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青年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對二孩意愿的影響研究

何欣

摘 要：收入狀況是衡量家庭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本文以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為背景，旨在研究當代青年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對二孩意愿的影響。本文對近年來有關生育意愿研究的文獻進行了綜合分析與總結。研究發現，影響生育意愿的經濟因素有社會經濟水平、女性社會經濟地位、保障制度、住房負擔、育兒成本、家庭收入和金融因素。其中，有關家庭收入因素的研究大多數忽視了家庭收入的結構差異，針對女性收入的影響研究較少。因此，針對女性家庭經濟地位的研究梳理，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和二孩意愿呈反相關關系。最后，本文提出建全保障制度、建設利于職場女性生育的社會環境、為生育“減負、推動共同富裕，支持普惠金融的建議，以期達到提高當代青年二孩生育意愿的目的。

關鍵詞：家庭經濟地位；二孩意愿；當代青年女性

一、引言

自1987年以來，我國新生兒出生率一直處于持續下降階段。截至2021年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我國的新生兒出生率同比下降了約16%，同時，此次報告也意味著我國自建國以來，全年新生兒出生人口將首次跌破1000萬，降至998萬。為應對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從計劃生育時代的“只生一個好”到“三孩政策”，在生育政策層面已經全面放開。但是，政策所帶來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并且該效用是遞減的。通過二孩政策頒布后的數據統計和實踐研究，可以看出政策帶來的生育紅利是有限的，政策效果在第二年小幅上升后逐漸遞減。更有研究從女性就業的角度指出，“三孩政策”還可能帶來非預期的一些負面效果。因此，生育率的提升不能光靠“三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實際效果不僅取決于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極大地受到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近年來學者們對生育意愿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還鮮有從當代青年女性家庭經濟地位的角度進行研究。隨著女性占據勞動力市場的一席之地，女性開始作為家庭獲得經濟來源的主體之一，女性家庭經濟地位的變化不僅將會對女性生育意愿產生重要影響，也會對家庭的生育決策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對二孩意愿的影響

（一）影響生育意愿的經濟因素

20世紀以來，國外以邦戈茨模型、貝克爾質量數量理論為代表的生育意愿相關研究蓬勃發展。21世紀以前，我國生育率低主要是政策性質導致的，而21世紀以后，我國生育意愿的研究有了新的背景和意義，我國已由政策性低生育率轉向內生性低生育率，主觀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決策當中有了重要的影響。因此，現實因素的制約得到了更多關注，其中，經濟因素的研究成果尤為豐富。大多數研究從宏觀和微觀兩層面入手進行分析，在宏觀方向主要有社會經濟水平、女性社會經濟地位、保障制度和住房負擔，微觀方向主要集中在育兒成本、家庭收入及金融因素。社會經濟水平、女性社會經濟地位、住房負擔、育兒成本對生育有著確定的抑制作用，而保障制度、家庭收入和金融因素的影響作用存在著爭議。影響生育的各因素之間并非獨立作用，各因素存在著包含與被包含、相互作用等的交叉影響關系。

其中，家庭收入是影響生育意愿的一大經濟因素。一方面，據貝克爾的質量數量偏好理論，家庭收入與孩子數量呈負相關關系。當家庭收入增加時，父母對孩子的質量偏好會超過數量偏好，導致生育率下降。國內學者也發現，收入越高意味著生育的機會成本增加，從而降低意愿生育率。然而另一方面，家庭資源理論認為提高家庭收入將增加家庭資源，進而提高生育意愿，這部分學者認為家庭收入與生育意愿正相關。綜合而言，家庭收入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取決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平衡程度，這將最終決定家庭期望生育子女的數量。

（二）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對二孩意愿的影響

通常，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包括收入、教育和職業三個方面，其中收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指標。在研究經濟資源與生育行為的關系時，收入水平被視作反映家庭財政狀況的直接指標。因此，根據其他文獻的參考，選擇家庭收入作為衡量家庭經濟地位的指標。在研究家庭收入的影響研究中，大多數研究將家庭收入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而忽略了家庭內部收入結構以及性別收入差異等現象。盡管有部分學者從女性勞動收入的角度出發，但關于女性家庭經濟地位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的研究仍然較少。因此，探討女性家庭經濟地位變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對于理解中國現行勞動分配體制下生育意愿的重要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發現，女性收入與生育水平之間存在著內生的互動關系。一些研究表明，隨著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通常會下降。這是因為女性基于對孩子質量的偏好，在勞動收入提高之后會選擇減少生育。同時，有學者根據CGSS2015年數據研究發現，盡管高收入女性群體有較強的二孩生育意愿，但面臨更大的機會成本和其他成本因素的影響，加上高收入女性在整體中占比較少的原因，現實中生育率仍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最后，還有研究發現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提高會對生育意愿產生負面影響。每提高10%的女性收入占比，生育意愿數量就會下降約1.3%。因為女性收入占比越高，意味著家庭的收入越依賴于女性，生育的家庭機會成本增加，最終可能導致減少生育意愿。

