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筆下的日俄戰爭

黎宏博　尚一鷗

[關鍵詞] 夏目漱石；日俄戰爭；反戰思想

[中圖分類號] I313.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24）02-023-08

[作者簡介] 1.黎宏博，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吉林工商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日本現當代文學；2.尚一鷗，女，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日本語言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現當代文學。（長春 130024）

一、明治知識分子筆下的日俄戰爭

日本自中日甲午戰爭后，又于1904年在中國東北發動了日俄戰爭，擊敗了俄國，奪取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量殖民利益，進一步走上了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道路。對此，日本國內鼓噪、叫囂、支持戰爭的狂熱思想占據了主流，民眾認為，繼甲午戰爭后，日本能夠再次通過侵略戰爭獲得無盡的財富與榮耀。[1]（46）國民為了支援戰爭，紛紛捐款捐物，婦女“深明大義”地為奔赴戰場的丈夫壯行，編為預備部隊的士兵因不能立刻上戰場而感到羞愧，呼喊“天皇萬歲”剖腹自盡。在日俄戰爭期間及之后，日本的作家文人在作品中亦對戰爭多有論述，但相較民間對戰爭的狂熱，文人對戰爭則表現出了支持與反對兩種態度。在支持戰爭者中，代表性的有櫻井忠溫等軍人作家，以及軍醫高官森鷗外等。櫻井忠溫的《肉彈》濃墨重彩地描述了旅順攻防戰的慘烈，為軍國主義思想張目，鼓吹軍人為皇國獻身的英勇的“肉彈”精神；森鷗外作為第二軍軍醫部長，隨軍參加日俄戰爭，所著《歌日記》中的大量詩歌，都為鼓舞軍人士氣而作，對侵略戰爭進行了歌頌。[2]（16-18）文學在此淪為了明治政權鼓吹軍國主義、皇國思想的政治工具。

與此相反，一些有正義感、有良知的作家則在作品中鮮明地表達了對戰爭的反對態度。幸田露伴在《文壇諸問題·戰后文學》一文中認為，日俄戰爭之后不會出現偉大的關于戰爭的作品，參戰的文學家和小說家也不會贊美、歌頌戰爭，只會站在反戰的立場上揭露戰爭的另一面。[3]（51）志賀直哉則在《甚吉》《傷兵》《插畫》幾部小說中，描寫了戰爭的殘酷，表現了戰爭給人們留下的身體與精神上的創傷，揭露了戰爭對人性的泯滅。[4]（37）與謝野晶子在詩歌《你！不要死！》中，指出天皇平日雖對國民做出仁慈之態，卻用忠君愛國等概念欺騙將士們為一己私欲上戰場賣命，揭露了天皇的殘忍與虛偽。[5]（37）幸德秋水更于1904年在《平民新聞》發表多篇文章主張“非戰論”，呼吁國人拿起紙筆，以紙筆為刀槍反對戰爭，終于招致當局的壓迫，1905年1月，《平民新聞》被政府強令?？?。[6]（322-323）這些作家從多個角度指出了戰爭的殘酷和給人民帶來的創傷，揭露了明治政權發動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和殘忍，一定程度上為日本的和平反戰事業做出了貢獻。

二、夏目漱石的戰爭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也形成了自己的戰爭觀。近百年來，中日兩國學界對夏目漱石的戰爭觀多有論述。日本學者大岡升平在《漱石與國家意識》中指出，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暗示，日俄戰爭使得俄國陷入革命，并最終使得戰爭走向終結，對戰爭持否定態度。小森陽一在解讀漱石的作品時亦提出，“國家將人們驅趕向戰爭”，戰爭是個人自由最大的障礙，[7]（69）并認為夏目漱石具有反戰思想。中國學者李光貞在著作《夏目漱石小說研究》中提出，夏目漱石在《我是貓》中表現出的厭戰思想是其根本思想。[8]（80）學者周冰心則認為，面對日俄戰爭，夏目漱石雖然不狂熱支持，但也絕不反對，表現出曖昧的態度。[9]（82）在夏目漱石的眾多作品中，有幾部對日俄戰爭有所描述，從中或可對其戰爭觀一窺究竟。

