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臘淘金記:民國時期川西北的財富、生計與冒險

王海兵 李沛容

(1.浙江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四川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黃金是昂貴的裝飾品,更是天然的貨幣、價值的尺度以及財富的象征,在人類歷史上擁有極高的地位,一直被人們迷戀、追逐。漳臘金礦位于青藏高原東緣,南距松潘縣城約20公里,礦區范圍包括岷江西岸的對河寺、金河壩、一根樹、天燈竿子、赤密、大灣、赤水壩、青草壩、三岔河、鴨舌溝等處,尤以金河壩以南的對河寺產金最為豐富。漳臘金礦在青藏高原乃至全國采金史上占據顯著位置。1912—1949年,漳臘金礦開采黃金總量達100多萬兩,約合32噸。(1)松潘縣地名領導小組編:《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松潘縣地名錄》, 1983年自印本,第182頁。漳臘金礦以其產金量大、品質上佳而聞名于世。民國時期,各方勢力、各色人等懷揣財富夢想或尋求生計活路,爭赴漳臘采金,人數之多、規模之大令人矚目。

目前,學界對青藏高原金礦史的研究,側重于西藏及西康地方,尚未對漳臘金礦進行全面系統探討。(2)相關論著主要有:[法]布爾努瓦著、耿昇譯:《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年版;楊嘉銘、楊環:《藏區黃金開發的幾次浪潮》,《西藏研究》2000年第2期;任新建:《雪域黃金——西藏黃金的歷史與地理》,巴蜀書社2003年版;楊惠玲、楊鴻光:《論宋元時期藏區的黃金》,《西藏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盧征良、王川:《傳統沖突與現代轉型:近代康區黃金礦業開采問題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本文將漳臘金礦置于民國時期川西北局勢演進的框架下進行考察,勾勒漳臘金礦的礦權更替、組織結構、產量消長、漳金的交易流通等方面的基本脈絡,并在重建史實的基礎上揭示軍閥、政府、寺廟、金廠、金商、金夫子等相關各方圍繞漳臘金礦開采呈現出的不同面相。選取漳臘金礦作為個案進行專題研究,對于深化理解近代川西北邊地復雜多元的權力糾葛、底層民眾的生業百態以及資源開發中的族際關系等議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漳臘金礦的經營管理與黃金生產

漳臘地處川甘青毗鄰地區,為漢藏交通之孔道,海拔約3140米。漳臘金礦位于祈命部落的水桶寨、黑斯寨等處,當地藏民稱這一帶地方為“郎日瑟康”(nang ri gser khang),意為“郎日金庫”,苯教寺廟對河寺(郎日寺、郎依寺)就建在這座“金庫”上。長期以來,雖有民眾零星發現金子,漳臘城中的商人亦曾試圖集股招工采金,但因藏民反對,未能正式開掘。在藏民看來,黃金是鎮山之寶,挖金會破壞土地和風水,從而得罪山神。(3)歐爾孝口述、王安康記錄、阿壩州文史辦整理:《漳臘金礦》,《阿壩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阿壩藏族自治州印刷廠1984年印本,第137、137—138頁。

漳臘金礦大規模、有計劃之開采肇端于民國初年。辛亥鼎革后,商民率先在漳臘對河寺周邊采金,礦洞以百數,礦工千余名,日產金七八十兩,后“因爭洞奪礦,經松潘縣府封禁”。(4)鄧錫侯編:《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區屯政紀要》,編者1936年印本,第131頁。1917年,川西北發生八角事件,四川省長戴戡令川軍劉存厚部團長張達三為征懋軍司令官兼代懋功縣知事。(5)《四川征懋軍近訊》,《申報》1917年10月26日,第7版。八角事件后,劉存厚將西路漢軍(6)宣統三年(1911),四川總督趙爾巽奏請將松潘鎮標自總兵、參將、游擊、都司、守備暨馬兵、戰兵、守兵一律裁撤,官弁分遣回籍,兵丁汰弱留強,重新改編為巡防五營,并改總兵為統領。同年八月,保路運動波及整個四川,隨后松潘發生“辛亥番變”。1912年,巡防五營改編為松茂陸軍,并與尹昌衡所派之陸軍等分道進攻松潘,5月克復松潘城。1913年,松茂陸軍易名為漢軍西路前五營,直隸四川督軍管轄,營分中、左、右3哨,每哨78名,每營總計244名,統部曁五營合計1244名,漢軍統帶之統部駐松潘城,第一營營部帶領中、左兩哨駐扎漳臘城。參見張典等修、徐湘等纂:民國《松潘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66輯,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96頁。劃歸松理懋茂屯殖軍總司令陳戎生直轄。陳戎生委任張達三為松潘屯殖總辦兼松理懋茂屯殖軍第二區司令,查勘墾殖區域,督飭墾務,并代接漢軍統領印符,調查屯殖軍的漳臘金廠事宜。張達三于1917年12月28日抵達松潘,受到駐松漢軍第二營營長李陽三的強烈抵制,并煽惑第一、五兩營各哨目兵一致推戴李陽三為漢軍統領,導致張達三于1918年元旦遇難。李陽三遂令搜括松潘屯殖署公私款項、衣物等,并分數隊襲擊漳臘金廠,“所有銷成條金六七百兩,及金沙五六百兩,銀洋數千元,銅幣千余串,廠員衣物等件,掃掠一空,并肆行打毀房舍器具而去”。(7)《松潘兵變之詳情》,《申報》1918年2月19日,第6版。

