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級學科設置視域下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四重維度

經過20多年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中共黨史黨建學”正式升格為一級學科，黨史黨建學科隸屬歷史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獨立的學科之爭有了結論。升格一級學科之事塵埃落定后，學科建設和二級學科設置成為緊迫任務。當前，不管是學界理論探討還是十多所高校備案或申報的一級學科建設方案，主流意見是以大黨史、大黨建為主干，結合所在地域或高校自身優勢，設置3～4個二級學科，其中就包括設立“改革開放史”研究方向。隨著黨史黨建研究重心的后移以及學科融合發展的時代大勢，改革開放史研究備受矚目。有學者甚至建議創設“改革開放學”，并認為它“是歷史與現實交錯、當下與未來貫通、政治經濟文化相融合的綜合性應用性學科”；有的建議增設包含改革開放史研究在內的“中國當代史專業”。據此，在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下建設什么樣的改革開放史二級學科、怎樣建設改革開放史二級學科，抑或改革開放史研究當前已然如何、今后理當如何是一個值得廣泛探討的課題。

將改革開放史研究設為二級學科價值突出。一是助力打破中國改革開放史研究“外熱內冷”格局，強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和國際話語權。中國改革開放既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始于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堪稱世界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亦被看作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中國1978年以來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國外也在加緊研究其成功的奧秘。西方學者先后提出了與“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的“北京共識”理念，建構起與蘇聯東歐改革道路、亞洲“四小龍”發展模式、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相區別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分析框架，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鄧小平時代》等著作在國際上產生轟動效應，一度出現改革開放在中國、中國改革開放研究在國外的窘境。反觀國內學界，研究較為滯后、成果影響力有限。以改革開放史研究為藍本，做好“以學術講政治”“以故事講思想”，說好“黨言黨語”“馬言馬語”，無疑有利于提升我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增強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二是拓寬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研究視域和空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承前啟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無法割裂，而且密切關聯。重視對改革開放的學理性研究無疑將大為豐富黨史黨建研究的視域和主題，拓展其研究空間和陣地，從而更好發揮黨史國史“必修課”“營養劑”“清醒劑”的作用。三是高度契合中共黨史黨建學融合發展和協同推進的新態勢。時至今日，“黨的建設”和“中共黨史”兩個學科已不是誰主沉浮的對立關系，而是如何攜手并進共創佳績的問題。有學者總結認為：兩個學科歷經內涵式發展、并列式發展、分離式發展，現在進入了融入式發展階段。有的指明：二者的結合和協同發展是“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針對黨史研究缺乏理論深度和現實關懷、黨建研究缺乏歷史厚度，黨史黨建“兩張皮”、泛化、碎片化等缺陷，亟待在研究內容上黨史課題黨建化、黨建課題黨史化、橫向問題縱向化、縱向問題橫向化，研究方式上從游擊戰和小規模陣地戰轉變為大兵團戰役，這可謂是中共黨史黨建學高質量發展、體系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史研究兼具基礎性與應用性、厚重感與現實感，是一門交叉性和綜合性十分顯著的學科，其產出成果可以是純學理探究，也可以出對策咨詢報告，還利于同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深入交流，更加契合新的發展趨勢和時代高標準高要求，可以作為中共黨史黨建學融合發展的“示范區”。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改革開放史將可能成為黨史研究領域今后拓展的最有價值的研究空間”。由此，設置改革開放史研究二級學科，既推動中共黨史黨建學朝著正確方向邁進，又深化改革開放歷史與理論研究。

改革開放史研究優勢和困難并存。一方面，“當代人寫當代史”具有后人沒有的獨特優勢，主要體現在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和情感共鳴、活靈活現的資料和語境。另一方面，也有“身在此山中”的歷史局限性。同其他階段黨史黨建研究相比、古代和近代的專門史相比，改革開放史研究至少需要克服五重關卡。一是要在政治敏感性更高的情況下尋求學術生長空間；二是要具備全球史和中國通史的學術視野；三是要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黨史黨建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成體系的知識結構；四是要能用“火眼金睛”從魚龍混雜的資料中精準收集整理；五是要有較好的學術訓練和表達水平。換言之，好的改革開放史研究成果至少要達到選題巧妙、視野開闊、知識廣博、史料精當、表達到位五點要求。正是因為難度系數高，存在“史料來源的簡單化甚至單一性”導致“大都缺乏較好的實證性”短板；處在著眼于“收集篩選和整理史料、梳理線索和構筑框架、開展專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階段；普遍認為“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遠未達到充分發展的程度”。當前，描述性成果居多、學術性研究偏少，低水平重復性研究居多、重點難點盲點問題的研究偏少；結果性史料多、過程性史料匱乏，口述和回憶資料多、核心史料和一手檔案資料緊缺；研究成果彌散化、學科歸屬弱化現象突出，聚焦攻關重大課題和關鍵選題不足，這尤為體現在沒有官修的關于鄧小平1975年之后的傳記、華國鋒年譜和傳記、胡耀邦年譜和傳記，沒有公認優質的改革開放史讀本，也沒有系統回答改革開放奇跡與困境發生發展問題的著作?？傮w處于看似熱鬧但又快速消遁、看似深耕但又無力堅守的狀態。如何改變現狀，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四個維度著力。

