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視域下典籍翻譯的至簡之道

羅迪江 林沛陽

摘要：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論，為典籍翻譯提供了一種“語形結構－語義表征－語用建構”的整體性的研究視角。以《三字經》翻譯為切入點，反思和說明當前典籍翻譯的語義詮釋模式所面臨的困境及其原因，并運用生態翻譯學對典籍翻譯的生態結構進行分析，指出典籍翻譯的本質是“至簡之道”：以經譯經，大道至簡；以詩譯詩，大美天成。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典籍翻譯；《三字經》；至簡之道

中圖分類號：H 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95X（2024）01-0031-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11023384

目前對中國典籍翻譯的研究，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上都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果。然而，典籍翻譯似乎還受制于一種語義詮釋模式：它既表現為極大地促進了典籍外譯的積極發展，又揭示了不足以體現典籍翻譯本質的困境?；诖?，典籍翻譯需要積極地探索新的進路與范式，也要對業已存在的典籍譯文版本進行反思，以求給出新的重譯。典籍作為中國文化的一條生命之流，無論是開拓新的進路還是尋求新的復譯，都需要依賴新的研究視角的整體性引入，否則典籍翻譯就會失去生命活力。典籍翻譯為了求得“適者生存”，生態翻譯學自然而然地成為其一種新的選擇。生態翻譯學是在21世紀初翻譯研究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新思想源泉，是在中國土壤之上生根發芽并開花結果的新翻譯學說，這個由思想驅動而成的生態范式是以生態整體主義與東方生態智慧為理論基礎，以問題域轉換來建構自身的本體論信念、方法論路徑、人本論關懷和目的論取向[1]。因此基于生態翻譯學的典籍翻譯研究，非但不與語義詮釋模式相悖，而且可在其基礎上增加一種新的理解層面。只是當前對典籍翻譯的研究似乎缺乏這種整體論思想的具體運用。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討《三字經》英譯現象，以《英韻三字經》[2]為分析對象，尋找生態翻譯學對典籍翻譯研究的新視域，揭示典籍翻譯的本質——至簡之道：以經譯經，大道至簡；以詩譯詩，大美天成。

一、典籍翻譯的生態翻譯學反思

隨著典籍翻譯的深入發展，其探討開始在譯學界的舞臺上大放異彩，并日益成為當代翻譯學者研究的“新寵”，表現為“地位空前提高，隊伍日益壯大，成果逐年增多”[3]，而且有人斷言“會改變中華民族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改變一個民族的心理狀態”[4]。作為文學翻譯的重要部分，典籍翻譯與詩歌、小說、唐詩宋詞、律詩絕句等一樣，目的在于“闡明中國典籍為什么譯、譯什么、怎么譯和誰來譯四大根本性的問題”[5]。典籍翻譯除了對四大根本性翻譯問題的探討之外，更為關注的是對作為中國文化結晶的典籍外譯的概括與總結，對其所產生的翻譯模式的探索、反思和批判。典籍翻譯面臨的主要問題歸根結底在于：典籍翻譯的跨學科研究尚未成熟，其理論自覺與文化自覺亦是欠缺。因此，典籍翻譯需要以跨學科的翻譯理論來考察和審視其內在的跨學科性、文化性和復雜性。

生態翻譯學就是要解脫西方譯論面臨二元對立簡單性思維范式的危機，體現翻譯研究的復雜性、整體性、動態性與多元性，既為翻譯理論的不同方法論研究視角提供一個相互促進的平臺，又能給翻譯的認識論問題域的轉換開辟一個新的方向[6]。作為一種復雜性思維范式，生態翻譯學既為典籍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又為重新理解翻譯本質及其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中國典籍翻譯的理論反思與批判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與整體性的理論空間之上，其研究視角、模式與范式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例如：典籍翻譯的“語內翻譯與語際翻譯”[7]“文化自覺”[8]“理論體系建構”[9] “中國式敘述”[10]“四大落差”[11]“三重境界”[12] “典籍翻譯的多元互補譯者模式”[13]等。生態翻譯學研究自覺致力于求解“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問題，就是因為其自身需要從整體論的視角為翻譯研究做出新的說明與理解而被提出來的[14]。典籍翻譯的多元化發展與跨學科研究，與生態翻譯學的整體論思想形成了愈加密切的關聯。典籍翻譯可以說是對翻譯的跨學科關注點和生態翻譯學的整體論思想之間相互作用交叉的一個系統性研究。這種相互作用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下的生態平衡、生態范式、文本移植、求存擇優、適應選擇、文本生命、翻譯生態、譯者中心等諸多核心概念，既存在于典籍翻譯的跨學科研究中，也存在于典籍翻譯的生態研究中，而這單憑任何一門不具有整體論思想的翻譯理論都難以對典籍翻譯研究達成真正的認識和理解。典籍翻譯在當前研究背景下都可以有跨學科的分析，其研究視角也可以隨著生態翻譯學的新發展而獲得新的增長點。這表明：當典籍翻譯反思其發展歷程時，若從單一的研究范式去看待自身發展就會一直受限于語義詮釋模式；相反，從生態翻譯學的生態范式去考察典籍翻譯，就會賦予典籍翻譯研究一個新的動力和基礎。

