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務企業的外在鏡像
——以《申報》招商局評論為焦點的考察

靳鐵軍 李 玉

(南京大學 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申報》是近代中國、至少晚清時期第一大報,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民族航運公司,兩者均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誕生,在此后的發展歷程中聯系非常密切,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構建者。在《申報》的早期書寫中,招商局是一個重要的案例。招商局的業務方式與發展態勢,使其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對于以報道社會為主的新聞媒體而言,輪船招商局的“故事性”無疑很重?！渡陥蟆逢P于招商局故事的評述,是今天研究這家百年民族企業的獨特史料。其中,晚清時期《申報》與招商局有關的社評,則構成后人審視招商局外部性的獨特鏡像,對之進行考察,無疑有助于拓展企業史研究的視角與內涵。檢視目前學界,取材于《申報》的招商局史研究成果已有許多,但專論雙方關系者尚不多見。筆者在編纂《〈申報〉招商局史料選輯》(分晚清與民國兩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2021年版)過程中,撰寫了《〈申報〉中的輪船招商局詞頻研究》(1)李玉:《〈申報〉中的輪船招商局詞頻研究》,《國家航?！返?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和《〈申報〉所見晚清招商局之賬目公開》(2)李玉:《〈申報〉所見晚清招商局之賬目公開》,《安徽史學》2020年第2期。兩文,也僅為初步探討,并未上升到從媒體的鏡像層面加以認識。

所謂鏡像,就是鏡中的物象。事物如何呈現自身,自然有多種方式。但不外直接與間接兩途,鏡像屬于后者。在現實世界,鏡像的原理與效果容易為人理解,即通過某種媒體或中介反映特定對象?，F代認識論中有鏡像效應之說,“任何觀察者都只能通過觀察中介才能觀察客觀對象”。(3)龔暉:《論鏡象效應及其在認識論中的地位》,《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第19頁。就歷史研究而言,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全面認識歷史客體。但研究者與歷史客體畢竟不在同一時空,存在較大的文化斷層與視野障礙,如何客觀認知歷史客體,其實有比較大的制約,歷史工作者在尋找“如臨其境”之感方面一直在不斷努力。除了技術手段之外(4)參見李玉、李瑩:《“元宇宙”與歷史研究芻議》,《中華文化論壇》2022年第3期。,調整對于歷史客體的觀察方式,借鑒“鏡中之像”,無疑有助于改進認知效果。

就輪船招商局史而言,《申報》的評論或許能稱之為該局的“鏡像”。大量的《申報》招商局評論反映著媒體對于該局創辦與經營的分析與認知,反映著媒體對于該局等晚清民用企業的觀感與評判。而這種觀感與評判不僅有一定代表性,而且以其新式媒體的優勢,產生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傳播效應,客觀上助推了招商局等晚清洋務企業的社會性,這或為同期“洋務”能形成“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申報》關于招商局創辦的關注

輪船招商局經營的航運業務,在晚清時期不僅屬于新生事務,而且意義非凡。

輪船之引入中國,是西方殖民的結果。1828年英國輪船第一次駛入廣州。(5)劉善齡:《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頁。1832年,英國“阿美士德”巡洋艦抵達吳淞口,成為駛入上海地區的第一艘外國輪船。(6)葉亞廉、夏林根主編:《上海的發端》,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3頁。晚清開明官員認識到“堅船”是西方兵戰致勝的“長技”之一。于是,從曾國藩、左宗棠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官員,莫不對于仿造“堅船”加以呼吁與倡行,在其推動下,先后創辦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研制輪船漸有所成。但初期的輪船制造與應用,限于軍事領域,其價值與意義停留于部分洋務官員群體,社會認知非常有限。雖然外國輪船公司已開始在華營運,但華人客戶不多,在很長時間內,內地民眾將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情緒對準外國輪船,見而生憤,甚至演出打砸輪船之事。(7)例如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曾國藩病歿金陵,其靈柩由新式輪船“威靖”號運返故鄉。船抵長沙,紳民起而大嘩,歷數年不息。見朱克敬著、楊堅點校:《瞑庵雜識 瞑庵二識》,岳麓書社1983年版,第100頁;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65頁。

以開通民智為旨的《申報》,所見自然較常人高遠,對于推廣輪船不遺余力。1872年5月30日《申報》創刊一個月之際就在頭版發表《論輪船》的社評,較早提出發展商用輪船的重要意義,文中詳述“有輪船之利”和“無輪船之弊”,指出多造商船,則“數十年之后,必能日見殷富”。作者建議先在滬蘇之間試行商船,“若蘇河行走既便,其它各處亦可仿造辦理,未始非致富之一法也?！?/p>

