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官窯設置目的及地理位置選擇考辨

余金保（景德鎮陶瓷大學 美術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000）

作為元代唯一官方瓷業管理機構——浮梁磁局，[1]1371其始置于元至元十五年（1278），但這一機構并不僅僅是承燒官方用瓷，還兼管其他一些較為龐雜的事務。至于浮梁磁局管轄下是否真的存在官窯，早前學界對此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直到1976 年，劉新園等人在清理竟成鎮湖田窯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帶有禁用紋樣的卵白釉瓷，[2]至此才確認了元官窯的存在。1981 年，劉新園在《元代窯事小考——兼致約翰·艾惕思爵士》[3]一文中，不僅初步回答了元浮梁磁局為什么會選擇在景德鎮設立，而且還將元浮梁磁局分為三期，并就每期浮梁磁局燒造瓷器種類予以了初步分析。這一工作對后來元浮梁磁局相關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不久之后，徐文、[4]熊寥[5]二位也加入到元浮梁磁局研究中，但二者皆否定了此前劉新園觀點，轉而分別從海外貿易和全國制瓷業格局兩個角度來闡述元官窯設置目的及地理位置選擇。值得注意的是，熊寥還否定了劉新園有關浮梁磁局分期做法，即推測其很可能于元泰定時期（1324—1328）就已被裁撤。2001 年，蔡玫芬在《轉型與啟發：淺論陶瓷所呈現的蒙元文化》[6]一文中，通過詳細排查元史，首次確認了將作院于至元三十年（1293）以前就已存在，從而更正早前劉新園對于至元三十年以前浮梁磁局隸屬工部的錯誤論斷。由于沒有任何直接文獻或考古新資料可供參考，2008 年，以前有關元官窯及浮梁磁局研究工作沒能取得更多突破。2009 年，曹建文在《近年來景德鎮元青花窯址調查與研究》[7]一文中，根據景德鎮窯址調查結果，首次揭示出元浮梁磁局管轄下官手工業生產作坊“點多面廣”的特點，以此推測浮梁磁局很可能是元官窯管理機構，并非類同于明清時期御窯廠那樣封閉式的集生產和管理于一體的機構。2012 年，曾令怡在《浮梁磁局大使和督陶官》[8]一文中，從《元典章》編撰特點出發，首次考證出了元浮梁磁局大使品級，這一研究工作不僅更正了民國版《新元史》中浮梁磁局大使品級記載錯誤，而且還為浮梁磁局其他方面研究提供了借鑒意義。2016年余金保在《關于元浮梁磁局若干問題的補充》[9]一文中，從多個角度進一步論證了元浮梁磁局于元泰定時期裁撤問題，同時還指出以往研究中以元泰定以后考古發掘出土資料論證一個可能于元泰定時期被裁撤的浮梁磁局的不合理性。2019 年，陳潔在《浮梁磁局與元代官瓷——兼論至正型元青花的性質》[10]一文中，根據劉迎勝從元文獻中撿出元郭郁兩首詩，首次論證了元官窯存在的真實性，同時還提出浮梁磁局于元泰定時期并未被裁撤。2020 年—2022 年，余金保先后撰寫《關于元浮梁磁局裁撤問題的補充》[11]、《宋元明時期景德鎮官窯監造官考辨——兼論官窯監察制度》[12]兩篇文章，考證了御土窯起始時間和官窯監造官于元泰定時期的前后變化原因，進一步證明了浮梁磁局于元泰定時期被裁撤的可信性。借由上述梳理，不難看出圍繞元官窯及浮梁磁局相關問題，其中絕大多數已經得到很好的回答。但是，仍然有兩個較為重要的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如元至元十五年忽必烈政府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要設立元官窯？還有，忽必烈政府為什么會選擇在千里之外的景德鎮設立元官窯，而不是選擇其他地理位置更近和制瓷條件更好的名窯口？盡管早前劉新園、徐文、熊寥三人已經對上述兩個問題予以了初步分析，但從現有資料來看，這兩個問題并不是單純的考古學問題，而更多的涉及到蒙元初期政治、禮制之爭。因此，上述兩個問題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所取得成果基礎之上，重新梳理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元初官窯設立目的及地理位置選擇緣由做進一步補充論述，以期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面貌。

