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癮性食品的具身化邏輯

張恩迅

摘 要：成癮性食品日益流行，基于出租車司機普嗜檳榔的田野調查，借助飲食人類學視角與具身化的理論工具，考察了“癮”在出租車司機中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研究發現，檳榔成癮既不是一種單純的生理或心理疾病，也不是簡單的社會建構的結果，而是在勞動身體、社會身體、技術身體、醫學身體等不同維度的身體動態互動與結構互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身體實踐與具身體驗。通過分析檳榔成癮的具身化邏輯，旨在豐富國內人類學的成癮研究。

關鍵詞：具身化；成癮性食品；飲食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C95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21X（2024）02-0041-12

一、問題的提出

檳榔作為成癮性食品，正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傳播。早在21世紀初，全球便有6億人經常性嚼食檳榔，10%～20%的世界人口曾食用過檳榔。根據對檳榔盛行的國家和地區抽樣調查顯示，馬來西亞的砂拉越以49.3%的咀嚼率高居榜首，斯里蘭卡以45.2%的咀嚼率排在第二，中國的湖南湘潭以35.3%的咀嚼率排在第三，之后依次是印度孟買的32.1%、柬埔寨的31.2%、泰國的17%、中國臺灣高雄的13.3%。除湖南外，其他檳榔盛行的國家或地區均為原產地。近年來，湖南作為勞動力輸出大省和檳榔深加工大省，大量湖南人已將嚼檳榔的習慣傳播至全國各地。

目前，關于檳榔流行的相關研究，一方面，學界多從醫學視角關注其“濫用”引發的健康問題，強調檳榔成癮的生理機制和心理機制，但較少關注嚼食者的日常生活經驗和長期食用檳榔的社會經歷，忽視了檳榔成癮的社會機制與文化機制；另一方面，以往關于成癮性消費品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大多將成癮歸結為社會個體逐漸被異化的社會過程，相關研究大多“置身（體）事外”，忽略了“身體”視角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將以普嗜檳榔的職業司機為例，以具身化（embodiment）的理論視角來探討其檳榔成癮的內在邏輯。

二、成癮研究中的身體變遷

檳榔與煙草、酒精、咖啡因等物質類似，具有“成癮”的特性。以往的成癮研究多局限于生理層面的生物還原論（biological reductionism）和心理層面的離身認知論（disembodied cognitivism），難以解釋社會個體在成癮過程中，社會與文化所傳遞的深層意義，而人們的成癮行為，又普遍與年齡、階級、消費、越軌、種族等人類學關心的核心議題緊密相關。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對癮品及成癮行為的人類學研究較少，而國外研究則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一）20世紀80年代以前：擺脫身體

早在19世紀，西方學界便把“成癮”的根源聚焦在成癮性物質，但隨著越來越多的酗酒者和吸毒者擺脫并戒除了成癮性物質的控制，相關研究轉而開始關注成癮者本身。20世紀初的成癮理論多強調個體的生理和心理缺陷，如精神病理學、成癮性人格、誘發成癮的藥療缺陷等，但這類研究并不能有效解釋為何很多人在成癮之前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病理學跡象。因此，20世紀初的人類學、社會學開始試圖重構“成癮”的概念，尤其是轉變“成癮”在醫學等自然科學中被簡化為一種疾病的觀念。

20世紀30年代，林德史密斯（Alfred Lindesmith）較早以人類學的視角關注了成癮現象，他認為成癮不是永恒的化學、解剖、生理或心理變量的產物，而是正常人經歷的一個逐漸內化的社會過程。除化學成分外，人們是否成癮的關鍵還在于他們的知識、信仰以及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例如，并非所有長期使用阿片類藥物的人都會上癮，雖然人們身體對突然停藥后的戒斷體驗是相似的，但成癮的關鍵仍在于使用者是否意識到戒斷痛苦與成癮性物質之間的必然聯系。當手術后的康復患者未意識到這種聯系時，就普遍難以成癮，而長期有意識使用這類物質來減緩戒斷痛苦的人則更易成癮，但林氏的觀點并不能有效解釋初期不會產生嚴重戒斷癥狀的香煙、酒精等物質的成癮及復發行為。

