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小說的愛情敘事研究

李光一　林圓

[關鍵詞]朝鮮族小說；愛情敘事；治愈；覺醒；虛假；精神分析

[中圖分類號]I20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24）02-081-07

[作者簡介]1.李光一，朝鮮族，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韓國現代文學、中國朝鮮族文學；2.林圓，女，朝鮮族，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韓國現代文學、中國朝鮮族文學。（延吉 133002）

愛情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展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文學作品作為人類意識形態的表達媒介，其愛情敘事也在不斷地發展和推進。與時俱進的愛情敘事更容易引起文學界的爭鳴，并在觀點分歧與激烈探討中持續激起讀者的共鳴。一些超前的愛情觀會引發爭論，而合乎大眾期盼的愛情也會引發不同的解讀。所以，愛情主題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更是文學作品中永恒的題材。

“愛情”亦是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文學史的關鍵詞之一，是人性與情感的真實流露，是挖掘民族文化與道德風貌的文學表象。在“文革”時期，愛情題材在文學中是不可觸及的禁忌，時代的特殊性使文學處于無情無愛的狀態。在這種愛情空白時期，人性、人情都被視作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只能避而不談，但愛情是人性的本能，不斷地壓抑、回避會導致青年男女的婚戀觀畸形和扭曲，長此以往會釀成悲劇。

20世紀80年代是個大變革的年代，社會經濟與文化思潮的巨變，使文學突破禁區，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新局面。首先有一批思想先鋒如賈平凹、張抗抗、劉心武、陸文夫等作家，重新打開了愛情敘事的大門，愛情敘事得以重生，壓抑的情感得以抒發。愛情敘事的回歸也意味著婚戀觀的重新構建，在構建過程中又不斷地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時代的影響，呈現出多樣的婚戀觀。更重要的是，愛情敘事的回歸引發了人們對壓抑已久的情感欲望的凝視，對自我的發現和回歸，進而為作家提供了書寫的窗口。受主流文學的影響，朝鮮族作家開始嘗試愛情敘事，朝鮮族作家的文學作品中愛情敘事也逐步增加，代表作家有金學鐵、鄭世峰、李元吉、樸善錫、林元春、崔紅一、高信一、李惠善等。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的愛情敘事隨著文化環境的變遷可分為批判與治愈、世俗與覺醒、放縱與找尋三個階段。本文以精神分析理論為視角并從每個階段愛情敘事的差異性入手，分析其差異性的原因，進而探索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文學中愛情敘事變化的構建意義及對新時期文學發展的作用。

一、批判與治愈：歷史創傷的情感轉寫

20世紀80年代，隨著思想的解放和文學的恢復，社會上迅速涌起對愛情文學的呼吁。在這種環境下，朝鮮族小說開始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愛情敘事，迎來創作熱潮。借助主題的多樣性以及藝術性的不斷提高，人們試圖找回在動亂時期丟失的正常的愛情和婚戀觀。80年代前期對愛情問題的強烈關注，使愛情敘事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向。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文學思潮的出現，通常將愛情敘事作為批判社會問題的出口，作家們想要表達的并非愛情本身，而是造成愛情苦難的社會問題以及歷史原因，并通過自我感情的抒發從而得到內心的治愈。榮格的治療思想將心理分析劃分為四個階段——傾訴、闡釋、輔導、轉化，雖然患者的癥狀在傾訴階段有所緩解，但關鍵的問題是要幫助患者發現潛意識的意義，而治愈的首要任務是要將傷痕癥狀暴露出來。

美國精神創傷治療專家朱迪斯 · 赫爾曼在《創傷與復原》一書中直面傷痕癥狀，將創傷經歷視為創傷復原的重要階段。這一階段又可分為“回顧與哀悼”兩個層面。第一層面為回顧，就是直面痛苦記憶，釋放出內心的恐懼，從而緩解精神傷害。第二個層面為哀悼，赫爾曼形容，“陷入哀悼的感覺好像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淚水的投降?！盵1]（253）哀悼必然充斥著悲傷，但哀悼的意義在于完全揭露傷痕，只有徹底直面悲痛體驗，受創者才會真正從這段創傷中解脫出來。

