏稱：“皇上深居九重，洞悉利弊如此，諸臣既非木石，人人能知之，誰肯以此言告皇上？誰肯為皇上實心奉行者？臣等之罪無可自解，惟仰請皇上嚴加處分而已?！保ā肚逋ㄨb》康熙十八年）這番話與數日前請見時所言，皆未提及風聞奏事，而玄燁與在場大員應皆心中有數。

八月十一日，為對應上諭中指出的官場積弊，大學士九卿議定了一整套新的反貪腐措施，亦分六款：

一、 督撫司道等不得與在京大臣私下來往，不得因事營求、彼此饋送，違者革職拿問，并將涉事下屬和家仆等治罪。

二、所薦官員若發生貪污侵占，將原舉官從重治罪。

三、領兵將帥假借“通賊”以殘害良民者，諸王貝勒交宗人府從重治罪，統領等分別革職降級，兵丁鞭責，家奴正法；當地督撫如不題參，發現后一律革職。

四、州縣官對天災人禍隱瞞不報者，革職永不敘用；州縣已報，上司擱置不問者革職；州縣官侵蝕賑饑錢糧者革職拿問，上司不行稽察，俱革職。

五、承審官無故將平民長期關押者革職，因而致死人命者分別重處；誤擬死罪已決者抵死，枉坐人罪者革職；衙役敲詐勒索，計贓分別嚴懲。

六、對包衣下人以及王公大臣家仆霸占關津、倚勢欺凌者，立斬示眾；該管官員革職，其主子分別職級罰銀，并交宗人府從重議處。如有在外倚勢干涉訴訟、肆行非法者，根據情形懲處。

以上各條，主要是針對滿大人所發，不避細碎，一一列舉，得旨“嚴飭通行”。而就在第二天，玄燁再下諭旨，批評各部院漢官凡事推諉滿官，不為國家盡力擔當，只圖早歸宴會嬉游；也說“科道各官，平日章奏內將一二可行之事，隱附私情，希圖作弊，至凡有條議，鮮非無因”，無疑是聽信了一些滿蒙王公大臣的意見。

三、姚締虞之奏

京師大地震后，玄燁降詔求言，并命三品以上官員具疏自陳（有自查反省之義）。群臣紛紛遵諭上奏，大多數空話套話連篇，而吏科給事中姚締虞與眾不同，直指時弊：

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無不言，有聞則告?！囉^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何如鯁直？即未禁風聞以前諸臣奏議，亦猶有可觀。伏乞敕下在廷諸臣會議，嗣后如有矢志忠誠、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謬，亦賜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者，縱彈劾得實，亦難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則言官有所顧忌而不敢妄言，中外諸臣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為矣。（《清圣祖實錄》卷八三）

他將貪腐滋蔓歸結為缺少監督，將監督不力歸因于言官有顧忌，進而以艾元征的請禁風聞條奏為轉折點，而根子在哪里？從其指出順治朝的奏議的忠直切實，自也不言而喻。

姚締虞為順治十六年二甲進士，初任成都推官，以理刑平恕得名，舉卓異，選為科臣。其奏坦誠激切，皇上讀后則不以為然，甚至有些反感，“疏留中久不下”，后來批朱下發，令九卿科道“確議具奏”。

八月二十六日，玄燁特頒諭旨，關鍵詞就是“風聞言事”，大加駁斥，《清圣祖實錄》卷八三：

近見直言讜論者不過幾人，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朕自臨御以來，略知此情，每期言路諸臣化其偏私，實陳得失，輔登上理。頃有以風聞言事請者，試約略論之：

如今之章奏已見施行者，雖不明言為風聞，何嘗不是風聞？今若開風聞之條，使言事者果能奉公無私，知之既確，言之當理，即當敷陳，何必名為風聞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為可以風聞，但徇己之好惡，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無確見，聽之者安能問其是非？故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所以誡言之無據、謀之自專也?！絷P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參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區區風聞之言能斂戢奸貪之志氣哉！

諭旨所論，主要針對姚締虞的奏折，諸如“好名”“生事”“徇己之好惡”“謀之自?！?，皆不是什么好詞，乃玄燁看法和情緒的自然流露。至于其中對言官徇私、言路不暢的指責，對開禁風聞言事的顧慮，也自有道理。

