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發展驅動“和美鄉村”建設: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

孫九霞

(中山大學,廣東 廣州 510275)

一、引言

“和美鄉村”作為一個政策話語,是在前期“美麗鄉村”系列政策基礎上所進行的深化和發展。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美麗鄉村”,意在加強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2017年,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部署,進一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鄉村振興要實現農村宜居宜業。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1]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作出了重點部署。至此,鄉村發展方向從“美麗鄉村”走向“和美鄉村?！?/p>

順應著政策發展脈絡,“和美鄉村”的概念內涵得以揭示。首先,“和美鄉村”落點在“宜居”和“宜業”兩個核心層面。宜居要求促進農村和農民逐步實現現代化;宜業要求促進農民能夠“離土不離鄉”實現就地就業。其次,“和美鄉村”具有硬性和軟性兩個基本層次,既包括推進道路、供水、能源、通訊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均等化,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還涉及推進精神文明和傳統文化的有效傳承。當前關于和美鄉村的研究尚且不多,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的科學內涵[2]、理論機制[3]、實踐營造[4]等方面。呂方指出,從美麗鄉村到和美鄉村概念演變的背后體現出鄉村建設從“重物輕人”到“尋回主體”再到理順“主體間性”的理念發展[5],“人”的在場和回歸是成就鄉村“和美”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時,“美學”要素成為一部分學者的共識,認為不論是“美麗鄉村”,還是“和美鄉村”,其實是將美學要素“織補”進了鄉村舊有的經濟和組織關系,以在鄉村場域中形塑村民向美而行的“慣習”、塑造共同體意識和人對鄉村的情感關系。[6]

目前,“和美鄉村”建設主要依靠政府主體強力推行,多以項目制形式開展。政府向鄉村地區投入大量的資金,推行稅收優惠、產業扶持、人才培養等利好政策,引導和激勵資本、人才、信息、技術等社會資源流向鄉村地區,以此破解城鄉不平等的空間格局。然而,僅僅依靠單一政府供給實則存在著不可持續性的潛在危機。[7]新發展階段,亟需優化資源下鄉配置的方式,切實尋求國家力量之外的有效方案。[8]因此,“和美鄉村”如何繼續內生式地、可持續地發展,是當下政界和學界亟待思考的問題。[9]本文試圖探尋鄉村主體如何基于自身的旅游資源和發展條件,差異化實現內生式可持續發展模式。

二、旅游發展驅動“和美鄉村”建設:文化經濟分析框架

旅游發展具備的文化經濟內涵使得旅游導向型鄉村發展路徑與可持續的“和美鄉村”建設有著內在邏輯的一致性。一方面,大多數美麗鄉村走上的是旅游發展的路徑,美麗鄉村建設實現了鄉村基礎設施的全面性改善和人居環境的適宜性提升,而和美鄉村從更加深度的“居”和“業”兩個尺度對鄉村加以升級,為鄉村旅游的發展夯實了基礎和條件。[10]另一方面,區別于農業、工業、勞務輸出等鄉村發展路徑,經濟系統和文化系統在旅游鄉村發展中具有很深的嵌入性。[11]這種相互依附的嵌入性使得“和美”成為鄉村社會發展的目標以及手段。

本文將應用文化經濟這一概念來解釋旅游發展實踐與“和美鄉村”建設融合的內在邏輯。文化經濟被認為是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加以討論,[12]核心指向促進社會形態的發展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13]體現的是經濟社會一種契合時代精神的可持續發展方式。[14]其中,文化經濟具有兩層內涵:文化的經濟化、經濟的文化化。[15]一方面,文化的經濟化從本體論層面關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納入商品體系的文化,研究對象通常是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部門,[16]即文化在經濟中的嵌入;另一方面,經濟的文化化則強調從認識論層面將經濟概念化為一個文化系統和社會過程[17],即經濟在文化中的嵌入。兩者共同構成了文化經濟的辯證統一體,本質在于強調經濟不再是獨立的市場與資本部分,而是與社會文化相互嵌入。這一相互嵌入關系有利于修復資本邏輯所帶來的異化問題,促進人本主義的可持續的發展。不少學者將文化經濟概念應用于鄉村研究,如鄉土性文化活動[18]、鄉村文化旅游[19]等產生的經濟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理論也進行了闡釋。2006年,習近平總書記以哲欣為筆名在《之江新語》發表短評文章《“文化經濟”點亮浙江經濟》,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20]。