20世紀中葉，功能主義開始關注成癮行為。如默頓（Robert Merton）在討論社會結構與失范行為的關系時，便將酗酒者、吸毒者等歸入隱退主義（retreatism）的范疇，強調當人們無法適應道德義務和社會制度所施加的壓力時，便可能導致逃避式的成癮行為。20世紀60年代，功能論進一步提出規范性矛盾心理論（normative ambivalence），強調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當對酒精、煙草、藥品等成癮性物質的價值觀和懲戒制度缺乏統一規范時，便會導致人們在各類文化與社會規范的沖突中產生矛盾心理和不自知的成癮行為。正如本尼迪克特將遵循古希臘理性適度原則視為普遍定律的Pueblo人歸入適度飲酒的日神型文化，而將無公共秩序和追求迷幻的Kwakiutl人歸入酒神型文化。功能主義的貢獻在于將成癮行為從醫學研究的簡單假設中解放了出來，轉而開始關注成癮者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

20世紀下半葉，符號互動論和理性選擇論的觀點開始流行。一方面，符號互動論認為成癮是人們將主觀意義賦予到客體并作出反應的過程，成癮的本質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結果，成癮者的亞文化、群體認同、文化模式、階層環境等成為研究主題，該理論的貢獻在于將成癮者的心理主觀意識轉化為了可供觀察的客觀經驗和行動過程；另一方面，無論功能主義或是符號互動論，均未關注成癮行為是否存在有意識、自我管理、自愿選擇或準理性的一面，因此，理性選擇論進一步提出成癮是人們對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進行全面評估后，在衡量成癮可能產生的收益和代價的前提下，最終形成的一種理性偏好行為。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找回身體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女性主義、生物科學、消費文化等一系列社會變革影響下，“身體”引起了普遍關注，“回歸身體”成為突破“身心二元論”和深化成癮研究的關鍵。例如，特納（Bryan S Turner）提出社會的政治關切和焦慮往往會轉化為身體的混亂與不安，社會秩序常以身體的平衡或不平衡加以隱喻，成癮在某種程度上便突顯了“身體性社會”（somatic society）的研究意義，但身體在以往研究中又是長期缺席的，原因是西方傳統的身心觀過于強調心靈霸權的一元論，身體與心靈被人為割裂，身體成為醫學等自然科學的專屬研究，而心靈成為哲學等人文科學的專屬研究。

身體作為社會和自我的媒介，恰好處于自然法則與社會秩序之間的交匯點，伴隨全球化與各類消費主義、女性運動、醫療技術的發展，在日常生活中圍繞身體產生的成癮、整形、健身、養生等一系列社會實踐，不僅激發人們身體意識的全面覺醒，也為人類學突破自然/文化、社會/自我的二元關系提供了有利的理論工具。在西方文化中，欲望常被視為成癮的關鍵，特納認為破除欲望的前提必須由禁欲主義的合理措施（宗教禁食、醫學治療等）來管控。但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身體的實質仍是為社會整體利益而被規范和組織的產物，身體實踐往往意味著欲望爭奪和社會空間的人口調節以及對欲望的權力斗爭。因此，成癮、肥胖等傳遞的是社會性的問題，而非精神的問題，如成癮會一直伴隨禁欲、醫療、管戒等社會性規范，可見，成癮身體亦蘊含了權力的隱喻。

?？碌纳危╞io-politics）深入論述了以知識、制度等形式出現的政治權力對身體的管理和控制，身體被視作“規訓和約束”的產物，而規訓的對象也逐漸從違法的罪犯轉向了更普遍的性癮者、瘋癲者、流浪漢乃至普通人，揭示出“規訓社會”通過各類標準和規范來生產“正常人”的本質。規訓論也被廣泛運用到成癮研究中，如舒爾（Natasha Dow Schüll）基于拉斯維加斯賭場的研究，發現賭場經營者借助數字、視頻技術制造了虛擬與現實交互的機器空間（machine zone），這類相對封閉的空間會根據參與者的性別、年齡、收入、興趣等標準，將不同類型的人劃入不同空間中，并制定對應的游戲時間和規則來實現對身體的改造，即讓參與者的日常憂慮、社會需求、身體意識在游戲空間中逐漸消失并達到“忘我狀態”，在人們與賭博機器的互動、調適、強化等循環過程中，“癮”被不知不覺地制造出來，而賭場的運營正是模擬了?？鹿P下的學校、軍隊、監獄等現代空間對身體的規訓原理。

