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戀曲與國族詩力

李小紅　毛賢娜

摘要：作為一種符號象征，黃河鐫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表達著國民對于國家、民族的深厚情感。文學作為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載體，在言說國家認同、民族精神，表征國民的文化記憶中發揮著強大的作用。中國現當代詩歌中的黃河形象的文學建構，首先，通過“黃河—母親”的隱喻使黃河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符號，在啟蒙、救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時期，促進了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其次，黃河文化中蘊含的自強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以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氣度在黃河詩歌中得到了多樣化的表達。最后通過“詩歌敘事—記憶—認同建構”的邏輯，黃河詩歌借黃河形塑喚起社會個體之集體記憶，增進個體對集體的情感認同、文化認同、身份認同，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塑。中國現當代詩歌中的黃河形象的研究，不僅表現了黃河的詩歌書寫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的價值與意義，而且也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資源。

關鍵詞：黃河詩歌 國家認同 民族精神 文化記憶 民族共同

作為一種符號象征，黃河鐫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表達著國民對國家、民族的深厚情感。自古以來，對于黃河形象的形塑，聲音、圖畫、影像以及文學等多種不同的審美形式都參與其中，形成了多元化、多角度、立體化的黃河形象，黃河由此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建立了密切的內在聯系。

詩歌作為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精神表達的有效載體，在言說國家認同、民族精神，表征國民的文化記憶中發揮著強大的作用?？v觀不同時期作家的詩歌創作，黃河成為文學表達的重要主題，是作家們長久以來吟誦的對象?！对娊洝分械臉犯?，大部分都產生于黃河流域。從春秋開始一直到明清，黃河都是詩歌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意象。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黃河又承擔起了啟蒙、救亡以及歌頌新生的使命。不同時期關于黃河的文學書寫，表達出不同維度的話語言說和審美特質。本文以中國現當代詩歌中的黃河書寫為切入點，揭示詩歌中的黃河在形塑過程中與國家認同、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記憶的關聯，從而揭示黃河的文學書寫在參與國家認同、表達民族精神、書寫文化記憶中的思維邏輯。

一、國家認同與黃河形象建構

埃里克森認為，認同“是一種自然增長的信心，即相信自己保持內在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能力”[1]。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體現著全體成員對其身份歸屬與文化認知的社會意識。一個社會需要不斷強化全體成員的國家認同來維護國家安定，推動國家自身的發展。長期以來，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沉積在全體中國人的心中。黃河以自然的生命之水孕育國民的成長，因此，自古以來就有“黃河—母親”的比擬，從自然的黃河衍生至文化意義上的母親，黃河的安危與國家的興衰榮辱緊密相關?！包S河—母親”這一符號化的文化表征，在不同時期不同作家的文學創作中不斷得到強化。一方面黃河作為一種自然風景，參與作家在作品中關于主題表達、題材選擇、審美特質等方面的呈現；另一方面，黃河作為一個有效的話語符號，承載著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價值理念，與其他諸如長江、高原、沙漠等自然景觀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建構‘想象共同體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成為民族國家的一種象征。

從《詩經》開始，黃河一進入詩人的視野，就帶有原始圖騰的性質，黃河是一種關乎國家命運的神祇，“早在殷商時代，攸關王朝命運的黃河就是殷人隆重祭祀的重要神祇，兼具祖先神的性質?！盵3] 因此，出現在《衛風·河廣》中的黃河，呈現出了浩浩湯湯的大河風采：“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屈原《九歌·河伯》中的黃河“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水揚波”。從魏晉開始，黃河漸漸由神祇變成了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之所。嵇康在《贈兄秀才入軍》中寫黃河：“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群飛。駕言出游，日夕忘歸?！钡搅颂拼?，黃河形象在詩歌中得到了多維度的呈現，從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到王維的《華岳》，再到李白書寫黃河的華彩篇章，奔騰壯闊的黃河與蔚為大觀的盛唐氣象相得益彰，這些黃河詩篇典型地反映著唐代知識分子的時代風貌和精神特質。北宋時期，歐陽修、梅堯臣、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都有大量關于黃河的詩篇傳世，他們的詩作以詠嘆河患為主，表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特征。南宋以來，面對著包括黃河在內的大片國土淪為異族之手的局面，黃河再次成為詩人們表達收復故土的渴望之情與寄托對故國思念之情的紐帶，其中洋溢著深厚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情感。到了明清之際，黃河兩岸的風光節物、邊塞征戍、修治引黃灌渠、發展農業生產的諸多方面都被寫入詩歌之中，黃河形象被進一步多維度、立體化地呈現。

