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學術體系與理論方法”筆談之二

〔召集人語〕 《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數年來致力于推動改革開放史研究。我認為，改革開放史研究需要在兩方面著力：一方面抓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大量微觀的、個案的和專題性的研究，以反映改革進程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它的多重面相。另一方面是對中國改革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度的思考，作出有價值的解釋，這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和方法。本期選用的五篇文章，都側重于方法論的討論。下面就本人感興趣的話題談些想法，也算是參與討論吧。

《二級學科設置視域下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四重維度》一文，談到把改革開放史設置為中共黨史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這是一個業務性問題。無論置于什么學科之下，都不影響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重要性。事實上，當前改革開放史研究是許多學科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涉及的領域，更不用說中國當代史的研究。打破學科壁壘，促進多學科對話和互鑒，有利于推動研究的深入。不過，作者的重點不在這里，而是談改革開放史研究的思維方法問題。作者談到當前改革開放史研究的現狀，感慨對一些重大話題如改革開放奇跡與困境何以發生至今沒有得出一種滿意的解釋。這大體是事實，不過但凡這類重大歷史問題很難定于一說，還是百家爭鳴為好?！案母镩_放在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在國外”的說法并不嚴謹。文章強調要從多重維度上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史，這肯定是對的。其中特別談到，改革開放史研究需要有多元主體互動的觀察維度、需要有一種縱向的和橫向的比較方法、需要有變與不變相統一的辯證思維、需要有系統思維的方法，等等，這些都是有啟發意義的。當然，關于改革開放史研究的觀察維度還可以舉出一些。

《推進改革開放觀念史研究》一文強調觀念史研究的重要性，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視角。在以往的研究中，不能說完全沒有從觀念變革的角度研究改革開放史，但沒有單獨提出這個問題。文章首先界定什么是觀念史，以及它與思想史、概念史的異同，這是一個學理性問題。在我看來，文章的亮點在于強調觀念變革的能動性，它不只是改革實踐的產物，在很多情況下恰恰是改革的先導。這符合事實，也符合規律。歷史變革往往首先是觀念創新，中國改革也不例外。這可以舉出許多例證：1978年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觀念、1984年確立“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商品經濟”觀念、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念，每一次觀念突破都引導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高潮。不過，可以進一步發問，觀念突破的動力來自哪里？對歷史經驗的自覺反思，受外部思想和經驗的啟示，這都是事實。但有一點同樣值得重視，即改革成效的說服力。文章提出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就是“將研究視角從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轉移到默默無聞的普羅大眾身上”，研究大眾日常生活觀念的變化，把觀念史嵌入社會變遷史。與政治觀念不同，大眾生活觀念的變化是一個不自覺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它會受到主流輿論的引導，但更多的是受生活環境和條件的形塑。近40年來大眾日常生活觀念的變化肉眼可見，如財富觀念、消費觀念、遷徙觀念、婚姻觀念、生育觀念等。日常生活觀念的改變是一種需要正視的存在，但難以用進步或者退步來界定。

《政策創新擴散視閾下的農村改革史研究》一文，引入政策創新擴散理論來研究農民改革的政策過程。政策創新擴散的視角和方法不僅適用于農村改革研究，同樣適用于整個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中國改革是漸進式的，主要不是從上到下推行改革路線圖，而是更多地訴諸局部試驗，通過下放權力賦予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創新的自主權。這一特征在改革的探路階段更加明顯。改革本身就是一個政策創新擴散的過程。政策創新擴散研究更多的不是政策結果而是政策形成過程，要求研究者通過各種動態的鮮活的史料，深入到決策過程的“黑箱”，發掘其內在機制，譬如基層組織政策創新的動力、規避風險和獲得認可的策略，創新政策如何在決策中勝出，等等。毫無疑問，政策創新擴散的主體是政府，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因為只有政府才有制定和推行政策的權力。但是，參與和影響政策創新和擴散的行動者則遠不止于政府，包括大眾、企業、學界等。研究政策創新擴散應當關注橫向擴散與縱向擴散兩個方面。橫向擴散是局地試驗及其經驗如何影響到其他地區，被模仿和復制?？v向擴散是各層級政府之間的互動，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改革初期，自下而上的情況居多。還有中央與地方協同推進的創新試驗，如創辦經濟特區等?；氐竭@篇文章本身，作者用政策創新擴散理論論證農村改革發源地在安徽，這個結論是成立的。在各地農村改革中，安徽的改革影響最大，安徽省委也是第一個作出正式決議支持包產到戶試驗的省級黨委。不過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一個問題是，其他地區的實踐對農村政策創新擴散是不是同樣起了作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會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據吳象回憶，在這次會議上表態反對的占多數，明確支持的有貴州池必卿、廣東任仲夷、內蒙古周惠。最后達成妥協，形成中發

