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癡黃侃

任榮

國學大師黃侃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無論是他的學術成就還是生活軼事，無不讓人津津樂道。大概是因為這兩幅面孔都太有吸引力，反而遮蔽了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文字、音韻、訓詁的造詣掩蓋了他的詩詞成就，私生活的八卦又掩蓋了他的文壇雅事。近日翻閱《黃侃日記》（中華書局， 2007，以下引文出此者，不再標注）又讀到了傳聞之外，一個熟悉卻未聽聞過的黃侃。其實，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學者和狂士面孔，黃侃也是一位藏書家。他晚年辛苦經營的量守廬雖然無法媲美董康的誦芬室、傅增湘的雙鑒樓等著名藏書樓，但是在癡癖上，他毫不遜色，甚至狂士的瘋癲有時候還會和書癡合并，從而趣事橫生。

一 失書

在購置量守廬之前，黃侃一直賃屋居住。由于空間有限，所以藏書或堆在客廳的書架之上，或者散落于書桌上，師友凡登門拜訪者對其藏書也是一目了然。因為藏書缺乏藏書室之庇護，黃侃的藏書曾遭友人和晚輩“偷竊”。雖然古人早有“書非借不能讀也”之呼吁，但是真正的藏書家往往吝于借書，而于竊書一事，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研讀《黃侃日記》可知，兩次竊書事件讓黃侃刻骨銘心。

第一次失竊發生于 1922年1月30日，天氣陰寒，一如黃侃當日之心情。東方微曉，黃侃尚在熟睡，其友人陳元璜“逕將慧琳《一切經音義》首冊持去”。黃侃“醒后見便坐陳書縱橫乃覺之”。顯然，陳元璜清晨便來取書是有預謀的。而黃侃雖然早有戒心，但是卻百密一疏。因為陳元璜“去年曾欲借是書，余以將納之行篋辭”。未經主人同意，即便是借閱，亦是失禮，所以黃侃大罵“真一不足齒之傖也”。罵完了，細思量，還得把書討回來。于是黃侃“令華兒及庖人陸續往索，復倩楊興詩代索”，不料陳元璜已抱定決心，閉門不出。黃侃一怒之下，便親自登門索要?？袷恐偧惨坏┌l作，自然不會顧及文明人的那套規矩。陳元璜既然杜戶不出，黃侃便“決其窗撦其帽，壞門而入 ”。一代名士化作拼命三郎，捅破窗戶扯著陳元璜的帽子，踢門而入。陳元璜也不甘示弱，“乃以身蔽抽替，且發惡言”。不過黃侃考慮“面發贓物，使彼難以對人 ”，于是改換主意，讓陳元璜“以其先人為誓”。陳元璜為了書也是拼了，不惜以先祖為賭咒，這才讓黃侃悻悻而去?；氐郊业狞S侃回味此事，依然心有不甘，感嘆：“此書從此殘闕矣，可惋恨也！ ”黃侃日記中提到的陳元璜，字特齋，乃陳寶樹之子，而陳寶樹乃“新選蘭山縣陳子宣之世兄也”（《郭嵩燾全集 ·郭嵩燾日記》，岳麓書社， 2012，344頁），所以陳也是世家子弟。而被陳元璜竊走的《一切經音義》為何讓黃侃惋惜不已？原來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于元時便亡佚，幸高麗有藏本，并傳入日本。 1909年，丁福保等人于日本發現。楊守敬赴日訪書時得見此本，“余既見此本，凡書肆中所有皆購之以館中土學者。顧后又知其板尚存西京，又屬書估印數十部，故上海亦有此書出售，皆自余披剔而出也”（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53頁）。料想黃侃所得當是楊守敬帶回來的版本，因印數稀少，故屬珍本。陳元璜也是相中此書之珍稀，于是據為己有。 4月28日，陳元璜再次不請自來。黃侃“以禮待之，徐婉言求其還所竊日本慧琳《一切經音義》首冊”。但是陳元璜“硬賴不承為偷”。不久，“若夔、蔚農至手談”，被冷落的陳元璜依然賴著不走。黃侃為了防止與友人手談之際，陳元璜“竊疾又發”，于是讓兒子們“將便坐架上書悉移至堂中”。但是吃飯的時候，陳元璜又“至案前，思染指焉”。為了禮送陳元璜，黃侃“以七姊同飯為辭”，這才讓陳元璜逡巡而退。大概是被陳元璜的耍賴行徑惹惱了，黃侃在日記中痛斥“不意世胄書生，乃如此無賴也。知不可與為巽詞，遂莊言絕之，未知后此能免其糾纏否？不能移居，亦一不便事也”。其實黃侃與陳元璜是友人，在其詩集中收錄有《懷陳元璜》詩一首。在詩中黃侃一方面贊陳元璜藏書“舊業青箱富”，另一方面也憐其“孤懷白眼多”，所以黃侃真誠地表示“憐君日憔悴，有暇愿經過”。不過友情一旦觸犯到癖好的時候，黃侃也不再理性起來。名士之行事怪異，可見一斑。