1905年1月至1906年8月，夏目漱石初登文壇，在雜志《杜鵑》上連載小說《我是貓》，該小說甫一問世即大獲成功，引起了文壇的矚目和學者的關注。小說的創作過程伴隨著日俄戰爭的始末，小說中亦多次提及了日俄戰爭，表明了作者對侵略戰爭的態度。

小說一開始便借貓之口譏諷人類倚仗自身強力，心安理得地奪走貓的食物，并且狂妄自大，如果沒有比人類更強大的力量，人類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惡，[10]（7）辛辣地諷刺了人類社會恃強凌弱的強盜行徑，更暗諷明治政權對外侵略國策的非正義性。

作品進而寫到，日軍攻下旅順后，街上人山人海慶祝勝利，主人公苦沙彌的好友，知識分子寒月建議陪苦沙彌外出散步看熱鬧，苦沙彌卻一臉漠然，無動于衷。[10]（18）在舉國歡慶“旅順勝利”的大背景下，苦沙彌對之毫不關心，表現出了他對戰爭的漠然。

苦沙彌的友人迷亭的母親在給兒子的信中，一方面提到了年輕軍人忍受艱辛為國奉獻，同時也哀嘆迷亭的很多朋友在戰爭中死亡，并渲染了夜晚陰冷的天氣和凜冽的寒風，描繪出戰時日本國內的陰郁景象。在文中出現的“歲末”“戰死”“衰老”“人世無?！钡纫庀蜃屆酝じ械狡鄾?。在全民狂熱擁護日俄戰爭時，作者卻借迷亭母親之口，表達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傷亡和痛苦，亦借助對凄冷環境的描寫，烘托出戰爭給人們帶來的陰霾，作者的反戰觀點在此顯露無疑。

在全民支持對外戰爭的背景下，夏目漱石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戰爭給民眾帶來的痛苦，并在小說中大膽地予以揭露，表現出他作為知識分子秉筆直書的正義感和良知。

此外，作者還在文中用戲謔的手法對日常之事用戰爭術語來描述，從而形成強烈的反差，為小說增添了趣味及可讀性，同時也解構了戰爭的嚴肅性，使得宏大的戰爭敘事變得滑稽可笑，隱晦地表現了作者對戰爭的不屑及否定態度。 例如，貓說自己不具有車夫家老黑“遠征”到胡同口魚鋪子的能力，[10]（151）用遠征來形容渺小又滑稽的貓，戰爭的嚴肅神圣感在此被解構得蕩然無存，表達了作者對戰爭的揶揄諷刺，其反戰態度在此亦可窺見一斑。又如，“貓”聽說日本和俄國開戰，也決心“投身戰場”，開始捉老鼠，想組織個貓兒混成旅去撓撓俄國兵，甚至覺得自己仿佛成了東鄉大將。[10]（153）把貓比作混成旅和東鄉大將，用作戰計劃形容貓捉老鼠，將日本國民心中神圣的戰爭以及令國民崇敬的軍人以戲謔的口吻說出，戰爭的嚴肅和軍人的崇高在這里被完全消解，表明了作者對戰爭的蔑視和諷刺的態度。

作者進而描寫了落云館的學生受金田老爺挑唆，對苦沙彌投擲棒球等種種惡作劇，擾得苦沙彌苦惱不堪。作者在這里把學生投擲的棒球比作日俄戰爭中使用的“達姆彈”，把學生比作“群集于落云館的敵軍”，把學生的投球行為描寫為“發射炮火”，并戲稱“在旅順戰斗中海軍進行了間接射擊從而建立了偉大的功勛”。[10]（230）在此，學生的惡作劇和嚴肅的戰爭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作者將兩個極具反差的事物進行類比，進一步反襯出戰爭的荒謬，表現了作者對戰爭強烈的不滿和諷刺揶揄的態度。