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數年間,“在舊式航運業遭受劇烈破壞的景況下,為創辦近代航運業而躍躍欲試的,確實大有人在”;“中國近代航運業的誕生,在客觀上顯然是處在呼之欲出的狀況[態]了”。(8)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渡陥蟆愤@篇社評反映了這一趨勢,就在本年度,中國近代第一家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開始籌建,1872年11月29日,《申報》第2版以《中國輪船招商》為題首開招商局報道,其文曰:

中國近年各處設立制造專局,仿照西法,創造輪船。茲因各處軍務肅清,輪船歲須修艌,經費浩繁,是以李中堂議立招商局,為客商裝運貨物,借資修艌。茲因特委浙江候補之朱云甫太守其昂,并發銀三十萬兩,于上海之浦東廿四保地方,購地建局試辦矣。今年先為裝載海運米糧,亦皆朱太守經辦其中,如何章程,容俟采實再報可也。

可見,《申報》對于該局的國家意義與經濟價值給予高度肯定,雖然文中所講的三十萬兩創辦費不準確,但不難看出該報對招商局的后續發展充滿期待。同年12月18日《申報》又發表題為《論內地通行輪船事宜》的社評,為招商局的創辦極力鼓吹,以消除民眾對于該局容易“招引”外國輪船進入內河、減少厘金稅收和擠壓民船生意的擔憂,指出輪船之開,可以拉動地方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為民船舵工水手提供新的崗位,“誠有利而無害者”,所以應大力發展,早成規模。相信這篇社評在“助產”招商局方面發揮的作用一定不小。

《申報》在期待之中,終于迎來招商局的成立典禮,該報這樣報道:

聞輪船招商公局于十九日開辦,已于前報奉聞矣。前晚,微有雨雪,昨晨忽轉晴霽,天氣和暖,中外官商及各國兵船統領均往道喜,車馬盈門,十分熱鬧,足見輿情之輯睦,其興旺可拭目俟焉。(9)《招商輪船開局》,《申報》1873年1月18日,第3版。

早期《申報》的新聞報道一般字數不多,相當于后來紙媒的“簡訊”。不過,《申報》不足百字的報道,則充滿對該局成立的欣喜之情,并預判該局此后必然會興旺發達。在此期間,《申報》還專門發表《論中華輪船招商事》的評論,對于其社會功能、國家意義進行了全面闡述。文中這樣寫道:

輪舟之駛行中國也,已數十年于茲矣;即輪舟之通行于中國也,亦已十數年于茲矣,是華人既已深知其有利矣。然既深知其利而必使西人獨專其利,則何哉?本館昨錄輪船招商局之舉,則真能留意富強而使中國之利不致為西人所專,是可喜也。

該評論指出,“輪船招商局之設,所以保中土之利源也”;此局之成立,關乎“國家一大政事”,關乎民生國計,故此《申報》對于招商局寄予厚望:“中華此局必當堅持其后,而勿為人言所搖惑,至廢于半途也”。(10)《論中華輪船招商事》,《申報》1872年11月30日,第1、2版?！渡陥蟆吩谳喆猩叹謩撧k之初即作如此評論,其識見領先于時人。兩年之后,招商局“關系大局”的國家意義再度被太常寺卿陳蘭彬強調(11)《德宗實錄》卷41,光緒二年十月辛亥,《清實錄》第52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5411—55412頁。,其立論也并未高出《申報》多少。

從某種意義上講,輪船招商局之設,意在“利天下”。(12)《設法以五日由漢口達四川說》,《申報》1874年1月17日,第1版。該局的成立,有助于改變中國的航運格局,使民族航運版圖日益擴大,此舉對于民生改善,有莫大益處:“自今以往,京師之食南糧、商賈之得余利”,皆將有此一途,誠“裕國便民之事”。(13)《書華商買用洋商火輪夾板等項船只章程后》,《申報》1873年8月25日,第1版。改善國內民生的前提,是與外國輪船公司相爭,以挽回利權。正如《申報》評論指出,“天下利之所在,人競趨之。何況利本為吾之所當有,一旦忽為他人所奪去,其不處心積慮,設法以求奪還者,有是理乎?此招商輪船局之所由起也?！?14)《論設立火輪商船事》,《申報》1874年3月27日,第1版。而這一顧念國計民生之舉,首由李鴻章提出,并付諸實施,所以招商局的創辦,“亦足見李伯相益國益民之一端”。(15)《論招商輪船局事》,《申報》1876年11月25日,第1版。當然,推動輪船招商局創辦的洋務官員還有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他們各有貢獻。

