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身份視域下的陳獨秀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李 帥

(河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1923年陳獨秀在“科玄論戰”中對于往事回憶道:“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1)(陳)獨秀:《答適之》,亞東圖書館輯:《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第40頁。陳獨秀雖有自謙之意,但也道出了時人對新文化運動的直觀感受。的確,從“事后”去看新文化運動,所能夠看到的是高高躍起的時代潮頭,而矗立其上的正是陳獨秀、胡適等人。但若是從潮起之處觀察,我們看到的卻是陳獨秀個人的篳路藍縷。陳獨秀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巨大貢獻,使他被時人稱為新文化運動的“鉅子”(2)《新聞拾遺:名人演說》,《申報》1920年3月26日,第14版。,成為當時新思想界毫無疑問的領袖人物之一。正是基于此,后世學者對于陳獨秀的研究可謂成果豐碩。但需要指出的是已有成果更注重陳獨秀思想的問題,而較少關注其“身份”的影響。(3)關于陳獨秀文科學長身份的相關研究多以輔助《新青年》雜志的發展為側重點。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寶林、林茂生在《陳獨秀年譜》中對陳獨秀任職北京大學以及《新青年》的發展過程進行了基本史實的梳理。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90頁。陳平原從“一校一刊”的視角分析了北京大學與《新青年》雜志的結合對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作用。作者雖未重點分析陳獨秀的身份問題,但已潛在說明了文科學長對于《新青年》雜志的作用。見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張寶明則認為陳獨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使《新青年》雜志由“門可羅雀”轉變為“作者、讀者還是編輯隊伍都開始趨向門庭若市的熱鬧”。見張寶明:《“主撰”對〈新青年〉文化方向的引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2期。羅志田對于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易人的事件進行了相應的研究,但主要是探討該事件對于《新青年》雜志轉向的影響,因此重點在“后果”而非“前因”。見羅志田:《陳獨秀與“五四”后〈新青年〉的轉向》,《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本文在已有成果基礎之上,以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與思想領袖的雙重身份為切入點,動態考察陳獨秀身份的轉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以期豐富關于陳獨秀及新文化運動研究的相關內容。應該說,陳獨秀能夠在北京大學匯集新資源、凝聚新力量與他文科學長的身份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是最激進的新思想倡導者與領袖。因此,在新舊之爭的高潮中,陳獨秀雙重身份之間的矛盾便凸顯了出來?？梢哉f,五四前后陳獨秀個人革命路徑的轉向是其雙重身份沖突的結果?；诖?以陳獨秀雙重身份為切入點梳理其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被遮蔽的歷史現場,進而推進相關研究的深入。

一、文科學長與新文化“鉅子”的誕生

新文化運動肇始于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則與陳獨秀任職北京大學有著密切的關系。關于聘請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經過,蔡元培有一段廣為人知的回憶。據蔡元培回憶,“我到京后,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蛉　缎虑嗄辍肥啾臼疚?。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F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志》第31卷第1號,1934年1月1日。

陳獨秀成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后,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新青年》雜志進入到了北大的校園。在陳獨秀北上之前,在北京大學也是難得一見該雜志的身影。1916年10月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理工科預科班學習,據其回憶:“一九一七年春,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所主編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們學校中和書攤上買得到了?！?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39頁。顯然,陳獨秀的新身份為《新青年》雜志在北京大學師生間影響力的提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學生讀者群體的形成,為陳獨秀與《新青年》雜志社會影響的擴大提供了新的助力。