綜上，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成癮研究大多將“身體”忽略了，且總是試圖找出影響成癮的社會力量和文化賦予成癮的特殊意義，關注成癮行為與社會結構、文化環境、象征符號、宗教儀式等方面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之后，“身體”才得以被學界所重視，但人們仍集中關注權力反復約束、形塑、制造出各類身體的社會事實。事實上，“成癮”為人類學探索“自然身體”與“社會身體”的內在關系提供了一個較理想的實驗場域，但身體在以往的成癮研究中仍然是被動的、消極的乃至被消解的對象，身體在成癮經歷中的體驗性、能動性、創造性甚至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而提倡“能動性身體”（active body）的具身化（embodiment）視角，恰好為本文探討檳榔成癮研究提供了較好的理論工具。

三、具身化：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Embodiment最初源于龐蒂（Merleau-Ponty）的哲學研究，以龐蒂為代表的現象學試圖突破笛卡爾式身心二元論的束縛，強調身體不是簡單的生物性客體，而是意識與各類實踐的起源地。龐蒂以身體作為方法論的起點，以embodiment作為方法論準則，強調“身體與心靈”“主體與世界”并非割裂關系，而是時刻都在相互作用，他對“身一心一世界”三重結構的闡釋，也讓身體、心靈、社會得以統一與融合。在身體的研究中，?？玛P注了身體背后的微觀權力，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進一步提出身體既是社會實踐的被動接受者，也是所處環境的積極創造者，但其本質仍是繼承了?？碌睦碚?，因為他們關注身體的物質性和感官性仍臣屬于其他因素，且多強調身體的結構性、客觀性等特征，并未充分把握身體的生命、感官、情感等特征。受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啟發，人們開始從“社會結構中的身體”轉而聚焦“體驗中的身體”，認為人類知覺和理智本質是由“具身的”（embodied）經驗“塑形”，即身體在知覺中發揮著基礎作用，理智主要依靠概念運作，而概念意義的獲得和概念體系的結構源自人們最初的身體經驗的隱喻投射。

Embodiment作為知覺現象學的核心概念，龐蒂更強調身體感知作為一種經驗材料對自我生產的意義，即身體是身心交織的，身體通過感知以獲得一種空間性的存在，自我在這種空間性的存在中不斷生成。這種生成的環境不是一處封閉的場域，而是直接與世界性的存在糾纏在一起。身體通過感知嵌入世界之中，成為這個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我是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的?？梢?，身體不再是?？率降臋嗔坍媽ο?，embodiment賦予了身體一種自內而外的能動性。此外，休斯（Scheper-Hughes N）等人還將“身體”重構為經驗豐富的自我身體；用來思考自然、社會和文化之間關系的社會身體；作為社會和政治控制產物的政治身體?？梢?，身體也不再是單一學科的研究對象，embodiment蘊含著多元情境中疊合身體的特性。

目前，Embodiment的中文譯法并未統一，如具身、具身性、具身化、具身體現等。當body從動詞變成embody時，意味著一是身體再現了社會和記載著過去；二是身體更具力量，社會體現至身體上以后，與個體的生命經驗結合，讓個體成為獨特的個體。人類學基于embodiment機制，強調行動有后果，社會有記憶，今天的社會行為，會成為明天的身體狀況，影響并改變社會現實。因此，本文更傾向將embodiment譯為“具身化”，因為embodiment不僅從結構特征上體現了身體是社會、生物、認知等疊合的辯證有機體，更為關鍵的是，embodiment在多元身體的交織過程中具有生產性、演變性等特征，而具身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動態過程。

綜上，具身化為本文的檳榔成癮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理論工具。首先，成癮是身心交織的實踐，身體伴隨自我意識的演化而產生對應的反饋機制，如自我焦慮對應身體失序、自我調適對應身體閾限、自我指涉對應身體讓渡、自我認同對應身體自反等；其次，成癮的身體是復雜的疊合結構，不同維度的身體動態互動與結構互補共同構成了成癮性身體；最后，“癮”是一個生產與再生產的動態過程，多元身體的演化折射出癮的生產過程，而成癮個體也往往會在戒與不戒的往返搖擺中，展現癮的再循環（戒斷失?。┡c失序的再循環（戒斷成功），即癮的再生產過程。