生態翻譯學之所以在典籍翻譯研究中具有如此魅力，在于其自身的整體性與跨學科性。生態翻譯學有一個系統的整體論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典籍翻譯關于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東西可以互生共存。作為一種新的生態范式，生態翻譯學為典籍翻譯的各個層面提供了可以達成一致的統一框架，在音美、形美與意美的有效融合上，對典籍翻譯的語形、語義與語用層面上的方法論做出有效的融合，擺脫了典籍翻譯的語義詮釋模式的束縛。作為一種生態整體論思想，生態翻譯學能促使典籍翻譯的多元化趨向均有一個可相互借鑒并相互關聯的整體范圍。作為一種運用生態思維來綜觀翻譯的研究范式，

“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復雜性思維范式所具有的復雜性與整體性，必然使翻譯研究所及的深度、力度、廣度與維度都遠遠超出簡單性思維范式”[15]。正是基于這種復雜性思維范式，生態翻譯學能從生態理性與生態整體的視角來審視典籍翻譯，擺脫典籍翻譯的語義詮釋模式的束縛，將典籍翻譯納入一個由“語形－語義－語用”綜合而成的有機翻譯生態系統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從而彰顯典籍翻譯的復雜性、開放性、動態性、整體性、多元性和生成性。

二、典籍翻譯的生態結構

基于生態翻譯學反思典籍翻譯的研究現狀，我們發現傳統典籍翻譯旨在通過注解、釋義、注釋等方式確立了一種語義詮釋模式。語義詮釋模式本質上預設了典籍翻譯不是“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而是以“相關性”范式對典籍文本的漢語譯文、注解、釋義、注釋等進行二次翻譯?！跋嚓P性”范式不完全把作者的意圖和價值觀放在文本結構的中心位置，不完全關注文本固有內容和內部的文本特質，而是把翻譯重心置于文本與當下社會和日常生活之間相關的切入點上，以服務當下需要為重點［16］。在其驅動下，典籍翻譯偏離了“以經譯經”和“以詩譯詩”的軌道，遮蔽了典籍翻譯的內在本質。目前，譯學界意識到語義詮釋模式對典籍翻譯研究是不完備的。翻譯的“詮釋性”實際上意味著翻譯的限度，是人們必須正視的；作為譯者，我們必須承擔一種譯者的責任：關注并且守住語言的限度［17］。翻譯/語言的限度不只是語義的詮釋，應該把長期被忽略的語形結構和語用建構納入典籍翻譯的考察范圍，從而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譯的本質。概而言之，典籍翻譯研究可以從生態翻譯學出發，解決好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語義表征和語用建構的整體性問題。