另一個需要指出的影響就是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身份為他聚攏優質的作者提供了便利,這其中尤以胡適為典型。(6)關于胡適與《新青年》雜志關系的形成,詳見張寶明:《讀者·作者·編者:三重維度下的胡適與〈新青年〉》,《安徽史學》2017年第2期。胡適在留學美國之時,便已在國內獲得“文名”。當時向胡適約稿者不乏其人,其中尤以《甲寅》和《新青年》為力。例如,章士釗在1915年便向在美國的胡適約稿,“前辱示書暨小說一種,高懷雅誼,傾感不勝?！栋亓种畤芬训侨胨钠?早經郵呈,想蒙鑒閱……左右文才斐亹,讀者傾心,如有鴻文,務望陸續惠寄,鈔胥之費,當略籌備……不識近在新陸所治何學?稗官而外,更有論政論學之文,尤望見賜,此吾國社會所急需,非獨一志之私也?！?7)《章士釗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1915年10月,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亦向胡適約稿稱:“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志一冊,乃煉(即汪孟鄒——引者注)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秋桐亦是深交,曾為文載于甲寅者也;擬請吾兄于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8)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69、70頁。12月13日,汪孟鄒再次寫信給胡適:“陳君(獨秀——引者)望吾兄來文甚于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志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于應付也?！?9)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69、70頁。汪孟鄒除了為《新青年》約稿,還預定了胡適日后的稿件,“將來撰稿有需于吾兄者甚多,當求竭力相助”。(10)《汪孟鄒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2頁。陳獨秀也向胡適直接約稿,“大作《決斗》遲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論改造新文學意見,甚佩甚佩。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11)《陳獨秀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3頁。顯然,亞東圖書館與群益書社都對胡適這一人才汲汲以求。

1917年胡適在打算歸國之時,對其個人前途問題亦不得不加以考慮。早在1916年時,汪孟鄒就在致胡適的信中詢問道:“吾兄定何時卒業?何時返里?便請告知?！蓖裘相u詢問的原因在于“吾皖有人擬俟時局定后,組織一日報,友人議論均謂請吾兄主任至為佳妙也,未知尊意如何?”(12)《汪孟鄒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2頁。顯然,汪孟鄒已經為胡適歸國后的職業做了謀劃,日報社“主任”似乎是一個不錯的職位或選擇。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為胡適開出了更具誘惑的條件:“書局成立后,編譯之事尚待足下為柱石,月費至少可有百元。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13)《陳獨秀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5頁。綜合而言,陳獨秀提供的職位月收入總計約有400余元。這對于當時迫切需要賺錢的胡適而言,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胡適歸國之時,其個人經濟狀況并不富裕。這從他與江冬秀的婚禮籌辦上就能反映出一二。胡適在給其母親的家書中寫道:“兒此次歸里,決計暫不迎娶,家中千萬勿作迎娶之預備?！焙m雖列舉了多個“不迎娶”的理由,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無錢何能辦此事”。(14)陸發春編:《胡適家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2頁。由于個人經濟能力的限制導致胡適不得不將自己的婚期“一推再推”。對于歸國之初的胡適而言,尋求一份“穩定的高收入”就顯然尤為迫切。

胡適能夠接受陳獨秀的邀約加盟北京大學,一個潛在且很重要原因就是陳獨秀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這一身份使他對于胡適的承諾具有更強的兌現能力。胡適任教北京大學后,其收入未及陳獨秀所言之數,但亦相當豐厚。正如胡適在家書中所言:“適在此上月所得薪俸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高矣?！倍?胡適還能夠到他處兼職,日后收入必定會增加。(15)陸發春編:《胡適家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2頁。因此,胡適對于這份教職十分滿意。自然,這是其他職位所不能提供或者說滿足的。陳獨秀正是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吸引到了胡適這位新文化的大將。

陳獨秀成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后,一方面他將一些志同道合者引介至北京大學,如胡適、劉半農。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從北京大學的教授群體中尋找志同道合者,如周作人、沈尹默、陳大齊、王星拱等。這些優質的作者群體的聚攏,改變了《新青年》雜志早期陳獨秀“獨撰”的窘況,進而改由北京大學同人輪流編輯。因此,《新青年》雜志才能夠刊登啟事:“本志自第四卷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16)《本志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4卷第3期,1918年3月15日。這樣的“啟事”既是“新思想”資源集中的體現,又是《新青年》雜志編輯、作者群體完備的標志。顯然,《新青年》雜志能夠“自給自足”與陳獨秀本人的文科學長身份有著莫大的關系。

