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感對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行為的影響：共情的調節作用

馬蘇蘭?孫倩?田曉明

摘 要 為探討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影響及其邊界條件，以236名在校大學生為被試，采用故事回憶法操縱被試的權力感水平，并測量其共情水平及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為。結果發現，高權力感者比低權力感者表現出更少的合作行為；高共情者比低共情者表現出更多的合作行為；共情調節權力感與合作行為的關系：高共情緩沖高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負面影響。該發現深化了對權力感和共情在社會互動中作用的理解，凸顯了個體特質在行為塑造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 社會困境；權力感；特質；共情

分類號 B842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4.04.001

1 引言

權力作為一個復雜而多層次的社會現象，一直以來都是心理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重點。權力涉及能夠影響他人或控制資源的能力（Anderson & Galinsky， 2006）。通過回憶與權力相關的經歷，可以啟動個體的權力感，進而深入探討其對行為傾向的影響（魏秋江等， 2012; 王雪等， 2014; Anderson & Galinsky， 2006 ）。

現有研究普遍認為權力感會導致消極行為傾向，高權力感促使個體更具競爭意識（Kimbrough et al.， 2014; Tost et al.， 2012），更加注重個人利益（孫倩等， 2019; Sawaoka et al.， 2015），表現出更多的自利行為（Bendahan et al.， 2015; De Celles et al.， 2012）以及更少的合作行為（劉耀中， 張俊龍， 2017; Wang et al.， 2019）。在現實生活中，權力的負面影響也經常被提及，比如“權力滋養自私”“權力滋生腐敗”“權力催生欲望”，等等。然而，一些研究也指出，高權力感并不總是導致自私自利（云祥， 2022），反而能夠促使個體表現得更有堅持性（Guinote， 2007）、更有耐心（蔡椒濤等， 2022; Joshi & Fast， 2013）、更善于聽取他人建議（De Wit et al.， 2017），做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姚琦等， 2020; Manesi et al.， 2015; Xin et al.， 2016）。

上述不一致的發現表明，權力感對行為傾向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非好即壞，可能會受到其他變量的調節。Galinsky等（2015）也強調，為了更準確地描述權力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影響，需要在研究中關注調節變量的作用。因此，對權力感和其影響的深入理解需要考慮多種內外部因素的互動。鑒于合作行為在社交互動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社會意義，了解權力感如何影響合作行為及其調節機制對社會和組織的管理至關重要。然而，現有研究大多側重于情境因素，如競爭性（周靜等， 2021）、匿名性（Kurzban et al.， 2007; Manesi et al.， 2015）和分配公平性（Wang et al.， 2019），探討外在情境變化如何影響權力感與合作行為的關系。關于個體特征如何影響權力與合作行為的關系，目前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為彌補此不足，本研究擬重點關注個體的共情特質如何調節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影響。

共情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表現為個體對他人情感和需求的理解與共鳴（張秋婷， 尹彬， 2023; Preston & De Waal， 2002）。這種積極的內在特質有助于減少人際沖突，促進同伴關系（顏志強等， 2022; Boele et al.， 2019; Eisenberg et al.， 2010），是促進合作行為的關鍵因素（岳童等， 2021; Yamamoto & Takimoto， 2012）。值得注意的是，共情水平的高低可能會改變權力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根據權力的社會距離理論（王雪等， 2014; Magee & Smith， 2013），高權力者相較于低權力者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較少依賴他人，傾向于與他人保持距離；這導致高權力者以更抽象的方式看待他人，降低對他人心理狀態的準確判斷，減少對他人需求的關心和回應，減少利他行為傾向。然而，研究發現，高權力者若具備某些積極的內在特質，其行為傾向會變得更為積極。例如，宜人性較高的高權力者更擅長識別他人的情感需求，更傾向為他人服務（Caprara et al.， 2012）；責任感較高的高權力者更愿意建立社會關系，更傾向幫助他人（周天爽等， 2020; Chen et al.， 2001; Karremans & Smith， 2010; ）；道德認同水平較高的高權力者表現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De Celles et al.， 2012）；謙遜水平較高的高權力者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傾向（Yoon & Farmer， 2018）。