屯殖軍開辦漳臘金礦時,有工人200余人,平均每日獲金二三百兩,歷時8個月。張達三被害后,漳臘金礦權落入漢軍手中。據王天元調查,對河寺郎日喇嘛“第一痛恨張達三”,“因為張達三開金廠,直接危險(脅)到對河寺的房子——寺下金洞縱橫,恐怕房子倒塌。他每一提到金廠,不禁欷歔”。(8)王天元:《近西游副記》,南京拔提書店1935年版,第102頁。1918年,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將四川各軍駐防區域劃分為11個防區,防區割據局面逐漸形成,川西北邊地被劃為靖國軍衛戍第九區。

在防區制背景下,金礦成了駐軍的一大利源。松潘漢軍系統的任樹齋接辦金礦后,順從輿情,改變之前由軍隊專營的局面,開放民營,訂立章則,提收金課,一時之間,工人增加到3萬人以上,日產金500兩左右。(9)李承三:《松潘漳臘式砂金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8號,1948年11月,第119頁。任樹齋主持金礦2年后,由王維周接辦,產量日減。又逾3年,再次調任氏主持礦務,日產量約在七八十兩,多則100余兩。當時有樂至人李青云來到漳臘,成為金河壩的最早槽商。(10)《一年不如一年 漳臘金產量銳減》,《新新新聞》1937年9月2日,第6版。漳臘金礦的最初金槽開在對河寺下面的地段,因該處產金甚旺,故被稱為“紅灘”。民國初年,每個槽子的開掘要付給土地主人3兩銀子的槽母錢,20世紀20年代后,由于采金業的興旺,槽母錢也逐漸漲至50塊大洋。(11)歐爾孝口述、王安康記錄、阿壩州文史辦整理:《漳臘金礦》,《阿壩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阿壩藏族自治州印刷廠1984年印本,第137、137—138頁。每槽(棚)以8—10人為準,開掘一槽,俗稱“提一槽子”,無論產量多寡,每槽按月抽收課金1兩2錢,“槽商亦無一定組織,有一商掘數槽者,亦有數商共掘一槽者”。(12)四川省動員委員會資源組編:《開發四川資源方案》,1938年自印本,第10頁。

1924年,川軍鄧錫侯部開始進駐茂縣,由鄧錫侯節制的四川江防軍一部也于1925年進駐汶川。自1926年前后,因采金者爭執紛起,仇殺、暗搶之事頻發,當局派兵維持治安,“乃設稅課,經理者曰廠長,每任一載,囊聚萬金,因此營謀該位置者,不惜夤緣,然而金商大受刮取,無不暗中叫苦,于是倒號頹業者,時有所聞”。(13)《捐稅經減輕后漳臘金戶紛復業》,《新新新聞》1936年4月22日,第5版。1927年,松潘、理番、懋功、茂縣、汶川5縣和撫邊、綏靖、崇化3屯被劃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屯殖區,于茂縣設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同年,江防軍以武力接收漳臘金礦,取得礦權。

鄧錫侯部接管漳臘金礦后,采用軍督商辦的方式進行經營,金廠“性質獨立,故不受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署之統屬。廠以管理礦穴、征收庫金為目的”。(14)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7頁。鑒于當時廠規廢弛、槽商稅捐沉重,田為綸繼任金廠總辦以后,“約束員司,整頓秤戥”,“并于槽商擔負迭謀減輕”,屢請鄧錫侯設法整飭,廢除各項駐軍津貼及稽查等費,“商民、槽戶等感惠至深”。(15)《漳臘金廠總辦田公為綸德政》,《新新新聞》1933年11月27日,第1版。1928年,江防軍在漳臘發現新富礦,因此從當年3月至1929年9月,漳臘金礦平均每日可產金三四百兩,礦區人數更是達到5萬以上。1930年春,鄧錫侯派李炳揚接辦金礦,由金河壩溝心向上溝推進,達于大牛子、二道坪及鴨舌溝一帶,兩年時間采金10萬兩。(16)經濟部采金局編:《金礦叢刊·川康專號》,編者1942年刊印,第24頁。

