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盡儒雅與繁華：明末文人與他們的書畫志業

齊曉瑩

傳統藝術史的研究側重于圖像學和風格學的研究。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國際藝術史的研究逐漸跳出傳統藝術史的研究窠臼，迎來藝術社會史研究和藝術贊助研究的勃興，其客觀上吸引了學術界對藝術鑒藏史的關注①。晚明作為中國古代鑒藏的繁榮時期，亦日漸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李日華作為晚明書畫鑒藏群體的代表，影響了中國藝術史、鑒藏史的走向。在該學術背景下，萬木春的《味水軒里的閑居者：萬歷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②（以下簡稱《味水軒里的閑居者》）成為研究李日華及晚明文人書畫鑒藏的經典代表作之一。

《味水軒里的閑居者》一書的最初版本是萬木春2002—2006年于中國美術學院攻讀美術史學史專業時的博士學位論文。后經修改，其于2008年3月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首次出版。全書約二十萬字，以《味水軒日記》為基本史料，以明末嘉興書畫鑒藏家李日華（1565—1635年）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其生平交友、文藝創作、鑒賞品評、畫論觀點與作品收藏等，探索其個人的文化品位，兼論晚明江南地區繪事的發展狀況與爭論議題，以還原晚明的歷史文化概況，從而建構出晚明時期文人的書畫世界?？v觀全文，本書文氣順暢，語言樸實無華，可讀性極強，曾一度被讀者譽為“最優雅的博士論文”。作者于綿密敘述中，將晚明文人書畫鑒藏娓娓道來，主要得益于以下幾點。

一、以“微觀史”視角映射明末文人書畫世界

晚明時期，江南地區文人薈萃，蘇、松、嘉、湖一帶商品經濟發達，海內外商賈云集，書畫鑒藏蔚為壯觀。其中，著稱于文人書畫界和收藏界的有董其昌、項元汴、李日華、詹景鳳等收藏大家，形成江南地區獨特的人文景觀。如此“繁華”的文人世界，如何利用個案研究映射出這番景象，是寫作的重點和難點。萬木春將“人類學”與藝術史進行多方融通，實現對美術史研究范式“跨文化、跨學科”式的革新與轉變。人類學注重個案研究，強調語境還原和整體性視角，以往的宏大敘事遭到摒棄，個人、群體、事項或要素進入學術研究視野③。因此，萬木春以“微觀視角”切入個案研究，通過對李日華的個案分析，映射對明末文人鑒藏史的探討。

本書在文章結構上，各章節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第一章“文人的閑居生活”，對李日華的生活起居及收支等方面進行考察，呈現出一個立體飽滿的明代文人形象。第二章“鑒藏家與畫家：書畫世界中的文人”，由個人過渡到群體，借用張仲禮的“紳士階層劃分理論”將李日華周邊的文人進行劃分。第三章節“書畫的流通”，由人到物，通過書畫的流通、鑒別、收購、作偽勾勒出明末嘉興文人書畫世界的藝術風貌。第四章節圍繞“嘉興書畫世界的核心：項氏家族”，探討書畫收藏的趣味傳播過程。最后一章“著書論畫”，由畫及論，論述明末書畫著錄的興盛和畫史上“宋元之爭”與“畫中分宗”的議題。

由上縱覽全書，其不同于以往藝術家在宏觀歷史背景下，著筆于傳統藝術史的寫作。反之，萬木春不作宏大敘事，在研究案例、寫作模式及選題上均選擇以“微觀視角”建構文人書畫世界。萬木春僅以《味水軒日記》所記八年間李日華品茗、會友、習文、賞畫的閑居生活為切入窗口，并將其地域范圍限定于以嘉興為中心的蘇、松、杭、嘉、湖五地，俗稱江南地區。通過限定時空范圍，對李日華進行“微觀史”的書寫，剖析其人情往來中不同階層的文人經濟和文化生活狀況，進而探究嘉興文人書畫的收藏淵源及趣味形成關系，揭示李日華與項氏家族及董其昌的文化互動，最后對以《味水軒日記》為代表的畫史著述進行考察，以展現當時畫學思想內在的多重意涵。

雖然是個案研究，但萬木春卻能從“微觀史”的寫作中，實現從個別到一般，從個人到群體的研究意義，又能將研究的視角從總體轉向個體，將研究思路從一般轉向特殊，將研究路徑從外部轉向內部，將研究策略從廣度轉向深度，這便是本書的精彩和獨特之處。

二、以“藝術社會學”品讀文人生活與藝術的融合

除以“微觀視角”研究明末文人，萬木春亦兼及“社會學”的使用，使得社會史與藝術史的敘述相互映襯。

李日華所處嘉靖、崇禎兩朝，明代的社會階層、秩序規范發生變動，士紳、賈商之間的界限逐漸瓦解，物質消費趨于時尚，作為文化象征的書畫與典籍大量進入商品市場。在“士商異術而同志”的社會中，二者的交往呈現既合作又對立的微妙動向④。因此，一些文人集作畫、鬻古、鑒藏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谠摎v史狀況，萬木春結合官僚制度、時代風尚、社會網絡等物質文化、歷史情景、文人生存條件等語境，按照張仲禮的紳士劃分系統，將其分為上層紳士、下層紳士和非紳士，來區分文人群體的內部差異，考據文人藝術與生活的融合。除此之外，萬木春以李日華為核心，從其“社會交際網絡”研究晚清時期書畫作品的流通。書畫作為人情酬酢的禮品，在文人群體間進行流通，英國藝術史學家柯律格將這種方式稱為“雅債”，這便是助推李日華時代書畫流通的主要途徑。正是得益于晚明時代風尚的推動作用，促使晚明成為書畫鑒藏的頂峰時期。

因此，研究古代文人鑒藏必不能脫離對古代社會的探討，二者相輔相成。萬木春立足于晚明社會場域，使得該書達到了兼顧鑒藏家個案與社會史議題的互動與融通效果，實現了各學科間文化的互滲與互補，足見其深度、廣度，避免了藝術史中空泛而談事物表象的辯證思維，注重了藝術事物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共時性”。同時，其將藝術家與生存、藝術品與生產環境之間相勾連，不僅滿足了藝術史研究中事物的表面形式分析，亦深入探尋了其背后生成的動因，實現了藝術史中事物表征的雙向互證，更具嚴謹性和科學性。

三、于考釋定論中樹新論，推動學術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