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布魯姆：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

沈興剛

摘要：哈羅德·布魯姆是美國獨樹一幟的大文學批評家。在其批評理念中，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必須體現批評主體的個性化見解和創造性誤讀。只有依靠文學批評的文學性，人們才能穿透文學作品深邃的想象力特質抵達其藝術內核。在具體實踐中，他把文學批評視作審美鑒賞活動，并形成影響詩學構建的隱喻模式、文學作品閱讀的誤讀模式、生命經驗敘述的美學模式。布魯姆的文學批評觀念是對20世紀文學審美沉默的抗議，也為當下文學批評的審美回歸提供有益啟示。

關鍵詞：哈羅德·布魯姆；文學批評；智慧文學；審美

一、提出背景：20世紀文學批評的審美缺席

20世紀文學批評理論流派此消彼長、發展蔚為壯觀，這些理論廣泛地將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精神分析學、后現代哲學等跨學科資源進行整合，以推動自身理論范式的構建，這極大促進文學研究在內外兩個維度的縱橫開拓。

從整體性來看，20世紀文學批評雖然旨趣各異，但其內在的普遍共識在于將“文學作品”還原成客觀科學的“文學文本”，其共同努力方向在于剖析文本組織內部的隱藏奧秘，比如新批評致力于揭示文學性語言表現出來的悖論、張力、歧義、陌生化等特征，解構主義致力于瓦解堅固的二元中心主義，女性主義批評致力于批判文學史中的“父權制傳統”和“男性主義詩學”。從人類各學科的發展和研究精神來看，20世紀各類理論流派對文學作品“物理化”的理性處理，其實是自然科學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在文學藝術研究領域內的延伸，正如南帆所言：“進入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形成強大的‘祛魅功能?！盵1]文學經過20世紀各種理論的“透視”之后也跌落神壇，成為一堆有待于被檢驗分析的文本組織。

但是，隨著20世紀的結束，文學批評理論陷入關于衰落、終結及復興的爭議，有關文學批評理論的反思性工程開始在不同程度上進行，關于文學審美的重提便是其中之一。哈羅德·布魯姆是美國解構主義耶魯派成員，是“影響的焦慮”的提出者與踐行者。在20世紀90年代多元主義文化流行之際，他敏銳地察覺到文學批評正陷入政治化、種族化、性別化的危險閉塞處境，因而轉向堅持以文學審美為主的鑒賞式批評，積極捍衛文學批評的文學性，并提出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是一種無功利的審美鑒賞活動，它必須體現批評主體的個性化見解和創造性誤讀。

二、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

智慧文學是圣經文學常見的文類之一，是先知的布道，它的主要功能和使命是教會人認識智慧和獲取智慧。布魯姆將文學批評視作一種智慧文學的觀念散見于其晚期的大量批評著作之中。

比如在其最富爭議、最富代表性的批評經典《西方正典》中，他將18世紀英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塞繆爾·約翰遜列為西方經典作家之一，奉他為“各民族中空前絕后、無與倫比的批評家”，進而提出“他的所有作品，尤其是文學批評，基本上屬于智慧文學”[2]。在經典導讀《如何讀，為什么讀》中，他重申這樣一種觀點：“文學批評，按照我所知來理解，應是經驗和實用的，而不是理論的。我師法的批評大師——尤其是塞繆爾·約翰遜和威廉·哈茲利特——從事批評藝術，是為了把隱含于書中的東西清楚地闡述出來?！盵3]布魯姆在切爾西出版社文學批評系列中，《文章家與先知》與《短篇小說家與作品》《史詩》《詩人與詩歌》《劇作家與戲劇》《小說家與小說》并列，他收錄《希伯來圣經》中的《約伯記》《雅歌》、希臘文《新約》中的福音書、帕斯卡爾、塞繆爾·約翰遜、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文章，把這些作者稱為“智慧作家”“文章家”。在他自稱為批評肖像的《影響的剖析》中，他直言：“在我的實踐中，文學批評首先是具有文學性的，也就是說是個人化而富有激情的。它不是哲學、政治或制度化的宗教。最好的批評文學（約翰遜、哈茲利特、圣伯夫、瓦萊里等）是一種智慧文學，也就是對生活的參與?！盵4]