《新青年》雜志編輯、作者隊伍水平的提升直接帶動了雜志影響力的擴大。正如《新人》雜志上的文章所言:“《新青年》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鋒,開發新思潮的動機。歐戰以前,中國都抱著守舊的思想,保存腐朽的文化;到現在,人民守舊的思想,一變而為革新,腐朽的文化,一變而為實用,能夠順著世界的潮流進行去,一半可說是《新青年》提倡,鼓吹之功?！薄缎虑嗄辍飞系奈恼隆安畈欢啻蟀攵际怯袃r值的文章,像《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等,對于社會上更多影響,而專號中像《易卜生號》,《人口問題號》和《勞動問題號》等尤好?？傊缎虑嗄辍肥且槐居袃r值的書,社會上受著他的影響狠(應為很——引者注)大?！?17)朱樸:《六種雜志的批評》,《新人》第1卷第5號,1920年8月1日。來自于批評者的“肯定”,對《新青年》雜志的影響力而言顯然更具有說服力。

正是因為有陳獨秀“文科學長”加持,外界才會把《新青年》雜志作為北京大學的“?？笨创?。為了消除外界的“誤會”,陳獨秀不得不對此做出解釋:“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F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志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18)《〈新青年〉編輯部啟事》,《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15日。陳獨秀雖聲明校與刊“毫不相干”,但也只是撇清了組織上的關系。而在人員上,無異于是告訴讀者《新青年》雜志的作者們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從另一個側面看,就等于是坐實了《新青年》和北大的關系。對于讀者而言,《新青年》雜志上的觀點究竟代表的是作者個人還是北京大學,實際上已經不再重要了,自然他們也不會去詳細區分這些細微的差別。因為在讀者看來,《新青年》文章的論點已經蘊含了北京大學的權威。

文科學長對于陳獨秀或《新青年》的深刻影響,從當時的讀者反響中亦能夠觀察到一二。以曹聚仁和施存統兩人為例。曹、施二人都是浙江一師的學生,都服膺理學。施存統后來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原因在于“除了關于反對孔子的一部分之外,大概都很贊同”。(19)(施)存統:《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我》(續),《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9月22日,第3版。施存統對于《新青年》雜志的“贊成”也影響到了他的老鄉曹聚仁。1918年秋天,曹聚仁乘船去杭州,在船上遇到了施存統。據曹聚仁回憶:“船行三日,我們接席傾談,當然無所不談。我看見他的枕下,擺著幾本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隨手拿來看了幾篇,不覺有些異樣的感覺。那些文字,雖是用文言體寫的,內容卻是嶄新的。如吳虞所主張的只手打孔家店,在舊士大夫眼前,真是大膽妄為,大逆不道?！辈芫廴仕^的“舊士大夫”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因為他們同是單不庵的弟子。因此曹聚仁才會問施存統:“存統,我們的單老師看了,他會有怎么樣的想法?”施存統回答道:“單老師,也未必會反對的!《新青年》中的寫稿人,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陳先生,他還是北大的教務長呢!”(20)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24頁?！敖虅臻L”應為“文科學長”的誤傳,但陳獨秀的官方身份的確為其所辦刊物增加了權威性。(21)關于“官方權威”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可見張寶明、李帥:《民間與官方資源互動視角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很顯然,在這些“外地人”眼中,北京大學教授和北京大學具有同樣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所具有的力量足以使他們懷疑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

難怪后來的“學衡派”對此很不服氣,正如梅光迪所言:“彼等之學校,則指為最高學府,竭力揄揚,以顯其聲勢之赫奕,根據地之深固重大?！?22)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學衡》第2期,1922年2月?？梢?北京大學給予《新青年》雜志的不僅僅是作者和讀者,同樣還有服膺全國青年學子的權威。而《新青年》雜志對于北京大學資源的利用都是建立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基礎之上。因此,陳獨秀任職北京大學對于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最終使陳獨秀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鉅子”,也成為當時新思想界毫無疑問的領袖之一。

