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影響研究

陳夢根　劉毓珊　張喬

關鍵詞：數字經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政收入；財政縱向失衡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4）04-0081-13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被竟卜詹粌H關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也直接影響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特別是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和推進共同富裕方面，基本公共服務發揮著關鍵作用。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基本公共服務的內涵經歷了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有關基本公共服務的研究起源于西方經濟學，庇古認為，基本公共服務是國民收入與社會福利的橋梁，國民收入的增加能夠增加公共服務總量，進而增加社會福利［1］。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上，以城市“單位制福利”和農村“集體福利制度”為主體，具有“低水平平均”特征［2］。改革開放時期，基本公共服務不斷向適應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方向改革，具有“體制轉軌、城鄉統籌和追求均等化”特征［3］。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公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發生了新的變化。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將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由“企業保險”轉變為“社會保險”?！丁笆奈濉惫卜找巹潯诽岢?，“基本公共服務是保障全體人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由政府承擔保障供給數量和質量的主要責任，引導市場主體和公益性社會機構補充供給?！彪S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公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也不斷升級，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羅爾斯認為，社會福利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社會中效用最低或者境況最差的那部分人?；竟卜站然瘡娬{“均等化”特性，但并不是簡單的“平均化”，而是在承認地區差異的基礎上，保證每個人民都能享受到某個標準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務［4］。Rapp［5］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全體人民都能公平地、不帶任何歧視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學者們分別從機會均等和結果均等兩個視角對均等化標準進行研究。常修澤［6］認為，機會均等與結果均等應被視為同等重要，在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應尊重人民對于機會的支配與自由選擇權?？娦×趾蛷埲兀?］認為，機會均等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核心，機會均等更能體現人民獲得感的公平。目前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不高，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存在著區域性結構化差異，在教育、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著區域間、城鄉間、群體間不均等問題。在“十四五”時期，中國數字經濟正在向普惠共享的方向深入發展，對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及均等化水平產生深遠影響。夏杰長和王鵬飛［8］認為，數字化產品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可以提供更具專業化和精細化的服務，將新興科技與基本公共服務結合，加強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對基本公共服務有積極的影響。趙濤等［9］ 與李宗顯和楊千帆［10］認為，數字經濟具有泛化滲透的特點，可以普及到各類產品應用中，對經濟發展、居民就業、收入水平和消費都產生深遠影響。李珍剛和古桂琴［11］認為，數字經濟發展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提升的需求相互依存，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基礎，同時，數字經濟發展能夠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師博和胡西娟［12］認為，數字經濟所涉及的技術特性能夠縮小城鄉生活水平差距、收入差距和行業差距，推動構建共同富裕機制。周瑜［13］認為，將數字技術應用到政府工作和城市建設中，如電子政府、數字治理和智慧城市等，會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有利于政府收集公眾的需求信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創新發展。雖然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具有顯著的影響，但是數字經濟影響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與路徑尚未明確。