從上述對中國古典詩歌黃河書寫的簡略梳理中可以看出，“黃河—母親”這一象征符號在古代社會中早已有之?！皬臍v代詩歌詠贊黃河，南宋、清末詩歌賦予其國家民族意涵，到現代詩壇明確賦予其崇高神圣的中華民族象征意義，古今黃河詩之間的血脈聯系由此可見一斑?！盵4] 的確如此，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之下，很多詩人對于黃河的書寫，肩負起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使命，因此，他們的筆下，作為母親之河的黃河與國家的前途命運成為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1919年胡懷琛創作了《長江黃河》，在詩歌中他用長江、黃河比擬國家，用“浸潤四千載，文化吐光芒/我祖國！我故鄉！”表達出對故土和國家的強烈情感。1928年，郭沫若創作的《黃河與揚子江的對話》中，通過北方之河與南方之江的對話，抒發詩人對國人不顧民族安危而自相殘殺的憤慨，并表達出全世界無產階級聯盟創造出一個新世界的理想。陳夢家在《黃河謠》中感嘆：“浩浩的黃河水永遠不會止歇的/它有我們父親的勇猛，母親的仁慈/奔泛如像火焰靜流時像睡息/它有我們父親的威嚴，母親的溫麗/五千年來它這古代的聲音總在提問/可忘了你們父親的雄心，母親的容忍？”可以看出，新詩對于黃河的書寫，一開始就從古典詩歌的自然風景中脫離出來，黃河與中國內憂外患的現實相聯系，詩人用符號化的精神黃河對物質性的地理黃河進行文字表征。

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開始，面對大片國土淪喪的社會現實，艾青的《北方》借黃河抒情，詩歌中的黃河，是一個承受著苦難與不幸的母親形象。他一再詠嘆“我愛這悲哀的北國啊，我愛這悲哀的國土”。與艾青的悲嘆不同，詩人光未然在1938年東渡黃河之后，寫下了赫赫有名的《黃河大合唱》，唱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戰歌。其將客觀化的自然風景黃河賦予人的情感，雄奇的想象與現實圖景交織，刻畫出了沉雄壯觀的黃河形象。20世紀30年代動蕩外力的介入賦予文藝特殊的現實功用，“詩言志”的抒情傳統被置換為更具意識形態內涵和情感偏向性的時代吶喊，黃河由此具有主體間性并與現實雙向驅動成為國族經驗的表征。魏巍的《黃河行》、石夫的《散步在黃河邊》中對于黃河的書寫正是對此經驗的延續，詩人們在黃河的怒吼聲中，聽到了國家、民族覺醒的最強音，在文本話語中將具體感知經驗原型化為普遍精神指義。這一時期詩歌中的黃河形象，與中華民族受苦受難的歷史以及中國人民的勇敢抗爭相結合，黃河在詩中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征。此時的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成為喚醒民眾救亡圖存的有效載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面對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浪潮，“文學世界的元宇宙”成為錘煉時代文明的“試驗場”，意識形態要素在民族認同的過程中愈來愈顯示出重要的認知功用。因此，“十七年”政治抒情詩中的黃河詩歌，延續著時代賦予詩歌的獨特使命，“黃河—母親”這一象征符號得到進一步強化，黃河與社會主義建設融入一體。邵燕祥在20世紀50年代創作的諸多詩歌中書寫社會主義建設的豪情壯志，其詩歌中有一個鮮明的“遠方”意象，“遠方”是鐵路線，是荒涼的沙漠，也是開采石油的工地。他的《黃河》中，“黃河”與“遠方”一樣，被具象化處理，黃河成為將要建設的對象——“在你那激流逆轉的地方，黑沉沉的夜幕籠罩的地方，將要矗起一座多大的電站，閃耀起多么耀眼的光芒”。與邵燕祥類似，葉圣陶、馮至、梁上泉以黃河為主題的詩歌，都在詩歌敘事中加入主流意識形態的要素，“黃河”由以往歷史的負載物、苦難的象征一變而為建設者之歌。詩人通過對黃河的具象化處理表達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之情，國家認同意識進一步得到強化。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不管是大陸的朦朧詩人還是臺灣詩人，他們筆下的黃河重新成為國家民族的象征，但是他們涵納的文化隱喻卻大相徑庭。在江河的《沉思》中，“閃出光輝”的“黃色的河流”是祖先或母親的隱喻，賦予“我”驕傲和不屈的性格，詩人借黃河表達對一個國家在經歷劫難之后浴火重生的希望。余光中的《黃河》，以“我是在下游飲長江的孩子，黃河的奶水沒吮過一滴”起筆，在戀地情結的潛在指引下為黃河賦形，追溯其自然生發與歷史脈絡的同時，借黃河特殊的地理標識、歷史表征以及文化建構等功用，將其“拓撲”為精神歸宿與情感家園的指征。民族的創傷記憶和游子的思鄉之情凝結于詩歌黃河之閎域，使其獲得巨大的情感空間與話語度量的同時，建構起詩歌宏大的精神場域與獨特的審美感受。由此可見，80年代詩歌中，詩人借助黃河這一文化意象，引領讀者體察潛伏于詩歌背后的國家意識與價值信仰。

