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墨西哥農民英雄的神話

張青仁

一

雖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國別研究興起于美國，但拉丁美洲卻并非其關注的重點區域。即便迫于“二戰”的形勢，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啟動了“地區和語言”等多個海外區域國別研究的項目，美國對拉丁美洲的研究也遠遜于亞洲、非洲和中東等其他區域。隨著美蘇爭霸的局勢形成，尤其是古巴大革命后，為了確保周邊國家秩序穩定，美國政府才逐漸強化對拉美國家的研究。此外，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計劃的實施，推動這些“貧窮”“落后”的拉美國家的現代化，以此抵御外來思想的沖擊。緊鄰美國的墨西哥首當其沖。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來自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專家學者與墨西哥政府合作，在恰帕斯、尤卡坦等土著、農村區域開啟了一系列發展項目，致力于將這些落后的、野蠻的、容易受到極權思想影響的土著人、農民轉變為“文明社會的現代人”。

隨著歐洲的衰退，美國對世界的主導地位的確立，無論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抑或是社會大眾，都對美國為樣板的，進步主義與自由主義融合的現代化道路抱有極大的信心。然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經濟與社會改革引發了精英階層的不滿，少數族裔、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權運動的發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美國面臨社會分化、共識缺失的困境。越南戰爭、古巴革命、解放神學運動的興起亦不斷沖擊著美國社會。在這場思想的激蕩中，馬克思主義者、激進民主主義者、少數權力運動者走到了一起，他們將社會改良的主張與反主流運動融合，在對當權派的批評、反對中，形成了美國社會的新左派。

社會思潮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年輕的小約翰·沃馬克（JohnWomack Jr.）。五十年代，這位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俄克拉何馬州諾曼的年輕人正在哈佛大學求學。彼時的他對自由主義趨之若鶩，一度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杰克遜式的民粹主義。在完成關于俄克拉何馬州佃農的學位論文后，一九五九年，他前往牛津求學。受老師的影響，他開始重讀黑格爾，重讀馬克思。越南戰爭的爆發，大量無辜人員的死傷深刻地教育著這位年輕人，促使他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激起他對生活、經濟、權力、國家的思考。他開始重新審視自由主義，重新審視美國，并開始關注國家之外窮人和大眾的命運。在這一轉換中，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為他理解世界的工具。

一九六一年，在結束英國的學習后，他原本計劃成為一名記者，卻發現自己刨根問底的性格并不適合。困頓之際，一則哈佛大學博士生獎學金的消息吸引了他。對于年輕的沃馬克來說，近在咫尺的拉丁美洲是一塊充滿著激情、光榮與夢想的熱土。古巴革命的勝利，顯示出這個拉美島國的堅韌與頑強，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更為其增添了幾分烏托邦的迷幻。在古巴之外，對拉美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墨西哥大革命余溫尚存，反叛的、底層的、農民的薩帕塔已經成為墨西哥民族主義神話的重要構成。來自中南部農村的神秘經歷、從生到死的種種傳說更為這一神話增添了幾分神秘。師長卻告訴他，墨西哥的工作已經完成，建議他做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沃馬克接受了研究哥倫比亞的提議，他先是坐火車來到了墨西哥，后轉乘汽車去了哥斯達黎加，再轉乘飛機來到了哥倫比亞的波哥大。最初，他計劃前往波哥大南部的卡利，突如其來的武裝暴力切斷了通往南部的公路。他轉頭北上，想要研究一九二八年圣馬爾塔發生的香蕉罷工。人們卻告訴他，這里從未發生過罷工，農場主和員工的關系一直很好。接連的困頓激起了他的思考，他發現自己最感興趣的還是墨西哥，尤其是薩帕塔農民起義軍。這不僅是因為他曾做過佃農研究，更因為他們“一次次地經歷失敗，卻又一次次地重新崛起”。于是，這個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對勞苦大眾滿懷激情的年輕人來到了墨西哥。他查閱了大量的檔案、手稿和傳記資料，在官方的、宏大的敘事之外，從底層的、微觀的視角，呈現了二十世紀初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神話。