此外,“和美鄉村”包含著對“和”與“美”兩種文化內涵的交織。在倫理層面,“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范疇。老子、孔子、荀子等都對其有過經典闡釋,認為“和”揭示了天地人各安其位、陰陽調和平衡的社會秩序與規律。在美學層面,“美”是一種復雜的哲學概念,真、善、美是一種統合關系,人類對美的感受和對美的追求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筆者根據文化經濟視角和“和美”內涵,嘗試對旅游推動和美鄉村建設的路徑和形態構建四象限分析框架(如圖1)。首先,文化經濟化下的“和”生產與“美”生產是指旅游發展中的文化嵌入和對文化的重塑,使其地方文化得以保留和延續,還推動“和美”產生積極的商品化效應,塑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形成和諧共處的關系,進而推動和和鄉村的締造;同時,基于地方文化的基礎,從日常與公共生活出發,將旅游發展和生活舒適物結合起來加以美學配置,推動鄉村美學意義的生成并實現新型樣態的公共文化的重塑,走向美學鄉村。其次,經濟文化化下的“和”建構與“美”建構是指旅游發展所具有的多主體在場參與、共富潛力和旅游社區景觀化等特點對鄉村社會發展產生了主客共享價值和景觀意義的“和美”式影響。通過“主客和”“村民和”,使鄉村內部關系形成道德式約束和集體合作制度,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因旅游經濟發展后村民個體逐利而帶來的關系惡化和惡性競爭,實現和和鄉村建設;同時,在鄉村景區化和景觀化打造的同時,旅游共富的前提下更要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空間不能一味讓位于旅游發展[21],既要實現村民生產與生態的相互協調,也要走向審美和價值的交互共創?；谥袊r村的區域差異,下文將選取西部的西藏夏烏村、南部的廣東觀背村、北部的陜西袁家村、東部的浙江余村四個案例加以論證。

圖1 旅游發展導向下和美鄉村建設的文化經濟分析框架

三、旅游社區文化經濟化中的“和美”塑造

(一)本土性民族文化驅動的“和和鄉村”:西藏夏烏村(1)夏烏村的案例事實主要源于筆者自2020年起先后五輪駐村調研和跟蹤式回訪的田野材料,包括與昌都市黨委、市旅游局、江達縣扶貧辦等政府部門的訪談與座談筆記、全村村民入戶調查資料、村委會議記錄、村民和外來企業主訪談等。

1.基本概況。 夏烏村是一個典型的藏族村落,坐落在西藏東部昌都市江達縣同普鄉,緊鄰317國道,處于四川、青海和西藏三省交界處。作為半農半牧社區,夏烏村村民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蟲草采挖和務工兩方面,從2020年的調研數據來看,村落年人均收入僅為5500元,家庭年收入大多在20000元以下。盡管村民種植青稞,但并不以其為主要經濟來源。近年來,隨著蟲草價格波動,村民的生計穩定性受到影響,導致村民開始積極探索多樣化的生計方式。在這一背景下,鄉村旅游成為該村發展的新路徑。

夏烏村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自然環境優越、民俗文化淳樸,村內建筑風格古樸,保留了傳統的藏族風貌,這構成了其良好的旅游開發條件。夏烏村于2020年被評為“全國第二批鄉村旅游重點村”,同年,啟動了旨在塑造西藏鄉村振興典范的“夏烏鄉村實驗”項目。[22]在旅游發展實踐中,夏烏村之“和”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處,個體生計方式和村落旅游吸引物支撐著“和和鄉村”的結構形態。

