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傳播為媒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

鄒莉 俞洪亮

【內容提要】當前，國際傳播面臨“西強我弱”的不對等地位，需在多個關鍵方面加強努力，以重塑和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形象與影響力。首先，在內容設置上，應系統整合中華文化的多元元素，深入挖掘其深厚底蘊，以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與普遍價值；其次，在傳播對象上，應形成差異化的傳播策略，針對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群體設計相應的傳播內容，以增強傳播效果；此外，新時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應創新表達中國文化的時代價值，以更加生動、直觀的方式展現中國文化的活力與創新；同時，不斷豐富傳播渠道和方式，充分利用新媒體、社交平臺等現代傳播手段，拓寬中國文化的國際視野與影響范圍，引領全球文化交流的和諧共榮。

【關鍵詞】中國文化 對外傳播 話語體系 國家形象

當前，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這對我們推動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提出了新的使命任務。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的十九大提出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黨的二十大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中國文化國際傳播對提升國家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有重大意義，如何“走出去”是焦點問題。2023年12月2日，由重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指導，重慶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辦的“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話語體系與國家形象”研討會在重慶舉行，來自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等60余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2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討論聚焦如何破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困局，反思及探索新時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多元化路徑。

一、中國文化的全球傳播現狀與挑戰

在全球范圍內傳播中國文化，不僅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認同，還能推動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交流。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面臨諸多挑戰。南京師范大學教授辛斌指出，國際話語權的核心是物質基礎和綜合國力，信息自由流通實際上是單向流動，加劇了國際秩序的不平等與不平衡。我國在“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體系格局中處于劣勢，國家形象被西方扭曲甚至妖魔化。浙江傳媒學院教授戴運財指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面臨著跨語境傳播的文明、話語、語言和意識形態鴻溝挑戰。中西文明體系存在沖突，各自堅守核心理念和利益。此外，中國在前沿傳播手段和技術上處于相對弱勢，英語語言主導了西方主流話語和學術領域。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祝朝偉認為，國內國學經典的知曉率較低，經典英譯存在誤讀誤譯現象。翻譯理論偏重譯入理論，對外話語體系方面考量不足。傳播渠道有限，主流媒體在外國社交媒體上的敘事和說教方式仍需改進。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徐珺認為國際上中國文化存在赤字，表現為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的嚴重入超，對外影響力有限。

二、新形勢賦予文化國際傳播新要求

（一）展現民族精神魅力，堅持文化傳承與創新

中華文化作為國家的精神家園和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蘊含的治國理政智慧和思想道德營養孕育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寶貴精神品格，是中國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重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秘書長李友康強調，高校師生應肩負起時代使命，積極投身于文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注重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提升中華文明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高校應發揮其在文化研究與傳播方面的優勢，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貢獻力量。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彭萍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多次在國外掀起傳播高潮，對西方思想和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蘊含的價值可為當今世界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二）聚焦共同價值，做好思想內容的傳播

中國國際傳播的身份敘事不僅關乎于解釋自身，還要著眼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與變局，以中國為方法、世界為語境。①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責任將自己的故事和聲音傳播到全球，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認知。文化“走出去”，一方面要堅守傳統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還要把當代鮮活的文化產品、文化成果不斷地推介出去。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副院長范大祺指出，中華文化的譯介應以正確的價值觀為引領，凡屬帶有中華特質、具有積極向上力量、能夠豐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拓展人的精神疆域的文化，都可以向世人推介。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周桂君認為，當前急需傳播的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國當代話語及地方特色文化。西南大學教授褚修偉認為官方文獻中要避免譯文不一致導致對外國家形象構建的不一致，否則不利于精準完整傳遞原文的思想內涵，也不利于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三）調適議題設置，提升國際輿論引導力

中國承擔著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角色。②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調整議題設置，變被動外宣為主動內外宣結合，既要發出自身聲音，更要引領輿論，實現從被塑造到自我塑造的轉變，提升國際影響力。辛斌指出，中國與美西方話語權之爭，實質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較量，關乎國際輿論場的規則定義。在重要國際問題上，政府、智庫和媒體應敢于設議題、引導輿論，鞏固文化主體性。議題設置應多層面，既關注表面現象，也深挖深層意味?；{應開放自信且謙遜，將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及改革開放成果轉化為制度話語，展現制度優勢，提升國際影響力。戴運財認為，未來克服表達差異和消除西方民眾的誤解，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包括原創核心概念、翻新既有概念、借用通行的國際表達，以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文件中的用詞等。

三、新形勢賦予文化國際傳播新內涵

（一）重視共情共鳴，提升中國話語說服力

文化傳播過程中，因意識形態和文化隔閡可能產生“共情偏差”，聚焦人類共同的價值和情感，可以更好地宣介中華文化的智慧和魅力，對中華文化產生正向的情感投射。通過共情共鳴的方式，引發受眾的同向解讀與情感共鳴，有利于降低“文化折扣”。③為了有效地宣介中國立場和中華文化的特色與主張，要深入挖掘中華文化的精髓和現代價值，將其與世界文化相融合，尋找共同的價值認同。范大祺認為，科學地宣介中國理念對于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至關重要。超越狹隘的民族情感與立場，建立新的空間意識，并注重附加事件的情緒價值，以吸引對中國更多的關注與討論。還應將中國的國情、特色與國外受眾的表述習慣和接受心理相結合，尋找中外利益交匯點、話語共同點以及情感共鳴點。徐珺指出，中國文化傳播需要注意把握講好中國故事之“道”“術”，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和需求。需從陌生人視角重新觀察中華文化，跳脫慣性思維審視自身文化。