此外，夏目漱石對象征國家主義、軍國主義乃至對外戰爭的“大和魂”這一概念亦持保留甚至否定態度。例如，他借苦沙彌之口以嘲諷的口吻闡述了自己對“大和魂”的看法，把呼喊“大和魂”的日本人比作“癆病鬼”，認為無論東鄉大將、魚鋪子掌柜阿銀，還是投機者、騙子手、殺人犯，都具有大和魂，并指出大和魂形狀不定，不知是三角還是四楞，把大和魂比作天狗?！按蠛突辍币辉~最早出現在《源氏物語》的《少女》卷中：“須以漢才為根本，再輔以用于世事之大和魂，方才成功”，[11]（37）意為處理社會日常事務的能力與智慧。及至明治時期，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后，“大和魂”被賦予了對外侵略戰爭、戰死、為國犧牲等含義，如詩句“大和魂駐櫻花上，沖天香氣身成仁”。[11]（51）此時的“大和魂”已徹底地轉化為軍國主義意識，成為了日本法西斯主義毒害國民、對外擴張的思想工具和精神動力。夏目漱石在這里用戲謔的語氣描述大和魂，把投機者、騙子手、殺人犯與所謂的“民族英雄”東鄉平八郎大將相提并論，指出他們都具有“大和魂”，“大和魂”的嚴肅意義在這里完全被消解。作者進而諷刺“大和魂”“總是搖擺不定”，“其天狗之類歟？”，[11]（51）對“大和魂”所暗示的軍國主義思想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表現了作者的反戰思想以及對國家主義的冷靜思考。隨后，苦沙彌收到了一封呼吁為日俄戰爭凱旋將士慶功會募捐的信，寄信人是一個“華族”[10]（262）。他讀罷信，即把信裝回信封，不再理會。作者在這里借貓之口指出，不管是軍人的歡迎會，還是華族的發起人，主人絕不會只憑一紙通知就慷慨解囊。在這里，苦沙彌絲毫沒有體驗到國民對戰爭獲勝的興奮，并且不愿參與其中，為之做出“貢獻”，作者在這里明寫苦沙彌的吝嗇，實則表明了苦沙彌以及作者本人對日俄戰爭漠不關心乃至反對的態度。

縱觀《我是貓》通篇，日俄戰爭貫穿了整部小說。其中，作者或借貓之口諷刺、批判戰爭的非正義性；或直接揭示戰爭給國民帶來的傷亡、痛苦以及家庭的破碎；或通過景色、環境的描寫，烘托戰爭肅殺的氣氛，讓人心生憂郁；或通過戲謔、揶揄的手法，把日常生活之事比作日俄戰爭，使得戰爭顯得荒唐可笑而失去嚴肅性；或通過小說中人物對戰爭的冷漠態度，表現作者對戰爭的不屑?？傊?，夏目漱石對日俄戰爭的諷刺、反對態度在《我是貓》中顯露無疑，對充滿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意味的“大和魂”亦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表現了作者不同流俗，不屈從國家勢力的傲骨，更表現出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繼《我是貓》后，夏目漱石于1908年9月至12月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了長篇小說《三四郎》，并在小說中數次言及日俄戰爭。小說伊始，主人公三四郎乘坐火車由家鄉熊本去往東京讀書，途中，高中英語教師廣田先生與他攀談起來。作者借廣田先生之口表達了對日本未來的擔憂，指出日本民族都很可憐，形容丑陋，國家弱小，即便贏得日俄戰爭，依然無濟于事。[12]（12）在廣田先生看來，日本雖然提出“脫亞入歐”的口號，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歐洲強國俄國，但本質上仍然屬于亞洲國家，實力仍然不足以和歐美強國抗衡，國際地位并未有質的改變。就此而言，夏目漱石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以及日本的自身實力可謂認識清醒而深刻。日本如果繼續延用侵略擴張政策，則將面臨兵敗國滅。隨后，夏目漱石在小說中再次借廣田先生之口說出日本早晚面臨滅亡，對時局發展趨勢的預見洞若觀火。在全民為戰爭的勝利而狂歡的背景下，夏目漱石是當時日本國內極少數準確預測到日本結局的人士。果然，日本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動了對中國、東南亞的全面侵略戰爭，并對美國宣戰，終于兵敗投降，被美國占領。由此可見，夏目漱石超越時代的洞察力以及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情懷。