二、新舊沖突與陳獨秀官方身份危機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革命,其直接的攻擊目標就是“舊文化”?！缎虑嗄辍氛Q生之日,正值袁世凱復辟之時。正如陳獨秀所言《青年雜志》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23)陳獨秀:《答王庸工(國體)》,《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82頁。實際上“如果不以‘文化與學術’作為招牌,不但北洋政府不能容許《新青年》的存在,而且連同人都難以尋覓”。(24)張寶明:《從學術到政治:“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會主義的精神路徑》,《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6期。但是,《青年雜志》卻連續發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吾人最后之覺悟》《孔子平議》《憲法與孔教》及《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章?？梢?《新青年》雖未直言反對“復辟”,卻是通過“反孔非儒”的曲線方式表達編者自身的主張。緊接著,《新青年》雜志便豎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對于舊文學的攻擊使《新青年》雜志吸引了更多的社會關注,自然也就出現了一批反對者。正如魯迅所言:“主張用白話者,近來似亦日多,但敵亦群起,四面八方攻擊者眾,而應援者則甚少,所以當做之事甚多,而萬不舉一,頗不禁人才寥落之嘆?！?25)魯迅:《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頁。顯然,“四面八方的攻擊者”雖讓《新青年》同人處境頗為艱難但無疑也讓雜志獲得了更多的關注。

新舊文學之爭與政治產生關聯是“新青年派”將林紓創作的小說人物“荊生”的形象原型解讀為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徐樹錚。鄭振鐸對此總結道:“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異常的多。時常有人在散布著有政治勢力來干涉北京大學的話,并不時的有陳胡被驅逐出京之說。也許那謠言竟有實現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運動的發生。林紓的熱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們乃是一九一九(年)的二三月間的事。而過了幾月,便是‘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安福系不久便塌了臺,自然更沒有力量來對于新文學運動實施壓迫了?！?26)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劉運峰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191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安福系雖未能直接撲滅新文學的火焰,但并不意味著“謠言”是空穴來風或者說新文化的倡導者未受到壓迫。

傅斯年對此的描述可以為鄭振鐸的“總結”提供一些歷史的細節。傅斯年稱:“有位‘文通先生’,慣和北大過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著兩本《新潮》、幾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個人看,加了許多非圣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的評語,慫恿這位地位最高的來處治北大和我們。這位地位最高的交給教育總長傅沅叔斟酌辦理?！?27)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頁。傅斯年提到的“地位最高的一個人”實際上就是當時總統徐世昌。因此,1919年3月,傅增湘(沅叔)致函蔡元培表示,“自《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于在事員生,不無微詞”,顯然,“耆宿”所針對的是“在事員生”,也就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新文化運動領袖。(28)《附:傅增湘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5、286頁。對此,蔡元培的態度是“當事之員,亦甚愿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29)《復傅增湘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4頁。此函雖為傅斯年代為撰寫,但亦表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辦學態度。而傅增湘所擔憂的是“倘稍逾學術范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傅增湘所謂的“益啟”實際表明“新舊文學之爭”已經與黨派之爭相關聯了。(30)《附:傅增湘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85、286頁。