一、元初官窯設置目的與蒙元初期漢地祭祀

1.元初官窯設置目的

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皆可以證明元泰定以前景德鎮地區確實存在官窯，而且還是中央官窯性質，其管理機構是浮梁磁局。但是，中央官窯生產作坊是否位于浮梁磁局之中，還是如同明宣德以前御器廠[13]那樣，管理機構位于饒州府府治月波門外，而從事具體生產的作坊位于景德鎮，即分屬兩地？現有資料尚不能證明元官窯與浮梁磁局空間關系到底分屬上述哪一種情況，有待今后考古發掘資料予以進一步補充。圍繞元官窯及浮梁磁局，其首要弄清楚的問題是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目的究竟為何？早在兩宋時期，趙宋政府曾先后設立北宋官窯、[14]修內司窯、[15]郊壇下官窯[16]三大中央官窯，秦大樹認為“具體到器具上，遵循‘凡造養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在祭器未修好之前，連日用器具和飲食器都不能制作，何談‘個人玩好呢’？事實上，官窯的機構，最初就是為了制作禮器而建立的”。[17]由此可見，兩宋時期中央官窯設立初衷，其首要任務是為了燒造祭祀用器，然后才是養器（或燕器）。那么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管轄下中央官窯是否也遵循這一舊制？以下結合考古資料來揭示這一問題。

（1）元大都遺址

1965 年秋至1972 年上半年之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聯合組成元大都考古隊，對北京后英房元代居址遺址[18]進行考古發掘，此次發掘清理出了大量元代器物，出土瓷器涉及窯口有磁州窯系、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等，其中景德鎮窯產品有青白釉模印云龍盤、青白釉瓷觀音龕像、卵白釉高足杯、米黃釉雙輔首瓶、青花花觚、青花盤?？脊虐l掘者認為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使用對象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中上層人物，其修建時間是在元代中期以后。

1972 年6—7 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再次聯合組成元大都考古隊，對北京西絳胡同和后桃園的元代居住遺址[19]進行考古發掘，此次發掘也清理出了大量元代器物。其中西絳胡同出土瓷器以磁州窯系和龍泉窯產品居多，兼有少量鈞窯系、景德鎮窯產品，景德鎮窯產品有青白釉雙鳳花卉盤、青白釉菊瓣小碟、青白釉雙系小壺、青白釉瓷燈、元青花高足杯。而后桃園出土瓷器主要是鈞窯系和磁州窯系，并沒有發現景德鎮窯產品?？脊虐l掘者認為西絳胡同遺址北房為主人居所，南房可能是存放東西的房子，而出土景德鎮窯瓷器的東院落則是廚房和仆役居住地方。

關于西絳胡同遺址出土景德鎮窯瓷器年代，出土青白釉雙系小壺與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早期（至元十五年至大德四年前后，1278—1300）地層出土青白釉壺[20]（T3 擴⑧a：203）造型完全相仿，出土青白釉菊瓣小碟與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中期（大德四年前后至14 世紀30 年代中期）地層出土青白釉盤[20]（T3 ⑦c：221）造型和裝飾極為相似。目前對元青花瓷燒造時間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景德鎮成熟青花瓷器的流行年代應該在14 世紀30—50 年代。[21]由此可知，北京西絳胡同遺址出土景德鎮窯瓷器年代橫跨了整個元代。結合前述北京后英房遺址考古發掘出土景德鎮窯瓷器年代，可知景德鎮窯產品進入到元大都的時間可以上溯至元代早期，但是這一時期景德鎮窯瓷器并不是宮廷用瓷，而是較為粗糙的掌管廚房仆役的日常生活用瓷。直到元代中期，以青白釉云龍紋盤、卵白釉高足杯為代表的景德鎮窯高質量產品才開始進入到宮廷中。