李鴻章等人之所為,實際上也是順應社會發展之舉,正如《申報》指出:

夫輪船之初駛行也,華人尚不知其創造之法,又何由知其駕駛之法乎?既不知其便捷之法,又何由知其攬載之法乎?今則耳濡目染,漸已習慣自然矣;且漸知為時局之宜變、氣運之宜新,與利權之宜歸矣。故曾文正、李節相皆加意于此,非好為新奇也,非好矜便捷也,蓋實知為利之所在,有不得竟為西商所專,故事宜急辦也。(16)《論中華輪船招商事》,《申報》1872年11月30日,第1、2版。

可見,在《申報》看來,李鴻章等推動創辦招商局,是一種理性的考慮,是一種長遠的計劃,“非好為新奇也,非好矜便捷也”,而是基于中外“商戰”大勢,對如何保護中國利權的籌謀。這其實是晚清“師夷長技以制夷”目標提出之后,在民用行業的較早實踐?！渡陥蟆愤€將招商局稱作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之后仿求泰西富強之道,“變積弱之習、開未有之風”,骎骎乎使中國“進于中興之盛”的“最有成效”之舉。(17)《商船興廢論》,《申報》1884年8月14日,第1版。招商局在一定程度上也未辱使命,《申報》對于該局在挽回利權方面,多所宣揚,在其開辦二十年之際,該報這樣評價:

屈指輪船招商局開辦已二十年矣,長江大海往來運貨約計每年二百萬,統計中國之利少入洋船已四千萬,其因有華輪船彼此跌價,華商便宜之數尚不在內。然則今之時勢商務能不講求歟?所盼以后利日益進、弊日益除,為中國立商務不隳之基,此為首務也。(18)《輪船招商局務節略》,《申報》1894年4月14日,第4版。

就晚清而言,輪船招商局到底“挽回”了多少權益,無法精確計量,但其社會影響確實不可低估,不僅改變了中外航運格局,打破了洋輪對中國航運市場的獨霸,挽回了相當程度的民族權益,也對中國近代新式企業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示范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工業文化的早期傳播。(19)參見李玉:《輪船招商局在晚清工業文化傳播方面的影響芻議》,《廣東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二、《申報》對于招商局公司制建設的評論

輪船招商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采用西方股份有限公司機制的企業,在中國產業史、經濟制度史與中外經濟關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申報》所言,“此局為華人自辦輪舶與西商爭利之創舉,亦為華人合股鳩銀,以興立大業之初桄”。(20)《論輪船招商局章程賬略事宜》,《申報》1874年9月18日,1版。

近代以降,公司成為西方對華商戰的“利制”,與西人的商品、船炮等“利器”一樣,受到國內有識之士越來越多的關注。李鴻章等人較早注意到“公司”制度的戰略價值,開始在中國倡辦公司,輪船招商局是其嚆矢,在中國生產與經營制度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正如《申報》評論指出:

從來貿易至善之法,莫善于設立公司。蓋富人以本求利之術,除置買田畝、房屋之外,余如當業、鹽業、錢業以及各項生意,均非一人所能辦,必待眾力而后成也。用人少有不當,非徒利不能得,而且本因以虧。至于設立公司,從未聞有此失也。

夫貿易可以設立公司者,其需本總在數百萬與數十萬也,故無論至富之家可以與分,即中下之產亦可以與分。蓋每股份出銀多則千兩,少則百兩,必須數百十人以共集成。人至若此之眾,其中必有能公正不阿、精明辦事者,眾遂共舉以司公司之事,則賬目必清,諸事皆理。如今日中國所設立之輪船招商局公司是也。(21)《閱輪船招商局第二年賬略書后》,《申報》1875年9月7日,第1版。

股份公司不同于傳統獨資與合伙經營機制之處有多端,其中之一就是因為公司實行有限責任制,所以必須定期公開賬目,向債權人、股東及社會報告經營及資產狀況,俾其監察,以保障各自權益。輪船招商局在其章程、局規中均聲明公布年結賬目,以增加其經營透明度?！渡陥蟆芬恢笔钦猩叹职l布賬略的主要媒體,而且持續關注。通過分析年度賬目,該報認為,“招商輪船局志在廣大,每有實事之可見”(22)《招商局恢擴生意》,《申報》1876年2月3日,第1版。,該局的發展“不但民生所關,國體亦與維系也”。(23)《招商局增擴規?！?《申報》1877年1月6日,第2版。因此,局務日有起色,可令“志在富國者同欣賞也”。(24)《輪船招商局第六年辦理情形節略》,《申報》1879年9月26日,第7版。

