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的研究進展

張振 王瑩 李月叢

關鍵詞：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環境特征

1引言

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是考古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等學界關注的前沿研究領域，通過探討古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闡述古人類及其文化形成、發展和演變的環境背景和動因，重建人地關系歷史，從而為進一步揭示當下人地關系提供重要的參考與借鑒[1-7]；目前，有關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探討多集中于新石器時代[1，3，5，6]。近年來，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研究方法與技術的進步，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關系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例如，張東菊和陳發虎從古人類對地質資源、石料資源和動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策略等角度，總結了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對環境變化事件的響應和行為適應特征[2]；楊石霞等從遺址分布、石器技術變化等方面分析了早-中更新世中國古人類演化與氣候環境變化的耦合關系[8]；陸瑩等根據遺址的時空分布，闡釋了古人類在不同區域活動強度演變的時空特征[9]；張文超、孫雪峰等探討了秦嶺地區更新世環境變化對古人類活動的影響[10，11]。但是，已有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主要是通過考古材料（如，哺乳動物化石、石制品等）對個別遺址早期人類生活環境的定性描述；對不同時期、不同環境背景下古人類遺址的分布特征，區域氣候、地貌、水源等環境因素對人類分布的制約作用，以及古人類對環境適應能力的探討仍然較少。

泥河灣盆地是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存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考古文化序列最為完整的區域（圖1），在人類演化的關鍵階段都有重要遺存的發現，構建起了華北乃至東亞地區170萬年至1萬年間較為完整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為東亞地區人類起源、演化過程提供了關鍵記錄，是舊石器考古學、古人類學、第四紀環境學等領域關注的熱點地區，被譽為“東方的奧杜威峽谷”[12-15]。關于泥河灣盆地的研究已有百年的歷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20世紀20年代，桑志華、德日進、巴爾博等外國學者在泥河灣地區進行動物化石的研究工作，確立了泥河灣層的科學價值和國際地位[14，15]。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賈蘭坡、蓋培、衛奇、謝飛等先生為代表的眾多考古學者推動了泥河灣盆地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的迅速發展，大量舊石器時代遺址被發現、發掘以及研究，使泥河灣成為研究中國乃至東亞早期人類及其演化的重要地區[12-15]。迄今為止，泥河灣盆地已經發現了300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部分重要遺址已具有較為精確的年代，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古人類活動的年代框架已基本建立[7，8，12，16-17]；然而，該地區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多局限于某一時段[8，18-20]，對整個舊石器時代的研究仍需進行系統地梳理。

本文根據已公開發表的泥河灣盆地陽原和蔚縣地區65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別對泥河灣盆地早、中、晚更新世期間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與氣候、環境變化的關系等研究進行了綜述，探討了不同時期泥河灣盆地古人類對氣候與環境變化的響應特征，為進一步理解泥河灣舊石器時代古人類為應對更新世氣候變化所采取的適應生存方式和技術的發展提供借鑒。

2早更新世遺址

早更新世是泥河灣盆地考古學、人類學、年代學、古環境變化等學科重點關注的時段，也是泥河灣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數量較多、影響較大且研究較為深入的一個時段。以馬圈溝遺址為代表的一系列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為東北亞地區提供了最早的人類活動與生存的證據[13，14]。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泥河灣盆地有公開報道的早更新世遺址共計21處（圖1：b），主要分布在盆地東部岑家灣臺地北部邊緣區。有關早更新世古人類生活時期環境特征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具體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2.1地質地貌特征

對遺址區的地質地貌特征進行分析，是最為普遍的一項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的研究工作，主要體現在各個考古報告或簡報中。也有一些專門的研究，學者們不僅對遺址的地層剖面作了詳細的描述，而且根據遺址的埋藏情況、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以及對部分遺址剖面的理化指標分析等，揭示了遺址所在地區的地質地貌特征。研究結果顯示，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遺址絕大多數分布在岑家灣臺地北部邊緣區，這里當時位于泥河灣古湖的邊緣地帶，古湖的進退與水文特征對古人類生活與遷徙影響顯著。如：馬圈溝遺址第3文化層（MJG-L3）出土的石制品以及保存清晰的砍砸、刮削大象骨骼的痕跡等，反映出古人類在湖濱地帶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場景[13]；小長梁遺址文化層的沉積物特征、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分布等，揭示該遺址形成于湖濱相沉積層中[13]；馬圈溝遺址、半山遺址、大長梁遺址、東谷坨遺址、麻地溝遺址等的粒度、磁化率、易溶鹽類等理化指標分析結果，也顯示古人類生活在湖濱地帶[21-27]。