此后，廣田先生指出，如果一味認為日本先進，反而會使日本落后。[12]（3）在夏目漱石看來，日本以亞洲后起國家的實力和地位，妄圖躋身世界帝國主義強國之列，是由于日本人的目光短淺，缺乏戰略眼光以及對世界局勢缺乏認識，更缺乏對自身國家實力及國際地位的清楚認識，才妄自尊大，試圖在全球瓜分殖民地浪潮中分一杯羹，最后必然招致滅亡。

小說中的廣田先生是一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不人云亦云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盲目效仿西方，進行殖民擴張的國策有著自己的見解。在這里，廣田先生身上有著明顯的夏目漱石的影子，亦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夏目漱石在小說中以廣田先生自況。廣田先生對日俄戰爭的見解，實為夏目漱石本人對戰爭的看法。在小說中，廣田先生與主人公三四郎之間亦師亦友的關系，更讓人聯想到現實生活中，夏目漱石與他的諸弟子之間的關系。廣田先生對三四郎的照拂與教導，正是夏目漱石對諸多弟子關愛的真實寫照。

在小說中，作者亦借火車上老爺子之口指出日俄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老爺子痛陳自己兒子被迫參軍而客死他鄉的悲慘遭遇，他還面臨物價上漲、生活日益艱辛的窘況，并發出了“都是戰爭造的孽”之感嘆。[12]（3）的確，日俄戰爭雖然為日本帶來了遼東半島與朝鮮的地緣利益，但卻造成了無數個家庭承受失去親人之痛。同時，日本的軍費也達到了17.5億日元，又沒有得到戰爭賠款，只能通過向民眾加稅以及對內發行國債、對外募集外債來解決軍費，使得民眾的負擔更加沉重，生活資料被極度壓縮，生活水平低下，階級矛盾愈發激化。而日本政府并沒有把在侵略戰爭中的獲利投入民生，改善民眾生活水平，而是進一步把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擴張軍備、產業發展、殖民地經營中，為進一步全面入侵東亞做準備，財政支出不斷膨脹。[1]（74）民生的不景氣使得民怨沸騰，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底層民眾，都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在困境中苦苦掙扎，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在此，夏目漱石短短幾句話就概括了日俄戰爭給日本民眾帶來的疾苦和創傷，他對戰爭的危害洞若觀火，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反戰態度。

夏目漱石的另一部代表作《從此以后》于1909年6月至10月連載于《朝日新聞》，小說成功地塑造了追求心靈自由、精神獨立的知識分子代助這一形象，生動地展示了兩代人精神世界的巨大鴻溝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激烈沖突。小說創作于日俄戰爭結束后的第四年，其中亦對日俄戰爭有所提及，并借主人公代助之口，表明了作者對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態度。