1877年輪船招商局以200萬兩高價收購旗昌輪船公司之后,時人與后人一直有不同看法,批評者大有人在。但從業務發展來看,兼并之舉有利無弊。就有形資產而言,當時的旗昌輪船公司船只大半朽敗,房屋、碼頭殘破不堪,斷不值200萬兩巨款;但如果考慮無形資產在內,則招商局所獲甚多。正如《申報》在評論中指出:兼并之前,輪船招商局因初次試辦之故,船為新購,屋為新造,規制粗定,人無熟手,商戶客民大多因為擔心其船只航行安全,故而不敢貿然搭乘,乃至各類客商“皆知有旗昌而不知有招商局”。既經并購,則旗昌公司此前的客戶資源自然被吸附過來:他們一聽說該公司全部歸并于招商局,輪船、碼頭、棧房一仍其舊,“豈不尋其所先熟者而趨之?”以故“旗昌已歇而招商局乃日興也”?？梢?招商局之收購旗昌輪船公司,買的不僅僅是其資產,更是其業務與品牌,是其無形資產。就后者而言,當時與后世不少人沒有看透,而《申報》則為招商局高管的深謀遠慮與果斷決策而嘆服。

作者在贊賞招商局高管膽識與魄力的同時,也對該局的發展提出希望,勉勵后者“尚當有利必興,有弊必除,無以淺嘗輒止之心,蹈半途而廢之病”,以期商局輪船馳騁五洲四海,使“輪船之利以之全歸中國”。(25)《書招商局賬略后》,《申報》1880年10月1日,第1版。

中法戰爭期間,招商局會辦馬建忠在李鴻章支持下,將該局“出售”給旗昌洋行,俾免在戰爭中被作為“敵產”而遭到侵占破壞。由于事出突然,眾多股商并不知情,所以群情激憤,齊向招商局管理層質詢,馬建忠避不出見?！渡陥蟆吩u論員有鑒于此,撰文評論此舉之非。其文曰《論專售招商局之非》,發表于1884年8月22日。

本社評一則曰馬建忠越權行事,再則曰股東知情與決策權被抹煞。作者搬出招商局章程與局規,逐條對照,指出局章大旨原與泰西公司通例不甚相懸,不僅“無商總、商董可以擅主之理”,更無管理層可以擅自出售局產之規,所以馬建忠與旗昌公司所定交易合同無效,股東可以據理立爭。

作者對照招商局各項章程與規定,指出“今日之卒然一賣,實與開創時之良法美意,舉不相合”。希望各位商股依照規章,阻其成交,力求挽回。此事雖然已經美國領事批準、李鴻章許可,但于章不符,于理不合,實難成立。不僅主管招商局的李鴻章等官員不能為擅賣局產者飾非文過,就是買主旗昌公司“亦當屈于事理,而拱手讓還也?！弊髡哌€分析道,招商局管理層之所以敢如此專擅,蓋有由來:“歷年以來,局中有事率皆邀約數總辦到局一議……從無招集各股分人,如西人之公司議事質樸而切實者”。(26)《論專售商局之非》,《申報》1884年8月22日,第1版?？梢?在招商局的平常經營中,股權就未能得到充分行施,遇有重大決策,管理層自然也就不會將股東意見放在心上了。

好在此次招商局出售給旗昌洋行,為時不長。中法戰爭之后,該局又被重新贖回,加以整頓,進入了名符其實的“官督商辦”時期。時人也逐漸發現輪船招商局之臨時出售,實乃戰時保護局產的有效辦法,中國航權與企業利益并未受到影響,對招商局高管昔日的舉措也產生了相反的評價。

馬建忠主持“出賣”招商局之時,唐廷樞等人已經出局,招商局人事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而《申報》對于該局的治理團隊在一開始就給予較高的評價,認為其“司事之人均系精明強干之才”。(27)《閱輪船招商局第二年賬略書后》,《申報》1875年9月7日,第1版。該報對唐廷樞執掌招商局尤為看好,曾專門報道招商局的人事安排事宜:“招商輪船局向系朱君云甫辦理,李節相已改委唐君景星總辦矣?！辈⑴浒l按語:“唐者閱歷外務,洞悉西船運載法制,以此任屬之,真可謂知人善任者也,想輪船公事從此日見起色,其利益豈淺鮮哉?”(28)《輪船總辦有人》,《申報》1873年6月9日,第2版。與唐廷樞同期入局的還有徐潤等,《申報》在他們經營招商局一年之后評論道,“自去年唐司馬景星、徐□[侍]郎雨之接辦以來,其章程已較為恢闊,年結賬略居然□[得]彩,一時雖不能坐得厚利,然照此整頓精神,為之不懈,未有不可與西商爭勝者也”。(29)《論輪船招商局章程賬略事宜》,《申報》1874年9月18日,第1、2版。