本文可能的學術貢獻在于：第一，從數字產品制造、數字產品服務、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要素驅動和數字化效率提升四個方面測度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較于其他研究更為全面。第二，從基礎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科學技術、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八個維度測度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涵蓋內容較為全面，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測度提供了新思路。第三，本文在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測度的基礎上，探究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基本公共服務的相關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 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和財政支出的均衡性［4］。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對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存在顯著影響。數字經濟對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直接影響主要來自對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識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信息化生態三個方面：第一，數字經濟可以輔助識別基本公共服務需求。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數據獲取、數據存儲、大數據算力和算法的迭代升級，將數字科技運用到基本公共服務部門，能夠快速提高政府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識別和獲取能力［14］。數字技術能夠在短期內處理大體量數據，從海量信息中快速準確識別公眾的需求信息，幫助政府及時反饋公眾需求［15］。數字技術可以分析不同類型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相關性和異質性，幫助政府識別特殊的個人需求和普適性的集體需求，針對不同類別和不同需求對象作出更加精細化的反饋。此外，數字技術中如機器學習以及深度學習技術能夠通過訓練已有數據，分析公眾的需求特征和需求差異［16］，對未來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進行預測，幫助政府進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17］，節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識別成本。第二，數字經濟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相融合，可以孵化出更多的新產業和新模式，釋放人才紅利［18］，新的科技成果通過產業鏈滲透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惠及大眾，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例如，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結合，能夠對現有生產方式進行升級，提高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19］，更高效地輔助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數字基礎設施能夠為更多人提供平等的機會，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公眾均可以通過接入互聯網參與數字經濟，使用數字技術和平臺進行電子商務、在線教育和在線醫療等，這極大地消除了傳統經濟中的地域和時間限制，讓更多人可以平等地分享數字經濟的機會和福利［20］。第三，數字經濟促進形成信息化生態。數字化平臺為公眾提供了了解信息、表達意見、參與基本公共服務決策的新途徑，便于公眾行使自身政治、經濟和社會參與權利。更多的意見和信息可以讓政府真正了解公眾需求，避免基本公共服務的無效建設和資源浪費［21］。因此，數字技術能夠助力基本公共服務供需雙方建設良好的信息化生態，為增加基本公共服務信息交互頻率和深度提供保障［22］?；谏鲜龇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提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數字經濟促進了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擴大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規模，提高了政府財政收入能力［23］。數字產業采用大量新興信息技術，提高了企業利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擴大政府稅源，增加財政收入。數字經濟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也非常普遍，能夠實現支付方式便捷化，降低居民信貸約束，這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間接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提高，意味著有更多財政資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有利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谏鲜龇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a：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相較于其他類型投資，基本公共服務建設屬于高風險、低回報項目，當政府面臨有限的財政收入和嚴重的財政壓力時，容易產生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結構扭曲和供給不足的問題［24］。數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財政信息不對稱、不充分引發的供需錯配問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同時，數字經濟基于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可以提高財政信息透明度，有助于公眾對財政支出進行監督，確?；竟卜胀度氩槐粩D占。因此，數字經濟有助于降低財政縱向失衡，矯正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民生”的公共支出偏向，改善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結構，增加基本公共服務產品供給，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谏鲜龇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b：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減緩財政縱向失衡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二） 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數字經濟能夠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方式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第一，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25］，采用相似實施標準很難達到最好的服務效果，各地區針對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更具針對性的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存在一定難度，而數字技術能夠精準捕捉公眾需求［26］，便于當地政府根據經濟狀況、公眾需求和財政情況等動態調整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標準，有助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效率［27］。第二，數字經濟打破了區域之間的資源壁壘，區域之間借助線上服務平臺共享基本公共服務，這擴大了基本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28］。例如，線上問診解決了偏遠地區的就醫問題；線上課堂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共享。第三，數字經濟打破了數據孤島的格局，緩解了基本公共服務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這有助于增強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匹配程度，進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谏鲜龇治?，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數字經濟能夠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三、研究設計

（一） 變量說明

⒈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psc） 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本文構建包含8個一級指標、33個二級指標的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由于各指標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用時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進行降維處理。為避免不同指標之間量綱差異的影響，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用Dagum基尼系數衡量。

⒉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dig）。對于數字經濟，用數字經濟指數衡量。本文借鑒陳夢根和周元任［29］的做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本文采用信息熵權法為指標賦權，以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和客觀性。

⒊機制變量

本文的機制變量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rev） 和財政縱向失衡（vif）。分別用人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水平和1 - （財政收入分權/財政支出分權） × （1 - 財政收支缺口率）衡量。財政分權差異越大，非對稱性越高，財政縱向失衡程度越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越低。

⒋控制變量

本文借鑒豆建民和劉欣［30］的做法，控制如下變量：人力資本水平（edu），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占比衡量；就業水平（emp），用就業人數占比衡量；金融發展水平（fin），用年末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之和與各省份生產總值之比衡量；經濟管理能力（eco），用各省份生產總值與財政支出之比衡量；外商投資水平（fdi），用外商投資總額與各省份生產總值之比衡量。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國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數字經濟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信息產業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國信息年鑒》，以及北京大學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企研數據”平臺公開的專題數據庫、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中國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水平評估報告》等，其他變量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等。