（2）景德鎮元代窯址

景德鎮地區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元代制瓷手工業遺址較多，但是能夠從地層上觀察到元代制瓷手工業生產發展完整序列的，目前僅有竟成鎮湖田劉家塢窯址和景德鎮老城區落馬橋窯址。

1999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竟成鎮湖田劉家塢窯址[22]北面圍墻外所開挖煤氣管道溝（編號為99HL·G）進行清理，與此同時，還對劉家塢窯址保護墻坍塌部分窯包（編號為99HL）進行了清理。由于兩地距離較近，地層堆積情況基本相同?？脊虐l掘者將清理地層劃分為6 層，其中第①層為明代以后的擾亂層，出土瓷片以元代黑釉瓷片為主，還有少量明代中期青花瓷片，以及兩件元青花瓷片和一件清代粉彩瓷片。第②層出土了黑釉瓷和大量窯渣?？脊虐l掘者認為該層形成年代為元代中晚期。第③層為單純的樞府瓷片，沒有窯渣?！坝瘛弊挚盥寻子晕遄υ讫埣y高足碗出土于該層。第④層為純凈的細灰土層，沒有瓷片和窯渣?？脊虐l掘認為該層形成年代為南宋中期。第⑤層為青白瓷及窯渣堆積?？脊虐l掘認為該層形成年代為北宋中晚期。

至于劉家塢窯址第③層形成年代，肖發標認為其屬于元代早期的樞府瓷堆積。[23]但是，根據余金?？甲C，[24]劉家塢窯址第③層出土瓷器年代為元代中晚期，而非早期。

2012 年，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落馬橋窯址宋元遺存[20]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其中第三期為元代層，考古發掘者又進一步將元代層分為早中晚三段：元代早期地層出土瓷器以粗厚的青白釉碗和灰青釉碗為主，還有少量精細的卵白釉瓷，品種單調，以高足杯為主?？脊虐l掘者認為該層形成年代為至元十五年至大德四年前后；元代中期地層出土青白釉瓷的品種和質量大為改良，卵白釉瓷開始大為流行，同時兼燒少量釉里紅和紅綠彩?？脊虐l掘者認為該層形成年代為大德四年前后至14世紀30 年代中期；元代晚期地層出土瓷器有卵白釉瓷、青花瓷、藍釉瓷、釉里紅瓷、紅綠彩瓷等產品，制作精細。青白釉瓷精粗并存，灰青釉瓷質量低下。

在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中期地層中出土了類似“樞府”款瓷設計樣稿的卵白釉折腰碗（T3H5 ①：53），但沒有款?？梢姶蟮滤哪昵昂笾?4 世紀30 年代中期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就已經開始燒造中央官府機構公用瓷。而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燒造宮廷用瓷的時間僅見于元代晚期，如青花碗（F12：136）標本，其飾以五爪云龍紋。根據《元史·輿服一·服色等地》記載：“仁宗延祐元年（1314）冬十有二月，命中書省定立服色等地于后。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見當怯薛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許服龍鳳文。龍謂五爪二角者?！盵1]1193由此可知，五爪云龍紋屬于禁用紋樣?？梢娗嗷ㄍ耄‵12：136）無疑屬于皇家用瓷。