在小說中，代助指出，日本一旦失去了西方國家的貸款，（對外侵略）戰爭就無以為繼，卻仍然自視為先進國家，勉強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如同青蛙與牛比大小，必將勢窮力竭。[12]（54）日本作為后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力本來相對弱小，軍力弱于俄國，軍費亦不如俄國充足。但日本于1902年與英國簽訂了《日英同盟條約》，與英國達成了事實上的結盟關系，[1]（32）并在日俄戰爭中向英國、美國等國發行大量公債，從而募集到了充足的軍費以進行日俄戰爭。[1]（254）雖然日本最終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也有了重大的傷亡，并且背負了巨額債務，更在國際上樹立了俄國這一勁敵。在代助看來，日本的實力遠遠不如歐美先進國家，卻為了躋身其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并且大大透支了自己的國力，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危險，稍有不慎便會給國家招致災難，撐破自己的肚皮。果然，日本在一次次嘗到侵略戰爭的甜頭后，日后進一步窮兵黷武，擴大了對外侵略戰爭，終于導致兵敗國滅。代助作為新一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政局和國際局勢有著獨到的見解，并對日本未來的發展走向做出了精準的預測。而代助對日本發動戰爭的態度，正代表了夏目漱石的看法，并體現了夏目漱石跨越時代的深邃洞察力。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9月至10月，夏目漱石應兒時好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中村是公之邀，赴“滿洲”及朝鮮進行了為期46天的考察旅行，歸國后創作了游記《滿韓漫游》，并于1909年10月21日至12月30日在《東京朝日新聞》連載，共51回。[16]（142）由于伊藤博文在哈爾濱遭遇刺殺，日本國內政治局勢驟然緊張，連載幾經中斷，作者遂于年末停止了連載，所以游記僅僅記述了作者在中國東北的經歷，涉及了大連、熊岳、營口、旅順等城市。

彼時，日本已經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獨自占領了中國的遼東半島及朝鮮，取得了“南滿”鐵路及其支線的一切附屬權力、財產和煤礦，并在戰后加速了對中國東北的殖民侵略活動。1906年，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推行大陸侵略政策的 “國策會社”——“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下文簡稱“滿鐵”），總社設于大連，以經辦鐵路、開發煤礦、移民及發展畜牧業等為經營方針，是日本在“滿洲”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侵略活動的指揮中心。中村是公1906年任“滿鐵”副總裁，赴大連主持“滿鐵”經營，1908年升任“南滿”總裁。1909年邀請夏目漱石赴東北考察，實則希望其就職于朝日新聞社，并撰寫宣傳“滿鐵”建設成績的文章，從而擴大“滿洲”在日本國內的影響，爭取國民對日本政府的大陸政策以及殖民活動的關心，進而吸引更多日本國民赴“滿洲”進行殖民活動并移民定居。[16]（143）然而，夏目漱石所作的《滿韓漫游》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滿足中村是公的愿望，對日俄戰爭的描述、戰場遺跡的描寫都隱隱透出作者對戰爭的反對態度。

在文中，據“滿鐵”職員田中敘述，日俄戰爭期間，大連被送往醫院的傷員由于戰爭激烈，得不到及時的救助，怨恨的哀痛聲回蕩在整個城市，醫院一帶由此被稱為鬼屋。[16]（183）夏目漱石沒有按照當時輿論界普遍贊美和歌頌的口吻來敘述戰爭，反而揭開了戰爭帶來的創傷，并用“怨恨聲”“可怕”“鬼屋”等陰冷的詞匯來渲染建筑的詭異氛圍，讓人心生凄涼之感。作者對戰爭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還記敘了“滿鐵”高層剛到大連時入住“鬼屋”的情形，建筑飽經戰火只留下殘垣斷壁，軍人們忍受著氣候寒冷、物資匱乏以及交通不便之苦，有人上廁所時油燈熄滅，有人喝水時水都凍成了冰，還有人穿了半打毛織襯衣。[16]（184）夏目漱石在這里極力描寫渲染殖民地的凄苦生活和荒涼景象，指出殖民活動的艱難困苦，同時也暗示了殖民活動前景的黯淡，表明了作者對殖民活動并不樂觀的預見。

