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探賾

孟 軻

(河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近年來,在鄂豫皖蘇區研究領域,伴隨著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研究的不斷興起,部分學者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制度建設,聚焦其檢察制度、土地制度等問題,初步產生了一些研究成果(1)代表性成果參見:劉建國主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人民檢察制度的發展》,中國檢察出版社2014年版;劉喜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土地制度述略》,《農業考古》2013年第3期,等。,但其中卻鮮少探究其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事實上,中共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實踐中,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著力推動根據地各項事業全面發展。這既是鄂豫皖蘇區之所以能夠成為斗爭規模和影響僅次于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塊大的革命根據地之重要因素,也是其作為“我們黨的重要建黨基地”(2)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61頁。,勝利鑄就大別山28年紅旗不倒歷史豐碑的一個“基因密碼”。從本質來說,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是百年大黨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試就該問題作初步探賾,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文本話語: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基本標識

“制度化”是在制度基礎上衍生而成的擴展概念,本意是指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制度不斷得以制定和執行,進而獲得反饋和矯正的動態過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外化為有形或無形的制度制定、執行、反饋和矯正,從而有效發揮其指導功能,充分體現其指導地位”(3)孟軻:《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百年歷程與基本經驗》,《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2—3頁。的動態過程。無論有形的制度,還是無形的制度,其在本質意義上都是以文本話語的形式闡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內在的強制性和約束力的規則規范,屬于一種靜態的文本標識。這些文本標識既是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相關制度的基本依據,又是具體考察其制度化建設的重要載體。

中共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開始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著力探索如何以直接或間接的制度規范體現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并以其態度鮮明、形式多樣的文本話語表達出來。1929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的《宣傳工作決議案》在黨的歷史上首次以文本表達形式直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制度規范,明確規定,“為要加強革命思想的領導,黨必須在群眾中擴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要“經常擔負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并指導在實際問題中如何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70,416頁。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諸同志的信中也指出,要“樹立列寧主義的正確指導”。(5)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70,416頁。這些文本話語雖然表述略有不同,但本質上均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的指導地位,并帶有一定的制度性約束,無疑屬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顯著標識。

鄂豫皖蘇區自1927年11月開始建立,到1937年10月國共合作實現后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為止,持續時間長達十年之久。中共在鄂豫皖蘇區“局部執政”的過程中,頒布實施了大量有關黨的建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制度規范,諸如政治決議、決定、大綱、條例、政策、規定等。這些制度規范主要體現在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輯的內部資料《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以及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和中共安徽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文本包括中共中央有關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文件、鄂豫皖中央分局文件、鄂豫皖省委文件、鄂豫皖蘇維埃政府文件、皖西北特委文件、鄂東北特委文件、豫東南特委文件。此外,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地方各級黨史和檔案管理部門收集整理和編纂的黨史資料和檔案文獻,同樣收錄有鄂豫皖蘇區所屬地、市、縣黨的建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相關制度規范。就內容和類型而言,這些直接或間接反映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文本話語集中體現在兩個層面。

其一,使用蘊含馬克思主義本質要求的文本詞語,明確表達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的宏觀指向。以鄂豫皖蘇區文化教育領域的制度文本為例,1931年7月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明確規定,“蘇維埃政府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發展蘇區的無產階級文化教育”,尤其要“統一教材的內容,嚴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據”。(6)《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頁。1932年2月皖西北特區赤色教師學生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指出,“今后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個徹底的轉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來武裝廣大工農群眾,作為階級斗爭的武器,爭取中國蘇維埃的勝利,一直到新的社會的完成?！?7)霍文達、王如、劉文東:《鄂豫皖蘇區教育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頁。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擴大會在明確各地黨委的具體任務時強調,“只有努力把黨的一切決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深入到黨和非黨群眾中去,才能使干部在政治上組織上武裝起來,健全起來?！?8)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乙種本1929—1934)》,河南省委辦公廳印刷廠1985年印,第174頁。這些制度文本盡管并未直接使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之類的字眼詞語,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鄂豫皖蘇區教育工作的“根據”和“武器”,并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深入到黨和非黨群眾中去”,無一不清晰表達了鄂豫皖蘇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根本要求,充分體現了其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宏觀指向。