2.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計方式。 首先,人與動物的友好相處延伸為動物的生存和人的旅游生計兼容。夏烏村因為發展旅游,生態環境保護優良,引致獼猴偏愛而開始下山進村?？h旅游局、縣人社局與夏烏村駐村工作隊識別出獼猴與人自然交互作為一種旅游吸引物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在野生獼猴經常出沒的317國道邊上建立了夏烏村野生獼猴保護站點,通過該保護站加強本地居民與獼猴的互動、往來游客與獼猴的互動。村民們在保護站設立售賣點向過往的自駕游客售賣花生等,這些游客購買后用來投喂猴子。同時,保護站也為游客們提供補給和休息點并及時清理路上垃圾,保持進村道路干凈整潔。村民們將保護和救助野生獼猴轉化為新型的生計方式,“村民-獼猴-游客”之間循環共生關系得以延續。

其次,人的日常自然性休閑轉化為旅游商業化生計。藏族地區一直盛行“灑咧”或“耍壩子”休閑文化?！盀⑦帧痹诓卣Z中是休閑的意思,藏民會選擇夏季閑時集體到戶外游憩,在草原、山前、溪邊露營,感受“有生命力的東西”。夏烏村民的“灑咧”成為滿足自身休閑需求與游客旅游體驗需求的多元活動。村民將村內峽谷中的一片集體用地改造建立成林卡(農家樂)。這片地位于村內峽谷深處,環繞著字曲河,另一邊還有一汪自山上流下來的山泉水。因為地處峽谷內,四面環山,小溪潺潺,四季鮮花盛開,自然景觀非常優美,是每年村民成群結隊“耍壩子”的地方。2013年6月,以昌都市“卓卓康巴灑咧營地”建設項目、昌都市自駕車營地建設項目為契機,在市旅游局、縣扶貧辦等大力扶持下,村兩委結合村情,以爭創“五好”為目標,富民強村為主題,依托夏烏自然村優越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自然資源,共投資700余萬新建了桑珠灑咧營地,產權屬于村級集體。為游客提供餐飲、住宿及歌舞表演,解決部分村民就業,全體村民每年從中獲取分紅。

3.人與人的和諧互助成為旅游鄉村的吸引物。首先,人與人的和諧互助、平等發展成為一種稀缺的制度景觀。夏烏村作為一個典型的傳統村落,一直以來就有著較強的自組織規范。例如,蟲草采挖的“挖三休二”制度,即全村村民約定連續上山采挖3天蟲草后,接著集體下山休整2天。每年由幾位村領導協商確定開挖蟲草的具體日期,再借助微信群和小組組長通知每家每戶,全村統一行動。對村民而言,因為這種自律性的慣習,導致其在新的林卡經營、旅游接待等活動上,都秉持著責任共擔、利益共享、扶弱濟困的原則。這對來自于城市的游客而言,具有精神稀缺性,由此引發正向的游客凝視、建構積極的主客關系,旅游地居民的和諧人文景觀成為具有美好倫理價值的制度吸引物。

其次,和諧文化的積極商業化成就和諧村落、魅力鄉村。夏烏村的和諧文化不僅在旅游參與中得到了維護和強化,而且通過其獨特的藏家樂模式,成功地實現了一種積極的商品化。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夏烏村轉型為一個以民宿為核心的旅游地。政府和村民的共同投資,使得傳統居住環境升級為能夠吸引游客的臧家樂民宿。藏家樂不僅提供了物質上的舒適住宿和美食,更重要的是,它強化了村民與游客之間的和諧互動。通過共同生活和用餐,分享當地的特色美食如風干牛肉,游客得以深入體驗藏族文化的魅力。這種人情味和親切感成為夏烏村旅游吸引力的核心。通過將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轉化為旅游產品,夏烏村民直接受益于旅游業的增長和文化的商品化。這種商業化過程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也增強了村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保護意識?？偟膩碚f,夏烏村的發展模式展示了如何將人際和諧轉化為經濟價值,同時維護文化的本質。既促進了村落的經濟繁榮,也保留了珍貴的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發展和文化保存的范例