三、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生產、消費等習慣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物質基礎的快速增長也促使群眾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質的變化。我國政府陸續出臺刺激生育的相關政策，然而政策對解放群眾生育需求的效果始終有限，因此對當代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影響研究迫在眉睫。有關經濟因素的影響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針對家庭收入的研究大多將家庭收入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而忽略了家庭內部收入結構以及性別收入差異等現象。選擇家庭收入來衡量家庭經濟地位發現，女性家庭經濟地位的提高將會降低二孩意愿。因此，為提高二孩生育意愿，提出以下建議：

（一）建全保障制度

我國托育體制的不完善是女性生育的一塊絆腳石。由于社會勞動市場的發展，女性也參與勞動。健全托育體系，不僅能夠有效的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更能促進家庭三代人的和諧共處。除此以外，我國的生育假、產假等假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都為女性破除“母職困境”帶來阻礙，女性在生育上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因此，我國應關注健全托育體系和假期保障制度等，從制度上提供女性生育的相關保障，進而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二）建設利于職場女性生育的社會環境

相比于過去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的傳統育兒觀念，現代生育文化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女性已經絕大部份地參與到社會勞動中。在這樣的背景下，職場女性需要平衡母親的社會角色與工作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和諧包容的社會氛圍。通過文化宣導、勞動市場監督等方式，營造更包容的社會環境，能夠使得女性遭受更少的心理壓力、更低的機會成本，促進女性生育意愿的提高。

（三）為生育“減負”

在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中，“教育內卷”現象不斷顯現，家庭為了培養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育兒成本，如報輔導班、課后輔導的教育成本。不僅如此，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使得青年的職業壓力越來越大，要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做好平衡，勢必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未來，需要更加積極的收集育齡婦女和家庭的需求，針對性地紓解生育壓力，讓更多家庭“想生”、“愿意生”、“生的起”。

（四）推動共同富裕，支持普惠金融

共同富裕不僅是我國人民的企盼，也是黨和國家堅持的長期任務。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過程中，能夠幫助家庭受到更加正確的生育教育，提高育兒質量，實現優生優育?？芍涫杖氲脑黾?，使得家庭有更多資源可以養育孩子，釋放部分“生不起”、“不敢生”人群的生育需求。

參考文獻：

[1]Becker G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ies[J]. National Bureau Commi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1960， 209.

[2]Bongaarts J .?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 260-281.

[3]Olivia Ekert-Jaffé， Heather Joshi， Kevin Lynch， Rémi Mougin， Michael Rendall and David Shapiro．“Fertility， Timing of Birth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France and Britain： Social Policies and Occupational Polarization”[J].Population （english edition，2002）57：475-507．

[4]蘇炳南.影響我國生育率變化的經濟社會因素及其應對[J].社會科學動態，2022（02）：21-26.

[5]張孝棟，張雅璐，賈國平，湯夢君，陳功，張蕾.中國低生育率研究進展：一個文獻綜述[J].人口與發展，2021，27（06）：9-21.

[6]周曉蒙.經濟狀況、教育水平對城鎮家庭生育意愿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18（05）：31-40.

[7]張俊軍.家庭生育經濟決策因素分析與全面放開二孩的財政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參考，2016（35）：11-14.

[8]韓永江.生育觀影響因素的經濟分析[J].人口學刊，2005（02）：55-59.

[9]何秀玲，林麗梅.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與中國育齡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數據的經驗分析[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03）：98-108.

[10]韓宇博.女性工資收入水平對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效應研究[J].市場周刊，2020，33（07）：144-146+169.

[11]靳永愛，錢岳，陳衛.家庭經濟地位與生育行為：宏觀環境的調節效應[J].人口與發展，2015，21（02）：7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