綜上，“黃河—母親—國家”這一關系的建立，其實質就是通過血緣關系來隱喻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聯系，從而建構個體對國家的認同。喬治·萊考夫認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盵5]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以孝悌為本位的家庭文化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黃河—母親”隱喻關系的出現，意味著將現實中的母親與兒女的血緣和情感聯系遷移到了黃河與民眾之間，這種通過個體的親情構建的河與人的關系，有助于加強國民對黃河的認同。而詩歌中作為自然風景的黃河與國家形象的同構，也使黃河由空間的表征形象上升至國民共有的情感認同，在這一過程中，“黃河—母親—國家”經過不斷的書寫、整合，最終定型為一種“超穩定結構”，完成由“母親—孩子”到“國家—個人”的轉義過程。

二、民族精神的黃河文學書寫

“人類受多種事物的支配，就是：氣候、宗教、法律、施政的準則、先例、風俗、習慣。結果就在這里形成了一種一般的精神”，這里的“一般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6]“在國家內表現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認識的普遍的原則——包括國家一切的那個形式——就是構成一國文化的那個一般原則。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個叫作國家的具體現實里的——那個確定的內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7]，“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是對民族共同體內部成員思想觀念、親族倫理、心理特征等內容的反映與升華”[8]。古老的黃河文化蘊含著優秀的民族精神，正如這條生生不息的河流一樣，黃河文化蘊含了自強不息、敢于拼搏的血性精神，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以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這些精神都煥發著中華民族的精神之光。中國現當代詩歌中，黃河被形塑、建構并被賦予多元的精神意義，通過對這些詩歌的解讀，我們可以體悟整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價值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變遷，我們在黃河詩歌的敘寫中，可以看到黃河文化所賦予中華民族的血性、創新以及包容精神。

自強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血性精神是黃河文化的精神底蘊。幾千年來，黃河既哺育中華兒女成長，也給中華兒女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據歷史記載：“歷史上黃河大遷徙共有7次，在4230年間堤防潰決約1580次，造成巨大災難。黃河洪水波及的范圍北至天津，南到南京，泛濫面積達25萬平方公里，對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造成極大威脅?！盵9] 幾千年來，中華兒女在與黃河既相互依存，又互相搏斗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強不息、敢于拼搏的斗爭精神。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大禹，為了治理黃河水患，三過家門而不入，正是這種孜孜不倦、堅持不懈的精神才使大禹成功治理了水患，換來了生生不息的子民繁衍、安居樂業。大禹治水的精神一直激勵著中國人民，此種精神在蘇金傘的《耕種》、馮至的《黃河兩岸》、梁上泉的《黃河，你告訴我》以及吳煙痕的《古棧道》等詩歌中得到了充分闡釋。此類詩歌中最常見的是描寫嚴重的黃河水患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苦難場景，將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與黃河巨浪滔天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從而表現出人類自強不息、敢于拼搏、敢于挑戰的血性精神。閱讀此類詩歌，讀者往往會獲得一種豪情滿懷的審美感受。