(二)公共文化驅動的“美學鄉村”:廣東觀背村(2)觀背村的案例事實源于筆者自2021年起先后四次帶隊調研考察的田野材料,包括對博羅縣文旅局、觀背村黨委的座談與考察筆記,對村內外來企業、協會、文化團體及老村、新村村民的訪談資料等。

1.基本概況。 觀背村位于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新城西部,全村共208戶、總人口1000余人,保留著鄭姓和張姓5座祠堂和相對濃厚的客家文化。觀背村自改革開放后先后經歷三次征地,為縣城擴張提供了大片用地,現老村面積僅余0.3平方千米。盡管區位條件良好,但征地引致土地糾紛、農民參賭、基層組織腐敗等問題,社區內部關系和居住環境惡化,導致六成村民搬離,逐漸成為非正規就業和失業群體的集聚地。2015年以來,在駐村第一書記帶領下,開展系列文化環境整治和創意階層引入行動,以低廉的租金吸引藝術家集聚,推動文化下鄉,改善村內的庭院風貌、衛生環境、商業設施和文化氛圍。觀背村前后入駐各類縣級藝術協會、文化團體和企業主約67家,文化藝術文人約150人,增加400多幅、約2000平方米的壁畫。2021年,觀背村委從“軟弱渙散黨組織”蛻變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其文化治理模式受到各地關注,引來政府部門、企業、游客的參觀、學習和游覽。這種由鄉向城轉變的“過渡型社區”既能保留了先天的農村文化特質[23],也是觀察城市空間拓展和多元人口集聚、融合或沖突的交匯場域。通過觀背村公共空間場景改造的過程以及由此促成的鄉村公共文化重塑,能透視城鄉審美資源的公平配置問題和“美學鄉村”的塑造機制。

2.地方文化展示助推舒適物設施建設。首先,地方政府和基層自治組織干預下的鄉村舒適性創造是觀背村改造的組織文化推力。2014年以前,村民之間的親緣關系和鄰里關系已開始惡化,基層組織的領導成員也卷入征地糾紛,村民普遍對“領導”“組織”不信任。隨后,駐村第一書記陳湘被派往觀背村進行整頓幫扶。他從環境整治的公共參與入手,號召村內黨員帶領家人和朋友一起參與建設公共文化空間設施,喚醒村民的集體行動。其中,“一畝三分地”和長壽路是最早的示范性集體行動:“一畝三分地”是第一個被改造為公共文化場所的半廢棄的老宅子,其名字既隱喻著改造前社群自私和短視的一面,又暗示這一小塊土地變為公共空間后可能發生的重要意義。2015年陳湘在12天時間內籌集1.8萬元,使這個占地80平方米的房屋和庭院得到整修,成為可以喝茶聊天、吹拉彈唱、文化宣講的多功能場域。自此開啟了村內老舊房屋經營權流轉、引進創意階層的進程,現已成為村內文化整治歷程的微縮宣傳點和文化活動室。

其次,村民身體力行地參與鄉村的環境整治行動是觀背村和美鄉村建設的社區文化參與力。長壽路原是阻礙村民出行的泥路和垃圾堆放點。為建設和美鄉村,陳湘書記便帶領村民對長壽路進行垃圾清理和修繕。由于縣政府撥款的8萬元鄉村道路建設經費僅夠購買砂石、磚塊和支付運輸費,于是他倡議由7位黨員干部每人發動6位親友村民出工出力,并強調“我們的孩子不能在這種雜、亂、差的環境中成長”。最終村民“滾雪球”般地先后加入村道鋪設中,還設立了供行人休憩的桌椅,節省了近10萬元的人工成本,現在長壽路成為兼顧居民日常通勤和休閑游憩的公共空間。