陳獨秀成為北洋政府高層政治壓力與北京大學自由學風的“矛盾點”,其公開的表現之一就是關于陳獨秀辭職的議論在當時的刊物上廣為流傳。1919年2月26日,北京大學學生張厚載就在《神州日報》中登載了北京大學可能出現人士變動的消息。該通信稱:“近來北京學界忽盛傳一種風說,謂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即將卸職”,而且“東海近據某方面之報告,對于陳獨秀及大學文科各教授如陶履恭、胡適之、劉半農等均極不滿意,擬令一律辭職……然陶胡兩君品學優長,何至牽連在內。彼主張廢棄漢文之錢玄同,反得逃避于外。當局果有此種意思,誠不能不謂其失察也?！睆埡褫d認為,“陳獨秀將卸文科學長職之說,極為可靠”。他的依據就是:“日昨大學校曾開一極重大討論會,討論大學改組問題,欲將某科某門改為某系,如是則可以不用學長。此種討論亦必與陳學長辭職之說,大有關系,可斷言也?！?31)半谷通信:《學海要聞》,《神州日報》1919年2月26日,第3版。到了3月3日,張厚載再發通信稱:“前次通信報告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教授將有更動消息,茲聞文科學長陳獨秀已決計自行辭職。并聞已往天津,態度亦頗消極。大約文科學長一席,在勢必將易人。而陳獨秀之即將卸職,已無異議……胡適、陶履恭、劉半農三教授則蔡校長以去就力爭,教育部已均準其留任?！?32)半谷通信:《學海要聞》,《神州日報》1919年3月3日,第3版?！缎聼o錫》報也登載這樣的“傳聞”,即:“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之等諸君創文學革命之論,為時所忌,致有被逐之謠。雖幸未成事實,然茍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學術,必受盡無數之艱難挫折,始克有成。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深望陳胡諸君,勿因此小小恫嚇,而自餒其氣也?！?33)逸:《編輯尾聲》,《新無錫》1919年3月10日,第4版。陳、胡被逐的原因還在于文學革命與“為時所忌”,可見時人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在陳獨秀被捕入獄后,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呈請將陳獨秀早日保釋。其中一條理由就是:“陳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學、新思潮見忌于一般守舊學者,此次忽被逮捕,誠恐國內外人士疑軍警當局有意羅織,以為摧殘近代思潮之地步?！?34)《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呈請將陳獨秀早予保釋由》,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卷,新華出版社2019年版,第713頁。

對于《神州日報》上的消息,蔡元培親自致電該報辟謠。蔡元培在電文中稱:“貴報‘學海要聞’(半谷通信):‘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于陳學長辭職一說,并無否認之表示?！硕螆蟾?有數誤點:(一)陳學長并無辭職之事,如有以此事見詢者,鄙人必絕對否認之。所謂并無否認之表示,誤也?！倍鴮τ趶U除文科學長之事,蔡元培表示“陳學長贊成不設學長之議,純粹為校務進行起見,于其個人之辭職與否,無關系”。同時蔡元培也否認以辭職力保胡適等教授之事。(35)蔡元培:《致〈神州日報〉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9—280頁。最終,事件的結果以北京大學開除張厚載結束。在整個事件中文科學長的“去留”實際上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陳獨秀作為文科學長是否辭職,引發關注原因在于“文科學長”的官方性質。北京大學“學長”制度來源于清末的教育改革。依照清末的《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分科大學監督,每科一人,共八人,受總監督之節制,掌本科之教務、庶務、齋務一切事宜。凡本科中應興應革之事,得以博采本科人員意見,陳明總監督辦理?！?36)張百熙:《張百熙集》,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250頁。民初,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認為:“從前北京大學堂職員,有總監督、分科監督、教務提調,各種名目、名稱,似欠適當,事權亦覺紛歧。北京大學堂今擬改稱為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為大學校校長,總理校務;分科大學監督改稱為分科大學學長,分掌教務;分科大學教務提調即行裁撤;大學校校長須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學學長中薦一人任之,庶幾名實相符,事權劃一,學校經費亦得藉以撙節?！?37)《教育部總長呈薦任大學校校長等文》,《政府公報》第5期,1912年5月5日。根據上述呈請規定,“總監督”即為校長,而“分科監督”為“分科學長”。顯然,改稱分科學長后其職權依然不變。而且,在新規定中“分科學長”具有校長備選人的資格,可見其重要性。因此,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并不是普通的大學教授,而是具有官方身份的管理者。