圖1 出租車司機檳榔成癮的分析框架

目前，檳榔成癮的現象在一些職業群體中尤為突顯，如警察、出租車司機、卡車司機、快遞員、環衛工、建筑工、菜商等，其典型的職業特征是生活作息不規律、職業狀態不穩定或較危險、工作時間長且強度大、心理壓力大或精神緊張等。本文將研究對象鎖定為出租車司機，原因一是出租車司機群體性檳榔成癮的現象最明顯，多數司機均有嚼檳榔的習慣，且作為服務行業，更便于筆者訪談和收集資料；二是出租車司機中的人口結構更多元化，外地籍司機和女性司機的比例較高，這便于筆者進一步了解檳榔是如何讓非傳統的受眾逐漸成癮的過程；三是出租車司機的職業流動性較強，他們會把嚼檳榔的習慣傳播至全國各地。因此，自2018年9月至2021年5月，筆者選取了12名出租車司機，針對他們的職業經歷、家庭情況、婚姻狀況、性別年齡、經濟收入、教育程度、煙酒習慣、健康狀況、嚼食原因、嚼食頻率、嚼食時間、戒斷歷史等指標，作了深度訪談與追蹤研究。

四、出租車司機檳榔癮的具身化邏輯

出租車司機普嗜檳榔，并非只為逞一時的口舌之快，而是他們在現代性社會中普遍培育的一種以工具性需求為導向的身體策略，他們一系列復雜的成癮性身體實踐也并非簡單地使其肉身淪為成癮性消費品的附庸，而是有意識地利用檳榔等癮品，對其多元化身體進行有意管理和改造的動態過程，從而達到適應行業秩序與社會規范的目的。

（一）勞動身體的失序

現代性社會的有償勞動，構成了人們從事各類工作的基本物質來源，因此身體的基本特征是人們必須從事并有能力承擔與勞動相關的身體工作，即勞動身體（working body）。不同于?？碌囊幱栒?，康吉蘭（Canguilhem）的生機論（vitalism）更強調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不僅是人們能感受自己與環境相適應的“正?！睜顟B，更是能遵從生命價值的“規范”（normativity）。當人們搞清楚身體失序的具體狀況時，便會采取相應的措施，讓身體恢復有效的秩序。類似于煙草、酒精等癮品在現代性社會的普遍流行，人們與檳榔的頻繁接觸，有時可能是針對身體失序采取的一種試圖找回身體秩序的主觀策略。

1.勞動身體的現實困境。出租車司機是一群焦慮的人，他們每天精神高度緊張，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危險且乏味。他們實行白班和夜班“兩班倒”運營制，兩個司機輪換跑車，多數司機更愿做夜班，因為白天城市交通擁堵且路況復雜，夜班不僅有補助，路況也更通暢，他們只需蹲守在酒店、餐館、火車站、KTV、酒吧、高校、醫院、步行街等固定區域，便能在較短時間賺比白班更多的錢。無論是夜班還是白班，除吃飯、加氣（油）、上廁所等常規休息外，司機們每天人均駕駛時間多在10小時以上，夜班司機跑車多在晚上6點至次日凌晨5點，白班司機跑車時間多在早上6點至下午5點。如何在長時間駕駛中保持職業身體的精力充沛和高效運轉？是所有司機尤其是夜班司機需考慮的現實困境。

我們都是長時間開車，有客的時候要又快又好送到目的地，沒客的時候要到處跑車找客源，按正常人的精力開一天車就很累，更何況我們是每天開車，我晚上開車不吃檳榔根本無法堅持，會打瞌睡（M1）。