再次,村集體對經營權的集中把控催生了村民的文化自覺力。村委會將老房子經營權進行統一流轉,并采取穩定的低房租策略吸引創意階層進駐,以便他們能有額外資金用于裝修和運營。村民發現:“租給外面那些非正規就業者也是收房租,租給村委會也是一樣的房租。但是村委能夠把房子的環境打造好,十年都不會坍塌”。房屋價值的整體提升讓村民意識到審美溢價的好處,他們自身的公共參與意識和文化審美能力也在提升。在外來藝術家的示范下,村民逐漸理解并認可墻繪文化。村委宣傳委員組織繪畫人員,將觀背村村歌以及村民口述的村史源起、家風家訓等畫在了村口房屋和祠堂的外墻上。同時,伴隨鄉村的關注度和知名度提高,引來大量游客到訪,村民和創意階層逐漸開設了“被看見”的窗口,村民的庭院以多樣性美的形態呈現在訪客面前。觀背村民開始意識到村落的美需要自身的創造,并自覺規范言行、自愿參與鄉建、秉持文明交往。

3.城市舒適物的移入帶來村落美學場景重塑。首先,創意階層具有改造鄉村環境的欲望和能力,他們生產了具有互動性、藝術性和變革性的生活空間。不同的創意階層塑造了風格各異的文化場景:創業企業家協會、人才協會和三?？萍紖f會等興趣團體在建筑修復、庭院設計、社區氛圍改造等方面投注大量的精力與資金,提升了觀背村的整體景觀風貌;藝術家群體則為鄉村帶來藝術熏陶,形成文藝教習和展示交流平臺。

文化場景的美學創造性植入,引發了多主體的響應和消費者的興趣。早期創意階層“先鋒”的進入使村莊被更多企業家、藝術家、驢友、藝考生了解,目前已有6個樂器教學點、1個舞蹈教學點、4個琴行、2個武術教學點以及一個國教托兒所先后進駐,15家創意餐廳和民宿陸續建設?？少F的是對村民有些是免費的,以前村民送孩子去上個美術班要花一千多塊,而現在村里就有公益教學,即便有些培訓需要收費,但也有村民折扣,并且省去了交通成本和時間成本。這一方面反映了過去鄉村餐飲美食、教育培訓、購物消費等類型的舒適物普遍缺乏的狀況,另一方面驗證了農村居民推動文化消費的能力,他們也會向公共產品和舒適物設施豐富的地區集聚。[24]

可見,觀背村的重構歷程極大地符合“城鄉均衡”目標下基層政治成效的期許,也為和美鄉村建設吸引了多元主體。政策資源極具競爭性,而經濟上并不特別貧困的觀背村,以“文化貧困”的符號性敘事,獲得了政策紅利和資本關注。美學文化場景的塑造為村落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基礎建設資金,提升了和美鄉村的品質。

綜上,文化的經濟化是驅動鄉村之“和”與“美”可持續生產的關鍵邏輯,同時也是旅游發展的效應所在。一方面,西藏夏烏村通過可持續旅游發展路徑,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計方式和人與人的和諧互助,本土性之美因經濟價值的賦予而得以保護與延續,成為“和和鄉村”的典型。另一方面,廣東觀背村以有組織的公共文化建設路徑,通過地方文化展示和城市舒適物的引入,重塑了村落美學場景,成為“美學鄉村”的代表。旅游發展和文化經濟化的內在耦合驅動著鄉村的和諧秩序與審美價值的生產,塑造了既宜居又宜業的美麗鄉村。

四、旅游社區經濟文化化中的“和美”生產

(一)旅游共富下的“和和鄉村”:陜西袁家村(3)袁家村的案例事實主要來自于筆者2023年對袁家村調研考察的田野材料,包括對村長和村民、外來企業經營者的訪談資料等,并參考相關新聞報道和已發表論文。

