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出土帽飾文物淺談新疆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

田茹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烏魯木齊 830091）

0 引言

新疆位于中國西北部，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地理環境獨特，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新疆人文歷史的獨特性。新疆的特色文化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新疆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包括地上和地下的遺址、墓葬、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以及眾多可移動文物[1]。這些文化遺產充分展示了新疆作為多元文化交匯之地的獨特魅力。

在新疆出土的服飾類文物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各種帽子。帽子作為服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意義。從頸到頭的演變過程，帽子始終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句“裘衣溫暖裹我足，帽檐暖和覆我頭”精準地揭示了帽子的實用性，如抵御寒冷、防止中暑、防護風沙等。此外，帽子還具有裝飾美化、標識身份以及象征意義等多重功能。

考古學家研究發現，帽飾類文物在國內各地的古代遺址中均有發現。新疆地區出土的帽子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約3 800至4 000年前，最晚的則延續至明清時期，顯示了帽子使用的悠久歷史。這些帽子的材料多樣，包括氈、皮、毛布、毛線、絲綢等，形態各異，反映了古代社會中帽子的重要地位。這表明在我國歷史上，帽子始終占據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同時，這些不同質地的帽子也證明了新疆地區古代居民已經掌握了各種制帽技藝，為新疆文化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絲綢之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新疆古代服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服飾文物不僅見證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歷程，也展示了古代新疆各民族在服飾文化方面的獨特貢獻。這些珍貴的文物是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了解古代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生活習俗和社會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不僅代表了古代新疆各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見證。新疆獨特的氣候環境使得大量有機質文化遺產得以良好保存，為我們揭示了古代新疆豐富多彩的歷史與文化面貌。

1 各個時期的帽飾

在我國中原地區，服飾傳統源遠流長，可追溯至商周時期。在此期間，男子二十歲之際需遵循冠禮之制，佩戴冠帽，以昭告其成年之身份。值得一提的是，相較于冠禮這一傳統習俗，佩戴帽子的風尚乃為后來傳入中原地區。然而，在新疆地區的早期社會中，戴帽現象已相當普遍，這一點從新疆各地考古發現中可得到確鑿的證據。

1.1 青銅時代

經過3 500年的歷史沉淀，從新疆若羌縣小河墓地中發掘出的各式氈帽，為我們揭示了其時代獨特的工藝技巧和審美觀念。這些氈帽以羊毛為主要材料，展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其中，一款插羽氈帽（圖1）尤為引人注目。該氈帽采用白色氈布精心縫制，表面裝飾有7道棕色毛繩，并附有伶鼬皮作為點綴。帽子左側巧妙地插入了兩根羽毛，不僅增添了整體的美感，也體現了當時人們對裝飾藝術的獨特追求。帽檐下方，兩側各縫有一根加捻的粗毛繩，使用者可將其在頸下系結[2]，這一設計既實用又別致。從這款氈帽中，我們可以窺見當時該地區畜牧業經濟的繁榮，以及其在裝飾藝術上的獨特魅力。

圖1 2003 年若羌縣小河墓地出土青銅時代 插羽氈帽

1.2 西周春秋時期

西周春秋時期，尖帽作為一種服飾文化現象廣泛存在。1985年，在且末縣扎滾魯克墓葬群5號墓中，出土了一頂西周春秋時期的男性棕色尖頂氈帽（圖2）。這頂氈帽由兩片近似長三角形的棕色毛氈對接縫合而成，同時以黃色縫線作為裝飾線。帽子的口緣外翻，帽緣至帽冠部分設計成斜坡樣式，帽冠頂部則呈現出流暢的流線體造型，尖頂部向后彎曲并填充有氈塊，整體呈現出強烈的立體感。經過精心設計，帽冠被塑造為鳥頭形狀，這種獨特的設計不僅時尚，而且非常適合騎行時佩戴，為騎行者增添了一份獨特的時尚感。這一發現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西周春秋時期服飾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圖2 1985年且末縣扎滾魯克墓葬出土西周春秋時期 棕色尖頂氈帽

尖頂帽在歷史長河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廣泛的流傳。這一點在多個時期的墓葬中得到了充分印證。例如，哈密市五堡青銅時代墓葬、洛浦縣山普拉漢代墓葬、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以及中亞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公元4-5世紀墓葬中，均發現了尖頂帽的存在。此外，西安出土的唐三彩騎駝胡人俑和江蘇揚州騎馬胡人俑中，也有胡人佩戴尖頂帽的形象。這些發現不僅展示了尖頂帽在不同地域的廣泛流傳，更證明了其存在時間的悠久。尖頂帽作為一種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廣泛傳播的帽飾，無疑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記[3]。