尤其是唐廷樞對于洋務企業多有肇創之功,《申報》曾做如此評論:“招商一局,得公創始,而中外之商情以洽,至今咸嘖嘖不去口。輪船之利,向惟歸之西人,而自有招商局以來,分西人之利幾半,中國風氣為之大開。又如開平煤礦所以收天地自然之利,而自得公整理,有條不紊,出煤日旺,凡津滬來往各輪船之煤,皆可取給于此,是又所以奪西人之利,而開中國之利源者也?！?30)《補錄唐景星方伯祝嘏事并書其后》,《申報》1892年6月28日,第1版?！胺交ナ兄?華人于通商一道諸未諳悉,江海利權盡為洋商所奪,于是李傅相始命創設輪船招商局,集股招商,公實董理之,規劃措置,秩然不紊,一時官民咸稱利便,迄于今二十余年,轉輸之利得挽一二于千萬者,招商局之功也?！?31)《書唐景星觀察事略后》,《申報》1892年11月13日,第1版。

輪船招商局之所以經營得法,與李鴻章的知人善任有很大關系,《申報》在評論中寫道:李鴻章出于保障國計民生的考慮,“籌巨款、擇干員,仿西法以集公司,購輪船以行江?！?“而在局之人亦能仰體李伯相之意,善為經理,初則不過二三船耳,今則日增月盛,其生意之興隆幾將與西船并駕齊驅。若非李伯相創始于上,局中人善承于下,烏能及此哉?”(32)《論招商輪船局事》,《申報》1876年11月25日,第1版。

《申報》曾希望該局員司:“堅心志,任勞怨,公好惡,節用度,慎□[駕]駛,守章程,以期利可盡收,而害可盡去也”,并稱這也是“眾華人之所深望者矣”。(33)《論輪船招商局章程賬略事宜》,《申報》1874年9月18日,第1、2版。

然而究其實際,招商局的管理層治理一直未找到有效辦法,中法戰爭之后,李鴻章委任盛宣懷擔任招商局督辦,盛同時兼管多家企業,并擔任多種行政職務。他制定了相應的用人、理財章程,以期將企業經管大權“集中于督辦一人之手”。(34)交通部財務會計局、中國交通會計學會編:《招商局會計史》上卷,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頁。但如同此前一樣,盛宣懷擔任督辦之后,被指營私舞弊,多次受到朝官彈劾和股東批評。招商局內部擁盛與反盛兩派相爭,在盛宣懷去世之后也沒有平息。

三、招商局官商關系在《申報》的披露

《申報》中的招商局評論,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該局折射的政商體制、企業與社會關系,以及官督商辦、商辦、官辦機制等,對于一些反應官商關系的重要事件,該報均有所評論。例如該局創辦之初,《申報》轉引《字林西報》的評論指出:

今中國已設立招商輪船局,雖取名“招商”,而此局實系直督及總理衙門內諸大臣所掌理者,誠人所共知,華商實鮮有與其內焉。中國官憲于此事實有遠慮,明知不能逐除西船,故特出此計以謀之。使華人火船同道并行以相爭,其不克當西船焉必矣。所以中國許以昂價,托以運糧往北,其實不異幫以帑銀也,而猶百端向裝運之大華商勉于必舍西船以就招商局船;又恐不及,則今復相議欲將開礦運煤之事托諸該局承辦云。

西人對于招商局享受的政府幫撫特權非常嫉妒,頗多抱怨,但《申報》則有意為招商局的“特權”進行解說:

觀于諸國中有不許異國之船在本境各?？谳d運商貨之制,則我國獨以官貨為別,實非西人所可訾議也。且計所出官糧、水腳,亦不可稱為過昂,蓋其載運糧米不過一年內之數月事耳,載畢后,其船須歷半年多之余閑,惟靠他路之業以抵費。若數月舍一路而復遷就之,此非行船之利矣。故吾所深望于國家者,準火船于國之遍處而行,華船既不懼西船與爭,則必日臻繁盛,國家欲圖振興船業,不將速見其效乎?(35)《招商輪船局事》,《申報》1874年8月10日,第1、2版。