對于來自北洋政府上層的壓力,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能夠以“兼容并包”來維護倡導新文化的教授們,但蔡元培不可能完全無視來自北洋高層的政治壓力。正如《申報》所言:北京大學所出版的新思潮刊物,“大招一輩舊思想者所反對,其視此等出版之作者,幾于大逆不道。屢次欲藉不正當之勢力加以壓制,此等暗潮醞釀已非一日,最近此輩舊思想者仇視益深”。而張元奇更是攜帶《新青年》《新潮》等雜志到教育部陳說,并希望教育總長對此采取制裁措施。但由于教育總長傅增湘并未有相應的行動,“舊思想者”便希望由“新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并彈劾大學校長蔡元培氏。而尤集矢于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氏”。(38)《傳教育彈劾說之由來》,《申報》第16563號,1919年4月1日,第6版。在北洋政治的壓力下,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須采取相應的舉措予以回應。蔡元培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可以說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層以“校長”身份回應北洋政府上層政治壓力。免除陳獨秀文科學長的職務,實際上是對高層政治壓力的妥協。而在“文科學長易人”的具體操作層面,由于摻雜了諸多派系與利益的糾葛,其過程卻不甚令人滿意,尤其是陳獨秀對此頗為憤怒。(39)陳獨秀對于“文科學長易人”的不滿體現在其對湯爾和的態度上。在1919年3月26日夜間的會議上,湯爾和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如胡適所言,“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湯爾和——引者注),是夜先生之議論風聲,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睂嶋H上,這一晚也改變了陳獨秀的人生軌跡。因此胡適指出,“試讀四月十一日記末行,可知在當時獨秀與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會之意義?！币虼?陳獨秀才會在遇見湯爾和時對其“以怒目視”,足見陳氏對于湯爾和之不滿。見《胡適致湯爾和(稿)》及《附:胡適手抄湯爾和日記和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600—601頁。第二層在處理的過程中考慮陳獨秀的個人感受,以顧全私人情誼。因此,蔡元培在致電《神州日報》社時一再強調陳獨秀是為了學校教務問題主動辭職,而北京大學還保留了陳獨秀的教授職位。這些舉措都是蔡元培對陳獨秀個人的尊重。綜合而言,蔡元培對于該問題的處理是得到了陳獨秀的認可。在蔡元培去世后,陳獨秀撰文寫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原來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對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義,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40)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報(重慶)》1940年3月24日,第2版。陳獨秀所談及的“公義”“私情”,自然也包括了文科學長易人之事。

陳獨秀在新世界散發傳單被捕入獄后,在官方的報告中,其“官方身份”仍是重點,“陳獨秀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今春辭職。當在大學時,組織《新潮》雜志,自認文學革命,頗有操縱全校之勢?！?41)《陳獨秀被捕及獲釋》,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卷,第689頁。而在獄中的陳獨秀亦頗受“特殊照顧”,即在獄中多次由醫生為其診治。例如,1919年7月20日第一次診治報告中稱:“押犯陳獨秀聲稱伊頭部發暈,肚腹發墜。遂派巡長那玉景往醫藥室,將宋醫官請到本所給其診,系痃癥。復派那玉景同宋醫官至醫藥室,給其取來面藥六包,令其一日服用三次?！?月30日至9月7日,陳獨秀因“消化不良”之癥六次由林醫官為其診治。(42)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卷,第751—758頁。顯然,這不是一般收押的“犯人”所能夠享受到的待遇?？梢钥隙ǖ氖顷惇毿愕摹扒氨本┐髮W文科學長”的身份還在發揮著作用。如陳平原所言:“與北大文科的聯手,既是《新青年》獲得巨大成功的保證,也是其維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43)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顯然,這一“路向的前提”是由陳獨秀的官方身份予以保證的。那么,陳獨秀在卸任文科學長之后,重新選擇自己革命的路徑就是題中之義了。