其二,引用反映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關鍵語句,明確闡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的行為規范。以鄂豫皖蘇區政權建設制度文本為例,1929年12月2日,《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關于蘇維埃問題決議案》直接引用列寧十月革命時提出的經典口號“一切權力歸于蘇維?！?規定“蘇維埃一經成立,所有農民協會、革命委員會全部取消,一切權力歸于蘇維?！?9)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9—1934)》,黃岡地委機關印刷廠1985年印,第25頁。,從而在本質上明確了蘇維埃政權“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行為規范。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政治報告在談及蘇區婦女工作時同樣引用列寧原話,指出“婦女問題,列寧說沒有廣大的婦女參加革命,革命是不成功的”(10)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河南省委辦公廳印刷廠1985年印,第117、325頁。,充分闡釋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為蘇區加強婦女工作指明前進方向。1931年10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論及豫南特委機關工作的具體要求時,明確提出要依照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思想,“要下一個決心要把那非工農而政治上不堅定的分子在斗爭中開除出去”,從而使“特委才有力量”(11)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河南省委辦公廳印刷廠1985年印,第117、325頁。,深刻彰顯了特委機關工作保持工農本色的內在要求和行為規范。

二、理論教育: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認知基礎

管理學認為,制度化本質上是“組織成員事前對制度的形式價值的認同與事中對制度的遵守以及事后對制度的再生產的制度和實踐相互作用的辯證統一過程”(12)劉林、趙蕓:《制度化的定義和判斷標準》,《中國管理信息化》2013年第16期,第91頁。。這一概念釋義充分表明,實現制度化,首先就必須在充分的理論教育的基礎上,使組織成員事前產生“對制度的形式價值的認同”,從而更好地實現其對制度規范的認真遵守。實現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同樣需要一定的理論教育,使廣大民眾對其指導地位產生充分的理論認知和價值認同。

中共成立以后,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將其視為“準備奪取政權的黨,武裝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1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頁。1928年7月9日,黨的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提出,必須“加緊黨員群眾的教育,增強他們的政治程度,有系統的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1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頁。次年6月25日,六屆二中全會又指出,“若沒有對于全黨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教育工作,特別是在斗爭中解釋黨的基本理論與策略,決不能推進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完成黨領導革命的任務?！?15)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頁。這些論述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現實必要性和迫切性,為進一步實現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

鄂豫皖蘇區以大別山為中心,由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北三塊革命根據地統一組建而成,各根據地最初的領導者大多是革命知識分子,因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和教育方面有著較為深厚的群眾基礎。五四運動后,董必武、陳潭秋、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先后在鄂豫皖三省的黃安、麻城、羅山、光山、六安、霍山等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鄂豫皖蘇區主要創始人鄭位三就是受創辦利群書社的惲代英、林育南、鄭南宣等人的影響,“第一次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進一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開始起了重大的轉變?！?16)劉光明:《鄭位三傳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頁。1930年6月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后,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緊緊圍繞黨員干部、紅軍戰士、農民群眾和青少年群體,探索建立全面系統的教育制度體系,逐步增強民眾對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思想認知。