由以上兩處景德鎮元代窯址考古發掘出土資料可知，元代早期景德鎮窯主要是燒造質量低下的青白釉瓷和灰青釉瓷，只有極個別諸如景德鎮落馬橋窯址有燒造少量精細的卵白釉瓷。結合山西大同元代壁畫墓、[25]北京頤和園耶律鑄夫婦合葬墓、[26]北京龍潭湖呂家窯鐵可父子墓及斡脫赤墓[27]出土同類卵白釉瓷來看，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早期地層出土精細卵白釉瓷使用對象并不是皇室，而是品級高低不等的官員。因此，這些精細卵白釉瓷應該屬于商品瓷性質，而非官用瓷器?？梢娫缙诰暗骆偟貐^窯廠極有可能并沒有燒造皇家用瓷，不管是祭祀用瓷還是日常生活用瓷。結合前述北京后英房遺址和北京西絳胡同遺址考古發掘出土資料，也可以證明元代早期景德鎮地區窯廠確實沒有燒造宮廷日常生活用瓷和祭祀用瓷。而從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中期地層出土仿“樞府”款瓷設計樣稿的卵白釉折腰碗來看，景德鎮地區窯廠真正為蒙元政府燒造官用瓷器的時間應該始于元代中期，其年代上限不會早于大德四年前后。還有，出土“玉”字款卵白釉五爪云龍紋高足碗的竟成鎮湖田劉家塢窯第③層形成年代為元代中晚期，其紋樣與前述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元代晚期地層出土青花碗（F12：136）禁用紋樣相一致，因此這件器物也應該是皇家用瓷。據此，湖田劉家塢窯址燒造皇家用瓷時間可能早至元代中期?？傊?，景德鎮地區元代窯址燒造中央官府機構公用瓷和皇家用瓷的時間始于元代中期，這一時間應該是可信的。

綜上所述，由上述分析可知，不管是從元大都等遺址還是從景德鎮地區元代窯址考古發掘出土資料，皆可以證明元初官窯既沒有燒造宮廷日常生活用瓷，又沒有燒造皇家祭祀用瓷，同時也沒有燒造中央官府機構公用瓷。按此推斷，從至元十五年至大德四年前后，浮梁磁局更像是一個處于閑置之中的官方瓷業管理機構，期間并沒有接收到任何實際燒造任務。盡管如此，既然元世祖忽必烈政府有意設立浮梁磁局，其最初應該是有所希冀，而不是完全沒有意圖和浪費國家資源去設置一個毫無意義的官方瓷業管理機構。前述中提及，兩宋時期三大中央官窯設立之初，其首要任務是燒造禮器，然后才是養器或燕器。從蒙元初期宮廷日常生活用器材質來看，根據陳高華、[28]施靜菲等人對蒙元初期宮廷日常生活用器的考察，學界普遍認為“以蒙古人為首的皇室、貴族和高級官員偏好使用貴重、珍貴的材質（金、銀、珍貴玉石、漆器等）來制作飲食器和其他用品……”[29]與此同時，也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出蒙元初期宮廷日常生活用器處于匱乏階段，且亟需使用不受待見的瓷質飲食器來作補充。由此可以推斷出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很有可能并不是為了燒造宮廷日常生活用瓷，更傾向于為了燒造皇家祭祀用瓷。但是，從前述景德鎮地區元代窯址考古發掘出土資料來看，如果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是為燒造皇家祭祀用瓷，那么景德鎮地區部分窯廠應該有類似禮器造型的瓷器發現。然而，景德鎮地區窯廠考古發掘出土資料中也確實沒有發現此類風格瓷質禮器。這一現狀給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究竟是不是燒造皇家祭祀用瓷的傾向性推測增添了幾分不確定性。但是，從現有元代史料來看，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燒造祭祀用器的可能性并不會因為考古發掘出土資料闕如而被完全否定，其中應該是另有原因才導致這一原本為燒造郊祀用器而有意設立的官方瓷業管理機構處于形同虛設狀態。

2.蒙元初期漢地祭祀

根據馬曉林研究，[30]蒙元初期國家祭祀中屬于中央層面的祭祀主要有蒙古式祭天、斡耳朵祭祀及郊祀三種，其中蒙古式祭天是入元后所形成，其前身是蒙古時期日月山祭祀，同時元初蒙古式祭天儀式基本保留了日月山祭祀面貌。而斡耳朵祭祀相當于漢地宗廟祭祀，其屬于蒙古族特有的祭祖儀式。郊祀是漢地傳統祭祀中最高形式，而與之相當的漢地宗廟祭祀則在整個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并沒有踐行。