然而，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小說中的愛情敘事，有一部分并不是純粹的想要描寫愛情，而是將愛情作為一種宣泄工具。這些作品想要傳遞的不是正確的婚戀觀與浪漫的愛情故事，而是承載著一代人的傷痕與創傷。這種愛情敘事肩負著使命感，勇敢批判著社會現實，控訴著時代造成的苦難。雖然相關作品沒有正面積極地去探索愛情本來的意義，但是通過癥狀的暴露從而得到心靈的治愈，這亦是接受正確婚戀觀的前奏。

首先，通過個人形象去批判因冤假錯案而造成的愛情悲劇。鄭世峰的《壓在心底的話》（《延邊文藝》，1980年第4期）以李錦姬給自己前夫寫的一封信的形式，講述了其因社會問題不得不被丈夫拋棄的故事。尹林浩的《斗士的悲痛》（《延邊文藝》，1980年第6期）不僅描寫了“文革”時期的慘淡命運，而且挖掘人性，探索純粹的愛情。男主人公昌勒曾經為了心愛的英玉冒著生命危險為抗日聯軍傳遞消息，但卻在“文革”時期含冤而死。柳元武的《妻子》（《道拉吉》，1984年第10期）中張仁燮是一個前途光明的大學生，在特殊年代因為無意中一句抱怨的話而入獄。妻子玉蘭為了撇清關系急忙遞來了離婚協議書。好在一直暗戀著張仁燮的金善不離不棄等著他出獄，幾經波折后走到一起。金陽今的《坡道》（《阿里郎》，1986年第25期）中男女主人公因特殊年代社會成分問題沒能結成連理，從而在心中留下了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這些作品揭露了因社會歷史原因而飽受摧殘的愛情和婚姻生活，以個人心靈創傷的暴露批判了社會的極端和人性的脆弱。

其次，集體創傷的情感轉寫。在社會成分決定社會身份的年代，人們隨時都會面臨社會身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社會都直接或間接地經歷著極端亢奮和莫名其妙的身份變動。這不僅給社會造成傷害，還在人們的心理上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如李元吉的《百姓的心聲》（《延邊文藝》，1981年第10期）講述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因“左”傾錯誤引發糧食匱乏，導致整個村莊陷入饑荒狀態的故事。在這種情況下，妻子的盜竊行為才使丈夫幡然悔悟自己的盲信與盲從造成的嚴重后果。南株吉的《萬里的夢》（《阿里郎》，1986年第24期）和李元吉的《皮毛癩的士兵們》（《阿里郎》，1987年第30期）等作品講述了特殊年代作為革命主力軍的大學生下鄉開墾北大荒的故事，在此期間所有的個人感情都沒有革命目標重要，家庭成分決定了個人地位。愛情是為革命而存在的，是可以犧牲的。青年人的私人情感是不被認同的，所有青年男女只能談革命工作和階級情誼，萌生的男女之情只能化作遺憾，永遠地埋藏于心中。在這種集體身份歸屬迷失的情況下，社會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學生來到偏遠山村歷盡磨難，懷才不遇。在這種集體自我意識迷失的狀態下，人們對巨大的身份變動也變得麻木不仁。甚至一些人隨時會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不僅會被剝奪愛的資格，就連擁有配偶的資格都沒有，埋藏心底的愛情都會是一種卑微的奢望。