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的民族創新精神是黃河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黃河流經的區域，大多自然地理環境惡劣。在長期的農業生產生活中，黃河兩岸的人民深知天道酬勤的道理，形成了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在當代詩歌中的典型體現就是關于黃河水利建設工程的書寫。我國“自1950年在黃河下游第一次大修堤、1951年‘引黃灌溉濟衛第一期工程開工、1954年組織了120余位國內外專家組成勘察隊對黃河進行全面勘察、1957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1958年黃河位山水利樞紐第一期工程開工、1959年三盛公黃河水利樞紐工程開工等”[10]，大規模的黃河水利建設工程在當時的詩歌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書寫。當中國社會的時代風潮、現實境況發生巨變時，除了物質層面改變，民族精神也能夠隨之煥發出新的生機。在社會主義建設浪潮的推動下，當代詩人以詩歌表現治理黃河、取得偉大的國家建設成就的主題，這一主題與歷史上形成的勤勞務實、開拓進取的黃河創新精神相應和，主要通過三種表現方式得以呈現：

其一，通過對治理黃河的工作場景的描繪，寫出了建設者們吃苦耐勞、勇于奉獻的精神。如禾波的《大禹廟前》，詩人描繪出熱氣騰騰的治理黃河的場景：“如今啊/幽深的峽谷是施工現場/無數的機器在轟隆隆震響/河心里架設著勘探的豎井//叢山中到處是治河英雄的帳篷/千百個大禹正在英勇戰斗/只見山在崩/水在流/地在轉//他們定要戰勝奔騰的洪水/決心實現黃河服務人民的理想?！薄叭硕▌偬臁钡娜吮局髁x精神成為建設時代的主流，黃河形象輻射出的潛在歷史敘事成為國族意識形態召喚主體認知的“幻象機制”，進而在物與我的交互中綿延為本真性精神價值。

其二，通過對黃河治理規劃藍圖的描寫，暢想未來黃河兩岸山清水秀、人民安居樂業的圖景，表達詩人對黃河治理成功的信心。葉圣陶在20世紀50年代創作的《觀黃河規劃欣然有作》中，通過描寫黃河得到根本治理之后帶來的農業、工業以及城市建設生機勃勃的景象，表達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歌頌。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臺》，從堅定的治理黃河之信念寫起：“我們來呵/我們來/昆侖山驚邙山呆/展我治黃萬里/先扎黃河腰中帶——神門平/鬼門削/人門三聲化塵埃?！本o接著以高昂的情調、奮進的姿態與絕對自信的口吻唱嘆黃河治理后的繁盛之景：“走東海/去又來/討回黃河萬年債/黃河女兒容顏改/為你重整梳妝臺/青天懸明鏡/湖水映光彩——黃河女兒梳妝來//梳妝來呵/梳妝來/百花任你戴/春光任你采/萬里錦繡任你裁/三門閘工正年少/幸福閘門為你開?！痹娙瞬粌H寫出了新中國治理黃河的滿腔熱情和集體的偉力，還將其彌散至青春主旋律和生命內在肌理當中，人在與河的互動中拓展出形而上的價值指涉。邵燕祥在50年代創作的詩歌《黃河》中，開篇詩人即宣稱自己：“黃河/我敢說了解你/像了解我的手掌/我了解你昨天和今天的道路/我了解你明天的走向?！苯又?，詩人直抒胸臆，寫新中國的建設者們對黃河的構想，將要在“黑沉沉夜幕籠罩的地方”，建起一座能發出萬丈光芒的電站，讓高壓線的電桿，栽滿黃河兩岸的道路。這首詩歌是獻給工業戰線建設者們的贊歌，詩中的“黃河”與詩人其他詩歌中的“遠方”一樣，是確指，指的是建設者揮灑汗水、建功立業的地方。雖然此類詩歌中以大我取代了小我，有一定的模式化傾向，但是詩歌中昂揚的激情、滿溢的時代特有的氣息，還是頗令人振奮。梁上泉的《黃河，你告訴我》、馮至的《黃河兩岸》都表現了類似的主題。