漳臘金礦開辦初期,產量大,利潤高,每日可出金300余兩,1925—1926年,每日能出金100余兩。至1931年,漳臘礦區尚有金槽200余棚,金夫子數千人,日出金六七十兩。另據李青云等人稱,1918—1931年,每日得金100余兩,或數十兩,“每置大幫馱子攏漳,所駝生銀或生洋動以萬計,以是時之金價計之,三十元一兩,三萬元可購金千兩之多”,可用“馱子駝金”來描述當時的盛況。李青云“亦嘗以大皮袋,盛黃金作枕頭”。(17)《一年不如一年 漳臘金產量銳減》,《新新新聞》1937年9月2日,第6版。1932年鄧錫侯改派二十八軍警衛司令謝德堪等接辦后,日產金60兩左右,采金工人1萬人以上。(18)經濟部采金局編:《金礦叢刊·川康專號》,編者1942年刊印,第24頁。同年,屯殖督辦署為維持礦區治安,委派官員赴漳臘金礦稽查,并調川西漢軍1連及屯督署警衛大隊1中隊前往該處聽差調遣。(19)《松潘漳臘金廠增設一稽查處維持該廠治安》,《新新新聞》1932年10月31日,第7版。1933年,鄧錫侯委任二十八軍特科司令部參謀長牛子晉充任金廠總辦后,有槽戶四五十家,日出金二三十兩,最多可達80兩以上。(20)《松理茂懋汶五縣屯區金礦調查》,《新新新聞》1934年7月23日,第7版。槽戶中,純粹的民商約占2/3,一旦被認定為槽戶后,每月無論獲金多少,均須照章繳納課稅純金5錢。(21)《松潘漳臘金廠概況》,《四川月報》第5卷第2期,1934年8月,第91頁。在漳臘金礦的旺盛期,若按每兩平均100元計,全年產值約有200余萬元。(22)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提要》,1938年自印本,第6頁。

1934年10月底,莊學本到達漳臘時,其所見漳臘礦區“全溝有槽子數百,故巖上坡上比列若蟻穴”。(23)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7頁。當時金廠有礦工數千,產金較旺者有10余槽,其余俱成廢槽,往年旺盛時每日可采金數百兩(24)莊學本:《四川漳臘金礦》,《申報圖畫特刊》第96期,1935年2月28日。,而“近年所出較往年似已遜色,昔每年全廠各穴中可得數十兩之巨金磚數十塊,惟近年雖仍出而只二三塊。此項巨金磚自重十余兩至五六十兩不一”。(25)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7頁。二十八軍在漳臘金礦設有警備處,并在溝旁搭木棚數處,按槽征收課金,每個“槽夫”(即金穴主人)日納課金2分(26)莊學本:《四川漳臘金礦》,《申報圖畫特刊》第96期,1935年2月28日。,全廠平均每月可征二三十兩課金,出金旺時有五六十兩不等。(27)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7頁。

1935年,四川各路軍閥交出防區內的民政、財政等權,達成川政統一,維持18年之久的防區制宣告結束。同年,由于受川西北邊地局勢波動的影響,松灌交通阻滯,漳臘礦區生活用品供給困難,40余家槽戶及5000余名金夫子逃走,散處四方,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為此,改組后的四川省政府特設金礦整理委員會辦事處于漳臘,有辦事員10人,護礦兵1連,并特派礦學專家段子祜為金礦局整理委員,赴漳臘招回槽商、礦工等。四川省府試圖通過此舉,逐漸撤銷金礦局,并依照法律,取得漳臘礦權,從事開采,以裕國富。但當地駐軍拒不交接,“省府乃以武力驅逐之”。(28)經濟部采金局編:《金礦叢刊·川康專號》,編者1942年刊印,第24頁。段子祜到任漳臘金礦廠長后,積極整理規劃,因槽商資本缺乏,且系重新營業,故特免除兩月課金,之后繳納之課稅減輕1/3,于是“遠近富商巨賈與一般新舊金戶,紛紛踴躍復業”,至1936年4月上旬,已有槽戶80余家,金夫子2000余名。(29)《捐稅經減輕后漳臘金戶紛復業》,《新新新聞》1936年4月22日,第5版。此為漳臘金礦由軍督商辦轉入四川省政府官辦時期。當時在金河壩一帶,每槽每月納課金3分,三岔河一帶則每槽每月納課金2分。在福華公司于1936年取得礦權后,金礦整理委員會漳臘辦事處撤銷。在此期間(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辦事處共收課金44兩6錢,每兩時價100元,折合4460元,除開支外,尚不敷3000余元。(30)李賢誠:《松潘金礦調查報告(附圖)》,《地質叢刊》1941年第3號,第105頁。

1936年,福華公司經理王仲槐申請開采松潘縣漳臘三岔河、鴨舌溝、天燈竿子、一道坪、二道坪等處金礦,得到國民政府實業部批準。(31)吳鼎昌:《咨四川省政府(礦字第一四六八五號)》,《實業部公報》第283期,1936年6月13日,第29頁。時人認為王仲槐領得采礦執照后,漳臘金礦“始入合法采掘時期”。福華公司投資數十萬元,聘有段子祜、吳蘊瑛等專家督飭礦務。(32)《戰時開發資源 試探赤密金礦產》,《新新新聞》1938年1月17日,第6版。1937年,四川省建設廳委派劉季生為福華公司經理,前去接替王仲槐,王氏延抗不交。劉季生領有手槍兵1排,駐漳臘城內,王仲槐有礦警隊1中隊,雙方發生激戰,王仲槐被扣押。(33)《川西一角的槍聲 漳臘金廠起沖突》,《新新新聞》1937年9月1日,第6版。福華公司為集股性質,設有董事會,計有董事5人,股東100余人,每股50元,最大股東為100股。漳臘金廠有經理1人,總攬金廠內外一切事宜,下分工程、事務及會計3股。工程股內有工程師、技士、技手及監工員等,工程師辦理廠內工程事務,由董事會聘任。事務股下有礦警隊、無線電臺、醫院、稽查及收租員等,事務及工務人員皆由經理委派或雇請,礦警隊1連亦歸經理指揮。會計股下為物料保管員、采買員、金庫等。(34)參見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1938年自印本,第132頁;李賢誠:《松潘金礦調查報告(附圖)》,《地質叢刊》1941年第3號,第105頁。