與第一次丟書相比，第二次失書則讓黃侃更為心痛。一是竊書之人乃是黃侃的學生；二是被竊之書數量甚多，且追索無蹤。 1932年，“一 ·二八事變”爆發，戰火波及南京，一時風云突變，民心不穩。黃侃也追隨難民潮，攜家人匆匆避禍北平。播遷期間，黃侃的弟子施章修書致黃侃的二子黃念田，信中提及學生董文鸞借書一事。此時黃侃尚不清楚董文鸞是借書還是竊書，只是在日記中抱怨“董文鸞私行還書又還之不盡，使人慍甚”（1932年4月13日）。 4月14日，黃侃一紙書信囑咐留守南京的侄子黃焯追要董文鸞拿走的書。11日，黃焯回信，坐實了董文鸞竊書之事。得知藏書被竊，黃侃大怒，于是給黃焯寄快函一封，命其將重要之文獻寄往北京。擔心剩馀藏書的安全，于是黃侃命二子黃念田先行回寧檢查藏書情況。 5月2日黃侃“與焯、田書（令寄書目） ”。董文鸞究竟是如何將黃侃的藏書席卷而走？最終如何處理？黃侃在日記中并未言明。不過吳梅卻在日記中詳細地記錄了此事的來龍去脈。是年 10月14日，吳梅在日記中記云：“有董文鸞者，文理不通，不知何緣與季剛要好，留置家中，令課諸子，近一年矣。今歲倭亂，季剛入都，令董守家，董即將其手批各書及曾經?？闭?，席卷回鹽城。及季剛自北京歸，檢點舊籍，散失幾半，懊喪之至，急足至鹽城，則文鸞方鳩工將各書過批也。因即追歸，而失去者已不少矣。 ”由此可知，黃侃視董文鸞為家人，將課子、護家等重任托付，不料董文鸞卻將黃侃手批各書席卷一空，令其損失過半。雖然后來追回部分藏書，但是損失慘重。

二 偷書

歷史的吊詭在于，黃侃痛恨書賊，但是他自己也曾效仿蕭翼賺蘭亭。在陳元璜竊書一事之后，黃侃的婚姻也紅燈高掛。同年 7月，他與第三任妻子彭欣緗離婚。由于離婚之事糾纏不清，黃侃便赴劉禺生家中求計。時劉禺生外出未歸，其母恐黃侃閑坐無聊，又慮其婚變內心難過，于是便將鞋柜中閑翻之小說取出，供黃侃消遣。此小說便是赫赫有名的晚明說書人柳敬亭的說書底本《柳下說書》。黃侃雖不研治俗文學，但是對于戲曲、小說多有關注，且精通版本目錄之學，當他意識到此書之價值后，便向劉禺生之母請求“借我此書，緩日奉還”（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其后，黃侃多以善本饋贈劉禺生，卻只字不提歸還之事。此時，劉禺生方省悟，黃侃乃有意藏匿不還了。黃侃得《柳下說書》后視若珍寶，藏于鐵匣中，即便是摯友也“非破箱不得見”。而友人聽聞此書，也多想一飽眼福，但是苦于黃侃之吝嗇，難以實現。 1934年2月25日，在汪辟疆的精心運作下，黃侃終于開匣捧出了《柳下說書》。當日為了迎合黃侃之興致，汪辟疆先與黃侃晚餐，席間推杯換盞，相談甚歡。飯后，又與黃侃打牌，并“負番幣三十枚”。興致高漲的黃侃終于將藏于床下的鐵匣取出。匣中藏有其師劉師培之手稿以及《柳下說書》。據汪辟疆粗粗翻閱，這部海內孤本“詞極雅馴，其驚心動魄語，亦莊亦諧”。對于書之由來，黃侃亦不避諱，反而大笑曰“此書已入黃閣，裹以黃麻矣”（汪辟疆《汪辟疆文集 ·方湖日記幸存錄》）。黃侃去世后，其書由家人保管。南京淪陷前，其子黃念田將藏書運到友人魯亞鶴的采石磯寓中寄存?？箲饎倮?，再去尋覓，已散佚無馀，僅存《古韻譜》及手批《文始》二冊（潘重規《黃季剛先生遺書影印記》）。劉禺生曾向黃念田問及藏書之情況，不但《柳下說書》不知去向，即便是劉師培之手稿也蕩然無存。汪辟疆與劉禺生談及此書時曾感慨，昔日為見此書，“窮一日之力，費數十金幣，捐肴菜果餅多種”。有趣之處在于， 1922年的年初，黃侃還在日記中痛罵陳元璜為“傖夫”，嘲笑世家子弟居然干出竊書之事，不料半年后，他自己也化身孔乙己，竊取摯友珍愛，真乃莫大之諷刺也。