20世紀80年代前期朝鮮族小說受到主流文學的影響，其中心任務正是暴露“文革”災難，批判反動分子的罪惡，恢復人民正常生活。作為表現個體生命形態和精神追求的工具，這一時期的文學運用曾被視為禁忌的愛情敘事去揭露特殊時期的創傷，從而達到治愈心靈的目的。文學治療其實是把意識銜接到文學作品中，又通過文學敘事激活潛意識的過程，人的高級需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明確感受到的，思想敏銳的作家以小說的形式把它表達出來，使自己或者他人的需求在敘事中得以釋放，從而實現療愈。文學對人具有療愈功能，是因其可以滿足人的高級需要。

葉舒憲認為“精神分析將古巫醫、后代哲學家和文學家所承擔的‘語言治療任務接管下來，并且使之發展成為專業化極強的精神醫學系統，讓克爾凱戈爾、尼采等人面對的文化病理問題還原為診所中的個體無意識診療病例，從患者的夢境、幻覺、囈語中去捕捉富有意蘊的象征，籍此發掘個人童年的心理挫折，找出治病根源，再用催眠、暗示、疏導、宣泄諸方法加以治療”。[2]（4）然而，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朝鮮族小說家不僅通過愛情敘事進行自我療愈，還對有著共同創傷的整個民族進行療愈。

在精神分析療法中有疏導法與宣瀉法，這兩種方法是通過訴說的方式將心里的苦悶痛快淋漓地傾訴出來，從而防止產生心理疾病。作家們充當著敘述者的角色，將自己發現的問題外化，通過小說表達出來，運用敘事進行自我療愈，同時也是與自我的一種對話。然而，閱讀也是文學治療的手段之一，讀者通過小說作品去傾聽作者的敘事，再找到心靈相通之處進行再敘事，從而呈現出自己內心的故事，得到間接性的治愈。這是“被治療者主動參與文學創作或文學欣賞等審美實踐活動，緩解或消除自身心理壓力或偏差，解除心理困擾，從而有效地恢復內在自身生態系統平衡，促進身心健康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3]（79）讀者通過小說欣賞，接受作品中的人物，在該人物的基礎上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也是換個方式講述自己的故事，釋放內心苦悶，達到治療效果。在壓抑的情感創傷得到治療后，作家們開始找尋埋藏已久的本能天性，從更廣、更深的層面去探究愛情敘事的多樣性。

二、世俗與覺醒：道德與欲望的邊界試探

瓦西列夫在《情愛論》里說：“愛情是一種復雜的、多方面的、內容豐富的現象。愛情的根源在本能，在性欲，這種本能的欲望不僅把男女的肉體，而且把男女的心理推向一種特殊的、親昵的、深刻的相互結合。但是愛情又不僅僅是一種本能，不僅僅是柏拉圖式的神奇劇、淫欲、直觀和精神的涅磐。愛情把人的自然本質和社會本質聯結在一起，它是生物關系和社會關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綜合體，是物質和意識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辯證體?！盵4]（42）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前期朝鮮族小說專注于創傷的暴露與療愈的話，那么80年代中期，朝鮮族小說的愛情敘事重點則轉移到了愛情本身，即從倫理道德的矛盾沖突中闡釋愛情與婚姻。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長期受到社會指責與道德壓迫的個人欲望開始蘇醒，傳統倫理思想浸染下的愛情缺失的家庭得以直面矛盾，結束相互折磨的婚姻關系。但隨之而來的是有部分人會利用這份自由去挑戰原有的家庭結構和倫理道德。針對這一矛盾，朝鮮族作家針對道德與欲望的矛盾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