第一，多元主體的互動關系維度。多方主體良性互動并有機結合是創新創造的充分必要條件。中國改革開放是繼“開天辟地”“改天換地”之后的“翻天覆地”“驚天動地”，關涉主體的多元復雜程度不亞于革命和建設時期，這既指新增的主體，也指原有主體不時發生著裂變。具象地看，互動主體主要包括黨內與黨外之間，思想理論界與黨政決策層之間，中央、地方、基層之間，政府、企業、群眾之間，中國內地（大陸）、港澳臺、海外之間，東部、中部、西部之間。抽象地講，需要處理好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主義與問題、思想與實踐、歷史與現實、靜態與動態、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也要把控好上中下、左中右、點線面、縱與橫、時與空、城與鄉、內與外、先與后、“左”與右之間的張力。改革開放起始階段，通過“向外看”推動“向內看”、“向后看”推動“向前看”、“向下看”推動“向上看”、“向粗看”推動“向細看”、“向虛看”推動“向實看”，歷史巨輪得以順利啟航。之后，在多元互動中，理論先行、地方先試、群眾首創，再由中央認可。依托地方改革經驗化與改革經驗地方化的頻繁互動形成一條“突破在地方，規范在中央”的改革開放基本規律。因此，互動維度要求多加關注“中間地帶”“中間勢力”。此外，在多元主體廣泛交流互鑒中，形成梯度型漸進式發展道路，即“殺出一條血路來”加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急切而漸進式改革、試驗而封鎖式開放，逐步形成時間層面的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發展戰略，空間層面的鄧小平“三步走”、江澤民21世紀“三步走”和當下的新“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地域層面的廣東和福建先行一步—開放東部沿?！鞑看箝_發—中部崛起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發展戰略。

第二，同質性和異質性事物的對比分析維度。改革開放先是初步拼圖后來才有規劃藍圖，選擇的是先易后難、先局部后整體、“照方抓藥”與自力更生相結合、重點攻關與輻射帶動相配合的路徑。宏觀層面的中西文明之間，黨際之間，中國同蘇聯及歐美國家之間；中觀層面的各種思潮、理論、界別、利益群體之間，東西、南北區域之間，珠三角、長三角、廈漳泉、京津冀等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之間，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和內部之間；微觀層面的關鍵人物、事件、會議、理論、精神譜系、典章制度、典型個案之間，都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因而要強化同質性事物之間或異質性事物之間的比較研究。依托對比研究法，沿海區域研究和沿江經濟帶研究，經濟建設、城市公共事業建設、社會建設等專題研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務虛會、安徽鳳陽包產到戶、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等個案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例如，中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價，新時期、新時代的延續與變革，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共性與個性以及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強化同異對比分析要求注重大人物與小人物群體、廣角鏡頭和特寫鏡頭、順向敘事和逆向敘事、黨史黨建學科與其他學科有機結合，從而推動改革開放史研究朝著歷史哲學、歷史地理學、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社會文化學、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研究之前沿交叉趨向邁進。正如有學者呼吁改革開放史研究要開展國內國際“多學科對話”，也要“眼睛向下”，多搜集民間史料，關注底層社會，以避免自說自話和“吊書袋”。