第二天，玄燁諭令內閣大學士對奏折認真把關，又有“徒為更張”“逞空言，無補實用”等言詞，感覺就是在責斥姚締虞。

四、御前論辯

玄燁畢竟是一個明君，雖對姚締虞的疏章大為不滿，親加批駁，卻愿意召開一次御前問對，傾聽不同的意見。其中也包括姚締虞的個人見解，給他一個說話的機會。有誰在皇上那兒為之進言嗎？應有的，推想是魏象樞起了些作用。至于說玄燁這次召見垂詢的小目標，當在于證明自己的正確，并樹立一個虛衷納諫和聰察兼聽的圣明形象。

八月二十九日，召見在中和殿舉行，滿漢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集于中左門外，玄燁先召吏部侍郎哲爾肯、屯泰入內，告知二人：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但所奏“有禆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責者甚多”，要求轉達上意，命九卿各官在覲見時直陳勿隱。哲爾肯和屯泰出至中左門，先轉達皇上的口諭，接著宣讀上諭。這道諭旨較長，其中開列科道存在的種種弊端，如“舉才能”之標準不一，“銷算錢糧”的部駁之爭，要求立論必出于公心，而此前的一段話尤應注意：

即如科道條陳一事，部議準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今日之所謂是，明日又轉而為非，朝更夕改，茫無成憲，難取信于天下，豈治道至理哉！

打招呼、定調子之意甚明，也就是不要再說了。

眾官至中和殿內叩見，玄燁發問：“姚締虞所奏風聞言事疏，爾等如何定議？”凡此類召見群臣，除非皇上特別點名，回話的序次一般依照官職的高低。吏部尚書郝惟訥、戶部尚書梁清標先奏，完全遵照皇上的意思，說：“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風聞，但風聞參奏、審問全虛者，定有處分之例。今若不加處分，恐有借稱風聞挾私報怨者亦未可定，仍應照定例行?！陛喌奖可袝暮?、左都御史魏象樞、戶部侍郎田六善，則奏稱現在規定“科道奏事全虛者處分，一款得實者即免議，人人原可盡言，但要虛公體訪，不宜又開風聞之例”。意見雖略有不同，仍不出皇上畫的圈兒。

接下來，玄燁命科道官發表見解，吏科掌印給事中李宗孔、禮科掌印給事中余國柱等趕緊表態：“言官風聞言事，皇上原未禁止，但徑開風聞之例，恐有未便?！闭f法與郝惟訥等大員如出一轍。玄燁點頭首肯，諭曰：“此系明末陋習。若此例一開，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挾制、罔上行私、顛倒是非、誣害良善等弊?！北娙素M不知這番話就是皇上的結論，意味著召見要結束了？未料又起波瀾，或曰轉入本次廷議的關鍵環節，即玄燁與姚締虞的二人對話?！肚迨プ鎸嶄洝匪洿蠹雍喕?，似乎就是康熙帝對姚締虞單獨敲打了幾句，而以《康熙起居注》當日記述較為詳悉真切，為閱讀方便，茲分節迻錄如下：

上命姚締虞近前，問曰：“爾云言官宜風聞言事，爾意如何？”

姚締虞奏：“臣心無欺，止知為朝廷。言官是朝廷犬馬，若寬言官處分，便敢于言?！?/p>

上曰：“朕曾處分幾言官來？”

姚締虞奏：“皇上至圣至仁，從不曾處分言官，但有處分條例在，言官皆生畏懼。臣等事堯舜之君，但愿服官報效，誰肯自取處分？且畜犬所以御盜，如禁犬不吠，則盜亦無所顧忌矣?！?/p>

上曰：“人臣為國，不擇利害，有志之士雖死不畏，況降級乎！爾等皆以風聞為言，朕亦何嘗無風聞，姑舉一二端言之：君臣分義，休戚相關。當吳逆（吳三桂）初叛時，諸臣中有一聞變亂即遣妻子回原籍者，此屬何心？視國如家之誼當如是耶？又有占人田土、受人賄賂、徇情行私、大為不法者，爾言官何曾一言參奏？由是觀之，犬不能吠盜，而反為盜用矣。若任爾等之言，借‘風聞二字恣行其私，不立處分條例可乎？”