可見,《申報》一方面贊同官方對于招商局的特許政策,另一方面則希望鼓勵該局輪船開辟商路,不懼與西方輪船競爭,以期早日振興民族輪船航運業。

這種對于招商局寄予厚望、表達支持的言論在晚清《申報》的社評中?？梢姷?。招商局依靠官權支撐,獲得一定的業務特權和資金扶持,給該局經營帶來一定的優勢,直到民國初年,仍有人留戀晚清招商局的“特權”,稱“招商局原為官商合辦,與清政府有直接之特權,華人商權之大無有過于該局者”。(36)《漢商與招商局之交涉》,《申報》1912年7月10日,第6版。

《申報》關于招商局承運漕糧、官物的報道也有不少,如《論旗昌輪船公司欲代運漕事》(1875年3月16日,第1版)、《書派員駐津驗兌漕糧諭旨后》(1881年9月6日,第1版)、《再論漕糧停運事》(1885年3月17日,第1版)、《書招商輪船運漕局告示后》(1885年3月21日,第1版)、《運務將有改議說》(1885年4月29日,第1版)、《招商輪船運漕滬局咨江蘇海運局稿》(1885年5月14日,第2版)、《書招商局咨文后》(1885年5月16日,第1版)等,后者如《委辦漕務》(1885年1月12日,第2版)、《述招商局運漕事》(1899年8月10日,第3版)、《詳述招商局漕米水腳數》(1899年8月11日,第3版)。關于政府給予該局運漕權利,借以補助的做法,《申報》也表贊同,其評論寫道,“國家以每年裝運漕米之利貼補該局,自系可久可大之利;若國家偶遇不虞,而載送兵勇,轉運軍需,方有船可恃,無須借助也。是以國家些須助銀于該局,值有事需用之時,較備船而不常用者更為便宜”。(37)《閱輪船招商局第二年賬略書后》,《申報》1875年9月7日,第1版。說明,清政府對于招商局“經濟性”的重視進一步凸顯該局的國家戰略意義。

但這種政府業務有時會受到時局的重要影響,例如中法戰爭期間,海氛不靖,沿海運輸受阻,大量漕米集儲在上海待運,閱時既久,霉爛變質在所難免。輪船招商局設在上海的運漕機構雖然盡力設法,以減少漕糧損失,但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該局運漕專員遂咨會江蘇海運局,請向政府高層反映,盡快拿出有效辦法。

《申報》對于相關官員急漕運之急的咨文發表“讀后感”,一方面為招商局的盡職盡責、奉公急難而大加贊賞,另一方面也在為漕運出路而思考對策,提出將儲集于滬一時難以北運的糟糧出售,然后在京城購買,發揮商人的力量將漕糧先化整為零,然后再化零為整,既可減輕漕米霉變程度,又可節省管理成本,還可減低運輸風險,且可以借助價格之杠桿作用,調動商人積極性,不僅對于官方可謂一舉多得,而且對于商務亦大有裨益,誠可謂一舉而數善備焉。

但是,作者也知道此舉不免有點理想化,“未必果能見于實事”。原因在于,漕運雖然是一項經濟工程,但也是一項社會工程,更是一項政治工程,其中任何一項變革均非下層官員或經辦者所能決斷。他們所能做的只有完成本職工作,至于漕米久停霉變,則屬于“人力難挽”,“只有聽之”而已(李鴻章批招商局運漕委員稟書語)。而各級官員的“本職工作”,一多半停留于打報告、遞申請。結果,“公牘往來,僅作紙上之空談,絕無絲毫之實用”。(38)《書招商局咨文后》,《申報》1885年5月16日,第1版。官場文化特質與官場體制特點,有時會造成企業運行的瓶頸,造成某種制約,增加企業的負擔與成本。

然而,同樣是在中法戰爭時期,輪船招商局為免戰禍而“售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決策則得益于主持局務的官員馬建忠,此舉是他在李鴻章等人支持之下做出,雖然未能征求股東意見,受到股東抨擊,《申報》也曾批評出售招商局之非。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此舉是非?！案呙鳌钡?39)Late News from Abroad,Japan and China Still in Bellicose Mood.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July 17,1894.Image 1.,連《申報》也將之作為“招商局能得人”的例證。(40)《論招商局能得人》,《申報》1888年7月27日,第1版。