（一）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

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是譯文生態所具有的與原文生態一致的邏輯理路與句法形式。中國典籍文辭精粹洗練，節奏錯落有致，結構精致通透，邏輯周密嚴謹，形式超拔魅力，這就內在地為典籍翻譯設定了最為基礎的語形結構。以生態翻譯學觀之，語形結構是典籍的結構表征，典籍翻譯是語形結構的生態移植。語形結構是實現典籍翻譯的根本性前提。失去了源語固有的語形結構，典籍翻譯就會失去源語生態與文本生命。典籍翻譯既是按照源語的語形脈絡去把握譯語的一種生態結構，也是對典籍文本的生態結構的一種生態移植。文本移植就是要從原作內在的生態結構出發，對擬翻譯作品進行選擇，并且在翻譯的過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態結構在另一種語言中進行再現，從而使譯文能夠在新的譯語生態環境中生存、長存［18］。以典籍《三字經》為例，其語形結構就是“三字”固有的生態結構，其翻譯自然而然是以三詞、押韻的英語格韻詩為生態結構。典籍翻譯不應該超越給定的語形結構，其語形結構越清晰，其翻譯的生態結構就越需要對稱和諧。從翻譯生態來看，《英韻三字經》是中國典籍翻譯史上第一個以三詞對譯三字的《三字經》英譯本，此譯本遵循“以經譯經”原則，形成一種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成為了中國典籍翻譯的典范之作。相反，西方傳教士馬禮遜（Morrison）、裨治文（Bridgeman）、翟理斯（Giles）等的《三字經》英譯版本基本為注譯本，所奉行的是語義詮釋模式，破壞了《三字經》給定的生態結構，使《三字經》翻譯不再是“三字經”翻譯，本質上遮蔽了國學經典的中國元素、超拔魅力和韻文風采。

（二）典籍翻譯的語義表征

在給定語形結構之后，典籍翻譯的生態結構仍需要進一步得到語義表征的確定。也就是說，典籍翻譯應當對典籍文本所蘊含的文化、認知、社會、哲學等進行語義解釋并給出語義規定。語義表征規定了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下語義內涵的張力范圍，確立了語義內涵的伸縮度以及相關的表征內容。語義表征與語形結構相結合，共同規定了典籍翻譯的客觀方面，即強調典籍翻譯是一種以原作生態結構為基底的、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模式。語義表征作為典籍翻譯生態結構的內核，是典籍翻譯在語形結構與語義表征交匯中產生的前提，它界定典籍文本內容的含義及其與典籍的語形結構之間的關聯性。從生態翻譯學視角來看，典籍翻譯的語義表征主要集中在典籍翻譯的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它需要解決語言維、文化維與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問題，同時也表明作為以文本為中心的典籍翻譯本質上依賴于典籍的語義內涵。因此，語義表征構成了典籍翻譯的意義規定性，構成了典籍翻譯最重要的部分。當語義表征限定于狹義的文化典籍時，它帶有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理性倫理、國學經典與詩化哲學。當語義表征定位于廣義的文化典籍時，它是屬于文學典籍范疇，其翻譯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把文學典籍處理得具有文化的深度；一種是把文學典籍朝純美的方向進行處理［19］。以《三字經》為考察切入點，《三字經》外譯基本上受到語義詮釋模式的影響，其翻譯生態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三字結構，其文本生態失去了鮮活的中國元素，因而無法適應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時代要求。這是典籍翻譯的語義詮釋模式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也是典籍翻譯目前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三）典籍翻譯的語用建構

典籍翻譯不能僅局限于對原文生態與譯文生態的語形考察，需要引入語義解釋性的考察，更依賴于對翻譯主體及其能動性等相關因素的語用建構的考察。正是因為語用意識的整體性建構，典籍翻譯彰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能動性與受動性的辯證統一性。我們知道，譯者作為適應性主體既要受到翻譯生態環境的影響，又要通過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來建構新的翻譯生態，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異域中“適者生存”而獲得新的生命力［20］。譯者對典籍翻譯結構與語義表征的生成過程正是譯者的語用建構，這是“譯者作為生態人而出場的生態作為，就是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履行生態翻譯之思，生態翻譯之實”［21］。換言之，語用建構決定了語形結構與語義表征的生成過程，預設了譯者的主導作用和責任意識，構成了典籍翻譯的適用范圍和評價標準：一方面是譯者對典籍翻譯的適應性選擇與選擇性適應；另一方面是譯者有責任保持文本生態的平衡和關注原文的生命在譯語環境中的生存與長存。正是譯者的語用建構才得以將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與語義表征聯系起來。就《三字經》翻譯來看，國內譯者開始增強自己的文化自覺、翻譯責任和譯者素養，試圖改變當前《三字經》英譯譯者的生存境遇-從西方化轉向本土化和從譯入行為轉向譯出行為，提升國內譯者英譯《三字經》的文化自覺，促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從而出現了獨具一格的頗具創新性、顛覆性的《英韻三字經》。這樣的英譯建構了《三字經》的翻譯生態，賦予了《三字經》翻譯新的文本生命，重塑了《三字經》翻譯的譯者生存境遇，使《三字經》在異域中獲得持續的生命。譯者只有真實地還原《三字經》的文化性和精神性，《三字經》英譯本作為一種文本生命的存在在異域之中才得以誕生與延續。譯者作為原文生命的“轉渡者”，需要在時空上使原文生命在異域中誕生、延續與發展，在轉渡過程中“隨心所欲不逾矩”，讓原文生命在異域中獲得來世生命［22］。這是譯者作為“生態人”與“轉渡者”應有的翻譯責任和語用意識。