前述中提及，元代史料傾向于支持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下轄中央官窯，其首要任務是燒造祭祀用器。那么上述三種祭祀儀式中哪些需要使用到瓷器？

關于入元以后蒙古式祭天所使用到祭器，由于元初該祭祀儀式有“皇族之外，無得而與”[31]的特殊限制，所以元代史料對于蒙古式祭天儀式相關信息記載非常少，但是蒙古時期日月山祭祀儀式在部分史料確有所保留。張德輝《嶺北紀行》記載：“至重九日，王帥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樺木，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其服非毳革不可。食則以膻肉為常，粒米為珍?！盵32]由此可知，蒙古時期日月山祭祀儀式所使用到祭器為樺木制作。入元以后的祭天儀式，以中統二年（1261）蒙古式祭天為例，《元史·祭祀一》記載：“躬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灑馬湩以為禮，皇族之外，無得而與，皆如其初?！盵1]1371其中“皆如其初”之“初”無疑是指蒙古時期日月山祭祀。按此推斷，進入到元初的蒙古式祭天儀式所使用到祭祀用器極有可能依然是樺木材質的器具，而非其他。至于元初斡耳朵祭祀所使用到祭器，根據南宋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記載：“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等，天曉盡出南十余里，宰執同屬官亦列鋪設金、銀、玉帛一百余桌，在草地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熀耀，……”[33]馬曉林認為這次祭祀屬于典型的斡耳朵祭祀。[34]由此可知，至元十三年（1276）所舉斡耳朵祭祀使用到祭器材質皆為金、銀、玉帛之類。即使是受到漢地傳統宗廟祭祀影響下的元初太廟祭祀，其所使用到祭祀用器更多的依然是金器，如“元代太廟祭品中出現的金制與金飾品，則毋寧與佛教，特別是喇嘛教的影響更為密切”。[28]盡管元代中后期宗廟祭祀中出現了部分瓷質祭器，[29]但是瓷質祭器不僅數量少，而且還是替補的角色。由上述分析可知，元初不管是蒙古式祭天還是斡耳朵祭祀，二者所使用到祭器，在材質方面皆為樺木、金、銀、玉帛之類，而沒有使用瓷質祭器。按此推斷，如果至元十五年所設浮梁磁局下轄中央官窯確實是為了燒造祭祀用器，那么其僅可能是為了燒造郊祀用器。在漢地傳統郊祀中，漢代以來禮官普遍認為使用陶質祭器來踐行郊祀才真正符合三代之制，如《郊廟奉祀禮文》記載：“禮院儀注，慶歷七年（1047），禮院奏準修郊廟祭器所狀，……今伏見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豆、瓦罍之類，蓋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盵35]再如，《中興禮書》記載：“（紹興元年，1131）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條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項：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盵36]及至元代，太常寺官員也主張郊祀用器應當遵循古制，《元史·祭祀一》記載：“（大德九年，1305）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盵1]1783由此不難看出整個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唯有漢地傳統郊祀需要使用瓷器來踐行儀式，而其他諸如蒙古式祭天和斡耳朵祭祀皆沒有這一現實需求，反而明確要求“其以國禮行事”。