第三，變化與不變交織的辯證統一維度。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傳統與變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爸袊母镩_放的理論與實踐，貫穿辯證思維，富有辯證精神”。中國改革開放啟航和轉軌階段具有的三個特質決定了其高度的辯證統一性。一是改革開放并非某個領導人的主觀臆想，也非歷史偶然造成的“誤會”，而是源自生死存亡危急關頭，是主觀客觀、內因外因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是現實所迫、社會所盼、人民所愿，有效解答了中國何去何從的時代難題。二是改革力量是自覺不自覺地凝聚的、改革指向是逐漸清晰的、改革方案是在豐富實踐中不斷探索出來的。改革開放之初既有“確定”的一面，也有“不定”（怎么改、改向何處，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的一面；之后既有“變化”的一面，也有“不變”或“鈍變”的一面。三是改革開放是講成本、擔風險的。它涉及各種行業和各個群體，波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思想觀念、生活習性等方方面面，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一蹴而就，而是波瀾壯闊、波濤洶涌的。中國改革開放是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是傳統與現代、沖突與調試交替演進的過程，器物、制度、文化、理論、道路都在激蕩過程中得到新生。例如，在徘徊中前進、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穩定、又快又好與又好又快、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黨的全面領導和群眾首創精神等概念反映了“既”+“又”、“變化”+“不變”的辯證統一思維模式，體現了“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傳統文化。改革開放猶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筆下的《雙城記》，繁華與犧牲、成就與過失、光明與黑暗、危難與機遇相互生發。不管是整個改革開放，還是具體看待某一方針政策或行業部門工作，都不能割裂、靜止地作出評價，而要看到歷史的延伸和慣性；也不能主觀片面、偏執激進地作出評價，而要理性區分、完整準確地抓住主流和本質。各界對改革開放褒貶不一、分歧不小，學術研究既要解鎖“兩大奇跡”和偉大成就的成功密碼，也要反思總結富而不福、大而不強、腐化異化、民生危機、現代化焦慮、大黨獨有難題等問題的癥結所在，始終警惕以功避過和以過抹功的做法，切實摒棄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思維，有效達成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靠今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來破解之共識。改革開放史研究要繼續強化反思批判精神，貫徹鄧小平“對的要繼續堅持”“不足的要加點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四個方針，善于總結經驗教訓，為走好新時代“趕考”路提供不竭智力支持。

第四，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系統集成維度。改革開放史研究離不開系統維度，因為它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確定性與變動性、連續性與階段性、固有矛盾的破解與新生矛盾的積累并存。啟動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無一不要求綜合配套，無一不是系統性革新。企圖以某一學科或單一理論予以講深講透是枉然。相反，必須打破相關學科壁壘、推動學科互動與融合。當下強調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大歷史觀”，以及新文科建設提倡的“學術中國化”“科際融合”“重問題輕學科”，都為研究好改革開放史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鑒于改革開放史學科的系統性、交叉性、綜合性很強，需要進一步樹立起系統集成思維，構筑好改革開放史研究的“立交橋”和“互聯網”。這就要求“注意觀察此一事象與上下、左右、前后、內外、縱橫等各種因素的聯系，特別是與大問題的聯系，注意考察此一事象在這些聯系當中的技能與作用”，即是要看到事物的縱橫交錯、時空統合、層層疊加，在專題分析時注重系統綜合、在個案研究時注重歷史場域。學界在這方面已有嘗試。例如，有學者在解答社會主義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成功轉軌這一小概率事件背后的復雜過程和深層原因時，置于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當中進行考察，將經濟史同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金融史、社會史深度融合。成果出版后，引起巨大反響，受到廣泛好評。再如，有學者提出改革開放從主導一元及其反面的制導一元出發，在執政技術方面實施“雙螺旋結構”，既提供了強勁動能，又保持了動態平衡，“比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新思維的單一結構具有更強的堅韌性和適應性”。也有學者從情感史、身體史、環境史、思潮史、概念史、學術史等新視角開展研究。國外的系統論、博弈論、控制論、信息論研究也是對系統集成維度的運用和拓展，值得吸收借鑒。改革開放越是步入“深水區”“攻堅期”，對系統集成性、動態協調性的要求就越高。系統維度研究，天地依然廣闊。

以上結合筆者近年來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體會，從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提出了一些淺見。概而言之，推進改革開放史研究，首要的是講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道理學理哲理，還要講好其中的經典故事。一方面，要加快構建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元知識”，寬視野、多維度、全方位、立體化地呈現改革開放廣袤圖景。即是要集中精力搞清歷史事實和爭議原委、歸納初始條件和啟航成因，界定發展過程和階段劃分，概括顯著成就和標志成果，總結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探尋前進規律和現實啟示。另一方面，也要重點擇取典型個體或特殊群體，講好其故事，分享其智慧，傳播其精神，在國內外發揮展示好形象、引領新風尚、傳播正能量的作用。當然，改革開放史研究現狀的改進不僅需要學人的努力，更依賴環境和制度。有條件的高校、黨校、軍校、社科院理當以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設置為契機，在改革開放史領域細化研究主題，組建研究隊伍，產出優質成果。

［肖建平，法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