二

薩帕塔神話的起點是十五世紀西班牙人對墨西哥的殖民征服。聚集在城市的西班牙人將土著人束縛在農村社會，在種族區隔基礎上，建立了城鄉分離的體制。雖然大莊園制度、采礦業和其他采掘經濟的發展，使得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市與土著人居住的鄉村聯系日益增多，但二者大體上維系著相對獨立的關系。墨西哥獨立后，為了強化對基層的控制，克里奧爾精英深化了波旁王朝末期的改革。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統治精英頒布了一系列沒收、私有化土著村社土地的法律制度。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迪亞斯政府的工業化政策加快了村社土地的私有化進程。一八八三年頒布的《殖民法》 （Leyde Deslinde y Colonización de Terrenos Baldíos ）擴大了那些劃定和收購土著村社的外國公司的權力，允許這些公司可以轉賣無法確定所有權的村社土地。村社若要捍衛土地資源，只能將土地分配給個人，或是對集體土地確權。前者矛盾重重，后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導致大多數村民在二十世紀初已經徹底失去了土地。

二十世紀初，莫雷洛斯州（Morelos）阿內內圭爾科（Anenecuilco）的村民正在艱難地捍衛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在迪亞斯統治后期，種植甘蔗的種植園成為州內唯一合法進步的機構。一九一0年，幾經周折后上任的州長埃斯坎東修改了《憲法》與《不動產法》，確保了種植園對村社土地的所有權，禁止阿內內圭爾科的村民們在土地上播種。數次合法化抗爭無效后，有著家族革命傳統的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成為民選領袖。他率領村民發起持續的抗爭，最終成功捍衛住了他們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阿內內圭爾科村民的故事表明了這樣的事實，這個農民起義軍神話的緣起，不過是村民們遭遇資本入侵后，對其土地主權的確認與主張。誠如墨西哥歷史學家恩里克·克勞澤 （Enrique Krauze） 所言：土地母親隱藏著薩帕塔斗爭的最終意義，既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這就是薩帕塔哪里都不想去的原因，他想留下來。在土地母親之上，是建立在地緣、血緣關系之上，由自給自足家庭構成的、具備自治屬性的基層鄉村社會，這正是中南部墨西哥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

事情的發展卻并未如阿內內圭爾科的村民想象的那般簡單。土地革命的浪潮在當時的墨西哥已呈現出風起云涌的態勢，這也意味著，原本發生在莫雷洛斯州的農民起義，具備了全國性的意義。與此同時，北部、中部多個區域爆發了反對迪亞斯獨裁的革命運動。最終，薩帕塔也卷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馬德羅的陣營。推翻迪亞斯統治后，薩帕塔卻發現“北方地主的兒子”馬德羅背棄了革命的承諾。薩帕塔意識到，不能將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政治精英，他制定了《阿亞拉計劃》 （el Plan de Ayala ）作為薩帕塔農民起義綱領。數次遭遇背叛、土地權力主張的遙遙無期不斷驅動著薩帕塔更新對革命的認知。革命并非只是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恢復，更不能將其簡單定義為政權的更迭，而是在最根本層次上改變墨西哥不平等的社會經濟秩序，改善最廣大的墨西哥人民的經濟狀況。否則，只能是“革命來了又走”。因此，薩帕塔明確了對《阿亞拉計劃》的堅持。正是這種不妥協，使他在真正意義上捍衛著墨西哥最廣大的、最底層的民眾的訴求與利益，堅持最大限度地忠于人民。在他的帶領下，農民成長為墨西哥大革命的重要主體，并形成了對大革命的共識。只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真正知道問題所在，才能在真正意義上解決人民面臨的問題、捍衛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自治，建立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成為農民起義軍的重要主張。

雖然數次遭遇背叛，但薩帕塔一直沒有放棄過聯盟與合作的訴求。他很清楚，對于墨西哥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卻持久分裂的國家，和平、穩定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他渴求全國革命者的聯盟與團結，為建設一個文明、進步的國家服務。即便權貴精英提出的要求與他最初的主張有著相當的距離，他也做好了和談的準備。這也預示著，薩帕塔這個來自阿內內圭爾科的農民，不僅走出了莫雷洛斯，更成長為墨西哥國民的領袖。

在族群區隔、階層分化根深蒂固的墨西哥，薩帕塔這樣一個來自偏遠的農村，堅持以最廣大的人民為中心，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具備民族主義情懷的革命領袖，自然無法得到權貴階層的認同。大革命末期，已經完成政治蛻變，極具個人魅力的薩帕塔已然成為權貴階層的最大阻礙。最終，在卡蘭薩派軍官瓜哈爾多（Guajardo）的誘騙下，薩帕塔遭到了謀殺。薩帕塔的死亡，是這個墨西哥農民英雄的必然命運。正是薩帕塔的死亡，完成了這個農民英雄神話的最后一筆。如同摩西一般，薩帕塔以死亡的方式回歸了這片他熱愛的土地，回到他出生地的密林之中，成為他熱愛的人民心中永遠的神話。