漳臘金礦自開辦以來,一直沿用“土法”,隨便挖淘,礦洞儼如峰巢。據經驗豐富的采金者稱,漳臘金礦“依山傍河,金脈太多,惟扭于舊法,致產量逐漸減少,若能以科學方法測量金層開采,則每日出金,仍可及昔年之數百兩產量”。(35)《捐稅經減輕后漳臘金戶紛復業》,《新新新聞》1936年4月22日,第5版。福華公司接辦后,試圖擴大生產、改進技術。1937年,福華公司著手試探赤密金礦,并另派專人開發洋芋屯,毛爾蓋、包座一帶的金礦也在積極籌備開發。該公司董事會擬增資10萬元,購辦抽水機、打風機、發電機等設備,并將礦山原有油燈一律改為手提電燈,運沙車改用滾珠油槽裝置。(36)《戰時開發資源 試探赤密金礦產》,《新新新聞》1938年1月17日,第6版。

漳臘金礦的開采一般以棚(槽)為單位,1棚約24人,夏季時有七八十棚,冬季可達200余棚。(37)楊大金編:《現代中國實業志》下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580頁。事實上,關于每棚的人數,有的文獻記載為六七人至十余人不等,但以10人為1棚者居多。(38)《松潘漳臘金廠產額大增》,《礦業周報》第165號,1931年11月7日,第1092頁。福華公司的采金作業實行輪班倒,每組分兩班,兩天輪流1次。因金槽地方狹小,每班又可分為兩小班,其中,匠人負責洞中拕金工作,二把手負責將砂泥裝上背簍中,背手將砂泥背倒于木車中,拕手負責將小車置于輕便軌道,拕到洞外溜金處進行沖淘。溜砂工作仍由原班工人于第二日上午共同完成。1937年前,漳臘金夫子除吃公飯外,在無金時,其荒板錢標準為:匠人每班(即每兩日)4角,二把手、拕手及背手(又稱“馬尾子”)皆3.5角。有金時,匠人因負責“溜盆”,其可得全部產量5.2%的“看盆金”,把手負責“溜床”,故可得全部產量1%的“看床金”,此外,總產量的30%由全體金夫子平分。(39)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2頁。

福華公司自辦礦洞數個,日產金二三兩,間或可至四五兩,此種礦洞被稱為“官槽”。在福華公司礦權范圍內的其余大部分金礦則由私人槽商向福華公司租佃開采,謂之“私槽”,每個槽主自行出資雇傭礦工數名挖掘。1937年,私人團體在漳臘礦區租佃開采者,約有100余家,每家少者為3人,最多有達90人,平均約為15人,租佃費每公畝每日2角,有租約,半年簽1次。此外,福華公司亦要按日收取保安費,為各私人團體淘金所得之8%。礦稅按國民政府規定為所得2%,亦由該公司代收、代轉。福華公司設有礦警100人,按日收取之費用,則由礦警負責。每天上午溜金時,在每個溜床旁邊,必有礦警1名站守。(40)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3、134頁。

據1938年李賢誠調查,在金河壩及一根樹一帶,每噸砂可得金二三分,往西上行經鴨舌溝至三岔河,則每噸產量減至1分或數厘。一般而言,每班工人(以6—8名計)每日工資、伙食費用共需約4元,加上監工的薪水及燈油、鐵器等雜費2元,合計6元。若能出砂2噸,每噸產金2分,則每班可獲金4分,每兩按時價250元計,每班可得10元。除了開支,尚可獲利4元,即每兩金成本為150元,利潤為100元。因產金量并不恒定,有時砂金層變薄或消減,不僅無利可圖,且還可能折本,但總體而言,挖金能獲相當之利潤。(41)李賢誠:《松潘金礦調查報告(附圖)》,《地質叢刊》1941年第3號,第105、113頁。

由于漳臘礦區盛行槽戶制,槽戶私人所得之金反而較礦權所有者為多,因此,李賢誠建議加強黃金統制,全部改用雇工制,按時發放工資,所出砂金直接歸廠方收存,但統收砂金的價格應與市面相近,否則槽戶與礦工的利益會大受影響,而被迫走私,沿途關卡應派兵駐守,嚴加搜查。(42)李賢誠:《松潘金礦調查報告(附圖)》,《地質叢刊》1941年第3號,第105、113頁。劉祖彝亦認為,漳臘金礦的礦工酬勞“以采雇工獎金制為宜”。(43)劉祖彝:《四川松潘漳臘金礦》,《礦測近訊》第59期,1946年1月,第2頁。