在明晰這一點情況下，我們現在可以回答浮梁磁局為什么會在至元十五年到大德四年前后沒有為漢地傳統郊祀燒造祭祀用器。筆者推斷其中原因很可能與蒙元初期忽必烈對漢地傳統郊祀態度變化有關。元文宗時期漢臣群體普遍認為元代郊祀始于憲宗二年（1252），如王袆《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日月山祀天頌（并序）》記載：“一代禮樂之興，肇于此矣?！盵31]根據馬曉林考證，[30]36-48憲宗二年漢地傳統郊祀的真正主持者系時為皇太弟的忽必烈。當然，忽必烈向蒙哥汗極力推薦漢地傳統郊祀，其背后始作俑者多半是忽必烈幕府中舊金漢臣群體。[37]而忽必烈之所以積極配合舊金漢臣群體在日月山祭祀中引入漢地傳統郊祀，這應該是一場忽必烈與漢臣群體之間的利益互換。但是，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后，其在“遵用漢法”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猶豫和倒退。[38]以至元十二年（1275）郊祀為例，李好文《太常集禮》記載：“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以受尊號，預告天地?！盵39]但是，根據《元史·世祖五》記載：“戊申，中書左丞忽都帶兒與內外文武百寮及緇黃耆庶，請上皇帝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皇后曰貞懿順圣昭天睿文光應皇后，不許?！盵1]1781由此可見，入元后，忽必烈對漢地傳統郊祀態度由積極配合轉為冷漠。根據劉曉、[40]馬曉林兩位研究，整個元世祖忽必烈時期，除了至元十二年舉行過一次非完整意義上的郊祀外，其余時段再也沒有舉行過郊祀，如“自忽必烈登基附會漢法，漢地的各項祭祀逐漸附諸實施。到世祖朝末期，基本建立起一套漢地傳統的祭祀制度體系，然而郊祀作為漢地傳統祭祀之首卻是缺失的?！盵34]由此可見，盡管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是因置辦漢地傳統郊祀用器而設，但是這個官方瓷業管理機構又因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漢地傳統郊祀缺失而沒有發揮實際應有的作用，進而導致至元十五年至大德四年前后浮梁磁局一直處于形同虛設狀態。而作為從事具體生產任務的的景德鎮地區窯廠在元代早期地層中皆沒有發現符合禮器風格的瓷質祭器顯然也是受此影響所致。

二、元初官窯地理位置選擇背后的原因

前述中提及，北京元大都遺址、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北京西絳胡同遺址、北京后桃園遺址出土瓷器窯口有磁州窯系、鈞窯系、龍泉窯、景德鎮窯等，其中又以磁州窯系產品數量最多，僅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景德鎮窯產品數量屈居磁州窯系之后，其余兩處遺址出土景德鎮窯產品數量皆不及龍泉窯，甚至北京后桃園遺址幾乎不見景德鎮窯產品。而磁州窯系瓷器主要是黑瓷經瓶、“內府”款白瓷經瓶、彩繪魚紋盆、白釉彩繪龍鳳紋大罐等，屬于大尺寸的儲藏器和盛裝器一類。施靜菲認為：“飲食器在位階上高于盛裝器，而盛裝器又高于儲藏器，因為儲藏器通常被放在廚房或倉庫，奴仆才會經常與它們接觸，而主人很少會接觸到它們?！盵41]盡管這一結論是基于元青花在當時國內市場中所扮演角色和性質分析所得出，但同樣適用于元大都遺址出土磁州窯系瓷器。按此推斷，北京元大都等遺址出土磁州窯系瓷器使用對象應該是身份地位低下的奴仆，而非身份地位高貴的皇室成員。與此同時，作為俗文化代表的磁州窯系產品在宋金時期并不受士大夫階層待見，[42]因而難以登上大雅之堂，更別提進入到象征大于實際的極其莊嚴的國家祭祀層面。因此，無論是從功能上還是從審美取向上，以彩繪裝飾見長的磁州窯系產品并不適合作為漢地傳統郊祀用器。元代中后期文獻中提及宗廟祭祀用瓷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磁州窯系產品并沒有位列其中，而是以生產單色釉瓷為主的龍泉窯和景德鎮窯產品。[29]此外，如果至元十五年因漢地傳統郊祀需要設立官窯的話，顯然地理位置更近、交通運輸更便捷和制瓷技術條件更好的龍泉窯較之景德鎮窯似乎更加適合。耐人尋味的是，至元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政府并沒有選擇前者，而是選擇了后者。這種舍近求遠和棄優秀制瓷技術條件而不顧的做法，著實讓人不禁對至元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政府決策產生懷疑。