此外，前人通過對泥河灣盆地進行地質調查以及對部分重要遺址地貌和地層位置的對比研究，為泥河灣早更新世遺址年代和地層序列的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28]（圖2）。

2.2遺址年代

一直以來，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遺址的形成年代是泥河灣研究工作中的重點和熱點問題；由于泥河灣盆地沉積物中缺乏適合進行同位素精確測年的材料，致使該盆地內諸多重要舊石器遺址和哺乳動物化石地點的年代長期存在爭議。近年來，朱日祥、鄧成龍等利用古地磁等方法測定了馬圈溝遺址、小長梁遺址、大長梁遺址、麻地溝遺址、飛梁遺址、東谷坨遺址、岑家灣遺址、霍家地遺址等10多處遺址的年代，基本建立了泥河灣盆地1.7-1.0MaBP古人類演化較完整的序列，為建立泥河灣盆地的地層學框架以及探索東亞中高緯度地區早期人類演化與環境變化的關系提供了堅實可靠的年代框架[7，8，12，13，16，17，29-32]。例如，朱日祥等總結泥河灣盆地磁性地層學的研究后認為，至少在1.66-0.78MaBP約90萬年間，早期人類長期、持續地生活在較高緯度的泥河灣盆地[32]。

2.3氣候和環境背景

學者們主要利用哺乳動物化石、植物孢粉并結合粒度、磁化率、易溶鹽類等理化指標對遺址形成時的環境特征進行判斷。例如，邱亞會等[33]綜述了馬圈溝遺址第1至第3文化層、大長梁、小長梁、山神廟咀[34]、東谷坨、麻地溝、霍家地等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類型，結果顯示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均以草原型生境動物為主，如馬類（Equussp.）、牛類（Bovids）、犀類（Rhinocerotids）、鹿類（Cervussp.）、羚羊（Gazellasp.）等，表明古人類生活時期植被以草原為主。對部分遺址的孢粉學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許清海等對岑家灣遺址、李月叢等對飛梁遺址、李瀟麗等對麻地溝遺址，以及鄧成龍等對大長梁遺址的孢粉研究結果顯示，孢粉組合中以蒿屬（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禾本科（Poaceae）等為主的草本植物花粉多高于70%，有些甚至可以達到80%以上，也佐證了古人類生活時期植被以草原為主[29，32，35，36]。裴樹文等、楊家興等對東谷坨遺址和半山遺址的孢粉分析結果則顯示，古人類生活時期，孢粉組合以喬木植物花粉為主（70%～80%），與以草本植物花粉占絕對優勢（70%～80%）的大長梁遺址、飛梁遺址、麻地溝遺址和岑家灣遺址的孢粉組合有一定差異[27，37]。導致孢粉組合差異的最大原因在于松屬（Pinus）花粉含量，東谷坨遺址和半山遺址的孢粉組合中松屬花粉含量可達60%～80%[27，37]?，F代花粉類型與植被定量關系研究認為，松屬花粉屬于超代表性花粉，花粉產量大，傳播距離較遠，松屬花粉含量遠高于其在植被中的比例；東谷坨遺址和半山遺址的松屬花粉含量可達60%以上，但其在植被中的實際比例可能遠低于這個值，因此這兩個遺址古人類生活時期可能為森林草原環境[27，37]。另外，這兩個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主要為草原型動物（如馬類、犀類、鹿類等）[13，21]。由此可見，東谷坨遺址和半山遺址古人類生活在開放度較高、溫暖的森林草原環境；區域內植被除森林外，湖濱地帶也應存在一定面積的草地。