此外,扯尾子活動也是漳臘金礦黃金生產的重要補充形式。在漳臘礦區從事“扯尾子”工作者大多為礦工家屬及當地民眾。扯尾子是一種業余的淘金活動,系在金夫子溜床淘洗后的砂石及泥土中重新進行溜金,有時甚至溜至第4遍。1937年時,漳臘礦區有一千五六百名民眾在扯尾子。據稱,扯尾子效益好時,每人每日可得值1元之金。扯尾子純屬撿漏,無需向金礦公司繳納任何費用。(44)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3、134頁。扯尾子者偶爾亦有淘得大塊黃金,“則多為旁人覬覦,必脅取或謀奪之”,因而礦區暗殺案件時有發生,雖有駐軍,亦不能徹底維持秩序。(45)《金廠復業后漳臘市場一瞥》,《新新新聞》1936年7月14日,版面不詳。

漳臘礦區產金量雖漲落不定,但大致從1933年起,整體呈現下降趨勢。1936年上半年漳臘金礦產金量為7196兩,下半年僅3600兩。據金商估計,1937年上半年收金量不超過1000兩。至1937年秋,日產量不到15兩,槽戶從300余戶減至100戶以下,大部分槽戶“竟至債臺高筑,無資賠補,當然停采”,4000余名工人“多數不得不告失業”。(46)《一年不如一年 漳臘金產量銳減》,《新新新聞》1937年9月2日,第6版。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黃金成了戰備物資,其對于穩定法幣信用、安定后方金融、增加國際匯兌以及訂購軍需用品等均具有重要意義。1938年,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組織松潘金礦探勘隊赴漳臘等地探測金礦,該探勘隊于1939年改隸經濟部采金局,并易名為松潘區采金處。(47)經濟部采金局編:《金礦叢刊·川康專號》,第7、24頁。1940年,經濟部采金局入股福華公司,定名為官商合辦的“國福公司”。自官股加入后,公司組織擴大,講究情面,虧損甚巨,加之物價高漲,礦洞漸深,產金日減,導致入不敷出,乃于1942年停業。同年,經濟部采金局也因經費緊縮,停辦松潘區采金處。此后,槽戶自由開采,礦工尚有1000余人,淘洗廢砂,每日產金15兩左右,僅夠維持生計。(48)經濟部采金局編:《金礦叢刊·川康專號》,第7、24頁。1943年,中華采金公司(商辦)集資400萬元,承辦原國福公司及松潘區采金處礦區,試圖“改進采淘方法,大量生產,挽回頹勢”,但因“主持者不識本礦之生成,仍依舊地,同舊法”,承辦4年后,依然“一籌莫展”。(49)李承三:《松潘漳臘式砂金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第8號,1948年11月,第120頁。至1949年,曾經喧鬧繁華的漳臘礦區,除魏炳然、李榮武等10余家槽戶照常開采外,其余金槽皆已關停。(50)《松潘金廠大部關門》,《新新新聞》1949年5月14日,第11版。

二、漳臘金河壩市場漳金的交易流通

隨著金礦的開采,外來移民不斷涌入,在漳臘礦區逐漸形成一個名為“金河壩”(gser rko)的市場聚落。漳臘礦區的人群相當龐雜,據1932年調查,金夫子、槽戶、商販等人數曾達到五六萬人。(51)《松潘漳臘金廠增設一稽查處維持該廠治安》,《新新新聞》1932年10月31日,第7版。1937年,漳臘礦區有金夫子1200余人,大部分系單身,有眷屬者占25%,他們大都來自四川、甘肅、陜西、湖北、湖南及江西等省,而以四川安岳、灌縣、綿竹、羅江、永川、平武等縣人居多,約占總數的70%,甘肅、陜西人分別占15%及4%。(52)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4頁。金夫子大多“系退伍軍人,或系漏網盜賊,或系流氓,或系無法謀生之貧窮者,俱多在社會環境中逼至無可如何始入廠為礦夫謀溫飽,避環境之壓迫、法網之追索。而廠中于礦夫又不加以選擇、管理,任其在槽中自生自滅,故廠上工人之生活極為惡劣”。(53)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第167頁。金夫子常以“四塊石頭夾一塊肉”為言,“意謂以肉身出入于金洞中,不定何時,石墜崖塌,則此身葬于石壁中矣”。(54)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4頁。金河壩街市以及礦區金槽“糞穢狼藉,遍地皆是,且槽子為隧道,中亦尿糞遍地,故行路頗有舉步維艱之概”。因此,“廠上工人之不病而死者幾希,礦夫每年之死亡率總以百千計”。(55)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第167頁。金夫子的境況,使得“其生活觀念,完全以即時尋樂為前提”。他們“既不謀娶妻成家,亦不講衣服外表之美觀,惟以當時之物質享受為主,故其所得之金,皆盡逐日消耗于吃喝嫖賭之中”。(56)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4頁。金夫子恣意揮霍的生活態度,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金河壩市場的興盛。