金學鐵的《被踐踏的貞操》（《天池》，1985年第9期）中身為大學生的趙鳳順被流氓玷污以后，昔日的戀人李仁植無法接受周邊同學的嘲笑，更不能接受將與自己結婚的人是一個失去貞潔的女人，所以逐漸與趙鳳順漸行漸遠。但是，同為大學生的文大成則更注重兩人之間的感情，并堂堂正正地與鳳順在一起。崔紅一的《她和他，B縣所在地》（《天池》，1987年第2期）中的春玉是一個大膽追尋愛情的女人，但這條路比較坎坷，在經歷3次失敗的感情后春玉與正植結婚，卻因曾經做過第三者而被拋棄。春玉從不畏懼他人的指責與唾棄，還以書信的方式去控訴男性社會對貞潔的執念。尹林浩的《山村的楓葉》（《道拉吉》，1986年第3期）講述的是英松與妻子已經沒有了愛情羈絆，并開始了婚外戀。這篇小說反問了在婚姻關系中無限的爭吵與折磨是不是還需要維系這段關系，探索了什么是靈魂自由等問題。金京蓮的《心中的波浪》（《天池》，1986年第3期）描寫英愛為了報恩，以身相許嫁給了南秀，但婚后婆家只是將她視作傳宗接代的工具，這讓英愛嘗盡了婚姻帶來的苦楚，內心漸漸傾向于與自己靈魂契合的第三者。尹哲柱《啊，路，她的路在哪里》（《松花江》，1985年第4～5期）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勇敢找尋愛情的新時代女性，即使離婚讓自己丟了工作，常常被人指指點點，她也不想因為外在條件而委屈自己，離婚后的她大膽追尋著自己的愛情。

上述小說抨擊了朝鮮族根深蒂固的封建倫理思想，并對社會政策與傳統思想給朝鮮族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了剖析與研究。作家們大膽涉及了“離婚”“出軌”“第三者”等主題，對于無條件反對結束婚姻關系的思想進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強行維系沒有愛的婚姻和家庭才是不道德的行為，與其互相折磨不如各自安好。離婚后的單身男女不必再看人眼色、如過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出軌也不再是男人的專屬權利，第三者也未必就是品行不端之人，人們的思維方式從刻板、固化轉向開放、包容。在人們的生活觀念還停留在怕被周邊評頭論足的保守年代，習慣于隨波逐流的盲從年代，這些小說的橫空出世給朝鮮族文壇乃至朝鮮族帶來了巨大的思想沖擊，給處在思想沉滯期的人們帶來了自由的可能性，使沉睡的自我意識開始蘇醒。

朝鮮族傳統的家庭觀、愛情觀、倫理道德觀隨著社會的變化開始轉化。這時期的朝鮮族作家開始充當批判、倡導、探索的先驅者角色。但人性貪婪，人類在嘗到自由的快感后開始逐漸迷失自我。弗洛伊德認為，人的心理結構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構成的?！氨疚摇笔菬o意識（潛意識），也是“里比多”的本能沖動?！白晕摇笔且庾R或自我意識，它是一切感覺、直覺和理性思維的機構或主體，是自覺活動的激發者。自我與外界直接聯系，它對處于本我的欲望沖動與超我的壓制欲望沖動這兩種矛盾力量起到調節作用?！俺摇敝傅氖呛筇斓牡赖?、宗教等社會意識所構成的一種是非或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良心”之類的東西。它處于本我與自我之間，對本我的欲望沖動起到抵制和壓抑作用，它阻撓本我的欲望沖動任意闖入自我的領域。[5]（90）如果說塵封已久的愛情話語重見天日，以多種形式充分地激起自我意識的找尋，那么當壓抑太久的內心突然得到自由時，那個本能“里比多”將這種壓抑的欲望以小說的方式釋放出來呈現在大眾面前時，愛情敘事就會無節制地泛愛化。