夜班司機要強制調整身體原有的生物鐘規律，以滿足晝夜顛倒的駕駛需求，而白班司機要在交通擁堵、路況復雜的情況下時刻保持精神集中、路線預判、車禍預警等勞動身體的基本要求，這些問題很難通過嫻熟的駕駛技術解決，司機常需借助外部手段即提神品來進行干預。目前，市面上有效提神的消費品多有成癮性，如咖啡、茶、煙、檳榔等，而檳榔最受歡迎，一是因為司機們常久坐不能頻繁上廁所，工作時會有意控制飲水量，咖啡、茶等飲品使用率偏低；二是香煙雖有提神功效，但服務業明令禁止司機工作時抽煙。因此，既能提神又不影響工作規則的檳榔，無形中成為他們解決勞動身體困境的策略之一。

2.勞動身體的理性算計。出租車司機多來自農村，他們在工作、生活中普遍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司機M2日均營運收入約200-500元，扣除每日需繳納的份子錢60元、燃氣費30-60元、洗車費5-10元、餐費20-40元等基本支出后，其每月基本支出已達2千余元，再扣除每月的通訊費、違章罰款、保險費、維修費、保養費、公司管理費等其他開支后，其實際月收入多維持在3000-5000元的水平，僅夠維持一個三口之家的日常生活運轉。因此，很多司機每月要盡量做到全勤且需跑滿12小時，其經濟收入才會有保障。

此外，司機們每天有效載客時間是四五個小時，其余時間多在尋找乘客或蹲守候客，他們獨處在狹小、密閉的車內空間時，會不自覺以看手機或嚼檳榔來打發時間，他們對檳榔的日常需求，既體現在工作時緩解身體困盹，還體現在候客時排解無聊情緒，關鍵是檳榔價格不高，不至于給他們帶來高消費的經濟負擔。目前，市面上檳榔品牌不同、價格不等，他們常會購買50-70元每斤的散裝檳榔或10元每包的精裝檳榔，每片檳榔0.2-0.5元，相較香煙或提神飲品的消費，檳榔的價格優勢，也是司機們青睞檳榔的原因之一。

（二）社會身體的閾限

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發現澳洲土著將五類親緣關系分別對應身體五個部位，他們通過抖動身體部位來表明不同的親緣關系，社會關系因此被投射至身體之上，正如我們以身體構想社會一樣，我們同樣以社會構想自己的身體。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一個完整儀式包含“結構-反結構-（再）結構”三個階段，閾限（liminality）是儀式中“反結構”階段。儀式前的結構通過閾限演化為全新結構，而處于閾限期的社會個體則處于一種無序、混亂的狀態。在儀式過程中，人們較關注的是“社會身份”的演變，而非“社會身體”的演變，但身份與身體的演變和過渡往往是同步進行的。

正如出租車司機均需經歷從“新手”向“老手”的過渡，除自身需具備較好的駕駛技術、職業經驗、顧客口碑外，更要獲得其他同行的接納與認可，這便要求他們還應培育出一種受到行業認可的社會身體。因為司機之間既是競爭關系，更是合作關系，他們在外跑車極易遭遇拋錨、車禍、人身危險等各類問題，最便捷的援助往往是附近的同行，這也決定了他們自發融入集體的必然性。司機在與其他同行的互動中，常能看到他們使用檳榔來達到合群的目的，其中又以女性司機、外地司機表現更明顯。

1.女性司機的身體張力。在現代社會的公眾認知中，女性司機常因“性別問題”而被污名化，她們從事駕駛等相關行業處于天生的競爭劣勢。出租車女司機的職業形象便多以中短發等男性化身體特征示人，嚼檳榔也是她們解構性別污名化的工具之一，用她們的話說“比男人更男人，才能在行業中立足”。但在工作之余，她們又要回歸母親、妻子等傳統女性角色，因此，她們需要在不同的角色張力中去刻意形塑自己的身體。

我們不比男司機差，他們跑一天車回家后還有熱飯熱菜候著，我們每天跑車前要提前給小孩準備飯菜，跑車回家后還要搞家務……但沒辦法，女人干這一行都是生活所迫。我們跑車要控制喝水，每月固定幾天身體不舒服也要堅持，爆胎搬幾十斤重的輪胎是家常便飯。工作時我也吃檳榔，有時晚上開車犯困，吃口檳榔也是給自己壯膽、提神，但我下車后就不吃了（W1）。