其三，詩人撫今追昔，以昔日黃河的險峻，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與今日黃河治理的現代化的建設景觀相對比，表現了詩人對于新中國的熱愛與贊美之情。吳煙痕的《蚌殼》中，詩人巧妙地以一只流浪的蚌的故事起筆，訴說它過去經歷的黃河決堤造成的流離失所的苦難生活，最后，詩人以三門峽水庫是它的新家鄉作結，表現出一種昂揚樂觀的精神基調。詩歌中的蚌具有象征意義，其實指的就是舊中國的勞動人民。

這一時期詩人筆下的黃河不同于革命戰爭中的家國情懷的表達，而是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寫出與時代相適應的黃河水利工程建設、人與自然災害搏斗的主題，表現出一種“人定勝天”的壯志豪情。雖然這些詩歌有單一化、理想化的趨向，但是不能否認，它帶著特定時代的青春氣息和色彩，與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火熱的建設相一致，可以看作是新時代民族精神的一種表達。毋庸置疑，它的背后正是詩人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熱切期望以及愿意為之獻身的進取精神。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氣度是黃河文化精神的外顯特質。黃河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同時也以博大的胸襟，容納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不同文化。因此，黃河流域當之無愧地成為多種文化的結合部。作為一種多元繼承、多元融合、多元發展的文化，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對黃河流域產生著持久的影響。在中國現當代詩人筆下，黃河開放、包容的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喬良的組詩《黃種族》將黃河與黃土地、西部相聯系，西部的歷史，就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歷史：“我說云游僧與盜馬賊一道遙拜雪的圣山/你說絲綢商與蒙臉漢曾結伴向西/我說黥面刑徒與逃婚女在蜃氣浮動時野合/你說狼煙下執戈武士與銜枚的叛兵頭顱滾地/我說落魄詩人向探險家傾倒杯中苦酒/你說患天花的盲歌者到底沒唱完那無頭無尾的長曲/我說所有蜃景都欺騙過眼睛/你說所有沙礫都燙過赤足和馬蹄/我說因此無處不見白骨/你說季風抽打新月時總留下恐怖標記/我說所有標記都指示一路方向/你說所有方向都不曾有過結局”。黃河襟連著廣博的歷史與文化多樣性，負載地域文化獨特視野與歷史意味成為詩歌的中心符碼，以潛隱的生命態勢并置歷史、當下與未來，超越時空限制，輻射出多民族文化發展的繁榮之姿。在黃河內蘊的時代氛圍與精神走向中，詩人用西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人物作為詩歌意象群，在講述黃河歷史的同時呈現出民族的交流與交融的特點，這正是黃河文化博大、多元聚合的一種充分體現。

三、中國現當代黃河詩學譜系

與民族共同體建構

“每個民族都擁有它特殊的‘精神，即它思考、行動和溝通的方式，而我們必須致力于在它被掩蓋或遺失的地方，去重新發現那種獨一無二的精神和那種特殊的認同?！盵11] 黃河文化精神作為非物質性的存在，它以一種觀念的形式存在于文學、圖像及影像之中，闡釋這些寄存于文學、圖像或影像的記憶，可以增強我們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記憶有個體和集體之分，個體記憶可能會隨著身體的消亡而消逝，只有當個體記憶轉化為集體記憶時，記憶才能作為一種“活的文化基因，滲透和融化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傳統中，永遠伴隨人類社會的延續”[12]。中國現當代詩歌中關于黃河的文學書寫，最初是一種帶著詩人個性特征的個體的文學記憶，因此有關黃河形象的文學形塑，包含著多種內涵與意指。當這種具有某種“歷史物質性”的個體記憶擴展至每一位中國人的代際認同時，就會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儲存在黃河詩歌中的集體記憶大致可分為兩種：歷史記憶與文化記憶。