作者行至旅順時，參觀了日俄戰爭遺跡，看到一處未完工的建筑，四周還殘留著木材，不由變得傷感。賓館內外寂靜的環境，圍繞港口光禿禿的山，無不令夏目漱石感到傷感冷清，認為這里跟廢墟沒什么兩樣。[16]（195）旅順荒涼凄冷的環境，無疑顯現出戰爭給城市遺留的創傷。之后作者視線一轉，進而描寫到房間里新式的器具，應有盡有，與房間外部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令作者唏噓不已?！皾M鐵”建設的“成就”與戰場遺跡的蕭瑟構成強烈反差，而這種情況亦是建立在戰爭的死亡與非正義性之上的。夏目漱石沒有用濃墨重彩宣揚旅順殖民地建設的“成就”，反而著力刻畫戰場環境的陰郁冷清，從中隱約可以窺見作者的反戰態度，以及對戰爭殘酷性的反思。

夏目漱石隨即參觀了旅順戰場的戰利品紀念館，紀念館周圍光禿禿的一棵樹都沒有，大煞風景。作者在此繼續用負面的詞匯形容殖民地，表達自己對殖民地的消極看法。紀念館一名曾經參戰的中尉A君為夏目漱石一一講解了館內的眾多戰利品，夏目漱石卻都沒有留下太深印象，唯獨記住了一只女人穿的鞋，并對鞋的主人的命運寄予了深切的關心，掛念她是否仍在人世。[16]（197）作者并沒有用筆墨去渲染戰爭勝利的喜悅，歌頌戰爭的偉大，抑或描繪戰爭武器的精良，繳獲敵軍戰利品的豐富，而是對戰爭中平民的物品及命運給予關注，對戰爭給平民帶來的災難寄予同情，作者對戰爭的質疑和反對態度在這里顯露無疑，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良知。

此外，作者在游記中對戰爭軼事也有所記敘，士兵們打累了就?；?，有時和對方士兵聊天，向對方要酒喝，甚至和敵軍商量因無聊而停戰。此般戰爭軼事，明顯與國家政權對戰爭的宣傳口徑大相徑庭，不但沒有突出日本軍人的勇猛尚武、不畏死亡的精神氣質，反而表現了戰爭中難得可貴的溫情與人性。而士兵對戰爭的無聊之感，更直接表現了軍隊中的厭戰情緒，這與當時國家宣揚的為國犧牲的“武士道”精神截然相反。作者沒有用更多的筆墨贊美將士們英勇作戰，為國犧牲，反而記敘了這些片段，他的反戰思想，以及對戰爭合理性的質疑。

總之，在日本全國上下都沉浸在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狂歡大背景下，夏目漱石雖然受中村之托，撰文宣揚日本侵略戰爭武功及“滿鐵”建設成就，卻不愿發違心之語，在游記中并未對日本的侵略戰爭予以贊美歌頌，反而通過對戰場遺跡氣氛的烘托以及對戰利品描寫，側面表達了自己的反戰思想，反思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表達了對平民命運的關切。這些觀點顯然有違中村邀請夏目漱石游歷“滿韓”的初衷，并且與當時全國為戰爭勝利、殖民地建設歡欣鼓舞的輿論氛圍也是格格不入的。而游記中的過多回憶與舊友往事，似乎有意淡化對殖民地建設成就的描寫，亦受到讀者批評?！稘M韓漫游》連載之時屢屢被《朝日新聞》報社?？?，也許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作品對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反思、表現出的反戰思想，以及對平民命運的關注卻未因?？鴾p色。