許蓮順的《很多男人的她》（《長白山》，1989年第3期）中的玉蓮不斷與多個男子有著親密關系，自己卻美其名曰找尋真愛，其實卻過著荒淫無度的放蕩生活。黃衡久的《愛情條件》（《天池》，1986年第2期）敘寫了丈夫家暴導致妻子不孕，后利用妻子的賢良涉足婚外戀，還丟棄糟糠之妻與其離婚，想找已經懷孕的婚外戀對象結婚時，反遭背叛。方龍珠《酒家老板娘》（《阿里郎》第29期，1987年）里的崔錫弼利用自己的干部職權威逼芬女與自己發生關系，獸性未能得逞后反誣陷芬女誘惑自己。韓正花的《回旋的裙擺》（《道拉吉》，1986年第3期）中的景熙與美善是要好的朋友，景熙的丈夫事業心很重，難免會對家庭和妻子疏忽一些，而美善的老公溫柔體貼，夫妻關系如膠似漆。與朋友相比，景熙總覺得自己生活不夠美滿，所以開始通過婚外戀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李惠善的《下雨天》（《天池》，1984年第5期）講述的則是妻子景順發現丈夫鐘哲與景順的弟子淑姬的戀情。令她震驚又失望的是，丈夫居然會跟自己的學生有染。以上小說敘述了“好丈夫”“好妻子”未能得到滿足的本我轉而通過第三者去尋求。

在20世紀80年代，自我意識的不斷擴展，勢必會與社會道德觀念產生矛盾。弗洛伊德認為，愛情文學可以給人們的壓抑欲望帶來一種替代性滿足，“人們可能做得更多，可能試圖再創造現實世界，建立起一個世界來取代原來的世界。在那里，現實世界中最不堪忍受的東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所希望的東西?！盵6]（21）回觀80年代中期的社會背景，人們的自我意識確實在不斷覺醒，但社會道德觀念還是會很大程度地束縛“自我”。在壓抑的欲望沒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通過虛擬的小說世界刻畫出了想做又不可為之的愛情敘事，不斷地試探著道德的底線，這樣肆意的刻畫與虛構將愛情敘事推向了對“性”的探索。

20世紀80年代中期朝鮮族作家多從政治、歷史、倫理、道德、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和敘寫愛情問題；以詩意的語句和委婉的方式去表達愛情的美與丑；以文化批判的態度給予自我意識以肯定；以倫理道德的視角去否定傳統婚戀關系。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作家們筆下的愛情敘事從婉約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轉向目的性、丑惡性、非人性。那種無處不在的性也是對愛情本身的一種變向否定，表現出了現代人的性觀念，性成為了一種生存方式和交易籌碼，這也間接地反映了現代人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社會經濟文化變化時產生的愛情觀和價值觀的困惑。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代后期的愛情敘事更加接近精神分析學的病理學特征。

三、放縱與找尋：虛假與交易中的愛情話語危機

20世紀80年代后期伴隨著現代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的轉型與思想上的解放推動了文學的發展空間。深受市場經濟和商業化影響的朝鮮族作家的價值觀和情愛觀再一次受到了挑戰。一方面文學永恒的愛情話題重獲自由，并且開始以新的觀念與方式進行闡釋和探討。另一方面在“個性化”的時代，文學不僅探討情愛與道德之間的矛盾關系，還試圖挖掘新時期人們更為復雜的深層欲望。在逐漸商業化的社會，愛情敘事呈現多樣化趨勢，不僅兼容著80年代前期控訴創傷的愛情敘事，還有80年代中期探討欲望與道德之間矛盾關系的愛情敘事。具有80年代后期特點的愛情敘事類型則是虛假型和交易型的愛情敘事。