在出租車行業生存壓力普遍較大的情境中，以W1為代表的長期從事該行業的女司機們會主動通過一些身體策略來試圖塑造一種更受同行認可的職業身體特征，突顯“女司機不比男司機差”的公眾形象。因此，無論是嚼檳榔、修車還是留短發，都是她們在主動塑造一種堅強、獨立、豪爽等契合行業要求和公眾期待的身體策略；但下班后她們又會重新以母親、妻子、愛美人士等女性身體特征示人，如此，長期在不同身體角色中切換?？梢?，多數女司機工作時嚼檳榔并非成癮行為，而是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特定職業場域中，女司機實施的臨時性身體儀式。她們也并非有意建構一種偏中性或男性化的身體特征，而是借助檳榔等癮品形塑了臨時性的社會身體，才能解構性別身體被污名化的目的。

2.外地司機的身體演變。在檳榔盛行的食區，互遞檳榔豐富了禮物的內涵，因為無論是陌生人還是熟人間，人們隨時隨地都樂于分享檳榔，受贈者無須承擔回禮責任，人們只需花費極低的成本，便能化解與陌生人交往時的尷尬甚至矛盾。因此檳榔具有類似香煙的社交功能，它是現代社會中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不同階層的人建立弱關系的有效輔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外省司機在語言、飲食、習俗等方面均不同于湖南籍司機且不嚼檳榔，但在湖南工作較久的外省司機多會養成嚼檳榔的習慣，有人甚至比湖南司機更愛嚼。

在來湖南工作前，我沒嚼過檳榔，來了才知道同行都在吃。我對檳榔吃不習慣，因為嚼了容易頭暈。但沒辦法，跑車的司機平日里抬頭不見低頭見，外地人不主動融入沒法賺錢。檳榔在社交上是好東西，平日里同行之間遞檳榔，聊天聊著聊著關系就近了（M2）。

外省司機M2嚼檳榔經歷了一個動態過程，最初他是禮貌婉拒，被同行司機戲稱“油鹽不進”，給人留下難打交道的印象。后來，他意識到檳榔的社交功能屬性，每天攜帶一包檳榔遇熟人便發，別人遞的檳榔也收下，但仍堅持不吃。后來他有意嘗試嚼檳榔，從口味較輕的青果檳榔開始，慢慢過渡到味道更重的煙果檳榔，終與其他司機打成一片?？梢?，外省司機嚼檳榔的肢體行為具有較強的社交目的，他們將遞檳榔視為傳遞“友好”并主動融入集體的一種肢體行為。

（三）技術身體的讓渡

莫斯提出，人類最擅于使用的技術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體，人們在不同社會使用身體的各種方式被稱為“身體技術”，如斷奶后的孩童學習走路，青春期的男孩學習職業技能等，人們正是通過不斷訓練來換取社會承認的身體技術。希林則以“技術身體”（technological body）論述了技術與身體的互動關系，認為自從人類馴化火后，技術就對人的身體及所處環境產生了重要影響。人一旦掌握并運用技術，便會試圖提升身體的能力與環境限制，但人類在發展技術的同時，技術也會反過來駕馭甚至替代我們的身體。

在現代社會，駕駛作為一種身體的技術，既是技術的身體化，也是身體的技術化。無論是以技術來提升身體的能力，還是以技術來換取社會化的身體，我們都能從中發現一種潛在的交換關系。雖然莫斯提出“禮物之靈”賦予了禮物“不可讓渡”（inalienability）的特性，但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互惠”（reciprocity）才是禮物流動與社會秩序運行的基礎。尤其在現代技術介入下，人們除了可以讓渡身外之物，身體作為生物性與社會文化性的共同存在，身體本身也可能具備互換的屬性。近年來，檳榔在出租車司機中的流行，一定程度反映了它在特定職業人群技術身體讓渡中的重要符號屬性。

第一，檳榔的醫藥性。湖南雖不產檳榔，但民眾在日常生活、節慶儀式、社交往來中必備檳榔，檳榔起源傳說也廣為流傳，如順治六年清兵屠城引發瘟疫，老僧教眾人嚼檳榔避穢的瘟疫說等。曾作為“治瘟神藥”的檳榔具備了廣泛的民間認知基礎，很多民眾認為檳榔有活血化瘀、消炎止咳、除濕降氣等包治百病的“神奇療效”，加上出租車司機常年在外高強度工作，很多人患有各類職業病，因此，他們普遍對檳榔有一種天然的職業親近感和消費動力。