此外，夏目漱石在詩歌、日記中也表達了他對日俄戰爭、對國家主義的態度。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伊始，夏目漱石在《帝國文學》雜志發表詩歌《從軍行》，其中有如下詩句：“遵從天子的命令，吾去復仇。盡的是臣子的責任，吾去遠方……為了最后的勝利，遠赴疆場……照耀在北方的天空，吾去復仇?！盵1]（5）詩作雖然毫無藝術水平可言，但卻反映了此時夏目漱石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看法，即對戰爭的支持與贊賞。日俄戰爭爆發后，日本國內自上而下都陷入了狂熱，報刊雜志對戰爭進行大肆宣傳報道，民間對戰爭的一次次“勝利”歡欣鼓舞，眾多學者和詩人亦紛紛發表詩歌對日俄戰爭進行歌頌，如大町桂月、野口寧齋等人的詩作即享譽一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夏目漱石這首《從軍行》是出自作者本心，抑或是從眾之作，已不得而知，但在1904年底，夏目漱石即開始創作《我是貓》。如前文所述，《我是貓》對日俄戰爭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把貓兒比作混成旅和東鄉大將，把棒球比作達姆彈，更對象征軍國主義思想的“大和魂”進行了揶揄諷刺，短短七個月后，夏目漱石的思想為何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斷，夏目漱石對侵略戰爭的態度，與日本國內多數狂熱的軍國主義支持者有著本質區別，《從軍行》一詩的創作，亦有應時之作的可能。結合日后夏目漱石創作的《三四郎》《從此以后》對日俄戰爭的態度，似乎更可佐證這一點。

夏目漱石1911年在和歌山發表了題為《現代日本的開化》的演講，敏銳地指出了日本現代化過程是在西方的外壓下極度縮短時間而進行的，屬于外發型，區別于西方的內發型開化，因此流于表面，有失腳踏實地。演講指出，“（日本）為了站穩腳跟，甚至不得不打腫臉苦撐……想到日本的未來必然會陷入悲觀……戰后（日俄戰爭——本文作者注）的日本已成為第一世界國家這種傲慢論調卻隨處可見。持有這種看法的諸位，你們的樂觀真令人羨慕?！盵17]（115）夏目漱石對日本國民的盲目樂觀表現了深深的憂慮，對日本的國際地位、處境以及發展階段有著清楚的認識。一方面，作者指出了日本現代開化存在的嚴重問題，另一方面也隱晦地表達了作者并不認可日俄戰爭本身勝利的態度，認為日俄戰爭的勝利是日本超出自身能力向西方借貸，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并強行加速實現國家的文明開化而取得的，勝利果實并不牢固，而是存在著巨大的隱患，進而表現出了對日本未來的憂慮。在全民醉心于明治政權對外擴張的“勝利果實”中時，這種對日本和世界局勢的冷靜認識和準確預判在當時的日本極為罕見，顯示了作者作為知識分子的敏銳洞見。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夏目漱石自幼積累的豐富知識儲備，另一方面則緣于夏目漱石兩年的英國留學經歷，使他能夠跳出日本本土，從歐美視角對日本在世界所處的位置進行觀照，從而得以正確認識日本文明開化和侵略戰爭的得失。

及至1914年，夏目漱石在他著名的演講《我的個人主義》闡明了他對國家主義的看法，認為“有人說，今天的日本如果不實行國家主義，就無法維持下去；也有人倡導，如果不把個人主義踩碎，國家就會滅亡。事實上絕不會有這種混賬事”，[18]（612）如同在《我是貓》中夏目漱石對“大和魂”的評論表現出對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質疑，作者在這里同樣呼吁防止國家主義過分侵犯個人利益和自由，保持個人主義不被國家主義所踐踏，表現了他的民權思想以及個人主義思想。在演說中，夏目漱石進而講到，“從早到晚國家國家的嚷個不休，仿佛被國家迷上了似的，那無論如何也不是我們干得出來的”，[18]（612）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對國家主義的反對，亦是對國家號召民眾狂熱支持戰爭表示不滿。