四、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影響

（一） 初步分析

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如表3所示。由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均值可知，2010—2020年，所有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均明顯提升。東部地區，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和廣東等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如云南、西藏和甘肅等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較低。由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增長率可知，2010—2020年，北京、內蒙古、河南、四川、貴州和甘肅等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增長速度較快。由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均值可知，北京、上海和廣東的數字經濟產業整體發展較為成熟，在數字要素、數字技術、數字化效率和數字服務等方面發展水平都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如浙江等，數字經濟產業發展速度較快；西藏、青海、寧夏、內蒙古和黑龍江等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慢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也相對較小。由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增長率可知，部分數字經濟發展基礎相對落后的省份，如甘肅，目前發展速度也非?？?，體現出數字經濟的普惠性。

（二） 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數字經濟影響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基準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的系數都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平均意義上講，在1%水平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增加2. 073個單位?？刂谱兞恐?，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能夠為教育、醫療和公共交通等行業輸送更多的專業人才，進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經濟管理能力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地區經濟發展能夠為企業和個人解決資金需求，有利于地方企業長期發展，進而豐富了政府財政稅源。實際上，這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間接提升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

（三） 內生性處理

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模型也可能受到其他未考慮到的因素影響，從而可能產生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工具變量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數字經濟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發展的新模式，中國互聯網接入技術是從電話線撥號接入（PSTN） 開始的，因此，固定電話普及率與數字經濟有關系［32］。相較于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信息技術的更新迭代，固定電話數量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已逐漸消失，其與被解釋變量的相關性較弱。本文選擇1984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作為工具變量，但1984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是一個固定值，無法直接作為工具變量，故本文選取1984年每百人固定電話數與上一年互聯網投資額的交互項（IV） 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第一階段回歸F統計量的值大于10，這說明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再次驗證了數字經濟會促進基本供給水平提升。

（四） 穩健性檢驗①

⒈替換變量

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和信息熵權法合成基本指數，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合成數字經濟指數，重新進行回歸?；貧w結果均表明，核心結論沒有改變。此外，本文將滯后1期數字經濟發展指數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進行回歸。結果表明，滯后1期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說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⒉剔除樣本

不同城市的發展歷史、社會文化和經濟體量等均有所不同，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剔除中國4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 的數據重新進行回歸。結果表明，剔除直轄市數據后，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仍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這說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五） 異質性分析

⒈空間地理位置異質性

中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發展模式不同，經濟基礎也不同，故本文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影響是否有空間地理位置異質性。將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劃分為東部地區；將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劃分為中部地區；將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劃分為西部地區?？臻g地理位置異質性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數字經濟對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影響均顯著為正，這說明數字經濟對全國各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均有促進作用。其中，數字經濟對中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影響效應最大。

⒉數字經濟發展分指數回歸

為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分指數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作用，本文分別使用數字經濟發展分指數作為解釋變量［33］，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數字產品制造、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化效率提升依然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數字產品制造分指數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作用最強。由此可知，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正向作用主要依賴于數字產品制造業的發展。

（六） 機制分析

表8為機制分析結果，其中，列（1）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機制，列（2）為財政縱向失衡機制。由表8可知，數字經濟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發展數字產業將會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有利。數字經濟與財政縱向失衡的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這說明數字經濟會減緩財政縱向失衡，促進地方政府財政長期穩健發展，有利于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綜上，提高財政收入能力和減緩財政縱向失衡是數字經濟提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兩個重要機制。