1.3 漢代時期

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為東西方交流鋪平了道路。至公元前60年，漢朝成功統一西域，并設立西域都護府，標志著西域歷史的新篇章。隨著時間的演進，西域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緊密，彼此影響逐漸加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原的絲綢文化對西域服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疆各地的漢晉時期墓葬和遺址中，發現了大量與服飾文化緊密相關的珍貴遺物。

1995年，位于民豐縣的尼雅遺址出土了一頂保存完好的“德、宜、子、生”銘文錦帽（圖3）。此帽設計精巧，工藝卓越，堪稱漢晉時期帽飾的杰出代表。其高度為24厘米，口徑為30厘米，展現出卓越的織錦技藝。帽面以白色為底，經過精細的繡制，呈現出茱萸、云氣和人物等紋樣，采用藍、綠、絳三色繡制，風格獨特。帽子上巧妙地融入了“德”“宜”“子”“生”等隸書字樣，為帽子增添了幾分莊重與高貴。同時，帽內以素絹為襯，使佩戴者感到舒適。帽口鑲有5厘米寬的緙緣，進一步凸顯了帽子的莊重感。帽后綴有兩根湖藍色絹帶，增添了整頂帽子的雅致。整頂帽子的精致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見證[4]。帽子上精心繡制的人物形象，乃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備受尊崇的東王公與西王母。這一神話故事在我國漢代時期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東王公，作為道教神話中的男神始祖，被尊奉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他的居所位于神秘的東方蓬萊仙島。而西王母，則被譽為女神之母，她的宮殿坐落于遙遠的西方昆侖山之巔。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中，活動于西域的少數民族女首領常被尊稱為西王母，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便是周穆王與西王母的會見故事。這一神話與歷史的交織，不僅展示了中華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傳統，更深刻揭示了中原地區與西域之間緊密而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1.4 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作為中華文化與經濟騰飛的巔峰時代，其政權統一、社會穩定及經濟繁榮的景象為服飾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唐朝的冠帽，既展現出宏偉氣勢，又保持著簡潔樸實的外觀，成為當時大國風范的縮影。在繼承漢族服飾文化的基礎上，唐朝廣泛吸納了印度、西域、伊朗等地的外來文化，進一步豐富了服飾的多樣性。這種簡潔而大氣的冠帽服飾文化，不僅凸顯了中華民族的鮮明特色與開放包容的態度，更彰顯了深沉的民族自豪感。

唐朝時期，國家疆域遼闊、政局穩定、物質豐饒，為對外開放的文化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撐。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融合對服飾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以胡服的廣泛流行最為顯著。胡服文化的影響深遠，其中冪籬和帷帽的出現便是其重要的衍生物。這種在現代看來帶有高冷氣質的時尚面紗，實際上是唐代女性的日常裝扮。冪籬起源于多風沙的西北胡羌民族，最初作為遮蔽風沙的實用工具。然而，隨著這一習俗的傳播至中原地區，它與儒家思想中“女子出門必掩蔽其面”的觀念相結合，使得冪籬的功能逐漸從實用轉變為遮羞。這一轉變，恰好反映了當時封建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封閉與束縛觀念[5]。

據史書記載，帷帽在唐代武則天時期開始盛行，普遍認為其基于冪籬加以改進而來。冪籬構造是在氈笠或藤條帽架上覆蓋繒帛，并在帽檐四周附加長紗障身。帷帽則采用堅韌藤條或席片構成骨架，其上覆蓋布帛，并加綴一圈與脖頸等長的紗網，既美觀又實用。至永徽年間，皂紗縮短至頸部，稱為帷帽，主要遮擋面部。據《舊唐書·輿服制》記載，自永徽后，帷帽逐漸流行，裙擺拖至頸部，服飾漸趨淺露。唐朝中期，帷帽廣受歡迎，冪籬逐漸淘汰。當時社會風氣開放，封建禮法約束減弱，帷帽成為女性個性與時尚的選擇[6]。此風尚不僅在中原流行，還傳播至西域，宮廷與民間婦女紛紛效仿。同時，帽檐紗障逐漸被網子和珠翠取代，冪籬外觀愈發華麗，時尚元素逐漸顯現，為后世蓋頭奠定基礎[7]。