三、身份變換與陳獨秀的革命轉向

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為他聚攏新文化資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文科學長作為北洋官僚體系的一部分,與陳獨秀的性格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因為陳獨秀是一個性格堅毅的執行者,章士釗曾評價陳獨秀“言語峻利,好為斷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于人”。而在行動上“獨秀則不羈之馬,奮力馳去,回頭之草弗嚙,不峻之坂弗上”。(44)孤桐(章士釗):《吳敬恒—梁啟超—陳獨秀》,《甲寅(北京)》第1卷第30期,1926年2月6日。因此,陳獨秀不可能與“舊派”或北洋官僚體系妥協。作為實干家的陳獨秀,直接的行動顯然更符合他的性格與理想。

陳獨秀性格的特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新文化運動“鉅子”會幫上海學生聯合會的學生散發傳單。(45)相關情況可參看《陳獨秀被捕及獲釋》,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卷,第683—706頁。因為五四運動之后,學生的實踐已經遠遠超出了老師輩的行動。顯然要引導學生就需要加入學生,五四后陳獨秀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當被啟蒙的學生們走上街頭的時候,作為一個“老革命黨人”的陳獨秀很難再靜坐書齋,所以陳獨秀才會有“研究室與監獄”的論斷。陳獨秀認為:“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46)只眼(陳獨秀):《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梢钥隙ǖ卣f,北京大學就是陳獨秀的“研究室”。在整個社會都動起來的時候,陳獨秀顯然做好了進“監獄”的打算。而陳獨秀由文科學長轉變為大學教授,身份的變化是給陳獨秀去掉了“緊箍咒”,并最終促使陳獨秀離開了北京大學。

關于陳獨秀的性格對其離開北京大學以及革命道路選擇等的影響,胡適在日后寫給湯爾和的信中討論過這一問題。胡適認為:“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47)胡適:《致湯爾和(稿)》(1935年12月23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600頁。胡適的說法遭到了湯爾和的反對。湯爾和認為:“陳君當然為不羈之才,豈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脫鞲而去?！倍摇耙躁惥斈曛寺袨橹弥髮W,終嫌不類”。顯然,湯爾和認為陳獨秀的志趣與大學的生活并不相符。在湯爾和看來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只是個時間問題。湯爾和甚至認為:“當時陳君若非分道揚鑣,則以后接二連三之極大刺激,兄等自由主義立場能否不生動搖,亦屬疑問?！?48)湯爾和:《湯爾和致胡適》(1935年12月29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卷,第609頁?？梢?胡適多年后所認為的“約束力”在湯爾和看來是“不堪一擊”的。相較于胡適的自信,湯爾和的判斷或許更接近陳獨秀個性的真實。

除了性格因素,陳獨秀走上街頭的思想根源亦是有跡可循。關于陳獨秀行為的思想根源從他對于“新文化運動”的解釋中可以窺探到一二。在陳獨秀看來,新文化運動“確和‘軍事’‘政治’‘產業’三者沒有同一范圍的。但是能夠將‘新文化’的運動,加入此三項范圍以內,更有完全最高的理想。世上軍事是可不要的,但現下軍事不能免去。什么緣故呢?我們主張使戰爭受了‘新文化’的感化,使軍士反對一切非文化的野蠻。至于說起產業方面,我想也應該如此的。也應該使‘新文化’去主揮(疑為“指揮”——引者注)他的?！薄罢我矐斒故堋挛幕母谢??！挛幕稣蔚囊€,使政治日日發達,不至于爭權奪利。我們應該使政治受了‘新文化’的主揮(疑為“指揮”——引者注),萬萬不可我們反受了政治的感化?，F在的中國,無論南方北方,可說是沒有一個好人。官僚、政客、軍人,都是如此,無非爭點權利罷了。他們那還有時候去管國家呢。我們的‘新文化運動’斷然不能受他們的利用?！?49)陳獨秀:《什么是“新文化”運動?》,《滬江大學月刊》第9卷第4期,1920年4月。需要說明的是本篇是陳獨秀在滬江大學所做的演講筆錄,與發表在《新青年》第七卷五號上的同名文章,在文字上存在差異。因該篇是用以演說的緣故,所以陳獨秀的闡釋更加詳細。因此,本文采用該版本作為資料,以便于研究。顯然這時的陳獨秀認為新文化最重要的是“運動”,也就是要發揮其影響力。在陳獨秀的闡釋中,“新文化”實際上已經轉變為一種革命的力量——進行社會革命的利器。有了行動的目標,就要采取行動的實踐,這是由陳獨秀的性格決定的。