金河壩市場的街道污穢不堪,棚屋破爛,但其熱鬧程度卻在松潘縣城及漳臘城之上。由灌縣至漳臘的途程中,“米面、蔬菜、肉食之供給,均不若漳臘金廠飯館之新鮮、方便而全備也”。在金河壩市場,除了能見到“眉目清秀、裝飾摩登之青年姑娘”以及各種賭場外,“尤以染吸鴉片嗜好者為最普遍”,且收入愈多,其上癮程度愈深。在漳臘金礦的匠人中,約有90%以上為吸鴉片者,二把手80%,背手及拕手75%,扯尾子70%,男女均有。(57)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34頁。據1937年調查,漳臘有吸戶管理所10家,每家每日約可做20—40元的生意,全年的鴉片煙收入共13萬余元,金夫子消耗于吸戶管理所吸食鴉片的開支約占其年收入總額的20%。(58)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提要》,第6頁。據統計,1938年時金河壩市場每月的消費額有4萬多元,其中鴉片煙約占3萬元。(59)《紀金河壩》,《新新新聞》1938年5月18日,第5版。

金商也是金河壩市場的主體人群之一。金河壩的金商大致分為兩類,即槽戶以及來漳臘收金的外來商人。槽戶的經營活動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每挖一槽而至產金需時間極久,自數月至數年不定,所需資本自數百至數千元亦不一。槽子無論何人均可前去在全廠區挖掘,至產金時始由金廠征收庫金。廠中無礦師,故開槽悉憑經驗,或旺或不旺則憑賴命運,雖經驗豐富者亦不能預知,故金旺而立時致富者有之,金不旺不值開采徒耗資本因而傾家蕩產者亦有之”。(60)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全集》上冊,第167頁。槽戶有時亦親自攜金售賣。漳臘金礦所產黃金的“成色在國內金礦中推為第一,價亦最昂。金業中名之曰‘漳金’”。(61)莊學本:《四川漳臘金礦》,《申報圖畫特刊》第96期,1935年2月28日。高品質的漳金吸引著金商赴金河壩收購。

自由貿易是金河壩市場黃金交易的顯著特點。政府對于金河壩的黃金“未加以統制收集,一任人民自由售購”。(62)王琢之:《松潘歸來話黃金》,《中央日報》1941年3月25日,第4版。全面抗戰爆發后,為增加黃金儲備,國民政府鼓勵民間采金,并加強對民營、私人采金的監管,制定黃金國有辦法,大量收購黃金,在各地普設收兌金銀辦事處,引導民眾以金銀易法幣,吸收民間所存金銀。據統計,1938年7月到1939年5月,“四行”(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從各處采金者購進143000英兩純金,這批金若以每英兩合200元計算,其價值總計有2860萬元,如果再加上被私人購買或收藏的4—5萬英兩黃金,則黃金總量當在19萬英兩左右。(63)《西南各省金礦豐富 資源委員會考察概況》,《申報》1940年5月5日,第6版。在此政策環境下,1939年后,當局試圖以低價統購漳金,“曾派有收金專員,統制收兌,然人事復雜,積習已深,照市價收得者為數仍屬寥寥,操縱走私,無力取締”。(64)王琢之:《松潘歸來話黃金》,《中央日報》1941年3月25日,第4版。金河壩市場的漳金交易“一概用舊秤做標準,新秤可合舊秤百分之一百二十四,大家慣用暗盤,官價似乎已經被忘記了”。(65)靜子:《閑話松潘:金的世界》,《中央日報》1943年6月14日,第7版。至1941年,金河壩市場的黃金仍為自由買賣,“因法價低于暗盤,故官廳收金不易”。(66)王健民:《松潘之縱橫面》,《時代精神》第4卷第4期,1941年7月20日,第68頁。

金河壩市場的金價受局勢及產量等因素影響隨時波動。1934年,漳臘金價每兩值川洋130元,合申洋100余元。(67)莊學本:《四川漳臘金礦》,《申報圖畫特刊》第96期,1935年2月28日。1935年,因外運困難,漳金價格跌至每兩70—80元。又因漳臘“時有濫兵、流氓、土匪晝夜行劫,所有槽戶、蓄有金者,僉被搶劫,而生活物品尤高漲不已”,槽戶多半歇業,而金夫子亦有約二三百人失業,金價遂大漲,每兩售洋110余元。(68)《因匪患與生活關系 漳臘金價奇漲》,《新新新聞》1935年12月23日,第5版。至1936年,漳臘金價又有回落,生金每兩90余元。(69)《金廠復業后漳臘市場一瞥》,《新新新聞》1936年7月14日,版面不詳。此后,由于金礦儲量漸少,加上礦區生活成本高昂,漳金供不應求,價格時有上漲。1937年底至1938年初,漳臘生金價格漲至每兩130余元,因外來客商日有增加,而“零金多被統制,人事稍遜之輩,有不易買得之嘆”。(70)《松潘金訊》,《四川經濟月刊》第9卷第3期,1938年3月,第21頁。1941年,金河壩市場的黃金售價每兩達900余元,此價被“四行”知曉后,即定牌價每兩(市秤)為600余元。(71)《漳臘金礦產量漸減》,《新新新聞》1941年5月17日,第6版。1948年,漳臘對河寺山中各金洞挖出之金又漸興旺,每日掘獲的金粒計有3兩之多者,以每兩(老秤)70萬元的價格被金河壩的金商收購。(72)《松潘挖金人日漸有起色》,《大公晚報》 1948年6月15日,第1版。