五、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

（一） 初步分析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數衡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Dagum基尼系數的優勢在于，該數據囊括了數據間的重疊情況，有利于分析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按照前文劃分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計算各地區的Dagum基尼系數，結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知，從組內Dagum基尼系數來看，中部地區最低，其次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最高。這說明中部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高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高于東部地區，三個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顯著的非均衡性。東部地區區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差異較大，這是由于京津冀、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較高，而遼寧、海南等省份與前者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存在明顯差異。西部地區中，重慶等省份相較其他省份經濟發展水平更高，西部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也更高，與西藏、云南和貴州等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較為顯著的區別，而中部地區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都較為均衡。所以，中部地區的Dagum基尼系數相對更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更高。2010—2020年，東部地區的Dagum基尼系數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區，且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東部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一直低于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Dagum基尼系數在2010—2015年有上升趨勢，自2015年后逐漸下降，這說明近年來西部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中部地區的Dagum基尼系數在2010—2019年有所下降，而2020年明顯提升，這說明中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波動反彈趨勢?？傮w來說，全國整體的Dagum基尼系數呈下降趨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呈上升趨勢。

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Dagum基尼系數及貢獻率的具體結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差異主要來源于組間差異，但從2011年開始，組間差異由2011年的0. 112下降到2020年的0. 051，組間貢獻率從2010年的70. 568%下降到2020年的47. 272%。地區內的Dagum 基尼系數下降速度較為緩慢，組內貢獻率從2010 年23. 991% 上升至2020 年29. 121%。超變密度貢獻率相對較低，對總體Dagum基尼系數的影響相對較小?？傮w而言，目前地區間差異對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最主要的影響。與此同時，超變密度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要警惕不同省份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異增大的風險。

（二） 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將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按地區進行匯總，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知，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系數為-0. 114，在5%水平下顯著，這說明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數字經濟能夠加強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數字技術賦能基本公共服務，有助于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本文以2010—2020年中國31個省份數據為研究樣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指標體系，編制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實證考察了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有顯著正向影響，在使用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使用替換變量及剔除直轄市數據進行回歸等多種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第二，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影響存在空間地理位置異質性，對于中部地區而言，數字經濟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正向影響最顯著。第三，機制分析表明，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提高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和減緩財政縱向失衡兩個機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第四，數字經濟能夠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升。

（二） 政策建議

首先，把握數字經濟發展契機，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為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特性，第一，應以技術創新為引領，為加快數字技術與基本公共服務結合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持，如發展5G、物聯網、數據中心、云計算等，提升數字技術的硬件支持。第二，應加大對數字人才的培養和挖掘，政府部門和相關社會組織應加大投入，對數字人才進行適當補貼，開展公益性的數字培訓課程，加大數字技能的普及程度。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與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合作，充分發揮高校的人才儲備優勢。第三，應促進產業數字化發展，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積極利用新技術減少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錯配問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其次，防范數字鴻溝風險，推動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業的協同發展。要避免地區間數字經濟發展差距過大及數字經濟產業壟斷，制定針對性政策，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普惠特性，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服務效果。此外，各省份應根據自身特點，加快建設多層次動態化的政策支持體系，為數字經濟優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營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各地方政府應加強區域之間的溝通合作，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應主動發揮領軍作用和示范作用，幫助其他地區發展，適時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各地應當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大力培育數字經濟專業人才，發揮地區優勢，整合數字經濟資源。其中，中西部地區應加大對數字化轉型的財政補貼力度，吸引更多數字化人才，打造符合本地特色和優勢的數字經濟相關產業，而東部地區應加快數字經濟產業鏈的升級、完善，引導數字經濟創新成果更多地輻射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

最后，完善機制體制，加強對數字經濟的監管。中國數字經濟目前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法律法規方面仍有較多監管漏洞，這會影響其對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效果，不利于數字經濟的長久發展。應在確保數字經濟平穩發展的前提下，積極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加大數字產業監管力度，完善數字經濟法律法規，引領數字經濟促進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真正實現基本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除了建設網絡安全產品、網絡安全保險和網絡信息在線監管平臺之外，還應注重對數據安全的監管，防止個人信息泄露。要遵守數據的分級管理原則，制定合理的數據劃分方法，將數據劃分為一般數據、核心數據和重要數據，對不同類型的數據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保護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