基于上述理論假設及間接證據，本研究推測，如果高權力感者本身具備高共情特質，其合作行為會有所改變。具體而言，若高權力感促進合作行為，那么高共情會疊加或增強權力感的積極效應；若高權力感削弱合作行為，那么，增強高權力感個體的共情水平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處境，繼而緩沖或削弱高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負面效應。為驗證這一推測，本研究創設雙人互動情境，首先采用故事回憶法操縱個體的權力感，然后測量個體的共情水平及其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為。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與設計

基于G-power 3.1確定被試量：參照Faul等（2007）的建議，選擇適用于二因素（權力感：高/低）被試間設計的F檢驗，設定效應量為0.25，顯著性水平為0.05，統計檢驗力為0.95，兩組數據樣本量的比例為1，最低樣本量為210名。招募236名（女生142名；年齡集中在18～22歲）在校本科生，無心理學或經濟學背景，身心健康，無精神問題，此前未參與類似實驗。實驗后，被試獲得8元被試費。本實驗得到了蘇州科技大學倫理委員會批準（HRP05-2022）。

2.2 實驗材料

權力感的操縱材料。仿照已有研究（Galinsky et al.， 2003），采用故事回憶法操縱權力感。首先向被試介紹權力的概念，然后要求被試結合真實經歷，回憶有關權力感的經歷，并用文字詳細描述當時發生了什么，經過是怎么樣的，自己是如何做的以及有何感受，等等。高權力感組被試需要回憶并描述擁有權力感、能夠控制別人的情景，低權力感組被試需要回憶并描述缺少權力感、被別人控制的情景。

權力感的操縱檢驗材料。借鑒已有研究（Kraus et al.， 2011; Lammers et al.， 2010），通過讓被試自評此時此刻的權力感、重要性及影響力等檢驗操縱效果。采用5級評定（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共4個項目（“現在我感覺自己擁有權力感”“現在我感覺自己很重要”“現在我感覺自己可以把控事態的發展”“現在我覺得自己很有影響力”）。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數為0.82，以被試對4個題項的評級之和作為操縱檢驗得分。

共情的測量。借鑒已有研究（Batson et al.， 1995），通過讓被試評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共情情感詞匯的頻率來衡量特質共情水平。采用5級評定（1=很少，5=經常），共6個項目（“感到同情的”“想體貼的”“憐憫的”“想溫暖的”“心腸軟的”“被感動的”）。以6個題項的總分來衡量共情水平，總分越高，表示共情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數為0.89，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合作行為的測量。借鑒已有研究（孫倩等， 2022; van Dijk & De Dreu， 2021），借助公共物品博弈測量合作行為。具體而言，被試與一名玩家彼此匿名隨機配對進行游戲，每人各有20個代幣的初始資金，均可選擇向初始額度為0的公共賬戶捐贈任意金額。二人都完成決策后，公共賬戶中的代幣總額會增加到原來的1.5倍，然后平均分給兩名玩家。該博弈共一輪，被試做決策時并不知曉其他玩家的選擇。以被試捐贈的代幣數量來衡量合作行為，例如，被試捐贈了5個代幣，則其合作行為計為5。

2.3 實驗流程

本實驗為線上實驗，基于問卷星平臺開展。實驗前，被試首先填寫知情同意書，了解到將與其他玩家匿名參加一個“人際互動”游戲。隨后，為確保被試了解實驗的核心任務——公共物品博弈，被試首先閱讀任務規則，完成任務理解檢測題。檢測題通過后，被試首先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權力感條件下，回憶并書寫有關權力感的經歷，完成操縱檢驗題目。然后，被試完成共情測量。緊接著，被試被告知系統隨機為其匹配了一位游戲玩家，需要與該玩家進行一輪匿名無反饋公共物品博弈。實驗結束后，被試填寫個人信息（性別、年齡段），并得到8元被試費。整個實驗持續約八分鐘。

3 研究結果

3.1 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所有被試均準確回答任務理解檢測題，且回憶書寫任務合乎要求，因此，未剔除被試。表1為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顯示權力感、共情及合作行為兩兩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3.2 操縱檢驗

以權力感為自變量，以操縱檢驗得分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高權力感被試的得分（M=12.45， SD=2.11）顯著高于低權力感被試（M=11.42， SD=2.43），t（234）=3.46，p<0.001，Cohens d=0.45，95% CI ［0.44， 1.61］。這說明，本研究對權力感的操縱有效。