〔1980〕75號文件，為包產到戶上了“戶口”，同時作了“切三刀”的限制，可見政策的突破是一個合力。1980年上半年，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默認、支持農民包產到戶，他們的選擇主要是出于順應本地農民的要求？還是受安徽的影響？這也是需要進一步發掘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農民的自發選擇起到何種作用？作者有一個觀點，農村改革是“中心突破”不是“邊緣革命”。我也不贊同把中國改革歸結為“邊緣革命”。但不能說農村政策創新是政府的事，與農民無關。在農村改革中，農民的意愿和選擇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安徽省委之所以敢于冒著風險支持包產到戶試驗，其底氣來源于強大的民意基礎。有些省份在與農民激烈的頂牛中由反對、猶豫轉向支持，如貴州省。有的地區更帶有農民的自發性特點，如廣東省。中發

〔1980〕75號文件印發以后，包產到戶不斷突破政策界線。時任山西省副省長霍泛回憶說，1981年下半年山西的形勢“如水之就下，來勢之（迅）猛，如狂風驟雨，勢不可擋”。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央領導層最終放棄了“切三刀”的限制。這都說明，農民中間要求包產到戶的普遍愿望，恰恰是農村改革的基本動力。

《改革開放實踐中的地理因素探析》一文把地理因素引入改革開放史研究，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在考察地區差異時，尤其不能忽略地理因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這個問題。1979 年以后，由于市場與政策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地區發展的差距迅速擴大。在地理區位、市場規模、物流成本、技術和人力資本等方面沿海比內地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國家的戰略重點也是著眼于充分利用這個優勢加快發展，推行從沿海到內地梯度開放開發戰略。1988年進一步推出沿海發展戰略，希望把沿海兩億多人推向國際市場。理想的結果是：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繼而幫助后發展地區，實現整個經濟的雁形起飛，并逐步實現從非均衡到均衡的轉變。20世紀90年代以后先后推動的西部大開發等戰略，就是實現這個轉變的努力，一些中西部城市如重慶、合肥等成為新的經濟高地，“一帶一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海權時代的經濟路線。向地區均衡戰略轉變，除了行政力量，主要應當依靠市場。技術進步如高鐵、高速公路以及新一代通信的快速發展，縮小了空間距離，降低物流和信息成本，理論上有利于推動產業轉移。不過在現實中，沿海低端產業向內地轉移的趨勢并不明顯，更多地轉到了國外。這固然有地理因素，但不能完全用地理因素解釋。

《改革開放時期監察制度史研究再思考》一文涉及的雖然是專題史，但作者著重于歷史觀及方法論的討論。強調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監察制度史，要以唯物史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要科學、辯證地認識國外某些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設，警惕被其誤導。研究中國的監察制度史必須注重中國自身的特色，不能套用任何國外理論，這無疑是正確的。國外經驗無法整體移植，不過一些成熟的經驗還是可以借鑒的，如世界上許多國家實行官員財產公開，就是減少腐敗的有效制度。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毫無私利的政黨”，這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但它不能用來證明黨員干部不會濫用權力謀取私利，有效的監察制度必須建立在防范人性弱點的基礎之上。文章提出研究監察制度史需要關注人民群眾的因素，“讓人民來監督黨和政府”，這是極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