由此可見，在布魯姆的批評觀念中，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是批評藝術化的具體體現。它的主要任務是個性化地解讀文學作品的藝術秘密，傳遞閱讀的經驗與智性知識。在這里，批評的主觀性和個性化不服務于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利益，“真正批評的主觀性或個性感染力絕不是自私，而是一種艱難的造詣，倚重于學識、才智，以及個人浩然之氣這一奧秘”[5]。以塞繆爾·約翰遜為例，布魯姆把約翰遜稱為“文學與生活的經驗性批評家”，是“原創性的智慧作家”[6]。約翰遜在文學批評上能夠跳脫出自身的宗教道德局限，擺脫社會意識形態的干擾。他的心靈富有激情，寬闊如羅馬巨大的斗獸場，能夠直面生命中的難題與困擾，并且始終關心人類終極真理并為之感到焦慮。他在評價文學作品時，對詩人作家的成就給予充分分析與評判，始終堅持著智慧批評家的崇高品質和獨立自我。約翰遜的文學批評總能一針見血，他評價莎士比亞的作品表現普遍的自然，塑造豐滿的人物，散發著想象力的激流，并能夠超越“詩學正義、善與惡、瘋狂與虛榮等觀念”[7]。

三、哈羅德·布魯姆文學批評的智慧文學實踐

（一）影響詩學構建的隱喻模式

布魯姆在他的詩學代表作《影響的焦慮》中提出：“詩的歷史是無法和詩的影響截然分開的。因為一部詩的歷史就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盵8] 為此，他借用尼采的強者觀念和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機制，構建出影響詩學，并從盧克萊修物性論哲學、基督宗教、神秘祭祀、薩滿主義等其他領域選取六個充滿隱喻色彩的詞作為影響的六種模式，以便對抽象的文學影響現象進行形象化揭示。

晚年，在《影響的剖析》里，他在對影響詩學進行修正和回應時，接受同事沃倫的說法，直言影響的焦慮其實是一個有關詩歌隱喻的術語，因為“所有的隱喻都是借藝術之名發生的錯誤”[9]。在20世紀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下，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詩歌技巧，它同時還是一種用來反對常識、重新獲取知識與概念的手段。所以，從隱喻的角度來看，“影響的焦慮”一端連接著作者的內在自我，另一端則連接著意識的反映物——文本。因而，在描繪那些屹立于文學史上高峰位置的強者詩人之間的影響路徑時，布魯姆更是直接使用一套由弗洛伊德建立的家庭羅曼司式術語，他將文學影響源頭視作祖先、父輩，將文學影響的接受者視作后代、子嗣，試圖從精神家族層面揭示強者詩人之間隱匿的競爭焦慮。與一般的精神分析闡釋不同，布魯姆只是在描述層面使用“父子”“先輩”“競爭”“對抗”“逆子”等，這些描繪可以被理解為對作家之間抽象影響關系的形象化再現。故而，布魯姆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俄狄浦斯情結”的巧妙化用，是對“影響的焦慮”的一種隱喻性使用，是對文學影響的焦慮分析中的各種隱蔽模式的一場“批評轉譯”。

布魯姆的影響詩學從被提出至今已五十余年，但仍舊讓大部分接受者感到晦澀難懂，究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詩學的核心特質在于“以詩論詩”。在他看來，衡量文學經典尺度的標準就是想象力，構成一部作品想象力的關鍵要素就是形象化和隱喻化。在他自述與同事兼好友保羅·德·曼有關批評的真理的爭議中，他反對德·曼關于文學批評是一種認識論層面的反諷，強調“對形象化語言采取的任何視角本身就必須借助形象，批評實踐，按照其原義，就是對詩性思維進行詩性的思考”[10]。因此，閱讀布魯姆的理論批評著作，必須像閱讀文學作品一樣充分調動想象力和感知力，在他跳躍性的表達里攫取智慧的核心。