三、典籍翻譯的至簡之道

生態翻譯學作為一種整體的方法論，可以將典籍翻譯的語形、語義與語用三者結合成一個整體來分析，既能克服語義詮釋模式的局限性，又能克服從語言學、文化學或人類學的單一視角進行研究的缺陷，整合了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語義表征與語用建構的各自優點，為全面理解和把握典籍翻譯的本質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平臺。整體上說，語形結構為典籍翻譯的生態結構提供了形式界定的基底，語義表征為典籍翻譯限定了意義框架，語用建構為典籍翻譯界定了適用范圍和評估標準?？梢?，典籍翻譯是一個基于譯者的語用建構之上對典籍的生態結構進行語形分析，對生態結構中的認知、哲學、文化、社會因素進行語義表征，進而將典籍的語形結構與語義表征聯系起來的動態的受限生成過程，其核心思想是至簡之道：以經譯經，大道至簡；以詩譯詩，大美天成。

（一）以經譯經，大道至簡

中國典籍文辭精粹洗練，節奏錯落有致，結構精致通透，邏輯周密嚴謹，形式超拔魅力，思想深邃精髓，無不令人悟出“大道至簡”的意旨。簡單是整體性的歸結，越簡單，信息量越完整；簡單是高級形式的復雜，越簡單，信息量越豐富。以《三字經》為例，其文本生命是“三字”的語形結構，其翻譯生態是經典與押韻的語義表征以及富于哲理性和詩性化的語用建構。如果翻譯超出“三字”的語形結構，就破壞了經典與押韻的語義表征，遮蔽了哲理性和詩性化的語用建構，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三字經》了。顯而易見，翻譯并非簡單的文辭對應，而應深入到中西文化之源，根據詩體特征，瞻前顧后，左右逢源，從而達至譯文的圓滿調和［23］。顯然，《三字經》的翻譯是以經譯經，大道至簡。以《三字經》第一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英譯為例，趙彥春將其譯為“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Varies on nurture”。譯者高度地“依歸”于原語生態，有意識地適應原文生態環境，遵循“以經譯經”原則，通達原文生態與譯文生態的對稱和諧，互生共存，可謂“大道至簡”：簡到極致，便是大智。以經譯經，在于通過對《三字經》的語形結構的限制性、語義表征的解釋性和語用建構的主體能動性，深入挖掘中西方文化對“人性”探討的異曲同工之妙：man的出現邀請了“人”，earth的存在召喚了“地”；通過nature與nurture的思考與守護將不在場的、隱蔽的“天”牽引出來，以good的“初始、本源的善”牽引出隱蔽的“神”（God）——“上帝即善”。與此同時，譯者勾勒出“性”（nature）與“偽”（nurture）之間的內在關聯性——“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展開此節經文翻譯的語形結構、語義表征與語用建構之間的張力：same應和nature而天然地存在著，varied契合nurture而創造性地演化著，在“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的基礎上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遙相呼應。于是，《三字經》首節詩所蘊含的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一方，架起異域天塹的通途，使經文中的Man、earth、God等“全息元”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中西方哲學對“人性”（nature）與“習性”（nurture）整體理解的縮影。天、地、人、神聚集于一方，彼此關聯統一、彼此和諧共存，既體現了西方哲學“四方”（天、地、人、神）整體聚集的生態理性，又突顯了東方哲學“三才”（天、地、人）融會貫通的生態智慧。中西方生態哲學思想的交匯融合，構成了具有涵攝性的《英韻三字經》開篇之譯?？梢?，至簡之道，并非表面的簡單，而是一語道破天機的簡單，是思想博大精深的簡單。它既表征了語言結構里壓縮了文化視覺，又蘊含著復雜哲理思想的語言全息元：“全息元之間相互包含的是對方的信息，而不是對方的實體本身，無限的信息可以被壓縮進很小的空間之內?！保?4］概而言之，典籍翻譯的大道至簡，是典籍文本整體性思想的微觀縮影。