1.基本概況。袁家村位于陜西省禮泉縣煙霞鎮,全村共60余戶近300人,村莊總面積約500畝。袁家村自2007年開始發展旅游,現為AAAA級旅游景區,還榮獲“中國傳統村落”“全國鄉村旅游示范村全國文明村鎮”“全國鄉村特色產業億元村”等稱號。2021年,游客接待量達6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超過10億元。本土街巷、手工作坊和創意商鋪是袁家村旅游的空間載體,通過打造“傳統味道”“道地味道”的關中美食以及“關中鄉土氣息”的鄉土空間吸引了眾多游客。為避免旅游開發可能帶來的貧富懸殊、見利忘義等問題,袁家村創造性地開發出了一套自我道德約束機制與合作社利益分配模式。袁家村的成功經驗受到全國各地的廣泛關注,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有多達29個省、市、區的各級黨政領導和部門計兩千多批次到訪,文旅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和鄉鎮村組團考察眾多[25],它已成為中國鄉村建設的經典模板。

2.基于“主客和”的自我道德約束。以特色食品和健康餐飲為核心的農副產品的種植養殖、加工包裝和銷售產業是袁家村的主導產業。食品安全既是其營銷賣點,也是農民道德觀在商品經濟中的價值取向。袁家村充分利用這一鄉土特質,將組織特色、傳統文化和自組織意識相互嵌套的自我道德約束應用于商戶信譽體系建設,并將其作為可被識別的文化符號展示出來。

一是村集體的黨政引領和領導者帶頭的組織特色突出。村集體設立了“道德講堂”,堅持舉行“憶苦思甜”活動和批評、自省活動,村民相互監督又相互學習,還能及時發現“不好的苗頭”,引領鄉村的道德風尚。

二是傳統觀念滲透和文化呈現。袁家村每家經營商戶最亮眼招牌為“誠信承諾牌”,并確立食物原材料追蹤供應鏈。每家門牌上都貼著該家戶的全家福,明確制作工藝、原料購置地點和聯系方式,并以“發毒誓”的信譽保障傳統、堅決捍衛食品安全。例如發誓“如果羊血摻假,甘愿禍及子孫”“如做不到以上幾點,甘愿后輩流離失所”“如有違背甘愿后輩遠離仕途墮入乞門”等。這樣的自我約束不僅彌補了外在制度可能存在的監管漏洞,也徹底打消了游客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擔憂,“以信為本”的集體價值觀維護了社區的主客信任和主客和諧關系。

三是自組織意識培育。袁家村村民還自主成立了小吃街協會、回民食品協會、農家樂協會、酒吧協會和手工作坊協會等村社自組織。他們與村委會、旅游管理公司一起進行自我監管,凡發現有不合格的食材和食品當場銷毀,要求經營者關門整頓乃至退出經營。而當村內迎來旅游旺季的大量客流時,村民也會自發組織維持秩序和公共環境衛生。

3.基于“村民和”的集體合作制度。袁家村通過設計“合作入股-交叉持股-利益共享”模式實現了可持續運作的整村和諧發展。

首先,以村莊集體平臺為依托,組建股份合作制集體經濟組織。袁家村實施“三無三不”股份合作制,即集體內部無物不股、無人不股、無事不股,最大化地盤活村內閑置資產和關聯資本,并將集體事務和個人利益緊密連接。根據國家發改委2021年“鄉村振興”專欄報道,袁家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都可以入股,持股比例為集體保留38%,其余62%量化到戶,每戶平均20萬元,缺資金的農戶以土地每畝地折價4萬元入股。這類“基礎股”預見性地防范因資源、區位、發展能力差異等原因造成的旅游開發獲益不均問題,成為“村民和”的基礎。這很好地保護了本村村民的基本利益,能夠防止外來商業資本在后期對村社建設資金和發展利潤的完全壟斷。