3中更新世遺址

中更新世是直立人在世界范圍快速擴張的時期[7-9]，而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遺址數量并未明顯增加，甚至有所減少，截至目前，據不完全統計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遺址共計19處（圖1：c）。與早更新世相比，中更新世遺址分布區域有所擴大，主要分布在3個區域：1）岑家灣臺地南部，陽原盆地和蔚縣盆地交界的山兌村-細弦子村，如武家梁遺址、武家溝遺址、白土梁遺址、狼窩溝遺址[12]，蔚縣盆地東北部的吉家莊遺址[38]等；2）陽原盆地中部西水地村—虎頭梁村附近，如雀兒溝遺址、東坡遺址、皮褲襠遺址等[12-14]；3）陽原盆地西部，如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禾堯莊遺址等[12-14]。有關古人類生活時期環境特征的研究，具體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3.1年代學

與早更新世遺址較為完善的年代框架相比，有關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遺址的年代學研究相對較少，可能與缺乏合適的年代測定方法有一定關系[12，13]。特別是中更新世早期，其年代范圍遠離地磁極性倒轉界限，僅通過地層對比和沉積速率推算難以獲得準確可靠的年齡[9]。近些年隨著測年技術的進步，也有一些遺址有了較為可靠的年代數據。如通過古地磁方法確定馬梁遺址年代為780kaBP[9，12]；通過古地磁方法結合泥河灣層頂部光釋光（OSL）年代，并根據沉積速率內差得出后溝遺址年代為395kaBP[12，39]；依據電子自旋共振方法（Electronspinresonance，ESR），三棵樹遺址和東坡遺址的年代分別為599±70kaBP和304±12kaBP到333±23kaBP[12，40，41，42]；依據OSL方法，摩天嶺遺址和雀兒溝遺址年代分別為315±13kaBP和268±13kaBP[13，43]。

此外，關于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年代，一直未達成共識。由動物群化石通過鈾系法測定的年代為104-125kaBP，屬于晚更新世早期[9，12，28]；而最新的由OSL方法直接測定沉積物年代結果顯示，遺址文化層年代為240-130kaBP，屬于中更新世晚期[44-47]。

3.2地貌與環境背景

關于該時期遺址形成的地貌與環境背景，已有研究重點圍繞盆地西部許家窯-侯家窯遺址及其附近的禾堯莊遺址進行了地質地貌特征分析，古河流與古人類生存環境等探究[44-48]。尤其是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多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哺乳動物化石以及珍貴的人類化石[12]，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關注。哺乳動物化石顯示該遺址中出土的野馬（Equusprzewalskyi）、羚羊和犀類的骨頭數量最多，多為幼年和老年個體且非常破碎，這些動物被認為是古人類的獵食和分享的對象；數量眾多的石球被認為是古人類狩獵的工具[12，44-47]。許家窯-侯家窯遺址古人類利用石球狩獵的生存方式，被認為是應對區域氣候變冷的生存策略；受氣候變冷影響，中高緯度地區可食用的植物種類與數量減少，動物類資源往往在食譜中所占比重較大，因而古人類生存更依賴于狩獵[44-47]。

與哺乳動物和石器研究結果一致，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孢粉分析結果也說明古人類生活在氣候較為寒冷的時期。渾凌云、李曼玥、穆慧雙等通過孢粉組合揭示的許家窯-侯家窯遺址形成前后的植被演化特征，以及古氣候定量重建結果顯示，遺址剖面下文化層，孢粉組合以草本植物花粉為主（80%以上），植被景觀為森林草原，氣候溫和偏干，年均溫6.5～8.5℃，年降水量在240～480mm之間，古人類主要生活在開放度較高的草原或森林草原環境[45，49，50]。然而，上文化層的孢粉組合以針葉樹種占絕對優勢，其中松屬花粉含量達70%左右，云杉屬花粉含量接近20%；氣候定量結果顯示年均溫4～6℃，年降水量600～800mm，指示了寒冷濕潤的氣候特征[45，49，50]。根據最新的OSL測年結果可知，許家窯-侯家窯遺址下文化層介于240-190kaBP之間，對應于深海氧同位素MIS7階段，上文化層介于190-130kaBP之間，對應于MIS6階段；許家窯-侯家窯遺址文化形成于MIS7階段中期，并延續至MIS6階段晚期。由此可見，寒冷的氣候條件下古人類仍可在此地生活，良好的地貌條件、豐富的動物資源和石器技術的進步可能是許家窯-侯家窯遺址文化在寒冷期（MIS6）得以延續的主要原因。許家窯-侯家窯遺址中出土的盤狀石核或棱柱狀石核也表明，寒冷氣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遺址石器工業技術的發展[44-50]。