第一,將馬克思主義納入鄂豫皖蘇區教育結構體系,探索實現其理論學習的課程化?！岸踉ネ罡鶕氐狞h和蘇維埃政府依據無產階級教育原則,從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采取各種形式辦學”(17)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頁。,創造了由“紅軍教育、黨政干部教育、專業教育、社會教育、普通教育”(18)霍文達、王如、劉文東:《鄂豫皖蘇區教育史》,第21頁。等五種類型組成的教育結構體系。每一種類型的教育都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必學科目,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民眾。諸如,在紅軍教育方面,要求紅軍戰士“不僅持槍沖鋒,在軍事上戰勝敵人,并且必須武裝我們的頭腦,努力去學習馬克思與列寧的理論”;(19)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皖西北特委文件1929—1935)》,安徽省委六安新華印刷廠1985年印,第316頁。在黨政干部教育方面,除參加支部訓練外,由鄂東北特委創辦的鄂豫皖蘇區第一所干部學?！鯑|北黨務干部學校,學習的科目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社會進化史、共產主義ABC、中國社會之分析、農民問題等”;(20)霍文達、王如、劉文東:《鄂豫皖蘇區教育史》,第62、97、99頁。在普通教育方面,各村、鄉、區分別創辦列寧初級小學、列寧模范小學、列寧高級小學,“對于工農分子實行免費的教育”(21)《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卷,第435、159、435—436頁。,開設國語、數學、自然常識、政治常識、社會常識等課程(22)霍文達、王如、劉文東:《鄂豫皖蘇區教育史》,第62、97、99頁。,其中國語、政治常識、社會常識課程有大量內容涉及馬克思主義基礎常識。以鄂豫皖省文化委員會編的《列寧初級學校國語》課本第四冊為例,全書共50課,第一課講工人:“工人是兩手空空的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替別人做工,才能換得一碗飯吃,他們是世界上最受剝削、最受壓迫的人。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23)霍文達、王如、劉文東:《鄂豫皖蘇區教育史》,第62、97、99頁。

第二,將馬克思主義納入鄂豫皖蘇區教材內容體系,探索實現其理論教育的規范化。鄂豫皖蘇區初創時期,蘇區黨組織十分重視教材內容體系建設。早在1929年6月9日,鄂東北特委就明確規定,蘇區教材“由蘇維埃文化委員會編訂”。(24)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黃岡地委機關印刷廠1985年印本,第91頁。當然,教材編訂需要一個過程,因而存在著“有的學校還有四書五經,其余多半是國民黨化的課本”(25)《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卷,第435、159、435—436頁。的現象。1931年7月,鄂豫皖蘇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討論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針對已有教材出現“三民主義的、孔孟之道的、耶穌教會的以及一切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的材料”,明確規定要“統一教材的內容,嚴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據,同時編定各種模范課本,供給學校使用”(26)《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2卷,第435、159、435—436頁。,從根本上確保各類教材內容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服務蘇區革命斗爭和政權建設的內在需要。這些教材投入使用后,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就迅速提升了蘇區民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知水平,成效十分顯著。據1931年4月6日《鄂豫皖蘇區的實況》通訊報道,蘇區青年群眾在接受教育后,“現在不再相信菩薩了”,而是“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了”,“許多從前是供奉菩薩的,現在都是被列寧馬克思驅逐出去了”。(27)《鄂豫皖蘇區的實況》(蘇區通訊),《紅旗周報》1931年4月6日第4期,第4版。

第三,將馬克思主義納入鄂豫皖蘇區宣傳教育體系,探索實現其理論認知的通俗化。鄂豫皖蘇區積極響應中共中央關于“發展我們黨的機關報,使他們通俗化;編輯通俗的小冊子、歌曲等,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籍”(2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481頁。的宣傳教育號召,主要從創辦報刊和傳唱革命歌謠層面,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知通俗化制度規范?！岸踉ネ钪醒敕志种鬓k《列寧報》《紅旗報》,蘇維埃政府主辦《蘇維?！芳究?軍委主辦《戰斗報》,團委主辦《少年先鋒隊》《赤色兒童報》,總醫院主辦《顯微鏡》,先后出版發行”(29)《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4卷,第500—501頁。,鄂豫皖特委、皖西北特委和蘇區各地同樣也辦有諸多報紙刊物,并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通俗化教育,要求“編輯體裁不能答復廣大工農群眾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的要求,應當把內容更簡單化,題目更加實際化來答復蘇區內部許多問題?！?30)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第104頁。就傳唱革命歌謠而言,在蘇區列寧學校的音樂課堂中,音樂教師“一面講詞,一面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31)光山縣教育局:《光山蘇區的教育事業》,《光山黨史資料》1986年第2期,第18頁。在蘇區農民夜校的課堂中,晚上學習兩個小時,一節文化,一節唱歌;在彭楊軍政干部學校,除了常規課程學習,學員必須學唱革命歌謠,由此宣傳了中共的政策主張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理論。正如在鄂豫皖蘇區戰斗過的周純麟回憶,“當時對馬列主義的革命道理都不懂,一聽宣傳隊唱歌很快學會了,也就懂得了革命的意思?！?32)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三、制度規范: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主要載體