雖然宣告了自己的左翼立場，明確了自身底層、大眾的視角，必須承認的是，沃馬克對于薩帕塔農民起義軍“如何而來，如何運作以及優缺點”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具備解構薩帕塔神話的意義。然而，正是對薩帕塔神話的層層剖析，沃馬克深入細致地還原了薩帕塔個人心靈的成長史，系統呈現了薩帕塔農民起義軍參與墨西哥大革命的歷程，將薩帕塔這位農民領袖的斗爭智慧，對人民、祖國的熱愛以及為革命奉獻的無畏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真實可信。正因如此，這本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著作，在激起大眾對薩帕塔向往的同時，也成為薩帕塔英雄神話層累的產物。

三

頗為諷刺的是，薩帕塔死后，知識分子馬加尼亞繼承了薩帕塔的地位。他率領薩帕塔農民起義軍，加入到融入國家的進程中。在奧夫雷貢擔任總統后，人民重新燃起了對國家的希望。薩帕塔精英加入到國家的政權中，莫雷洛斯的革命者為國家穩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莫雷洛斯州開始土地改革，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莫雷洛斯的農戶分到了屬于自己的田地。然而，阿內內圭爾科村民卻并沒有完全實現他們的理想。薩帕塔的兒子尼古拉斯·薩帕塔當上了庫奧特拉的長官，他不僅沒為故鄉做出貢獻，反而不斷干預村社的土地分配。隨著移民的流入與人口的增長，阿內內圭爾科的土地嚴重不足。與阿亞拉城的土地糾紛更讓土地問題雪上加霜。阿內內圭爾科的村民發出了“為什么最先為土地而戰的村落反而最后才能得到土地，甚至永遠得不到土地”的疑問。然而，在革命后局勢穩定的當時，沒有人再關心阿內內圭爾科村民的境遇。一九四七年的圣誕節，警察突襲了佛朗哥家，槍殺了他和兩個兒子，毀掉薩帕塔留給他的登記有阿內內圭爾科土地所有權的文件。此后，再也沒有人為阿內內圭爾科的村民發聲。困擾阿內內圭爾科人數十年的土地問題就這樣被解決了。莫雷洛斯卷入到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時期。隨著老一代薩帕塔人的陸續逝去，人們逐漸遺忘了這段苦難的歷史。只是在每年的八月八日，薩帕塔生日的當天，莫雷洛斯的政要才會來到這座建在薩帕塔父親房子廢墟之上的紀念館，紀念這位在墨西哥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英雄。

大革命之后的墨西哥，在革命制度黨政府的統治下迎來了較長的穩定發展期。一系列經濟發展計劃的實施，讓這個古老的國家走上了現代化的快車道。如同革命制度黨政府對阿內內圭爾科土地問題的解決一樣，穩定的社會、繁榮的經濟背后無法掩蓋這個社會日益擴大的裂痕。這是殖民時代遺留下來，對墨西哥社會有著支配性滲透的階級與種族的分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隨著革命制度黨統治秩序的日漸式微，人們對這種分裂的感覺越發強烈?！皺噘F階層的、生活在消費世界的墨西哥人，不想看到土著和農民代表的另一個墨西哥，他們無法真正意義上承認他們的存在?！?/p>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革命制度黨政府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國家秩序難以為繼的情形下，革命制度黨政府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以資本解決危機、構建自由市場的訴求下，權貴精英背棄了大革命的承諾。革命制度黨政府修改了一九一七年的憲法，取消了土地分配與保護制度，底層的農民與土著人再次失去了國家的庇護，面臨著再次失去土地的危機。