關于黃河的歷史記憶，在中國現當代詩歌中，典型的體現就是“以磅礴氣象傳達并強調了黃河兒女的共感經驗?；蛘哒f，它們常常呈示著纖夫們拖著一個沉重的民族跋涉春秋穿越峽谷的共同母題，表現民眾共有的喜怒哀樂和價值觀念”[13]。具體而言，就是詩人們通過對中華民族某一歷史現場的反顧，試圖真實呈現某種歷史場景，從而完成對歷史記憶的詢喚。嚴辰的長詩《中州平原》以風景書寫起筆：“猶如千萬支遒勁的手，棗和梨和榆槐的林叢，挺起光禿高昂的枝桿，擎撐著陰郁的長天。土地底遼闊的胸膛，袒露著苦難與凄清，沒有一條河流，也不見一座山崗。唯有滯重的赭黃，把視線引到蒼茫的極限?！痹娙撕诟駹栒J為，“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系，就是地理的基礎”，這種基礎“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14] 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州平原》中的風景書寫，就在于通過凝重、蒼茫的風景營造出真實的現場感，一個民族的受難史隨之浮出詩歌表層。接著，詩人點明題旨：“這是我們祖先生息繁衍的場所——古中州的黃土層?！边@里充滿著血與淚的歷史記憶：“大河的濁流奔騰，沖坍了‘千里金堤，多少廬舍、田畝、墳墓，消毀在洪流與毒焰?！边@里也凝聚著中華民族奮起抗爭的歷史記憶：“莊稼漢放下犁鋤，扛起大刀與紅纓槍，跨上壯碩的騾馬，冒著漫天飛揚的風沙，穿越過棗林梨林，塵影消失在平原的遠方?！?/p>

類似的詩篇如艾青的《在北方》，也是書寫中華民族的苦難歷史的記憶：“北方是悲哀的/而萬里黃河/洶涌著混濁的波濤/給廣大的北方/傾泄著災難與不幸；/而年代的風霜/刻畫著/廣大的北方的/貧窮與饑餓啊?！痹娙藢ⅫS河波濤洶涌的景象與北方的災難、不幸、貧窮和饑餓相關聯，從而讓一個民族共有的苦難記憶躍然紙上。此類關于借黃河表現民族災變、受難歷史記憶的書寫，在中國現當代詩歌中不勝枚舉。這些詩歌或通過營造出真實的歷史場景，或書寫歷史真實事件，或通過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將讀者拉回被遺忘的時間中，構建出親臨現場的真實感?！爸匦聠净氐臅r間似乎僅僅指出了一個先驗的家園和一種永恒的存在。但在事實上，它指出了另外一個塵世：敘述者過去的世界通過回憶而變得可以感知，并且通過藝術而可以與他人交流?！盵15] 這種以黃河為表征符號詢喚出歷史記憶的書寫方式，通過黃河喚起讀者對于民族苦難的記憶，使黃河成為個體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媒介，從而架構起國民與民族之間認同的橋梁。讀者對于黃河承載的集體記憶的認同，實際上是對中華民族的共有的歷史與情感的認同。

黃河作為一種象征符號，不僅承載著歷史記憶，在更多的詩歌中還體現為一種文化記憶。詩歌中的黃河，蘊含著詩人對于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和文化意義的認知與理解，讀者可以在詩人對黃河的具象化表達中，完成個人與民族的情感交流與精神共鳴。潞潞在《父親之河》中以塑造父親的形象起筆：“父親/和父親的船沉沒了/他生于黃河而死于黃河/他，是我心目中第一個英雄?！痹谂枷癯绨莸木裰干嬷袑崿F代際傳承，黃河也在此過程中超越物質存在成為精神航標，在生死與皈依的深厚價值召喚主體意識的覺醒。因此“世界在很遠的地方/海洋閃動著蔚藍的波光/一群更年輕更健壯的人們/向黃河走來，并不理會風雨即將來臨/他們腳步沉穩，從容不迫/他黑色的血燃燒著我的心?！秉S河鼓舞生命潛能使之彰顯出一種生生不息的不畏艱難、勇于承擔的中華民族之精神：“民族之精蘊就是這樣/經過手指、石斧和鑿子代代相傳?！秉S河氤氳的生命能量、代際傳承以及抗爭意志將其自身空間化為中華民族奮斗、生存的場所，同時內化為民族文化精神傳承的意志載體，作為父與子兩代人的中間媒介，建構起詩歌中兩代人共生性的敘述空間，從而喚醒社會成員的一種集體文化記憶，加強了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以黃河為載體，表現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記憶，在海外華人的詩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余光中在《黃河》一詩中，由江河進入文化，由現實進入歷史。在黃河—文化、歷史—現實之間循環往復，從而使全詩呈現為三個互相交織的景深——民族的歷史景深，民族的文化景深和文人的心理景深。詩人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貫通古今，在黃河的歷史、文化中書寫自己的感悟與思考：“我是在下游飲長江的孩子/黃河的奶水沒吮過一滴”，雖然未曾與黃河親近，但是他依然深情地將黃河視為母親，因為黃河以自己“最甘、也最苦”的“母乳”哺育中華民族“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遠祖”，黃河“袒露胸脯成北方平原”繼而滋養了“商、周、秦、漢”光輝燦爛的文化。余光中曾坦言自己的黃河詩“這是胎里流出來的”，“華夏子孫對黃河的感情，正如胎記一樣不可磨滅”。[16] 可以看出，對黃河的情感和認同，其實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對于漂泊海外的游子而言，對祖國文化的認同中，隱含著對自我身份的確認。身份認同的本質，是對“我是誰？我從何處來”等哲學命題的思考。海外游子通過詩歌中對黃河意象的建構，尋找到了一種有根有源的文化歸屬，“白發上頭的海外遺孤”，找到了“半輩子斷奶的痛楚”?！吧矸菡J同是由自我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形成的。主體仍然有一個內核和本質即‘真正的我，但是這個‘真我是通過和外在文化世界的不斷對話以及這個世界所提供的身份來形成和改變的?！盵17] 在以黃河為媒介與祖國的歷史、文化對話的過程中，海外游子確立了自己的身份，加深了對祖國的思念和認同，從而參與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