（二）創新傳播敘事話語，加強中華文化感召力

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話語敘事策略尤為重要。判斷言語交際是否有效的標準是看其能否吸引受眾關注、獲得認同和回應。為了打破刻板的敘事套路和話語范式，對外傳播中應摒除一般性的策略倫理，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采取世界上被廣泛接受與認同的方式展開價值觀傳播，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符號體系。重慶工商大學教授李敬認為話語體系是文化傳播的核心，關乎我們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傳達中國的觀點和價值。我們必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辛斌認為，對外傳播應“接地氣”，走“輿論群眾路線”，錘煉講故事的技能，讓故事具體生動、富有感染力，讓對方愿意聽、聽得懂、聽得進、樂分享。還要重視話語的對話性，對話是豐富自我而不是強制或枯竭他者的過程。通過各種聲音和意識之間的互動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話語和意識形態這一綿密網絡中的位置。

（三）生動傳譯文化作品，展現中國形象親和力

中國與其他國家在話語體系上存在不同，包括學術、政治、經濟、文化及對外宣傳話語體系等。利用不同符號模態之間的多元互動與跨文化闡釋，為不同地域與民族的受眾理解與接受中國文化提供多種可能性，滿足世界對中國的認知需求。好的翻譯作品能夠幫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祝朝偉指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表明，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更是跨文化交際，處理中華學術話語外譯時，需全面考慮文化、意識形態和詩學等因素，并構建新的翻譯標準，關注翻譯的動態特性和語境中語句的意義。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司顯柱研究發現，中華學術話語翻譯資源對外翻譯文本質量高，但仍有改進空間，尤其是在詞語義準確性和表達地道性方面。譯者主體性在翻譯中很關鍵，需基于對中國文化思想的正確理解。

四、新形勢賦予文化國際傳播新路徑

（一）技術賦能文化國際傳播

傳播效果的產生是作用在受眾認知層面的結果。媒介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的信息傳播引導受眾的世界觀、價值觀建構方向。數字媒介深刻影響生活，改變我們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范大祺指出，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利用技術手段推動思想術語的傳播對于廣泛宣介中國主張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更好向國際社會傳達中國的聲音和立場。辛斌認為，媒體形塑時代，誰能夠利用好大數據，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機、速度和效率，誰就能夠在第一時間占領輿論高地、形成國際輿論導向，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戴運財認為，新型社交媒體平臺和前沿技術，要重點觸及年輕群體和第一世界受眾。借助融媒體傳播手段，針對新興的社交平臺和智能手機用戶的不同愛好，向用戶提供定制的圖文音視頻產品，既要有傳統媒體系統的、理性的、權威的闡釋，也要有社交平臺的碎片化、情感化、互動化的解讀。

（二）戰略傳播賦能文化國際傳播

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應沿著戰略傳播邏輯建立多層級的傳播集群矩陣，通過多層次互動打破單一渠道做外宣所帶來的隔膜與距離，實現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影響力的理解和認可。④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應綜合運用多種傳播方式，強化官方、學術與民間交流。上海理工大學教授董偉認為，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發表和傳播平臺，有助于提高中國對外傳播軟實力。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應發揮智庫作用，與有影響力人士研討，引導政策制定。相較于美英智庫，中國智庫數字公共外交整體上仍處于劣勢，亟需全面加強。⑤重慶工商大學副教授鄒莉認為，智庫發展日趨共生。國際形象受價值觀、文化、情感等多因素塑造，文化乃國家軟實力之核心。語言智庫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作用顯著，既是獻策者又是引導者，還是溝通者與建構者。它助力語言文化政策制定，影響海外受眾，促進國際語言治理協作，并參與全球文化傳播話語體系建構。

在當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傳統的跨文化傳播轉向轉文化傳播，更強調跨區域、跨體系、跨主體的文化共生與轉型洞察。構建多元傳播主體協同網絡將成為文化國際傳播的新載體與路徑，并推動不同文化在全球化中交融發展。

本文系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新文科背景下商務英語教師‘語言+知識跨學科能力提升機制研究“（22SKGH194）和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于人機協作的多模態商務翻譯課程知識圖譜構建研究”（2021WYZX21） 的階段性成果。

鄒莉系重慶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俞洪亮系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注釋」

①史安斌、俞雅蕓：《構建新時代國際傳播的敘事體系：基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特性的創新路徑》，《對外傳播》2023年第11期，第5頁。

②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課題組（于運全、王丹等）：《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分析報告（2019）》，《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20期，第94頁。

③《“洋網紅”傳播中華文化的隱序路徑》，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www.cssn. cn/xwcbx/rdjj/202303/t20230302_5600458.shtml，2023年3月3日。

④張馨予、黃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戰略路徑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97頁。

⑤王莉麗、譚思溈：《智庫數字公共外交：概念界定與實踐發展》，《智庫理論與實踐》2023第5期，第47頁。

責編：霍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