（二）文學作品閱讀的誤讀模式

沒有閱讀，就沒有批評。閱讀是批評的基礎和前提，批評是閱讀的接續和評判。布魯姆晚年倡導經典的閱讀與重讀，強調在重復閱讀過程中提升“艱難”的生命思考能力。布魯姆的閱讀主要以創造性誤讀為主。誤讀既是閱讀的方法，也是閱讀的藝術?！罢`”本身的含義是錯誤、謬誤，而“錯”“謬”比“誤”的程度更強?！罢`”介乎正與錯之間，“誤”通過彌補出現的差錯而走向正確，“誤”也可以繼續錯一步滑向謬誤。誤讀并不以欲求作者愿意為終極準則，也不以意識形態、時代潮流以及文化偏好為框架。布魯姆的創造性誤讀是批評家生命力的源泉，是創新文學闡釋、深入文學內部經驗世界的必要路徑。

以布魯姆對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的解讀為例?！恫萑~集》出版之后就身處爭議的漩渦，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惠特曼的同性欲望。布魯姆對《草葉集》的分析主要從創造性誤讀和審美的角度出發，對惠特曼詩歌中的枝條（tally）進行分析。布魯姆借用伯克對“景象（Vistas）”“葉子（leaves）”“紫丁香（lilacs）”三個意象的分析，對它們進行創造性誤讀，把它們融合為枝條這個高度綜合的意象，并指出這四個意象彼此替換。從詞源上來看，枝條（tally）從拉丁文talea變化而來，意為割下枝條和小木棍，人們可以在上邊刻記支付與虧欠。枝條可以作為名詞，也可以作為動詞。作為一個名詞，它是總數、計數的意思。作為動詞，它有記錄的含義。枝條的延伸是不合法的愛，在不同組合下，可以有自慰（tallywacking）、生殖器（tally-wags）等表達。枝條這個意象在惠特曼《草葉集》中被運用廣泛。布魯姆認為這是惠特曼詩歌的核心意象之一并作出有別于常人的創造性解釋。

首先，枝條暗指惠特曼的同性戀欲望，從詩性思維來看，這種欲望被升華為詩人強大的自我。從惠特曼生平傳記可以知曉他有過一段失敗的同性戀經歷，枝條就是惠特曼愛欲的隱喻。但這樣的闡釋在布魯姆看來難以成立，因為現實一旦被寫入詩便與現實具有明顯的區別。事件行為本身并不具備任何審美價值，一個作家、一位詩人的性取向難以決定其創作中的審美成就。因此，布魯姆將枝條內在的情欲內涵，解讀成惠特曼在詩歌寫作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詩性自我，它是詩人內心的神魔，具有崇高意味。其次，枝條這個意象與惠特曼詩歌廣闊的事物選擇與體裁突破相適應?；萏芈膭撛彀{萬物，無限地拓寬詩歌的表現邊界，枝條的另一重含義“記錄”在詩歌中不斷出現，它指向詩人廣闊的創作主題，有效連接著其他意象。最后，“枝條”在惠特曼之后，成為美國詩歌聲音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傳統。在《草葉集》的題詞中，惠特曼寫道：“像枝條一樣記錄大地的土壤、樹木、風和翻滾的波浪?！盵11]枝條作為惠特曼詩歌中的綜合意象，是被后來者不斷聆聽到的父輩聲音。如哈特·克蘭在《哈特拉斯海角》里直面惠特曼時高唱：“致未來的記錄者——啊，信仰的音節?！盵12]布魯姆的創造性誤讀深化《草葉集》的藝術內涵，重新連接惠特曼詩歌在美國開創的浪漫主義傳統，重新確立惠特曼在美國經典文學中的核心地位，并讓他從后殖民批評、性別批評、政治化批評中得以超脫而獲得普遍意義上的文學美學價值。

（三）生命經驗敘述的美學模式

布魯姆一直對當代的文學批評現狀存有質疑。他對此有過一段經典的譏諷，認為當下的文學研究者“變成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13]，將擁有這種信念的文學批評流派稱為文學的“憎恨學派”。在這里，他批判的不僅是文學研究的本體喪失，更是批評家通過文學研究介入公眾、介入社會的方式。為了復活文學批評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布魯姆將自身的生命歷程和閱讀經驗藝術性地融入文學批評，進而產生別樣的感召力和共鳴度，讓普通大眾自愿走進文學批評的殿堂，也讓文學批評實現教育大眾的文化功能。