不過,關于招商局的“官督商辦”機制,從一開始就有人持反對意見,有人專門投書《申報》指出,輪船雖然重要,也宜早日興辦,“特宜商人一手經理而可,參之以官,此則丑輪矣。即如外國之太古、旗昌,皆商也”。輪船招商局創辦之初,招股為難,原因之一就在于“有官在局,則商情望而生畏”。(41)夏時居士稿:《議〈申報〉中招商輪船事后》,《申報》1874年4月10日,第3版。

今人評價官督商辦,一般會站在“商”的立場,多存袒商抑官之意,但返諸歷史情境,則不難發現官方對于商的不滿也很明顯。輪船招商局在中法戰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被賦予較大的“商辦”屬性。對此,唐廷樞也明確承認,他這樣對股東說道:“此局于云甫觀察創辦時,系承李爵相奏準招商試辦,而樞等接辦時亦有稟訂招商章程,輪船歸商辦理,請免添派委員,除去文案、書寫、聽差等繁文名目,免其造冊報銷各事,均照買賣常規,局員商董人等辛工、飯食、紙張、雜用擬于輪船水腳之內每百兩提出五兩以作局內一切經費,是生意固經奏定商辦而亦非商辦不可,經費固由水腳而出,用款亦有一定,立法周密,亦非此不可經久”。但是,“商資商辦”雖然“能見信于商,而或未能見信于官”,主要原因在于“官與商情本多隔膜,不知底蘊,是以疑信相參”。(42)《接錄輪船招商局第九年賬略》,《申報》1882年10月15日,第3、4版。

雖然有官員對于該局多所糾彈,但李鴻章等人則盡可能予以維護。正如唐廷樞等人在第九年結賬之際向股東所言,“當斯時也,內欠二百余萬之多,外有奉旨查賬之件,幾將全局傾頹,幸賴李爵相洞燭無遺,力扶危局,奏請添擬漕米以固其根,暫停繳息以紓其力,由此根固力紓,連年得利。今日官款可以按期拔還,諸君股資能得厚利者,莫非爵相之力”。(43)《接錄輪船招商局第九年賬略》,《申報》1882年10月15日,第3、4版。但是,一則因為“商辦”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再則因為朝官對于招商局的官商權益分配不滿,所以李鴻章于中法戰爭之后不得不對該局加強“官督”,委任盛宣懷出任督辦。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的“蹺蹺板機制”在20世紀初年又迎來了巨變。1906年清政府郵傳部成立之后,輪船招商局有了明確的中央專管部門,“官督”與“商辦”的斗爭加劇,在招商局股東發起的實行商辦注冊運動中,“官督”機制再次受到強烈批評。輪船招商局公開亮出“商辦”旗號,郵傳部則執定“隸部”宗旨,雙方博弈的結果,則是一種“商辦隸部”機制產生。

自晚清開始,由于與政府、政治關系較為特殊,對于招商局而言到底是福是禍,難以一言說明,應該說招商局利用這一特點,獲得了不少經營特權,政府與社會在博弈過程中,目標都是辦好企業,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政府的強力最終改變了企業的性質,這對于股東而言意味著某種權益的結束,但對企業本身而言,招商局在國民政府國營時期的發展也是非常明顯的。不過,官權與官場的影響是復雜的,招商局早期因帶有“官局”色彩,確實給企業經營造成不少困擾,據唐廷樞等人陳述:

往往有人誤會招商一局系官局,欲來謀事,欲受干修,欲叨免水腳,欲借盤川等情,不一而足。而若輩因不遂所求,故造謠言,乃必有之事?；蛴惺苋怂?狥情泄怨,欲將此局播弄或將局員誣蔑,亦難保其必無。蓋當道不知本局底細,不閱本局定章,不諳生意之道者甚多,而外人又錯認資本數百萬全是官款,幾疑樞等藉此差事發財者。又甚多所以借口為國家公款籌計,恐懸宕無歸力請查賬者;有人與局員不睦欲在大憲前薦自己之人,代之力請整頓者。亦有人果知此局系專歸商辦,又知官款已陸續拔還,又知生意日有起色,能于根柢分明,恐言者亦未必肯輕議本局也。(44)《接錄輪船招商局第九年賬略》,《申報》1882年10月15日,第3、4版。

可見,在官本位意識濃厚的中國社會,與“官”結緣,是一種復雜的關系,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唐廷樞等人的困惑,恰說明招商局在早期“非官非商”的尷尬處境。

結 語

晚清《申報》的一大特色就在于注重評論,該報“一年三百六旬日,日日千言錄報章”。(45)顧炳權編著:《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頁。這些評論文辭雅深,議論精辟,既屬政論體裁,亦具文學特色。據筆者統計,《申報》在晚清時期共發表有關招商局的評論190余篇,在《申報》的同期企業(公司)評論中占據首位。