姚締虞奏：“臣疏原不敢謂不應處分，但望辨公私誠偽。若一念至誠，為主天日可矢，即言有未當，仍望皇上寬其處分；茍一念涉私，即彈劾得實，亦應重加懲創。且皇上親政以后原未禁風聞，因故憲臣艾元征條奏，始定此例?！?/p>

上曰：“如爾去年差往江西，聞所行不善，朕亦未必即信。此亦是風聞，果可信耶？否耶？”

姚締虞奏：“臣八月初五至江西，九月初即行，并未有不善之事?！?/p>

上曰：“若要錢，原不在時日多少?！?/p>

姚締虞奏：“實實不敢?！庇肿嘣疲骸翱频拦俦颈?，責任又重，非啟奏不得時在皇上之前，又有此處分條例，所以為皇上指奸斥佞是極難事。今日奉皇上一番諭旨，臣等科道各官仰窺圣衷，此后便敢進言?！?/p>

上曰：“言官奏事，宜將國家重大事務確加敷陳。爾等所言多舉細事，無關治要，今后慎勿草率塞責。如有大奸大貪參劾得實，朕法在必行，決不姑貸?！?/p>

情景宛然，問對者的口角風神，躍然紙上。這段文字并不艱深，為保持原汁原味，也就不煩轉譯了。

這樣的場合，這種出自皇上的嚴厲逼問，換作多數官員，即便是卿貳大員，早已惶悚觳觫、磕磕巴巴答不上話來。姚締虞秉性清直，也心中踏實，回話雖恭謹有加、措辭得體，卻絲毫未見怯場。君臣二人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發問犀利，回稟坦直，玄燁本來的一腔慍怒竟爾漸次消散，對姚締虞反倒生出強烈的好感。

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翰林徐乾學就在現場，多年后追述當時情景，可作為補充：

時群臣跪立者，驟聞嚴命，無不息震悼。公（即姚締虞）反復辯論，辭氣益發舒，微視上顏愈霽，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才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樞彈奏程如業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弊允侨撼紝嵱魃弦?，咸感悅叩首退。將退，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世祖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為未閱此乎？”公對曰：“惟久經圣覽，臣故不憚盡言?！鄙厦运孕妒佛^。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碑傳集》卷六五，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志銘）

由是可知，玄燁對姚締虞的奏章極為重視，置諸御案之上，而起居注所載的召對情景，乃皇上欽命姚締虞本人記錄，以昭信實。不久，姚締虞升工科掌印給事中，再數年升任四川巡撫。

風聞奏事，的確是一道兩難命題，可作為懲治貪腐的利器，也會被當成朋黨攻訐的借口。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載入史冊、尚未引起今人足夠重視的召見。玄燁先期已有設計好的程序，未想到結尾時陡起變數：本來的宣召訓示演變為御前論辯，原有對姚締虞的不良印象，也隨著一番對駁應答化為烏有。有關風聞言事的處分規定雖未撤銷，康熙帝則當眾表示不禁風聞，亦不會因風聞懲處科道；姚締虞挺身直言不敢上言的緣由，也理解了皇上的本意與不得已之苦衷。君臣在交流的過程中曾有些劍拔弩張（當然只是玄燁如此），最后則皆大歡喜，只不知那些個爭先表態的大小官員，此時是否有些許羞慚。

忽忽又是八年，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十一月，三藩之亂徹底平定，臺灣島回歸，第一次進剿雅克薩之役大獲全勝，大清一派興盛氣象，而明珠、索額圖在朝廷各樹朋黨，傾軋日甚。玄燁思慮再三，打算解除風聞言事之禁，命九卿與科道等官集議。明珠等上奏：“今又行風聞之例，恐不肖之徒借端嚇詐，陰挾私仇，轉相請托，讒構橫行，亦未可定。此例斷不可設……”玄燁予以批駁，指出參劾貪官，很難拿到貪贓受賄的確切證據，只能依據風聞，“豈有身與之通同受賄作弊，而顧肯參劾之耶？”他表示要再行“風聞糾彈之例”，使貪官有所儆懼。如果有挾仇報復者，一經審明，“自有反坐之典在”。

約兩個月后，御史郭琇參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等結黨營私罪八款，其中兩款為打壓和收買言官，所據多來自風聞，得旨皆予革職或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