從時代背景來看，19世紀80年代，受政治與戰爭影響，大批東歐猶太人移民美國。布魯姆的父親、母親便是在俄國猶太人遭受迫害的背景下選擇移民美國。布魯姆出生于1930年，在童年時期，他既保持著猶太家庭的意第緒語傳統，又在街區公共圖書館中接受英美文學熏陶，這使他有機會以經典文學為渠道接受美國文化與美國價值。街區公共圖書館在緩解美國種族矛盾、增強移民觀念的適應性、培植美國自由民主的文化認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學對布魯姆而言有著許多重要意義。首先文學改變布魯姆身為紐約猶太底層的命運。布魯姆屬于移民中的工人階層，父親是制衣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家里經濟十分拮據。布魯姆在中學時代成績不好，高中畢業時通過一項紐約州評議測試后才得到康奈爾大學的入學通知并在那里受到浪漫主義研究大師艾布拉姆斯的指導。其次，文學是布魯姆抵御意識形態的武器與逃逸現實矛盾世界的烏托邦王國。在一次采訪中，布魯姆坦言在小時候親身經歷過街區種族矛盾并參與到街區孩子們的暴力斗爭中。[14]相比于訴諸政治來獲取合法權利，布魯姆更愿意相信文學能夠治愈社會暴力，因為文學能夠作用于人的精神自我。這也是為何在后現代多元文化思潮背景下，布魯姆仍然選擇堅持經典文學批評的一個深層原因。

正是個人成長經歷中的經典教育，培育布魯姆對文學的信仰和尊重，因此，他堅決反對文學經典價值判斷的種族化、性別化、政治化，而十分關注文學經典的治愈功能和改造功能。比如，他對文學經典能夠廣泛出現并流通在世界各地的旅館客房、舊書攤、圖書館和美國監獄而感到欣慰。他致力于倡導精英讀者拒絕庸俗的電子媒介文化和暢銷書文學，專心投入經典閱讀的深度審美；他經常在批評中敘述自己在不同人生階段閱讀同一本書時的狀態和感受，回憶自己與詩人、批評家們的日常交往和討論。這些關于獨特的生命經驗的敘述，既塑造批評家自己的形象，同時也降低文學批評的理論性，拉近批評主體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四、結 語

總之，20世紀文學批評一邊受益于“作者之死”所帶來的文本闡釋自由，另一方面也因對文學自身固有的審美藝術特性的集體沉默而遭受責難。正如南帆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文學并未從理論批評研究中退場，“消失的是文學批評的兩個傳統主題：審美，以及作家如何寫出更具審美價值的作品”[15]。布魯姆晚期以審美為主調的批評轉向正是對批評歷史的反思和抗議。他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智慧文學”這一基本觀點內涵豐富，它強調文學批評首先是一種類型文學的藝術創作，在風格上與智慧文學相當。同時，在自身的批評實踐中，他又探索出可供參考借鑒的模式：文學理論構建的隱喻模式、文學作品閱讀的誤讀模式、生命經驗敘述的美學模式。這三種模式既解決文學理論過分囿于科學主義的邏輯實證困境，又提供個性化文學批評從學院派過度專業化的小圈子藩籬走向大眾、肩負文學經典教育的一條可行性路徑。這是布魯姆文學批評的重要遺產，值得被深入發掘開采。

而回歸中國本土，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方理論的涌入，國內文藝批評也亦步亦趨，同樣陷入“理論過度發達，審美難以跟上”的尷尬局面。劉詩宇就曾尖銳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研究在各類理論的支撐和包裝下變得深奧難懂，批評家自身真實的見地和眼光被理論所遮蔽。[16]王一川也結合當前文學批評現狀，提出文學批評的六要素：藝術發現、社會關懷、傳統鏈條、藝術公心、批評個性、融合使者。[17]這六要素既關乎批評的社會歷史使命擔當，也關乎批評主體的能力素養和個性光芒。布魯姆的系列批評實踐亦可作為批評典范和榜樣深入學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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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ntonio Weiss.Harold Bloom， The Art of Criticism No.1[J]. Paris Review. Spring 1991 ：118.

[16]劉詩宇. 作家“不讀”，還是作家“必讀”——論“文學性”視角下研究與創作的關系問題[J]. 當代文壇，2023（5）.

[17]王一川. 當前文學批評的要素 [J].文學評論，2022（3）.

作者單位：重慶化工職業學院黨委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