黃河作為一種帶著歷史印記的符號，在長期社會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成為全體國民共享的根源性符號，得到了廣泛的高度認同。黃河文化歷經長期的社會實踐而形成，其中蘊含的大一統、大融合的社會思想，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自強不息、多元融通的民族品格，成為中華兒女血脈相同的民族根脈。中國現當代詩人以黃河為書寫對象，通過詩歌對黃河進行具象表征，詩歌中鐫刻著的中華民族精神內質與文化意義往往能夠引起國民的情感共鳴，引發他們對于歷史、文化的個體記憶，通過個體記憶和情感共鳴，上升至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凇霸姼琛獋€體記憶—情感共名—身份認同”的邏輯，經由個體的身份認同上升至民族認同，強化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和現實實踐強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深切的歷史回顧與前進的時代潮流中重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象?！肮餐w即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作為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狀態而存在。人們基于意志的相互選擇和結合，在共同體之內生活和勞作?！盵18]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地緣共同體，更是精神共同體，在全球化潮流不斷加強的今天，中國現當代詩歌中的黃河形象的研究，不僅表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的價值與意義，而且也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資源。

本文系蘭州大學“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研究院”公開招標課題一般項目“黃河文化的精神特質及其時代價值”（HC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

注釋：

[1] 莫雷：《20世紀心理學名家名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7頁。

[2] 李政亮：《風景民族主義》，《讀書》，2009年，第2期。

[3] 朱彥民：《論殷卜辭中“河”的自然神屬性》，《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第5輯，2013年，第1期；連劭名：《商代望祭中的河與岳》，《殷都學刊》，2011年，第1期。

[4] 李朝軍：《頌美、訴災與民族意蘊——略論歷代黃河詩的特色流變及文學文化價值》，《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

[5] [美] 喬治·萊考夫、[美] 馬克·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6] [法]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05頁。

[7] [14] [德] 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頁，第85頁。

[8] 李夏、屈?。骸睹褡逭J同與新中國黃河圖像話語的建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9] 王亞華、毛恩慧、徐茂森：《論黃河治理戰略的歷史變遷》，《環境保護》，2020年，第48期。

[10] 李惠子：《人民的黃河：20世紀50年代水利運動中的黃河圖景與觀念形塑》，《中國美術》，2021年，第6期。

[11] [英] 安東尼·D. 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頁。

[12] 馮惠玲：《檔案記憶觀、資源觀與“中國記憶”數字資源建設》，《檔案學通訊》，2012年，第3期。

[13] 楊匡漢：《一半是黃金一半是血淚（代序）》，載楊匡漢主編《黃河吟》，鄭州：海燕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

[15] [德] 漢斯·羅伯特·耀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頁。

[16] 余光中：《黃河一掬》，臺灣：《聯合報》，2001年8月28日，第3版。

[17]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 Stuart Hall，David Held，Don Hubert et al.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Malden，Massachusee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597.

[18] [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