其次,以“交叉股”模式實現多主體利益共享。袁家村將選擇入股范圍擴大到社區的外來經營戶,集體旅游公司、村民合作社、商鋪、農家樂相互持有股份,交叉持股460家商鋪,鼓勵自主選擇入股店鋪。這一制度一方面以理性經濟人的預設邏輯和準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同時為老村民和新村民提供利益共享平臺和經營創新激勵機制,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通過利益綁定,最大程度上避免“自掃門前雪”、惡性競爭等問題,社區成員共進退、同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袁家村還通過“調節股”的方案實現村集體與農戶個體的均衡發展。以“錢少先入、錢多少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和再分配的計劃調節手段形成利益共同體,避免了兩極分化。2021年,袁家村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入股分紅、房屋出租等財產性收入占40.1%。其共同富裕的宗旨和實施方案是和美鄉村“美美與共”的制度保障。

(二)旅游共富下的“景觀鄉村”:浙江余村(4)余村的案例事實主要源于筆者自2017年起對浙江省“景區式村莊”政策及其實踐的跟蹤考察以及2023年安吉縣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調研的田野材料,包括對村莊景區運營公司員工、村委干部、村民和外來經營主體等的訪談材料,并參考相關新聞報道、宣傳冊等二手資料。

1.基本概況。浙江省市安吉縣是“看見美麗中國的窗口”,是美麗鄉村政策的發源地之一。在2019年浙江省的景區城、景區鎮和景區村評選中,其村落景區化、景觀化的“美”制造,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其中,位于天荒坪鎮天目山腳的余村是其典型代表,余村村域面積4.86平方公里,總人口1060人,下轄8個村小組,是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誕生地,是全國首個以“兩山”實踐為主題的生態旅游、鄉村度假的AAAA級景區。2005年前后,余村人下定決心全面關停一座水泥廠和三座礦山,并通過村道修整、生態修復、觀光園區建設等一系列探索留住了“綠水青山”,隨后又憑借其在長三角核心都市圈2小時車程范圍內的區位優勢,以經營農家樂、小旅館發展鄉村旅游,開辟了新的“金山銀山”。2016年,余村游客量突破30萬人次;2022年,余村累計接待游客70萬人次,村集體經濟收入達1305萬元,人均收入近6.5萬元。

2.生產與生態協調互促的景區化建設。從生產污染到秉持“生態觀”發展“生態產業”“生態景區”的過程,是對經濟發展必然以消耗、犧牲生態環境為前提論斷的根本逆轉。[26]就自然層面看,余村具有“家門口就是建材”的資源稟賦,但開采意味著砍伐、轟炸、燒制和排污等等,每一項工程都是對村落環境的破壞;而就人文維度看,曾經的余村也是“殘疾村”,礦工和水泥工長期在惡劣的環境中工作,致傷、致殘、致病和中毒事件常有發生,醫療費用高昂,這成為余村人21世紀初就開始思考工廠關停、工人復農的主要考慮。

余村人率先從觀念層面反思了經濟過速發展、生態過度攫取造成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問題,繼而在政策導向下迅速響應,探索生態與生產互促的生態產業發展道路。余村最早的旅游發展與如今大多數鄉村旅游建設的路徑相同,即完善基礎設施、開設農家樂和民宿并通過拉客和其他營銷渠道進行宣傳。而隨著客流增多,村民又開始探索無門票的生態景區創建,具體工程主要包括在村外建設游客服務中心和停車場,重修旅游道路和觀光車環線,改造村民房屋外立面、修建展廳和紀念打卡點等。2022年,村民把6000畝竹林流轉給村集體,統一與安吉縣碳匯交易平臺簽訂了合作協議,實現租金、股金、薪金的三重收益,余村人更加意識到“生態本身就是經濟”。