第二，檳榔的工具性。出租車司機除需過硬的技術外，還需從經營技巧、危機公關、精神慰藉等層面，用檳榔去強化其成為“老司機”的身體特征，如司機中流傳很多與檳榔有關的順口溜，包括經營類的“接人送客，檳榔優先”“高速不怕油不足，就怕檳榔沒帶足”“檳榔隨身帶，夜路開得快”等；公關類的“交警攔路，檳榔開路”“開車切莫碰酒，檳榔提神防堵”“車禍糾紛路難走，遞口檳榔做朋友”等；慰藉類的“檳榔像元寶，跑車錢不少”“檳榔像條船，歸家人團圓”等，可見檳榔在司機身體與技術互動中的銜接功能。

第三，檳榔的神圣性。20世紀90年代深圳女工集體性身體疼痛，是一種用身體來反抗工廠異化勞動的技術策略。出租車司機常用“壓榨”來表達對管理公司的不滿，他們每月需上繳20%-30%的經營收益作為管理費，被其戲稱為“賣身錢”，并多次發生司機巧借檳榔抗爭的罷運行為。如罷運組織者會事先挑選一些切口較大、背身較窄的檳榔連擲多次，這種檳榔怎么擲的結果都是“口朝下”。由于過去湖南湘江流域常嚼檳榔的漁民十分忌諱出行前出現檳榔“口朝下”的風俗，“漁民上岸”后這一行業禁忌便延伸至當地的客運、貨運行業中，一些司機為抗爭公司爭取權益，便會借由此類策略來拒絕出車。

（四）醫學身體的自反

醫療化身體（medicalization of body）是我們把生命的每一階段——懷孕、生產、哺育、性交、疾病、痛苦、衰老、死亡——均置于職業化、官僚化、市場化的醫療管理體系中。貝克等論述現代社會在追求理性過程中，不斷產生消解現代社會自身基礎的非理性的意外后果，即自反（reflexivity）總是內在于反思（reflection）中，反思表征的是一種克服各種非理性因素，追求確定性的理性力量；而自反表征的則是這種理性努力所招致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后果。反思亦是身體的意義所在，正如龐蒂強調，所有肉身均是另一種肉身的延伸，他還試圖以胡塞爾右手觸摸左手的案例說明，身體在觸摸和被觸摸的交疊中所蘊含的自反性。

1.戒斷與身體的反思。檳榔致癌論曾引起出租車司機的普遍關注，一些司機開始關注身體健康，并嘗試戒斷檳榔，其方法一是尋找替代性的消費品，如嚼口香糖、葛根等，二是強制戒斷，在工作、生活中拒絕再嚼檳榔?！俺砂a”是一個動態的具身過程，現代醫療體系人為地將身體割裂為口腔疾病、心理疾病、神經疾病，而并未重視動態的成癮過程，檳榔成癮者只能借助自行戒斷等單一方式來嘗試找回身體，因此，戒斷成功的案例較少。

我去醫院找醫生，但不知道掛什么號。神經科說不在他們治療范圍，叫我去口腔科。我去口腔科，醫生只做口腔纖維化和牙齒磨損檢查。我問怎么戒檳榔，醫生說自己強行戒。我希望醫院能給出明確的治療方案，但醫生只開了瓶維生素B2，說是提高免疫力，就把我打發了（M4）。

司機主動戒斷檳榔的行動是一種理性選擇，他們在自行戒斷中的體驗，不只限于成癮引發的疾病以及生理痛苦，更困于他們在長期戒斷中積累的身體無助與醫療焦慮。這些成癮者也想通過現代醫學的理性來對抗成癮的危害與不確定性，但醫學接管下的身體似乎并未得到應有的理解，司機并未如愿“找回身體”。在現代醫療體系中，醫生似乎并不太關注成癮本身，而更多關注成癮的后果，這就導致成癮者在醫療中繼續陷入“去肉身化”的新束縛，這也為其后期復嚼和身體自反埋下了伏筆。