制度規范是制度化建設的主要載體。鄂豫皖蘇區創建以來,蘇區黨組織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斗爭,在治黨、治國、治軍方面制定實施了一系列具體制度規范,滲透著馬克思主義政黨觀、革命觀、軍隊觀、文化觀、經濟觀、教育觀等思想,并以行之有效的“制度化馬克思主義”的形式體現其指導價值。正如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鄂豫皖的實際情況結合,形成了一套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制度和政權組織,使得大別山區創造了28年紅旗不倒的奇跡?！?33)李俊、周忠鑫:《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黨的政治建設的有益探索及啟示》,《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13頁。整體來說,這些制度規范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

其一,馬克思主義政黨觀指導地位制度化規范。馬克思主義政黨觀是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學說。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先后探索建立一系列有關黨的建設的規章制度,將馬克思主義政黨觀作為“制度精神”有機滲透到各項具體制度之中,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一是在探索建立黨的政權領導制度中有機滲透。鄂豫皖蘇區黨組織領導創建全國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黃安縣農民政府和縣級蘇維埃政權——商城縣蘇維埃政府,先后制定《黃安縣農民政府施政綱領》《蘇維埃問題決議案》等制度,強調“加強黨對蘇維埃的領導權,充實政府中無產階級基礎與健全黨團工作,但不能以黨包辦蘇維?！?。(34)《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3卷,第283頁。二是在探索建立黨的組織制度中有機滲透。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強調,發展黨員要“多找貧苦而有階級覺悟很勇敢的先進農民分子入黨”;(35)《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53、54,56頁?！凹訌婞h的政治教育,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精神來戰勝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一切不正確傾向”;(36)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鄂東北特委、豫東南特委文件)》,第73頁。強調“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群眾中的核心”(3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第375頁。,必須“切實健全支部組織生活”。(38)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9—1934)》,第12、25頁。三是在探索建立黨的作風紀律機制中有機滲透。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強調,要使黨組織真正成為“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群眾中能起核心作用的組織”(39)《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53、54,56頁。,就必須“依照列寧主義黨的組織”目標規范,嚴格要求每個黨員,至少具備“統一思想、統一策略、統一行動”(40)鄂東北與皖西北黨組織編印的《入黨須知》,轉引自譚克繩:《略論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第40頁。三個特色。