（二）以詩譯詩，大美天成

中國典籍表面上沒有嚴格的詩體形式，然而整個語篇蘊含著詩性語言，文辭精練、對稱和諧、多樣統一、節奏押韻，乃是中華文化寶庫的“大美天成”。那么，典籍如詩或如詩典籍有沒有翻譯之道呢？那便是“以詩譯詩”，通達“大美天成”。如詩典籍講究文辭對稱和諧，意境優美，哲理深邃。因此，典籍翻譯應追求語言簡潔和生態詩性。且看趙彥春將《三字經》第五節經文“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弊g為：“What's a father？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此譯文真可謂簡到極致，便是大美。譯者運用了生態翻譯學的“多維轉換”方法進行“以詩譯詩”。譯者在對全句、全段、全文總體思考后，改變單一維度的譯文處理，不只做語言轉換，同時考察與審視文化內涵、交際意圖、心理暗示、美學追求等多個維度，特別關注原語生態與譯語生態的平衡，以及大、中、小翻譯生態環境等要素之整體性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首先，譯者需要以《三字經》中的語形結構進行界定，使譯文生態中的father，teacher，preacher具有形式合理性（即語素“er”的形美與音美融合了譯文生態的意美）與邏輯連續性：father乃是“教”之先行者——“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戰國策》）；teacher乃是“教”的“為之計深遠”，是father對子女教育的進一步深化——“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師說》）；preacher乃是teacher之“教”的進一步規范與要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禮記》）［25］。其次，譯者基于對原文語形結構的創造性建構和譯文生態的選擇性適應，“掏空”了原文的斷定句結構（養不教/教不嚴），建構了譯文的疑問語句結構（What's a father？/ What's a teacher？），以追問的方式尋求譯文的形美、音美和意美。作為文化溝通的橋梁，翻譯需要突破和跨越中西文化的鴻溝，在“養不教”與“教不嚴”中被遮蔽的教育主體（father，teacher）逐漸顯現，在“父之過”與“師之惰”中被遮蔽的真相（“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教育責任——a good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得以還原。最后，寥寥數語（father，teacher，preacher）在“語形結構一語義表征一語用建構”的綜合作用下，使譯文做到“更少即更好”（less-is-more-effect）。此乃譯者對“意中之境”的品味與對“境中之意”的領悟，使原文生態與譯文生態之間獲得“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莊子·知北游》）的關聯效果。譯文通達“大美天成”，即“《英韻三字經》的終極音美、形美與意美，它彌漫于《三字經》之中，是譯者存在之言說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譯者翻譯思想的最簡表征”［26］?？梢哉f，至簡之道，既揭示了典籍翻譯基于譯者的語用建構而獲得語形結構與語義表征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又表征了典籍翻譯的詩性思維與生態智慧。

四、結語

典籍翻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與中國文學外譯的重要組成部分。真實有效地還原與再現中國典籍的文化性、文學性與精神性，是中國典籍翻譯乃至中國文學外譯的精神實質?？梢哉f，中國典籍翻譯乃至中國文學外譯需要獲得整體論思想的規約與導向，避免自身完全陷入西方價值觀與話語形態的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規約，中國文學外譯將會逐漸喪失中國元素而陷入一種消解中國文學性的危機深淵[27]。通過典籍翻譯的生態翻譯學反思，我們意識到，目前典籍翻譯研究基本上確立了一種語義詮釋模式，然而它忽略了典籍翻譯的語形結構與語用建構，既不能全面地理解典籍翻譯的本質，又導致典籍翻譯陷入一種消解中國文學性的可能性。生態翻譯學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方法論，為典籍翻譯提供了“語形結構－語義表征－語用建構”的整體研究視角，對典籍翻譯研究不僅注重典籍的語形結構的生態移植，而且注重典籍的語義表征與語用建構的文本移植。典籍翻譯整合了語形的結構性、語義的表征性和語用的建構性這些優點，從而走向至簡之道-典籍翻譯遵循“以經譯經、以詩譯詩”原則，實現翻譯的大道至簡、大美天成?；谏鷳B翻譯學的典籍翻譯研究對揭示典籍翻譯的本質具有明顯的優勢，它不僅能為典籍翻譯的研究提供新的增長點，而且促使典籍翻譯納入生態范式的研究范疇。當然，典籍翻譯的“至簡之道”只是一種“入乎其內”卻還不能“出乎其外”的初步探討，尚待進一步的發展以及更深層面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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