如同當年薩帕塔率領阿內內圭爾科的村民振臂一呼一般，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一位同樣有著傳奇經歷的白人將領馬科斯（Marcos）率領恰帕斯州走投無路的土著人占領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San Crist?bal de las Casas）、奧科辛戈（Ocosingo）等多個高地城鎮。他們不僅繼承了薩帕塔的名號，更繼承了薩帕塔起義軍的訴求：對土地的主張，對自治傳統的維系和民主參與的政治主張。然而，與薩帕塔農民起義軍不同的是，在經歷了革命制度黨數十年的統治及被迫卷入全球化的進程后，此時的薩帕塔運動，深刻地意識到建立在殖民秩序基礎之上的世界體系與權力階序是社會發展的根本阻力。薩帕塔運動將對權力關系的批判平移至所有的群體內，拒絕任何可能存在的唯一優先性，致力于為被壓迫的群體發聲。這也使得此時的薩帕塔運動超越了國家的界限，具備世界意義的關懷。在數次遭遇欺騙，與政府和談破裂后，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以決絕的姿態，斷絕了與權力機構的聯系。他們在恰帕斯州高地地區的拉坎頓叢林里，發起了以土著人為主體的自治運動，續寫著新的英雄神話。數百個土著社群，更在薩帕塔運動的影響下，發起了事實上的自治運動，以此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沖擊。

雖然文化多樣性的主張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今天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卻面臨著比二十世紀初更為惡劣的境地。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后，資本構成的權力網絡已經滲透至墨西哥基層的土著村社。民主化轉型后，資本與權力的結盟、裙帶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蠶食著土著族群僅有的空間?；谒_帕塔運動的巨大影響力，墨西哥政府改變了武力鎮壓的策略，采取了“整體消耗戰”的方式，對其發起了持續的攻擊。對薩帕塔之外的小型抵抗團隊，則多以“地方社會內斗”的名義，延續了武力鎮壓的策略。

二0一八年洛佩斯總統上臺后，聯邦政府對待薩帕塔自治運動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二0二一年九月，兩名薩帕塔好政府委員會的成員被州政府控制的咖啡種植組織綁架，最終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持續抗議中得以釋放。新冠疫情暴發后，錫那羅亞州和哈利斯科州的販毒集團涌入恰帕斯州，在恰帕斯州制造了一系列暴力犯罪事件。他們更與恰帕斯州勾結，對薩帕塔自治區發起了持續的破壞行動。二0二三年十一月，副司令馬科斯的繼任者莫伊塞斯數次發表聲明，譴責聯邦、州和地方軍隊及警察對民眾保護的缺失，聲稱暴力運動的蔓延是各級政府持續惡政的結果。薩帕塔宣布將廢除運行二十余年的好政府組織（las Juntas de Buen Gobierno）系統，將地方自治政府（los Gobiernos Autónomos Locales）作為自治系統的基本結構。薩帕塔在農場、社區、村社等基層社區建立地方自治政府，提升基層社區抵御資本和資本入侵的能力。在基層地方自治政府之上建立區域集體會議，確保地方自治政府執行各項生產生活計劃。出于安全考慮，在結構調整期間，原有蝸牛社區中心只對薩帕塔自治區內的民眾開放。此外，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邀請世界各地的民眾，參與十二月底至一月初舉行的薩帕塔運動三十周年紀念活動。對于這一變化，墨西哥國立人類學歷史學學院長期從事土著研究的學者托佩特教授告訴我，這并不意味著薩帕塔運動終結或衰落，而是薩帕塔人在遭遇困境下的突圍。

談到墨西哥，人們總會說，可憐的墨西哥，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這句話，透露出的是對美國支配下墨西哥國家命運的不甘與惋惜。然而，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正是在緊鄰美國的墨西哥，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和土著人，卻在跨越五百年的時間里，對支配他們的殖民者、獨裁者和資本家發起著持續的挑戰。他們的反抗，提醒著我們弱者的存在，提醒著我們尊重、多元與包容的價值，更提醒著我們，在車水馬龍、鋼筋水泥的現代生活之外，還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二0一四年后，我曾數次造訪恰帕斯州，無數人向我講述著薩帕塔的種種傳說。在他們的眼中，薩帕塔不是一個人，他是五百多年來墨西哥人英勇不屈的象征。副司令馬科斯是他的化身。率領數千名土著人在圣城建立屬于土著人的自治社區，最終殉難在準軍事組織槍口之下的胡安也是他的化身……在薩帕塔的身后，是生活在這片古老土地上熱愛和平、堅持正義、永不斷絕的太陽的子孫。

英雄從未遠去。

（《薩帕塔與墨西哥大革命》，[ 美] 小約翰·沃馬克著，胡楠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0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