陳獨秀革命道路的轉向對于中國革命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陳獨秀對于建黨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他新文化運動“鉅子”身份所產生的凝聚力體現出來的。正如維經斯基在他的一封信中所寫的:“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著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議題以及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50)《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頁。利金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中稱:“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共產主義小組,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有組織上的聯系,上海小組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中央局……上海小組具有領導作用,不僅因為它是中心組,而且也因為有陳獨秀同志參加?！?51)《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第86、88頁。顯然,陳獨秀的“聲望”和“影響”是凝聚中國各地革命組織或革命者的重要力量。

對于陳獨秀的特殊身份(新文化運動“鉅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他們的報告中多次強調,例如,馬林稱“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5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即陳獨秀——引者注)?！?52)《馬林第一次來華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頁。馬林在另一份報告中甚至稱,“組織得不到發展”的原因就有“月刊(指《新青年》——引者注)長期停辦”。(53)《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紅色工會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和東方部遠東局——關于中國形勢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的工作報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卷,第452頁。而在中共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陳獨秀個人的威望是組織凝聚力的重要保證。彭述之在其回憶錄中對此即有所描述: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它最初幾年內,能夠保持繼續性和穩定,無疑的是由于陳獨秀的個人威信。作為黨總書記,他監督宣傳部門,同時又是黨出版物最勤奮的供稿人;他與省城和國外干部和黨員維持聯系,他就是黨四面八方轉盤的軸心?！?54)彭述之口述、程映湘編撰:《彭述之回憶錄》下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9頁。時至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報告中也指出:“他(指陳獨秀——引者注)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55)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陳獨秀是“一批懷著拯救和復興民族、改造和建設‘新中國’的‘新青年’知識分子逐漸積聚到一起,開展‘新文化’的啟蒙探索”的核心人物。(56)翁有為:《“五四”前后陳獨秀對“封建”意涵的探索——中共“反封建”話語的初步形成與發展》,《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5期。陳獨秀多數的時間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實際上他是“激進者中的激進者”。因此,隨著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的發展,陳獨秀自然積極投身其中。而上海作為中國社會革命資源(既包括思想方面的,亦包括物質方面的)最為豐富的城市,革命活動自然也最為活躍。陳獨秀身處上海這樣的城市,積極參與其中是符合其個人性格的。而《新青年》雜志最終轉變為一份政治性刊物也就是順利成章的事情。因此,從第七卷六號開始,《新青年》雜志開始把關注的重心放到了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上。在中共成立之后,《新青年》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陳獨秀的身份也從思想領袖最終變成了革命領袖,無疑陳獨秀和《新青年》再一次引領了時代潮流的發展。

結 語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的身份一變再變。陳獨秀身份轉變的背后所折射的正是中國社會革命重心的轉移。陳獨秀文科學長身份的確立,為他聚攏新的思想資源創造了便利條件。由此,陳獨秀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而在新舊沖突之中,具有雙重身份的陳獨秀實際上成為了矛盾的焦點。即便是作為同一陣營的蔡元培在面對政治壓力之時,亦不得不對陳獨秀的官方身份進行調整。在失去官方身份后,陳獨秀反而獲得了更多的行動空間。陳獨秀將其所聚集的思想革命資源投入到了中國的社會革命之中,進而為中國革命開辟了新的歷史篇章。毫無疑問,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始終是走在時代最前列的那個人。陳獨秀身份的轉變既是中國革命的“因”,又是中國革命的“果”。顯然,陳獨秀作為過渡時代的重要人物,本身就蘊含著復雜甚至矛盾的內容,因此對其研究也就有了多維度的觀察視角。這也是為什么后世研究者需要不斷探求、研究的原因所在,但最終的目的在于還原一個真實的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