除了泥河灣盆地西部外，位于蔚縣盆地東部的吉家莊-黃梅臺地，是近年來新發現和發掘中更新世古人類活動重要遺址的集中區[51-53]。吉家莊遺址是泥河灣盆地少數幾個作過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工作的中更新世時期遺址。吉家莊遺址剖面地層的易溶鹽與碳酸鹽碳氧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古人類在該遺址活動時期，泥河灣古湖水位降低且氣候向干涼轉變[51，52]；吉家莊周邊河湖相堆積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以羚羊、馬類和鹿類等食草類動物居多，也顯示了以干旱草原為主的環境特征[38，51，52]。

4晚更新世遺址

晚更新世是現代人活動頻繁，小石器、細石器工業繁盛，以及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重要時段[16，18，19]，該時期泥河灣盆地分布有西白馬營遺址、益堵泉遺址等以小石器為主的遺址[14，54，55]。到了晚更新世后期，盆地內以籍箕灘遺址為代表的細石器遺址分布密集，是中國北方細石器繁盛的典型代表區域[12-14，56，57]。到了末期，在一些遺址中發現了新石器文化的元素。例如，于家溝遺址出土了北方最早的陶片之一，陶片以及磨棒、石斧和石鏟等磨制石器的發現，表明泥河灣盆地舊-新石器文化變革特征明顯[13，14]；有學者認為泥河灣盆地高度發達的細石器文化直接參與了陶器起源和農業革命[12-14，58-60]。截至目前，據不完全統計泥河灣晚更新世遺址共計25處（圖1：d），遺址分布區域進一步擴大，有關古人類生活時期環境特征研究的成果較為豐富，具體表現如下。

4.1遺址分布及地貌特征

泥河灣盆地晚更新世遺址基本屬于原地埋藏類型，主要分布在桑干河和壺流河流域的河流二級和三級階地上[12-14]（如桑干河北岸的西白馬營遺址、虎頭梁遺址，南岸的籍箕灘遺址等），體現了泥河灣古人類倚河而居的分布特征。此外，披覆于古老的基巖、泥河灣層和階地堆積上的馬蘭黃土中也發現了一些晚更新世遺址，集中分布在岑家灣臺地的油房村、岑家灣村一帶，如油房遺址、火石溝遺址等[12-14]（圖1：d）。

4.2環境背景

目前，相關遺址的發掘報告及研究結果顯示：泥河灣盆地晚更新世較中更新世整體更為干旱，哺乳動物化石以草原型動物為主，如，板井子、新廟莊、西白馬營、馬鞍山等遺址中出土的哺乳動物化石主要為鹿類、羊類、野馬等，反映了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環境[12-14，61，62]；蔚縣盆地南柏山遺址中發現的大角鹿鹿角化石的分析結果也顯示：泥河灣盆地從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時期，河套中華大角鹿（Sinomegacerosordosianus）替代了桑干河中華大角鹿（Sinomegacerossangganhoensis），前者掌部明顯比后者發育，同樣指示了更加開闊的草原環境[63]。部分遺址的孢粉學研究也顯示，晚更新世泥河灣盆地植被類型以草原或森林草原植物為主，如西白馬營遺址和油房遺址文化層中孢粉組合以蒿屬、藜科等耐旱草本植物花粉占主導（80%以上），指示了較為干旱的氣候特征[13，64]；于家溝遺址晚更新世末-早全新世的孢粉分析結果也顯示，孢粉組合與前述兩個遺址相近，指示了該時期泥河灣盆地為草原或森林草原環境[58]。