金河壩市場的金商獲得黃金后,大部分通過松灌道運往成都轉售,也有一小部分輸入甘肅。川西北邊地萬山重疊,道路崎嶇,近代該區域殺人越貨之事常有所聞,屯殖督辦署為此專門成立保商隊,保護商人運貨出境。1935年,4名保商丁將3名金商殺害于松灌道上,并搶去砂金100余兩,銷于茂縣。(73)《松茂道上搶案 護商隊丁劫殺金商》,《新新新聞》1935年3月4日,第6版。當時金商等多五六人或十余人結隊,以軍閥、土豪、痞子作護符,“明納暗賄,得以載金而歸,否則即不遭暗殺,行至松茂道中亦不免掉去腦袋,人財兩空,其環境如是危險,而逐逐營營者,固如蛾之趨焰,人生本為利名忙也”。(74)《金廠復業后漳臘市場一瞥》,《新新新聞》1936年7月14日,版面不詳。

成都為四川西部及西康等產金之地黃金的主要集散市場。成都黃金的來源約分三路:西路松潘漳臘一帶;北路安縣、綿竹、平武、北川一帶;南路西康省一帶。每年陰歷七八九月份為上述三路黃金輸入成都之旺季。砂金之成色最佳者首推漳金,多系十足赤金,其次為打箭爐收購之黃金。成都黃金市場每月交易量約為三四千兩,最旺月份可達7000兩,除了成都本地市場每月約可銷售首飾、佛金等1000兩外,其余之黃金多運往上海,或為囤戶所收集。成都市場之金商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帶貨商,計有天盛德、永和泰、祥興、寶成4家,均屬陜幫。在成都至上海航空線未開通以前,帶貨商所帶金貨赴上海,每100兩黃金有三四百元之收入。另一種則為銀樓首飾商,有天成亨、鳳祥、楊慶和、中盛永、天長永等,此外,尚有專門錘佛金之陜商以及小首飾店多家。由成都市場輸出之黃金必須先鑄成金條,每條10兩左右,50兩為1秤,成都金價之起落,以上海標金行市為其計算之標準。(75)《成都金業概述》,《四川月報》第9卷第2期,1936年8月,第239—241頁。

結 語

漳臘金礦的興辦是時勢變化與權力及資本交互作用的結果。近代以來,在求富求強潮流的推動下,資源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凸顯,礦務成為富國裕國之道。軍隊是民國初年漳臘金礦的主導者。在防區制度下,漳臘金礦成了漢軍、屯殖軍、江防軍、二十八軍等軍閥的逐利場。軍閥掌握礦權后,或由駐防軍隊招工開采,或招商淘挖,收取金課。1935年后,漳臘金礦逐漸轉由政府統制經營。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遷駐重慶,四川成為抗戰大后方和民族復興根據地。為增強抗戰力量,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四川資源的管控,國家資本開始介入漳臘金礦。槽戶制是民國時期漳臘金礦開采的主要組織形式。槽戶制的盛行促進了漳臘私人采金業的發達,也使得政府統制黃金生產、流通的目標難以達成。

漳臘金礦開采初期,產額巨大,利潤豐厚,在川西北邊地經濟和商貿結構中占據突出位置。防區制時代,軍閥政權對漳臘金礦實行重稅政策,影響了槽戶的采金積極性。自20世紀30年代初起,漳臘黃金生產呈現萎縮趨勢。木材業雖也受到過度稅收的損害,但相較金礦業,呈現上升勢頭,而藥材、畜產品等依然是川西北邊地的基礎性產業。與此同時,軍閥割據所需的巨額資金,也加速了松潘、理番、茂縣、黑水、平武、汶川等地的鴉片種植。20世紀20年代后,川西北邊地鴉片產業的崛起極大影響了當地社會經濟、商業及民生。

民國時期,漳臘金礦的主辦者和礦工等群體基本來自內地,“軍政商學,三教九流,綠林偷盜”等混雜期間。漳臘礦區“有四多:官多,袍哥多,煙哥多,病人多”。(76)《紀金河壩》,《新新新聞》1938年5月18日,第5版。礦區的很大一部分槽戶系退役軍人。1927年,江防軍駐防漳臘后,“其在職之員每多借此營私……該軍退后所遺之退伍人員幾占全槽戶三分之一,因而參謀、副官、連長、軍需、排長、書記、師爺、處長等十色五光,不一而足……歷任總辦雖有禁止之說,不過一紙虛文”。(77)《漳臘金廠總辦田公為綸德政》,《新新新聞》1933年11月27日,第1版。淘金的收益主要歸軍閥、資本家、袍哥、官僚豪紳、金商等勢力所有,對于大多數的礦工而言,發財的愿望往往無法實現。袍哥、鴉片及賭博是近代四川的弊政,這在漳臘礦區表現尤甚。袍哥成分極其復雜,不論貧富尊卑,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及流氓強盜均可參加袍哥。據歐爾孝稱,礦工來漳臘挖金,必須先加入袍哥組織,才能做工,且不得任意調換槽子。管事為了榨取礦工的血汗錢,開設煙館,賒賣鴉片,礦工染上煙癮后,賒吸鴉片,結賬時,有的礦工以工資抵煙債。管事們還在漳臘開設賭場,從中抽頭,不少礦工輸得負債累累。(78)歐爾孝口述、王安康記錄、阿壩州文史辦整理:《漳臘金礦》,《阿壩藏族自治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140頁。川西北邊地“土諺有云:‘窮淘金,富挖藥’,意謂淘金者皆窮,挖藥者多富,由此即可知淘金人之難于致富矣”。據任建三等人在邊地之所見,“此說頗不為虛”。(79)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9、134頁。