其二,馬克思主義革命觀指導地位制度化規范。馬克思主義革命觀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學說,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蘇維埃制度,可謂該思想的成功實踐。中共成立之初,即以蘇維埃制度為奮斗方向,探索實現馬克思主義革命觀指導地位制度化。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成為“中國革命之最適宜的政權形式”。(4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頁。從1927年11月黃安縣農民政府成立到1929年12月商城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再到1930年6月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成立,鄂豫皖蘇區對蘇維埃制度的實踐不僅走在各革命根據地前列,而且將馬克思主義革命觀有機融入蘇維埃制度建設之中,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一是有機融入初步形成的蘇維埃政權建設制度。鄂豫皖蘇區先后制定頒布《蘇維埃組織法》《蘇維埃政府臨時組織大綱》等法規,明確“蘇維埃是直接民眾的政權”,其組織必須“經代表大會或群眾大會選舉”(42)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9—1934)》,第12、25頁。,充分表明蘇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為指導,創建了一個反映和維護人民利益的工農民主政權,開辟了由人民政權領導進行社會更新的新道路?！?43)何友良:《蘇區制度、社會和民眾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頁。二是有機融入初步形成的蘇維埃經濟建設制度。鄂豫皖蘇區先后制定實施《臨時土地政綱》《土地政綱實施細則》等法律,實行“土地國有化”“耕者有其田”政策,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1930年9月17日中共鄂豫邊特委發布的《關于征收累進稅問題的通告》,是黨的歷史上最早正式發布的稅制,“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首次在根據地提出稅收主張,開展稅收實踐”。(44)曹樹武、曹錦陽:《鄂豫皖蘇維埃根據地稅收歷史貢獻及其紅色稅收精神的傳承》,《湖南稅務高等?？茖W校學報》2017年第3期,第21頁。三是有機融入初步形成的蘇維埃社會管理制度。鄂豫皖區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先后頒布關于糧食、文化教育、婚姻問題決議案等一系列法令,明確提出“盡力刻苦自己,節省糧食,接濟群眾,以減少民眾的痛苦和盡可能的供給前線革命戰士的需要”(45)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第5頁。等主張,千方百計解決蘇區群眾的民生問題。四是有機融入初步探索形成的蘇維埃立法司法制度。鄂豫皖蘇區各級蘇維埃通過立法,“把民主革命的綱領、路線、政策、策略和當前具體任務法律化,依法行使權力?！?46)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第413、415頁。尤其以列寧的檢察監督思想為指導,“結合根據地軍事斗爭、土地革命和社會改造的需要,創立了人民檢察制度”,成為黨領導下的人民檢察制度的最早發端之一。(47)司凌麗、龔堅強:《試論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對前蘇聯早期檢察制度的移植》,《中國檢察官》2013年第6期,第26頁。

其三,馬克思主義軍隊觀指導地位制度化規范。馬克思主義軍隊觀是關于無產階級軍隊建設的思想,核心在于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鄂豫皖蘇區工農紅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軍隊觀指導自身制度建設,推動實現由無到有、由弱到強、由地方武裝向正規軍隊的巨大轉變。一是探索制定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通過的《軍事問題決議案》明確指出,必須成立軍事委員會,“指揮鄂豫邊整個的軍事行動”,擔負對管轄的各種武裝組織的“指揮、訓練、整理、給養、補充等責任”(48)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省委文件1929—1934)》,第32頁。,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地位。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又進一步強調工農紅軍“最需要集中和統一,最需要黨的嚴密指導”(49)《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268、78、15頁。,并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組建成立工農紅軍第一軍,實行“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的原則”。(50)《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268、78、15頁。二是探索制定政治部與政治委員制度。鄂豫皖蘇區工農紅軍大多由農民組成,保守觀念、地方觀念“異常嚴重”,中共中央明確要求鄂豫皖蘇區工農紅軍普遍設立政治部與政治委員,“加強紅軍中的政治領導與黨的組織,提高黨的威信到最高”。(51)《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268、78、15頁。紅四方面軍成立后,先后探索制定《軍、師政治部工作細則》《團政治處工作細則》《紅軍政治指導員工作暫行條例》等制度,在注重選拔和配備政工干部的同時,不斷將“團以上各級政治工作機構健全起來”(5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90頁。,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政治工作系統。三是探索制定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鄂豫皖蘇區工農紅軍初創早期,已經在斗爭的實踐中認可并開始學習毛澤東創建井岡山的辦法,將支部建在連上,“無論是師長、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編到黨小組,和機關干部、勤雜人員一起過組織生活,學習黨的決議、指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5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90頁。