4.3古人類對環境的適應

古人類對泥河灣晚更新世氣候的適應，是該時期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晚更新世時期泥河灣氣候更加干旱，但古人類活動反而增多，活動范圍也顯著擴大。一系列遺址的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均表明，晚更新世時期泥河灣盆地的古人類生產水平已大為提高，抵御惡劣自然條件的能力也大為增強。如，板井子遺址的哺乳動物化石分析結果顯示，在MIS5階段前后，泥河灣盆地的古人類不僅具備成熟的狩獵能力，而且可以高效地從獵物身體上獲取能量，這是古人類適應北半球中高緯度地區晚更新世氣候波動、環境變化的重要表現[65]。籍箕灘遺址出土的數量眾多的哺乳動物碎骨、炭屑以及細石器、凹缺刮器和錛狀器，指示了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或生產經濟的改善或變革[56，57]。此外，還有二道梁遺址出土的木炭和動物燒骨[66]、馬鞍山遺址中出土的灶、火塘和火堆等多處用火遺跡[13，14]等，均表明相較于早、中更新世時期，晚更新世時期泥河灣盆地的古人類為應對氣候與環境變化而采取的技術策略進步顯著。

5討論

5.1泥河灣古湖演化與古人類活動

泥河灣盆地古人類活動與泥河灣古湖的發育和演化密切相關，更新世期間古湖的多次擴張和收縮，對古人類生活與遷徙產生了重要影響[12，67-70]。已有研究顯示，早更新世早期是泥河灣古湖的形成發展時期；早更新世中晚期泥河灣裂谷構造活動比較劇烈，盆地沉降較快，是泥河灣古湖泊穩定發展時期；湖泊周圍山地環繞，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盆地-湖泊環境[12，67-70]，為古人類在此生活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條件。目前已經發現的早更新世遺址均分布在岑家灣臺地北部邊緣區（圖3：a）。古人類遺址的埋藏情況、沉積物特性以及介形類組合等的分析結果顯示，岑家灣臺地早更新世位于泥河灣古湖的邊緣，這里的湖濱地帶不僅是動物飲水、活動的重要區域，也是泥河灣早更新世古人類在此狩獵、生活的理想場所[12，67-70]。

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初期，泥河灣古湖發生了一次明顯的收縮[12，67-70]，此時也是古人類文化遺址數量最多的時期，如在岑家灣臺地前緣發現的一系列該時期古人類活動遺址，有麻地溝遺址、飛梁遺址、東谷坨遺址、岑家灣遺址、霍家地遺址等。

受構造運動和氣候變干影響，中更新世晚期泥河灣古湖再一次發生大規模收縮，郝家臺-虎頭梁一帶逐漸出露為陸地[12，67-70]，目前已發現的有確切年代的中更新世遺址多數在該時期。隨著古湖的收縮，古人類活動范圍明顯擴大，不僅從岑家灣臺地北緣擴張到了南緣（武家梁遺址、武家溝遺址、白土梁遺址、狼窩溝遺址等），而且在陽原盆地中部西水地村-虎頭梁村附近也發現了許多該時期的遺址（雀兒溝遺址、東坡遺址、皮褲襠遺址等）；此外，在陽原盆地西部也發現了人類活動遺址，如許家窯-侯家窯遺址遺址、禾堯莊遺址等[12-14]（圖3：b）。

中更新世末-晚更新世，泥河灣古湖東部出口因構造運動影響變得暢通，湖水大量外溢，湖面大規模收縮，湖泊水位下降，河流下切導致泥河灣古湖逐步消失，桑干河水系形成[12，67-70]；陸地面積的增多，為古人類的生存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使得晚更新世時期泥河灣盆地內古人類遺址分布范圍進一步擴大。桑干河和壺流河流域二級和三級階地中發現了相當豐富的晚更新世舊石器地點[12-14]，這些地點沿河分布的特征明顯，體現了泥河灣古人類對水源的依賴（圖3：c）。