為供應數量龐大的淘金客群體日常所需,金河壩市場百業皆備,琳瑯滿目的貨物從青海、甘肅、四川之平武、灌縣等地運來。漳臘金礦的開采以及伴隨而來的區域間族群交往、物資流通,強化了漳臘與周邊地區的整合,并對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等產生了重要影響。金河壩市場“時有祈命部落之番民婦女盛裝入市,將青稞麥子購去后,即招搖市上,選購化裝(妝)品及紅料珠等”。(80)莊學本:《四川漳臘金礦》,《申報圖畫特刊》第96期,1935年2月28日。漳臘城中“番漢混什,備形熱鬧,全市多什貨鋪,其營業以全賴金廠及番人”。(81)李媚、王璜生、莊文駿主編:《莊學本文集》上冊,第165頁。因漳臘金礦而衍生的生計門路,也使得礦區附近的部分藏民生活逐漸寬裕,“故其對金廠,已發生好感”。(82)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編:《四川西北邊區墾牧調查報告》,第19、134頁。作為由外來力量推動形成的資源型移民社區,漳臘礦區與民族社會之間也存在著張力。大規模的無序挖金擠占土地資源,踐踏莊稼,掏空房舍地基,破壞神山等,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損害。礦工的吸煙聚賭,狂歡墮落,敗壞了邊地的醇良風俗。因金礦開采引致的劫掠與爭斗,加劇了社會動蕩。因此,漳臘僧俗首領及民眾對于挖金之行為大多持反對態度。礦主則往往通過增加槽母錢、重金收買或武力鎮壓等方式,以消弭挖金阻力。(83)安本欽、澤旺他、屈錫通:《松潘漳臘金礦見聞》,政協松潘縣文史提案學習委員會編:《松潘文史資料》第1輯,編者2017年印本,第8頁。1929年,針對漳臘金礦開采出現的諸多亂象,郎日喇嘛感慨道:“金廠開了十幾年,死的人總是萬數,又有幾個真正發了財呢?漳臘城里的人也是亂想發財,丟了莊稼不做,天天都到金廠上來逛,不是陪這個喝酒,就是陪那個燒煙,弄得男女老幼都是大癮,也才十幾年工夫,漳臘城里的人,都變成討口子模樣,甚么羞人的事都做出來!……他們挖金子的人又得了甚么好處?”(84)王天元:《近西游副記》,第103頁。任乃強認為,新中國成立前,青藏高原的采金方式“利少害多”。(85)任乃強:《青藏高原采金芻議(摘錄)》,《任乃強藏學文集》下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頁。證之以近代漳臘金礦開采史,任氏之說甚為妥帖。

漳臘金礦僻處四川西北隅,來往運輸貨物除用人力肩挑背負外,并用騾馬及牦牛馱運,運費昂貴而運輸量小,大型現代化采礦設備搬運不便。當地漢藏回等多民族雜處,民風彪悍,社會局勢混亂,治理困難。礦區缺乏系統、科學的地質勘探,挖金系用土法,隨意掘洞,漫無計劃,淘金所用之工具亦甚為簡單。這些因素也嚴重制約了漳臘金礦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漳臘金礦處于自由開采狀態。民主改革后,政府于1957年成立阿壩州屬地方國營漳臘金礦,至1962年10月,共開采黃金2552.5兩,最高年產量758.5兩,職工最多時達400人。國營金礦撤銷后,留守礦山的27名工人自籌資金于1962年11月成立集體所有制性質的松潘縣漳臘挖金社,至1976年,共生產黃金2281.7兩。自建國以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漳臘金礦共開采黃金5554.2兩。(86)松潘縣地名領導小組編:《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松潘縣地名錄》,第182頁。其產量和礦工人數較民國時期已有顯著減少。1983年,經四川省礦產儲量委員會批準的勘探報告探明,漳臘金礦的殘存砂金儲量為10.408噸,后因當地群眾對國家開發該礦持有異議等原因,未能進行開采。(87)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志·地質志》,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頁。進入新時代以來,松潘縣政府啟動金河壩漳臘金礦廢棄露天礦山生態修復項目,推動漳臘礦區轉型發展,將廢棄金礦轉變為“綠水青山”,以打造新的“金山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