三 愛書之癖

其實，無論是黃侃藏書被竊，抑或是竊取他人藏書，都與射利之徒的行徑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要追溯其“犯罪動機”，都繞不開一個“癡”字。自從有私家藏書以來，“黃金散盡為收書”之人如恒河沙數。黃侃雖無萬金之財，但是在藏書方面卻是慷慨異常。他自稱“辛苦所得奉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謂書癡矣”（ 1930年5月）。而同事胡小石更是直接稱他“書淫”。時書價甚昂，一部書動輒幾十個大洋。一部《三朝北盟會編》售價四十大洋，而同時期的中學教員月薪不過六十七塊錢（參童嶺《讀〈黃侃日記〉隨札》）。黃侃雖然領著教授的薪金，但是在買書方面的任性也讓他家無馀財。他曾慨嘆：“戊辰買書從此起，約用三千三百元；己巳用二千元有奇，庚午用二千元有奇。三年來，買書幾斥去八千元矣。舊有書亦當費千元有奇。寒士為此，寧非甚癡？ ”寒士聚書不易，更擔憂子孫不能守，所以黃侃教育子女“但愿于學略有成就”，“亦稍能誦讀愛惜之”。經過多年積攢，黃侃終于購置了宅子，并且親自布置了書房。新宅位于太平門附近，共三層，量守廬便位于第三層。書房內共有二十七個書架，另有四架十二箱另放。盡管插架盈樓，但是黃侃仍感覺“架上宜有之書，所缺尚不少，后此尚思時時買之”。

黃侃雖然癡迷于買書，但是與只佞宋元的藏書家相比，他所藏之書并非都是孤本秘籍，有些書也是比較常見的版本，比如《四部叢刊》之類。汪辟疆對黃侃的藏書有過描述：“經史要籍大略咸備。唐以前類書及叢書較多，至集部則選擇頗嚴。然乾嘉老輩有關于考訂及明清掌故者，則在兼收并蓄之列。 ”因為黃侃藏書只為閱讀和研究之用，而非炫博夸耀，所以對于版本并無奢求。黃侃也曾自述其藏書之理念，“講求版本，乃藏書家之事，我輩但求讀書而已，寧有精神敝之此中乎”。對于偏愛版本的藏書家，黃侃揶揄道“黃丕烈臨死眷戀宋本《魚玄機集》，不知何??？葉德輝誚陳東塾不知澤存堂《廣韻》，然葉亦不知京師白云觀有全部《道藏》也”，所以“能見人間常見書，能搜專門書籍己所致力者，斯亦可矣”。顯然，黃侃的藏書觀與其治學方法和治學理念密切相關。黃侃治學取法文字、音韻、訓詁，盡管對版本目錄之學亦有研究，但是并不沉湎于稀見文獻之追逐。在評價王國維的學術成就時，黃侃譏諷王國維“少不好讀注疏，中年乃治經，倉皇立說，挾其辯給，以炫耀后生”，而其所恃不過“始西域出漢晉簡紙，鳴沙石室發得臧書，洹上掊獲龜甲有文字，清亡而內閣檔案散落于外”，因為得他人未見之文獻，所以“可陵傲前人”，實則“懸牛頭賣馬脯，舉秀才不知書”。此番評價固然略顯刻薄，但是對民國初期學風之針砭也算是中的。也正是因為如此，黃侃買書、藏書都不以稀見為目標，而是以常見書為主，其治學之特點也在于從常見書中尋求不尋常之發現。楊樹達曾對比黃侃和胡適的治學異同，認為“溫故不能知新者謂黃侃；不溫故而求新者謂胡適也”（《積微翁回憶錄》）。這番評價恰好說明，同時代的學者也認可黃侃治學不以讀未見之書而炫耀。

1935年，黃侃虛齡五十，他曾自誓“五十歲前斷不著書”，而即將知天命時，乃師章太炎書聯“黃絹初裁好著書”勉勵其著書立說。正當黃侃意欲捋起袖子大干一場之際，卻因縱情飲酒，溘然長逝。所幸之處在于，黃侃的學術覃思和生平軼事都在日記、批注以及友朋的文集中保存了下來。而將這些散落的信息綴合起來，就是一幅民國時期文人學士的風雅畫卷，從中可以覘見那個大師云集的時代，也可以嗅到綿綿書香。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