5.2更新世氣候與植被變化對泥河灣古人類活動的影響

探究更新世氣候、植被變化與泥河灣古人類遷徙、演化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泥河灣研究工作長期關注的重點之一[12，18-20，32，33，67]。目前對古人類如何適應更新世冰期-間冰期波動旋回變化、中更新世氣候轉型以及中布容氣候轉型等多變與不穩定的氣候特征的研究仍不夠充分，使得對早期（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古人類是否長期生活在泥河灣盆地的認識尚存在爭議[32，71，72]。

由于早-中更新世泥河灣舊石器遺址數量眾多，且有不同時期的文化層存在，因此多數學者，尤其是考古和年代學研究學者，認為泥河灣地區古人類已經能夠適應較寒冷的冰期環境，可以在泥河灣地區長期生活[12-14，32]。例如，馬圈溝遺址已經確認了6個文化層[13，14]，麻地溝遺址包含12個不同地點[13，14，24]，東谷坨遺址具有超過3m厚的文化層[37]等，這些均說明古人類在該地區停留時間較長，文化發展具有延續性，泥河灣古人類已經很好地適應了早更新世冰期-間冰期波動變化的氣候與環境特征。朱日祥等[32]總結了泥河灣盆地磁性地層學的研究進展，認為早期人類至少在約90萬年（1.66-0.78MaBP）的時間內長期、持續地生活在較高緯度的泥河灣盆地；泥河灣早期人類已經能夠適應中國北方早更新世的氣候與環境，尤其是中更新世氣候轉型前后冬季風增強、夏季風減弱和干旱化趨勢增強的環境變化；并認為氣候和生態環境的多變性與不穩定性是促進人類進化的重要因素。楊石霞等[19，20]對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1.4-1.0MaBP期間岑家灣、東谷坨、小長梁遺址的考古材料及其與氣候環境背景的關系進行研討，認為1.1-1.0MaBP前后泥河灣古人類石器制作技術明顯提升，這一現象與中更新世轉型期間的氣候環境變化具有耦合關系，是泥河灣古人類對中更新世氣候轉型的技術適應。

也有學者根據泥河灣盆地遺址年代、盆地構造活動以及古湖演化的分析，認為早-中更新世泥河灣不具備古人類長期生活的條件[9，71，72]。例如，從現有遺址的分布時代來看，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遺址較少，特別是780-400kaBP期間的古人類遺址較為缺乏[9，32，71，72]，而該時段內與泥河灣盆地鄰近的北京周口店地區則有較多古人類活動，并留下長時間跨度、相對連續的考古記錄（約770-300kaBP）[9，73，74]，由此推測該時期北方古人類集聚地可能從泥河灣盆地轉移到了周口店地區[73，74]。中更新世泥河灣盆地氣候變干且波動幅度增大[9，12]，再加上構造活動導致盆地整體抬升，古湖面積縮小[67-70]，使得泥河灣盆地環境變差、資源匱乏，這可能是驅動古人類放棄泥河灣盆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遺址較少的原因也可能與考古發掘、測年方法應用的局限性有關，因此關于泥河灣盆地中更新世古人類活動探索，還需要更多的考古學、環境學證據以及更多的研究工作。

本文將已公開發表的、有較為確切年代的泥河灣盆地古人類活動遺址的年代分布與地球軌道偏心率[75]和全球深海氧同位素[76]進行對比分析，結果顯示，泥河灣盆地早、中更新世遺址中，80%以上處于地球軌道偏心率較低的時段內，而且70%以上處于深海氧同位素間冰期階段（圖4）。地球軌道偏心率低，氣候波動變化較小，間冰期較為溫暖的氣候，為泥河灣古人類生存創造了優越的氣候條件。