2.復嚼與身體的自反。司機們難戒檳榔和復嚼行為，很容易讓專業醫生和社會公眾對他們產生“自控力不足”的刻板印象，但在他們自我戒斷的經驗中，檳榔并非強成癮品能讓嚼食者有強烈的生理需求和戒斷反應，因此，很多司機并不認同長期嚼檳榔是一種成癮疾病，他們更擔心的是長期嚼食可能誘發其他疾病，這就導致很多司機很難下決心去戒斷而出現復嚼。更重要的是，健康身體對司機們而言，并非優先考慮的重點，很多人在長期高強度的職業生涯中，甚至都未購買過醫療保險這一最基本的身體保障。他們進入行業后，意味著要在勞動身體、社會身體、技術身體上作出極大投入和妥協，很多人在明知嚼檳榔成癮或引發其他疾病的情況下仍有意為之，一些人復嚼甚至是深思熟慮后的選擇，這說明他們對自己身體的理解和反思，可能比現代醫學的解釋更為深刻。正如司機M4說：“醫生說最了解我們身體，但他們并不關心我們為什么要吃檳榔?！笨梢?，司機在自我戒斷過程中的復嚼動力，很大程度源于檳榔在勞動身體、社會身體、技術身體中出現了難以被替代的工具價值，以及醫學身體在職業人群中并不被重視的社會現實。雖然在田野調查中不乏少數成功戒斷檳榔的案例，但他們戒斷后仍需重新面對勞動身體的無序，仍未擺脫新一輪的職業焦慮。

總之，醫學實踐在處理健康問題時是與機械論、高技術相聯系的，身心疾病的社會根源并不在醫學考察范圍內，健康問題的日常話語也幾乎被生物學術語和科學知識的解釋壟斷。因此，我們很難僅依靠現代醫學的單向度診斷，去簡化甚至切割一個漸變的、完整的成癮過程。身體作為“被肉身”的社會映射，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經濟秩序、消費習慣、族群關系、歷史記憶等均能投射至身體之上。成癮、戒斷與復嚼的具身體驗，絕不止于現代醫學的壟斷解釋，而應從動態的、整體的、多維的身體經驗出發，去考察不同時期、不同維度的具身體驗。

五、結語

人類學對食物之于人類的需求功能、社會踐行以及文化系統之間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研究從未間斷，特別是探尋作為食物“形而下”中“形而上”的文化符碼以及表述，發現食物與經濟學、政治學、生態學等的關系線索。食物之于身體而言，其味覺不僅是生物性的，也是社會性的，我們可以借其探討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的合一，身體的感覺也不僅呈現在儀式的某個細節中，還會呈現在人群的某種嗜好中。本文探討了檳榔成癮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反思了成癮被單純視作一種疾病或社會建構產物的研究假設，論述了檳榔成癮是不同維度的身體動態互動與結構互補的結果。

首先，基于出租車司機普嗜檳榔的田野調查，發現在他們的身體實踐中，呈現勞動身體、社會身體、技術身體、醫學身體等疊合特征，它們在橫向上共同構筑了一個包含自我焦慮、自我調適、自我指涉、自我反思的整體身體景觀，在縱向上共同演繹了一個具有能動性、技術性、反思性的身體變遷過程。正是在不同維度身體的具身化實踐中，檳榔之癮才得以生產與再生產。

其次，“癮”為我們透視“自然身體”和“社會身體”的內在聯結，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實驗場域。近年來，醫學對成癮的壟斷性解釋，很大程度只關注成癮性消費品“濫用”引發的健康問題?！鞍a”不僅是現代醫學的研究對象，更是身體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積累的感官體驗。成癮研究不是把完整的身體簡單割裂為可供醫學觀察的實驗對象，而是更需要對“去人化”以及脫嵌于社會的身體觀作進一步反思。

最后，目前國內成癮性食品的人類學研究才剛起步，但咖啡、酒精、香煙、檳榔、茶葉等癮品流行的現象卻很普遍，本文的相關研究進一步豐富了國內的成癮經驗研究。由于出租車司機的行業特殊性，使得本研究在理論分析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出租車司機普嗜檳榔的身體實踐與具身體驗，在卡車司機、裝修工、警察、快遞員、建筑工、部分重體力人群中具有普適性和類型學特征，這可為特定人群癮品嗜好現象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責任編輯：唐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