3.3 權力感與合作行為的關系：共情的調節作用

借助SPSS 26.0宏程序PROCESS （v3.5）中的模型1 （Hayes， 2018），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對共情（中心化）在權力感（低權力感=0，高權力感=1）與合作行為之間關系中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別的影響后，權力感顯著負向預測合作行為（B=-6.20， SE=1.21， 95% CI ［-8.58， -3.82］），共情顯著正向預測合作行為（B=0.09， SE=0.04， 95% CI ［0.01， 0.16］），權力感與共情的交互項顯著正向預測合作行為（B=0.21， SE=0.06， 95% CI ［0.09， 0.33］）。

根據已有研究的建議（Dawson & Richter， 2006），為進一步分析權力感與共情交互作用的實質，對數據進行簡單斜率檢驗。共情得分高于均值（18.30）以上1個標準差（8.63）的被劃分為高共情組，低于均值以下1個標準差的劃分為低共情組。以權力感為預測變量，性別為控制變量，合作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圖1），權力感顯著負向預測低共情被試的合作行為（simple slope=-4.13，SE=0.72，95% CI ［-5.56， -2.71］），不能顯著預測高共情被試的合作行為（simple slope=-0.44，SE=0.74，95% CI ［-1.91， 1.02］）。

4 討論

如前所述，以往研究主要關注情境因素如何影響權力感與合作行為的關系，本研究通過關注共情這一內部特征的調節作用進一步拓展了前人研究。本研究發現，權力感負向預測合作行為；隨著被試共情水平的提高，高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負向預測作用呈逐漸減弱趨勢。

具體而言，當不考慮個體的共情特質時，權力感顯示出負面效應，高權力感者傾向于在公共物品博弈中表現出較少的合作行為。這一發現與現有研究相符（劉耀中， 張俊龍， 2017; Wang et al.， 2019）。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高權力感會加大與他人的社會距離，導致高權力者對他人情感和需求的關注減少，表現出更多的自私自利行為（Bendahan et al.， 2015; Magee & Smith， 2013）。

然而，當將個體的共情特質考慮進來時，權力感的效應不再一概而論。相反，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負面效應主要存在于共情水平較低的被試中。具體而言，當個體自身共情水平較低時，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負面效應被放大，權力感顯著負向預測低共情個體的合作行為水平。但當個體自身共情水平較高時，權力感的負面效應逐漸減弱，甚至得以抵消。這一發現與已有的間接證據相一致（如周天爽等， 2020; De Celles et al.， 2012），表明具有積極內在特質的個體在擁有權力后會改變其消極行為傾向。換言之，高權力者盡管可能更關注個人利益和資源掌控（孫倩等， 2019; Sawaoka et al.， 2015），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總是自私自利。具體而言，高權力者由于感受到與他人存在較大的社會距離，可能較少有建立關系的需要，對他人的需求和情感也相對不敏感，容易表現出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從而更少選擇合作。然而，當高權力者具備高共情特質時，能夠拉近其與他人的社會距離，彌補高權力感狀態難以理解他人觀點和情感的缺陷；將更加重視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行事不再完全基于個人利益，從而抵消了高權力感帶來的負面效應，減少了不合作的傾向。

本研究兼具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說，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為權力的社會距離理論提供了支持，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拓展：高權力感導致低合作，但高共情能夠拉近高權力者與他人的距離，改變其消極行為傾向。從實踐上說，本研究為管理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即如何通過培養高權力者的共情特質來激發其合作精神，促進團隊間的協作。這一發現對于實際工作中提升團隊合作、減少人際沖突以及增進組織績效等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解決。首先，盡管其從共情特質出發，探索了個體內在特征對權力感與合作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但并未同時考慮外在情境與內在特征的交互作用，未來可以對此進行探討。此外，高共情并未增加高權力感者的合作行為，這提示共情特質可能不是讓二者關系出現“一正一負”的關鍵調節變量，后續研究需要繼續深入探討。其次，實驗設計中共情的測量在權力感的操縱之后，這雖然排除了共情對權力感啟動的影響，但可能導致特質共情的測量摻雜了狀態共情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設計更嚴謹的實驗，同時納入特質共情和狀態共情的考量，以更全面地理解共情在權力感和合作行為關系中的作用。最后，本研究主要基于權力的社會距離理論推斷調節機制的原因，但并未提供直接的數據支持，后續研究可以直接測量被試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構建有中介的調節模型以進一步探索權力感的效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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