在深入吸收并融合唐朝長安城豐富多元的文化元素后，西域地區各綠洲城邦的居民充分展示了其獨特的文化詮釋技巧與卓越的藝術才能，成功塑造出大唐盛世下別具一格的地域文化魅力。1972年，位于吐魯番市的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尊精美的彩繪騎馬仕女泥俑（圖4）。這尊女俑面部輪廓圓潤飽滿，眉毛描繪得細膩而生動，膚色粉嫩如桃花初綻，雙唇小巧玲瓏，酷似櫻桃。她的頭頂梳著高聳的發髻，佩戴著方錐形的黑色高帽，帽檐下懸掛著輕盈的紗帷。整體造型線條流暢優雅，靜態之中流露出一種動態的美感。值得一提的是，這頂帷帽的設計靈感來源于傳統的圍帽，一種在藤席編織的笠帽上裝有一圈紗網的頭飾，女性在外出時佩戴，既能遮擋陽光，又能防止灰塵侵入[8]。

圖4 1972 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唐代 戴帷帽仕女騎馬俑

在唐朝時期，騎馬春游成為了貴族女子極為喜愛的休閑活動，這一風尚在張萱所繪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此畫細致入微地描繪了唐玄宗統治下，貴族女子們春天出游的場景，充分展示了當時社會的風俗與審美觀念。盡管吐魯番夏季的氣候條件適宜外出游玩，但因其酷熱且多風沙，故貴族女子在出游時，為了呵護肌膚，常會選擇穿著輕薄柔軟的絲綢衣裳。此外，她們還會佩戴一種特別的帽子，即帷帽。這種帽子以網紗制成，既能遮擋強烈的陽光，又能保護后頸不受日曬，為她們提供了周全的防曬保護[6]。

據王叡所著《灸轂子》記載，席帽最初為羌族服飾，以羊毛制成，秦漢時改用舊席為面料。女子亦常佩戴，帽子四周垂有網子，并飾以珠翠，稱之為席帽。隋煬帝曾巡游江都，登紫云樓觀市，為了一睹女子容顏，下令去掉網子。帷帽原為西北地區游牧民族出行時防風沙的裝束，傳入中原后，逐漸演變成貴族婦女出游時的時尚配飾。此次發現的俑像，不僅證明了唐王朝政令在高昌地區的全面執行，同時也顯示了帷帽已成為當地女性追求時尚的重要元素。

1.5 宋元時期

在五代、宋、遼、元的歷史時期，西域地區的經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通過引進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西域成功地生產出了多樣化的手工制品。在這一時期，新疆居民的服飾文化也展現出了豐富多彩的特點。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在若羌縣阿拉爾地區出土了一頂錦面鑲皮尖頂帽（圖5），據考證，這頂帽子屬于北宋時期。這頂帽子采用了織錦、獸毛皮和細氈等材料精心制作而成，呈現出鮮明的游牧民族風格。帽子的帽檐部分使用了獸毛皮，可以根據需要靈活翻卷或垂下，有效地保護雙耳和后頸免受風雪侵襲。在寒冷的冬季，這一獨特設計無疑為佩戴者提供了重要的保護。

圖5 1957 年若羌縣阿拉爾墓葬出土北宋時期 錦面鑲皮尖頂帽

此外，帽子的帽面采用了藍底顯黃白色的連珠紋和云雁紋織錦，這種設計不僅確保了帽子的保暖效果，更賦予了其高雅和美觀的外觀。這一發現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見證，展示了當時西域地區居民服飾文化的獨特魅力和精湛工藝。

2 結語

經過對新疆古代服飾文化的系統性審視，我們確認其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些服飾不僅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底蘊與歷史價值，更展現出內涵豐富、色彩繽紛、形式多樣的藝術特點?？脊虐l掘所得的帽飾，其歷史跨度廣闊，材質多樣，數量龐大，每一件都堪稱服飾藝術的珍品。自古代至清末，各民族、各地區的服飾在交流與演變中，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服飾文化體系。這些服飾不僅體現了各民族的習俗與審美觀，也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新疆古代服飾文化不僅是新疆各族人民歷史文化的有力見證，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獨特的魅力為中國服飾文化增添了絢麗的色彩，使之更加豐富多彩。

新疆，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交通樞紐，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流與溝通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這里的歷史與現代相互交織，古老的文化遺產與現代的繁榮發展交相輝映，為世界呈現出一幅獨具魅力的文化畫卷。新疆古代服飾，作為這片土地上璀璨的文化瑰寶，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見證，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生動記錄。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為我們了解古代中華文明、傳承優秀文化傳統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為我們探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新疆地區出土的珍貴文物和科學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確鑿的證據，充分展示了新疆地區的歷史發展、民族演變、宗教變遷以及文化融合的歷程。經過深入的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這些出土的珍貴服飾文物已經清晰地揭示了各民族共同開發祖國錦繡河山、廣袤疆域的歷史事實，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各民族文化始終扎根于中華文明的沃土之中，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地區歷來是各民族共同開發建設和擁有的地方，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這些發現也充分證實了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重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