首先，在虛假型愛情敘事方面，如姜孝根《誘惑的界限》（《阿里郎》，1989年第35期）中孝植為了從農村進入城市寧愿丟棄女友，也要為了金錢與社會地位選擇跟毫無感情的局長千金結婚，扮演一個“好丈夫”的角色。高信一《人間百態》（《長白山》，1985年第6期）中的德希的悲慘人生也是從一場沒有愛的虛假婚姻開始的。為了能夠拿到城市戶口德希不惜與不喜歡的男人結婚，此后便是無盡蹂躪的開始。方龍珠《白發幽靈》（《天池》，1987年第5期）中宥敬因男方稅務局長的身份與權力，嫁給了比自己大12歲的50歲中年男人，后發現丈夫另尋新歡，于是決心收集證據進行報復。韓正花《被窩里的眼淚》（《道拉吉》，1986年第2期）中的恩香為了脫離貧困，不顧父母的反對嫁給了瘸腿的善哲，在見識到繁華的都市以后覺得善哲配不上自己，所以開始出軌。這一時期崇尚金錢萬能主義的消費性社會思潮開始蔓延，所引發的快樂原則與追逐欲望的本能開始膨脹，再加上經濟社會環境帶來的寬松的、多向度的思想環境，使人們的生存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在這種生存環境下對情感的反映也是多樣的，因此進一步激活了小說的愛情敘事，多元化的愛情敘事集中體現在人性認知和人性行為的揭示上。在80年代后期的朝鮮族小說作品中，這類小說開始嶄露頭角，雖然作品量不是很多，探索人性深度方面也有些許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人的欲望探究方面，以獨特的角度與深度為90年代的愛情敘事指明了方向。

其次，在交易型愛情敘事方面，如李如天《被擋住的墻》（《阿里郎》第30期，1987年）中的妻子為了救丈夫，不惜用自己的身體做交易，與隔壁家境優渥的鄰居昌秀發生關系，最終得到了丈夫的諒解。在姜孝根的《蠹物，浮萍草，三棋枰》（《阿里郎》第32期，1988年）中，玉蘭游走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職場中，為前程不惜與他人進行不正當交易。80年代后期的愛情敘事已經跳出了單一的道德訓誡，也不再是就事論事的單一呈現，它表現出了作家對人性的理解與探索。作家們通過愛情敘事把人性的復雜展現出來，直面人類被物質異化后的情感之痛，叩問經濟時代中肉體與靈魂該如何安放的問題。愛與欲望之間的博弈離不開消費文化，對經濟利益的過分執著，最終導致道德與倫理觀念不斷被削弱。弗洛伊德說過，“在一般情況下，凡健康正常的愛情，需依靠兩種感情的結合，一是溫柔而執著的情，另一種是肉感的欲”。[7]（217）然而在80年代后期的小說中，性與愛常常是分離的。在現代價值體系尚未健全的時期，原有的價值觀遭到破壞，對欲望的追逐有壓倒道德情感的趨勢，這使部分作家開始警覺，反思愛情的缺失與變異。道德與人性的沖突、情愛與利益的糾纏直至現在也使人困惑不已。愛情與性不應該脫離自然人性，但又無法完全無視社會性而存在。所以愛情敘事呈現了現代人的隱痛，揭示了現代人的倫理困惑與精神缺失。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朝鮮族作家們沒有丟棄對愛情的找尋，在這些逐漸泛愛化的愛情敘事中，仍然對純粹的愛情抱有期盼。如車鎮燦的《生活的變奏曲》（《長白山》，1987年第2期）中的七星是個身體殘缺的殘疾人，而英姬心地善良處處幫扶著七星，兩人之間的感情也迅速升溫，但是在一起沒多久英姬卻因病去世。該小說不乏一些對兩性關系的性描寫，但作家將七星與英姬的愛情故事以純潔凄美的方式呈現出來，他們的愛無關世俗身份與金錢利益，始終遵循著生命的自由意志，因愛而愛，始終純粹。在消費文化影響下愛與欲望激烈博弈的場景中，這類作品展現的是對美好愛情的期待，讓人們看到了愛情與人性最美好的樣子。