3.審美和價值交互共創的鄉村景觀化營造。從景區標準化建設到全村景觀化的打造,讓余村在旅游流量創收的基礎上實現了審美疊加的倍增式溢價。具體而言,余村實現了“處處皆是景,有景必有故事,專人講故事”的鄉村旅游和景觀體驗效果。其一,一步一景,移步易景。余村核心景區分為余村印象、田園觀光區、中心廣場區、集中展廳和居民生活區,每一分區內都有標志性建筑或特色景觀,例如余村印象區是與上海美術影視制片廠合作打造,由上海交大、中科院地理所等高校建筑設計師設計的青年圖書館是中國首個鉑金級鄉村碳中和建筑,不僅藏有1萬余冊圖書,還建設了藝術館、咖啡館、旅學空間;田園觀光區有村集體建造的12節動車商品車廂,內設美食、手工藝作坊;而水泥廠倉庫改建而來的音樂小酒吧則設立了鄉村音樂人工作室。這些建筑和設施本身符合審美性的景觀營造,也是吸引外來創意階層和游客的功能場所,更是全國鄉創設計與鄉村振興實踐的展示點,創意經濟、美學人才和美學話語的多重疊加使景觀實現高經濟附加值。

其二,景觀配套完整的闡釋體系。余村在旅游線路上配備觀光車、導覽語音和導游全套解說服務,闡釋內容涵蓋余村過去的樣貌、景區景點的來歷與建設歷程、建設成果。例如到田野觀光區,講解員會就如何將80畝工業園區內的大理石廠、化工廠、鈑金廠進行清退,復墾水稻成為創意田園,又與2023年為紀念“千萬工程”種植五彩水稻的故事進行串聯。同時,居民也自發成為美麗鄉村的代言人。調查中發現,過去曾為礦工的村民們開始重新拾起手藝、琢磨工藝,他們根據原本事農和采礦的技術和知識,挑揀原石和木頭,跟著抖音、快手等短視頻軟件學習石刻、根雕和繪畫,從他們身上能夠折射出余村蛻變的鮮活歷史?？傮w而言,游客和村民在景區建設和景觀打造的過程中不僅能“感受美”,還能“理解美”“學習美”和“消費美”。

綜上,經濟的文化化同時也是驅動鄉村之“和”與“美”可持續生產的重要邏輯,這是旅游發展區別于其他非農化發展方式的特點所在。一方面,陜西袁家村通過旅游共富的模式,建立了自我道德約束和集體合作制度,促進了“和和鄉村”的建設。另一方面,浙江余村則通過生產與生態的協調互促,達致審美與價值的交互共創,實現了景觀化的鄉村建設。旅游導向型鄉村發展通過經濟文化化的內在邏輯實現了宜居宜業宜游的和美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五、結語

如何有效施行“和美鄉村”政策成為當下政界、業界和學界的關注焦點。[27]“和”作為社區發展的核心,強調了人際和諧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性。社區內部的和諧關系促進了居民間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創造了一個安寧、友好的生活環境。[28]同時,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意味著尊重自然環境,避免過度開發,保護生態平衡,這樣的環境不僅有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也為外來主體提供了一個親近自然的休閑場所。[29]而“美”則在于社區的文化景觀和自然景觀。文化傳統的保存和發展吸引著尋求深度體驗的游客,使鄉村社區成為一個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時,自然景觀的保護和合理利用不僅提升了居住環境的美學價值,也增加了對外來資源的吸引力。這種對“美”的追求,既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尊重,也是對自然和環境的珍視。[30]

旅游發展實踐能夠有效解決當下“和美鄉村”建設的可持續性問題,源于其內在的文化經濟邏輯。一方面,旅游發展通過文化經濟化路徑,對在城市文化主導下日漸邊緣的鄉村的“和”文化和鄉村的“美”文化賦予價值,通過積極的商業化使其得以保存和再生產。另一方面,旅游發展通過經濟文化化路徑,基于自身多主體互動、景觀化等區別于其他鄉村發展的特點,強化和構建了鄉村整體之和美。通過強化“和”與“美”的理念,可以創造出一個宜業宜居宜游的理想環境,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提高生活質量的關鍵。[31]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活動的相互促進對于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適度的、可持續的旅游發展路徑能夠通過融合文化與經濟因素,構建出既符合經濟發展需求又保持文化特色和社區和諧的“和美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