四、實踐局限: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歷史審視

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地位制度化的本質體現,也是其思想建設不斷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化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雖然并沒有單獨進行專門或專題性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但卻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在制定實施一些具體的制度規范時,本身就包含著諸多體現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斗爭的建設規范和邏輯意蘊,由此使得這一建設得以初步呈現。例如,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明確提出“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從而“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32頁。

盡管這些制度文本并未直接出現“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或“制度化”一類的話語,但明確提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和“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實際上已經蘊含著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基本內涵。鄂豫皖蘇區同樣如此,蘇區黨組織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等多個層面,探索建立了一系列反映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具體制度規范,既為蘇區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領和制度保障,又在一定程度上蘊含著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內在意蘊,整體上仍然屬于中共探索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百年歷程的雛形階段。與此同時,從制度化內在包含的制度建構、制度擴散、制度執行三維層面來看,鄂豫皖蘇區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仍然存在著一些實踐局限。

首先,受“左”傾錯誤影響,制度建構過程十分艱辛曲折。鄂豫皖蘇區創建初期,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受“左”傾錯誤影響相對較少,主要得益于吳光浩、吳煥先、戴學敏等一批“土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依據根據地實際情況,探索將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化”為制度理論指導實踐,發揮制度效能,推動土地革命深入發展。正如徐向前在總結鄂豫皖蘇區革命斗爭經驗時指出,“根據地的這些領導人,土生土長,和當地群眾有血肉聯系,土馬克思主義有一些,洋教條極少。如果搬洋教條的話,闖不出這種局面來?！?55)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76頁。但是,從1930年6月鄂豫皖蘇區政府成立之后,一些具體的制度建構開始受到“左”傾錯誤影響,未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其中不乏徘徊反復之舉。例如,在土地分配制度方面,鄂豫皖蘇區最初對富農和中農的態度比中共六大提出的“不應該故意加緊對富農的斗爭”和“在中農占多數的地方,尤不可強施‘平分土地’”(5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卷,第356、357頁。之政策還要溫和,但在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對于農民問題之指示”,推行“堅決的反對富農”(5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卷,第446、454頁。之策略,并認為“鄂豫皖特委富農與機會主義的路線非常的嚴重”(58)《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96頁。的“左”傾政策指導下,一些地方開始沒收富農土地,甚至將富農一殺了之。尤其是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張國燾積極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強調“反富農是農村中的階級斗爭”,沒收富農“多余的牛和耕具、房子”(59)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2)》,第156頁。,并使中農自動地拿出土地來平分,從而事實上全盤否定了前期土地革命的成績。

其次,受革命斗爭實踐和環境影響,制度擴散時間和范圍相對有限。鄂豫皖蘇區始于1927年11月黃安縣農民政府成立,止于1937年7月國共停戰談判,整體持續十年時間。如前文所述,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帶領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奮斗歷程,事實上也是其探索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實踐歷程。由于鄂豫皖蘇區依托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北三塊革命根據地而建立,從1927年11月至1930年6月之前,各革命根據地盡管服從和遵循中共中央的統一指導,但實際上大多“各自為政”,因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方面難免帶有一定的“本土化”色彩,尚不具有一般意義上制度化建設的“普適性”意義。自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失敗后,鄂豫皖中央分局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而重新組建的紅25軍雖然在大別山區繼續堅持革命斗爭,但蘇維埃政權僅在部分區域零星存在,而到了1934年11月,重建的紅25軍也離開了鄂豫皖蘇區。之后,只有重建的紅28軍繼續在大別山區域堅持游擊戰爭,并不存在公開的蘇維埃政府,各種制度的建構和擴散大多處于非正常狀態,由此使得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實踐相對有限。因此,鄂豫皖蘇區黨組織深入探索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時間看似較長,但事實上其有效的擴散時間僅有三年,主要集中在1930年6月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成立至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之前。從空間層面來說,鄂豫皖蘇區主要以大別山為中心,輻射三省周邊區域。雖然1932年6月鄂豫皖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后進入全盛時期,但所轄面積僅有4萬平方公里,因而就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作用區域來說,仍然十分有限。