毋庸置疑，這一時期的愛情敘事混亂的作品數量很多，一些作家放逐欲望，貶低愛情，兩性關系充滿著猜忌和背叛，夫妻之間同床異夢。這是小說中的愛情敘事的“感情危機”，也是整體作家創作傾向的“感情危機”。文學不僅要以藝術的方式將人民大眾的命運遭際與讀者產生共鳴，還要提供善和情。愛情敘事“真實細膩地呈現了人類可能具有的性與愛以及與之相關的諸多心理、社會元素糾葛沖突的狀態，進而思考人類自然層面和精神層面可能具有的關聯方式和躍遷潛能，因此愛情敘事在塑造人性、創造人們對可能生活的想象方面具有獨特的功能”。[8]（27）愛情敘事的生命力不在于把故事情節寫得吸引眼球，更不在于賦予主人公動人的外貌和殷實的家境等外在價值，而在于寫出人最真切的感情和人的精神。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學界掀起了第二次“弗洛伊德熱”，精神分析學理論中的泛性觀對80年代后期的文學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精神分析理論的病理學特征與朝鮮族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80年代后期小說中，即使書寫錯綜復雜放縱情欲的愛情敘事，也多以揭示人物的淪喪感和罪惡感為主，一直遵循著善惡到頭終有報的主題思想。這一時期一些作家的小說充斥著對本能欲望病態化的追求與對性的罪惡和骯臟的描述。文本中失去了很多對性與愛、靈與肉的痛苦糾纏，更多的是已經失去自身價值的、被淪為生理需求乃至交易方式的性書寫。但也有一些作家與描寫忽略情感、放縱情欲的作家產生鮮明對比，他們高舉情感的旗幟，在欲望與情欲的廢墟中重新呼喚純粹、清澈的愛情，以恢復愛情本來神圣、崇高的面貌。

四、結語

弗洛伊德說：“造成‘戀愛的條件是什么？ 或者說，男人和女人根據什么選擇自己的愛戀對象？ 當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合乎自己理想的對象時，他們又是如何來滿足自己的要求的，這一向是一個由詩人和想象力豐富的作家們描述和回答的問題?！盵7]（203）朝鮮族作家就這一愛情難題給出了深度的解答。綜上所述，對于朝鮮族小說作家們對愛情敘事的闡釋，筆者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首先，朝鮮族小說在進入新時期以來，關于愛情的敘事大多是在控訴因歷史原因帶來的創傷，從而釋放壓抑在內心對愛情的渴望。其次，20世紀80年代中期小說中的愛情敘事折射出作家們為人們找尋自我而感到慶幸，同時又對過分的放大自我而感到擔憂。最后，從8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金錢、利益、欲望的驅使下，愛情和身體都是可以用來交易的商品，作家們對已經無情化的愛情敘事感到悲哀，深入探究人性，并對美好的情感與健康的婚戀觀構建抱有些許期許。

社會的發展、時代的更替、文化的進步都會影響愛情觀念。精神分析學對20世紀80年代朝鮮族小說的愛情敘事有著特殊的意義。第一，它使愛情敘事實現了社會向自我、向內心世界的轉化，由一種群體“超我”的表達進入到個體“自我”的宣泄。第二，使80年代小說正視人的本能欲望，將屬于人的東西還給了人，深化了人本主義，揚棄了僵硬化的創作束縛，打破了以理性化、單一化的傳統觀念解釋人的自我意識。第三，泛性觀則是拓寬了愛情敘事的表現形式，更深度地解釋了人性心理領域，使朝鮮族小說中愛情敘事的深度不斷加深。

最后，文學中的愛情敘事包含著文學立足與人本身的平民性，和注重人內心深處自身的文學性的特點，是探究文學現象過程中的主要切入口。但在朝鮮族小說研究中，特別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愛情敘事研究往往處于文學史的邊緣，也常被質疑愛情敘事是非主流的，是對文學道德理想的消減。但縱觀朝鮮族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不乏對愛情進行描寫的名著。文學本是對人生人性的表達，本質是為了推進人類精神文明，然而愛情敘事不僅是一種題材的選擇，也是反映歷史和人性的一面鏡子，需要更多的作家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究，也需要更多的學者就這一文學現象進行不斷的研究與更新。

[責任編輯 樸蓮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