前人對泥河灣盆地大道坡剖面、郝家臺NHA鉆孔等剖面或鉆孔的孢粉分析結果顯示，泥河灣盆地更新世孢粉組合中暗針葉林花粉（云杉屬Picea、冷杉屬Abies）在地層中反復出現，指示泥河灣盆地更新世氣候冷暖波動較為頻繁；有些時段暗針葉林花粉甚至占主導，這可能指示寒冷冰期的來臨[12，77-79]。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中更新世古人類遺址中已有的孢粉分析結果卻顯示，多數遺址（岑家灣遺址、飛梁遺址、麻地溝遺址以及大長梁遺址）形成于草原環境，孢粉組合中以蒿屬、藜科、禾本科等為主的草本植物花粉多高于70%，甚至可以達到80%以上；部分遺址（東谷坨遺址和半山遺址）形成于溫暖的森林草原環境，孢粉組合中松屬花粉含量可達60%～80%，還混有一定量的樺木屬（Betula）、榆屬（Ulmus）、櫟屬（Quercus）等闊葉樹種；但沒有任何古人類活動遺址處于指示寒冷氣候的暗針葉林環境中。綜上所述，泥河灣盆地早、中更新世古人類主要在溫暖的間冰期遷徙至泥河灣盆地，并非長期連續在泥河灣地區生活。

晚更新世時期，泥河灣氣候更加干旱，遺址中發現的哺乳動物化石主要為披毛犀（Coelodontaantiquitatis）、野馬等，已無森林草原動物化石，反映了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環境[12-14，61，62]。部分遺址的孢粉學研究也顯示，晚更新世泥河灣盆地植被類型以草原植物為主[12，58，64]。該時期古人類活動反而增多，活動范圍顯著擴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古人類生產水平的大幅提高、技術的顯著進步、火的使用以及抵御惡劣自然條件能力的加強等，使得晚更新世古人類能夠在泥河灣長期生活[12-14，56，57，65，66，80-82]。

6結論與展望

1）泥河灣早更新世遺址大多年代在1.8-1.0MaBP期間，主要分布在岑家灣臺地北部邊緣區；在0.78MaBP之后的中更新世時期，隨著古湖的收縮和古人類的發展，古人類遺址范圍較早更新世明顯擴大；除了在岑家灣臺地南緣及蔚縣盆地，在陽原盆地中部以及西部等古湖邊緣區也有分布；在0.126MaBP之后的晚更新世時期，古人類遺址范圍進一步擴大，但隨著泥河灣古湖逐步消亡，桑干河、壺流河形成，遺址分布模式改為集中在河流兩岸階地，體現了泥河灣古人類對水源的依賴。

2）從古人類遺址分布來看，在有確切年代的早-中更新世遺址（n=21）中，多于80%（n=17）遺址位于低地球軌道偏心率期，多于70%（n=16）遺址處于溫暖的間冰期；這些時段氣候不僅較為溫暖而且波動變化較小，為古人類生存提供了優越的氣候條件。

3）從古人類遺址的植被特征來看，多為以蒿屬、藜科占優的草原，并可能伴有以松屬為主，混有一定量樺木屬、榆屬、櫟屬等闊葉樹種的森林草原；不僅為古人類提供了相對廣闊的生存空間，也可以提供豐富的食物來源。

4）晚更新世時期，隨著古人類環境適應能力的提高、石器技術的進步以及火的使用，在寒冷的冰期時段，古人類也可以在泥河灣盆地很好地生存。

5）在已經公開發表的65處泥河灣舊石器遺址中，作過遺址形成時期環境變化研究的不足一半；已有工作主要局限于對少數幾個重要遺址古環境記錄的分析。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對更多不同時期的遺址作更高分辨率的氣候與環境重建工作。

6）有關泥河灣盆地更新世遺址的年代學研究仍然較少，對部分遺址所在地層也存在爭議，限制了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高精度時間框架的建立。今后需要繼續加強對泥河灣盆地地質地貌特征的研究，進一步明確遺址的地層位置及特征，利用不同的測年方法，繼續加強泥河灣盆地更新世遺址年代的測定工作。

7）目前，泥河灣盆地已有的關于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主要來自于對動物化石、植物孢粉以及粒度、易溶鹽等傳統代用指標的分析，而對近年來一些新的環境考古技術與方法的應用相對欠缺。在今后的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工作中，針對不同時段的遺址，在利用傳統方法的同時，也可以加入一些新方法、新指標的應用。如：早更新世的遺址中，特別是與動物群有密切關系的遺址，可以嘗試對遺址中糞生菌孢的提取與鑒定，從而判斷哺乳動物類型及環境特征；對于晚更新世遺址可以將古DNA的方法引入，有助于更好地判斷現代人的起源、遷徙和食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