最后,受地方主義和農民意識因素的牽制和束縛,制度執行的“脫耦”和“斷耦”現象較為突出。制度執行是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關鍵環節,也是檢驗其是否充分發揮行為規范和約束效能的基本標準。一旦執行主體出現自覺性缺失,就會出現行為“脫耦”或“斷耦”現象,即制度安排與地方實踐脫鉤,或者制度被束之高閣,運行方式出現異化。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和紅軍隊伍主要來自于三省農民群眾,雖有革命熱情和斗爭精神,但大多缺乏大局觀念、組織紀律和協作意識,這就必然導致其在制度執行上存在著一定的地方主義和宗派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制度化建設的順利推進。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鄂豫皖蘇區,必須堅決克服地方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行為干擾,并以商城臨時縣委錯殺“二徐一戴事件”(60)“二徐一戴事件”,也稱“商城事件”,是1929年6月至8月鄂豫皖蘇區發生的具有濃厚地方主義色彩的內部斗爭,以一種極端方式折射了本土勢力對外來干部的抗拒與抵制。其大致經過是:1929年2月3日,鑒于中共商城縣委遭到破壞,且商南地區存在交通阻隔,中共豫東南特委與中共鄂東北特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將商南地區黨組織暫時委托給后者領導,后者隨即派出徐子清、徐其虛等人赴商南地區工作,策劃商南暴動。起義成功后,為便于開展工作,中共鄂東北特委與中共豫東南特委改組后設立的中共信陽中心縣委于6月11日再度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將商南地區和起義后成立的紅32師工作劃歸商城縣委領導。在接收過程中,信陽中心縣委特派員陳古林、商城縣委書記陳慕堯等人,以“用特區組織非法名義,反抗聯席會議”、“要把32師拉到黃安去”等罪名,殺害商南起義總指揮徐子清,扣押紅32師黨代表徐其虛。為此,中央派巡視員郭樹勛和信陽中心縣委前往商城調查和解決。其間,商城縣委竟以“怕逃跑”為名把徐其虛殺害。此即“二徐事件”。之后,商城地方干部還于8月間以潰兵接收、紅32師突圍行動意見分歧等為由,殺害由中共安徽六安縣委派去紅32師的繼任黨代表戴亢若。此即“戴亢若事件”,也稱“戴黨代表案”?！岸煲淮魇录钡木唧w情況,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492、570、576頁。為例,批評“商城的黨完全籠罩在地域的保守觀念中,這種觀念使你們不愿有新的擴大的發展,使你們拘囿在你們一個狹隘的商城范圍內,不愿和外方的革命勢力相結合,不想和全國的革命勢力匯合起來?！?61)《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88、469頁。鄂豫皖蘇區政府成立后,也曾多次要求各地擺脫地方主義束縛:“二次蘇大會決定的財政經濟政策,各地蘇維埃政府不僅執行得特別不夠,而且注意很少,甚至許多事情違反大會的政策?！?62)《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1卷,第88、469頁。事實上,鄂豫皖蘇區革命隊伍中的地方主義,本身就是與其普遍存在的農民意識相伴而生,因而共同成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相關制度規范具體執行的重要羈絆。鄂東北特委何玉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黨內存在著“浪漫、農民意識的支配、失敗主義”三大不良傾向,且“和農民意識相連的又有地方觀念的殘余,和崇拜攻擊個人主義”。(63)《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3卷,第37、111頁。其后,胡彥彬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黃麻的黨純是由農村斗爭中生長起來的,根本沒有無產階級的影子參加?！h的政治指導可以說沒有(六次大會后的文件最近才去),所以形成了農民意識占絕對指導作用?！?64)《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編委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3卷,第37、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