這些評論表達了《申報》同人對于招商局創辦與經營的關注與認知,帶有較強的“現場感受”,這是后人進行“歷史還原”的重要途徑。因為就企業史而言,一方面所留存的史料不僅是靜態的,而且是片面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對于跨越了時空的后來者而言,如果只通過直接記錄企業經營的文本(或可稱之為企業的“內部資料”)進行研究,那么對于企業經營動態過程所產生的外部形象的建構無疑是較為有限的。而《申報》作為與招商局“平行”的一家重要媒體,第一時間對于招商局的內外表現、社會反響進行了相關評述,從而提供了認識招商局外部形象的重要素材。

事實上,企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外部形象是企業社會影響的重要寫照。對于像輪船招商局這樣的企業而言,其外部效應更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招商局從一開始就未被定位成一家普通企業,它承載著重要的時代使命與國家責任,這一點不僅從李鴻章等人的相關表述中可以看出,更見之于《申報》的相關報道,尤其是評論。

《申報》對于招商局的創辦意義給予高度肯定,使該局的時代使命與國家責任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該局經營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與重要事項,均受到《申報》的密切關注?！渡陥蟆穼τ谠摼值臉I務表現多予以肯定,對該局寄予厚望;對于有利企業發展的措施制定與制度建設多所贊賞;對于不利于企業經營的一些現象與問題,也會予適度批評,督責改善,以利企業發展。

筆者在考察晚清《申報》對于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報道與評論時,指出《申報》對于此類企業的深度報道、高度肯定與積極支持,對于上海機器織布局社會性的拓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擴大了這些企業的社會傳播面、增加了這些企業職責與使命的民族性、提升了企業社會形象的公共性等方面。并認為凡此種種,都使得洋務企業產生了不同于普通工商企業的社會性效應。正是這種社會性效應,才使得晚清洋務“新政”得以成其為一場運動。(46)李玉:《〈申報〉對于洋務民用企業的評論——以對上海機器織布局創辦的社評為例》,《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這一論斷從《申報》對于輪船招商局的關注與評論也可以得到進一步印證。

相對于上海機器織布局而言,《申報》對于招商局的肯定性評價力度更大,不僅涉及企業的業務重要性,更包括企業內部事務,認為該局經營有方、能行商道、能得人才,尤其是對創辦者李鴻章與主要經營人員唐廷樞、馬建忠等人的“識”與“力”多所贊譽,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輪船招商局在晚清洋務運動,乃至中國近代經濟史與企業史中的重要地位。

經濟學界關注的企業外部性,指的是企業等產權主體的行為對于其他產權或利益主體產生的影響,包括正、負兩個方面。這是一種用于論證產權與交易費用理論的重要概念。但這種概念考慮的主要是企業的經濟效應,而且是基于企業中心進行的設計,這種概念在應用于像輪船招商局這樣的晚清洋務企業之時,雖然不能說完全不適用,但也不能說完全適用,至少需要進行適應性改造。蓋輪船招商局等洋務企業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家普通的商業經營主體,而是一家被寄托著國家責任與時代使命的“政治企業”,不僅其產權主體比較復雜,而且其經營歷程也被賦予多方面的價值與意義。也就是說,此類企業從創辦之時起,就通過像《申報》之類的媒體,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從而形成了企業與社會的某種既緊密又復雜的聯系,由此也決定了此類企業外部性效應的復雜性。從《申報》對于招商局的關注與評價切入,或許會對企業外部性理論有所拓展。

由前可見,企業的外部性效應首先在于其時代性。經濟效應是企業共同追求的目標,是其基本屬性,但所處時代和企業的規模與定位,決定了企業相應的國家責任與時代意義。輪船招商局之于晚清“師夷長技以制夷”與“師夷長制以制夷”國策實施的重要性,從《申報》的評論中就不難看出。企業的外部性效應,還在于其社會性,即企業經營運作對于非直接利益相關群體的影響。招商局通過《申報》的窗口與平臺,在晚清輪船航運推廣、公司制度演進、官商合作互動與產業興國思潮等方面無疑產生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傳播效應,提供并示范了相當多的社會新知,這些雖然與企業的經濟效應無法割裂,但也并非經濟效應所能替代。當然,如何界定與度量企業的“非經濟性”外部效應,則有相當大的難度,筆者愿繼續探討,也請方家賢達多所賜教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