三、夏目漱石反戰思想的局限性

縱觀以上作品，夏目漱石雖然在日俄戰爭初期，曾經迎合明治政權寫下了歌頌贊美日俄戰爭的詩歌，但總體而言，夏目漱石對戰爭的態度還是偏于漠然、戲謔乃至反對。在他的小說和演講中，夏目漱石或以嘲諷的語氣描述戰爭，消解戰爭的嚴肅性和神圣性，暗諷戰爭的荒唐；或渲染悲涼的氣氛，暗示戰爭的殘酷；或闡述戰爭給國民帶來的災難和傷痛，以及對國民財富的壓榨與剝削；或從國家實力角度出發，闡述日本國力之弱，無力與世界強國抗衡，透支國力必然招致災難；或通過描寫戰場軼事，表現戰爭的殘酷以及軍人的厭戰情緒；或反對明治政權宣揚的國家主義，倡導、呼吁對個人自由和意志的尊重。由此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對戰爭的態度，與當時日本民眾的狂熱支持是格格不入的。在全民沉浸于日俄戰爭勝利的狂歡氛圍下，作者能夠具有如此反戰思想，并冷靜地認識到戰爭的危害，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正義，以及對時局的敏銳洞察，但他的反戰思想的出發點卻是偏頗的，有其局限性和不徹底性。

首先，夏目漱石反戰的原因，只是在于戰爭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傷痛，在于日本的侵略戰爭超出了本國實力，容易受到戰爭反噬，讓本國陷入災難。他并沒有認識到戰爭本身的侵略性質，忽視了戰爭給被害國人民帶來的傷痛和災難，模糊了戰爭的非正義性，沒有對戰爭的非正義性進行徹底的控訴與揭露，更沒有認識到日本應對戰爭所承擔的責任，沒有從更深層次探討侵略戰爭的性質及根源，而是對這一根本性問題采取了逃避和視而不見的態度。其作品的反戰性質，以及他的反戰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但其反戰的不徹底性和局限性應當引起我們的質疑，他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本質缺乏正確認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日本國內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立場。即，夏目漱石雖然反對戰爭，但原因在于戰爭對本國的傷害，而并不是因為侵略戰爭本身的非正義性以及給被侵略國家帶來的傷害。這一點在今日亦值得日本知識界反思，同時也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警惕。

其次，夏目漱石對受害國、被占領國存在著很深的歧視與偏見。在《滿韓漫游》中，夏目漱石所游歷大連、旅順等地，均為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后所奪取的殖民地。夏目漱石在訪問這片土地時，也自然而然以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心態審視殖民地的中國人。初抵大連，夏目漱石即用挖苦嘲諷的口吻稱岸上的力工為“苦力集團”，諷刺他們骯臟不堪，“如此多的人擠在一起不堪入目”，并且“吵吵嚷嚷”“衣著邋遢”，房屋里“臭氣刺鼻”。[16]（159）他以先進國家的國民自居，帶著優越感俯視著當時相對落后的中國與中國人，滋生出傲慢的態度。而這傲慢的態度，又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緊密相連的。亦即，當時日本作為殖民宗主國，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被殖民的中國，對中國的鄙夷蔑視、對本國的驕傲自大等情緒充斥著日本社會，這種社會情緒無疑會影響到夏目漱石，并造成夏目漱石對中國不但絲毫沒有歉疚之情，反而存在歧視與偏見，使得其思想充滿了殖民主義色彩而具有了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是研究夏目漱石的戰爭觀所必須警惕，并予以批判的。

四、結語

日俄戰爭在夏目漱石的多部作品中均反復出現，這些敘述共同構筑了夏目漱石的戰爭觀。對于日俄戰爭，夏目漱石或揶揄諷刺，解構戰爭的嚴肅性與神圣性，或指出戰爭帶給日本人民的痛苦及創傷，或借小說人物之口暗示侵略戰爭的慘淡結局，或反對國家主義侵犯個人權益，主張個人主義。但作者的反戰思想亦具有其局限性、不徹底性，沒有認識到戰爭的侵略性質和非正義性，漠視了戰爭給被害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對受害國人民投以鄙夷的目光，并抱有強烈的偏見。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嚴肅性以及對戰爭的批判力度。我們對夏目漱石作品中反戰思想的局限性應有清醒正確的認識，并對其予以批判，這種認識與批判，在東亞局勢進一步緊張，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思潮死灰復燃的今日，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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