筆者認為至元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政府在官窯地理位置選擇上，并不是以單純的地理位置、交通運輸和制瓷技術條件作為這一問題決策的依據，而極有可能經歷了一場復雜的政治博弈，且是雙方相互妥協下達成一致的結果。其理由如下：

1.蒙古式祭天與漢地郊祀的分與合

蒙古式祭天與漢地郊祀由分祀到合祀給元初官窯地理位置選擇埋下了重要的伏筆。前述中提及，憲宗二年曾舉行過一次郊祀，但這次祭祀不僅僅只有漢地傳統郊祀，而且還舉行了日月山祭祀。根據王袆《王文忠公集》卷十二《日月山祭天頌（并序）》記載：“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即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并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盵31]其中“祭昊天后土”，是指南郊和北郊，南郊對應漢地郊祀，北郊則對應漢地祭祖。但據馬曉林研究，[30]整個蒙元初期皆沒有采納漢地傳統祭祖儀式。此次祭天僅有日月山祀天和漢地傳統郊祀。從相關史料來看，憲宗二年日月山祀天與漢地傳統郊祀是分開舉行的，如《元史·祭祀一》記載：“憲宗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做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盵1]1371由此可知，憲宗二年日月山祀天是在秋八月八日舉行，而漢地傳統郊祀則是在八月十二日（也有部分文獻說是十一日）[1]1691-1692舉行。忽必烈登基稱帝之后，中統二年曾舉行過一次祭天，這次祭天儀式屬于典型的蒙古式祭天，[43]但不知此次祭天是否參照憲宗二年祭天安排那樣在時間上交錯舉行漢地傳統郊祀。及至至元十二年，因南宋君主投降而舉行祭天儀式，此次祭天儀式不僅有蒙古式祭天，而且還有漢地傳統郊祀。根據李好文《太常集禮》記載：“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以受尊號，預告天地。先是，博士議，于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39]其中明確提及“于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說明這次祭天已由憲宗二年日月山祀天和漢地傳統郊祀錯時分開轉變為同地同時舉行。這應該是元初漢臣群體在“推行漢法”上的一次重要勝利。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漢臣群體成功推動了蒙古式祭天與漢地傳統郊祀合并舉行，使之提高到與蒙古式祭天同等地位，但從忽必烈不接受至元十二年漢地傳統郊祀“受尊號”儀式來看，蒙古統治者心中的漢地傳統郊祀不可能享有與蒙古式祭天同等地位。更為重要的是，漢地傳統郊祀與蒙古式祭天合并舉行之余，還涉及到各項禮儀互相調和及如何取舍的問題。鑒于忽必烈已采取過減省漢地傳統郊祀儀式環節來解決兩種祭天儀式矛盾的先例。那么其他方面矛盾的調和就有可能也是以減省或更改漢地傳統郊祀用器儀式來淡化處理。

2.漢臣在郊祀用器上的妥協

前述中提及，至元十二年漢臣群體積極推動漢地傳統郊祀與蒙古式祭天走向合并，但是分屬兩種完全不同祭祀系統的祭天儀式必然會存在諸多矛盾。比如，繼承自蒙古時期日月山祭祀的蒙古式祭天所使用到祭器是由樺木制作，而漢代以來禮官普遍認為郊祀宜用陶器。那么在至元十二年漢地傳統郊祀與蒙古式祭天合并中，當時太常寺官員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又是如何抉擇的？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憲宗二年八月十二日（也有說是十一日）漢地傳統郊祀用器來源及其材質問題。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用于日月山舉行的漢地傳統郊祀用器皆是前金舊器，如《元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東平自武惠公（嚴實）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上欲留公，公以老母辭?！盵44]再如，《元史》卷六八《禮樂二》記載：“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盵1]1691-1692事實上，不僅登歌月和樂器如此，而且當時漢地傳統郊祀用祭器也是亡金舊器，如《元名臣事略》卷八《中書左丞神姚文獻公（樞）神道碑》記載：“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盵44]而亡金祭祀用器又是來自于北宋徽宗時期府庫，如《金史·禮一》記載：“世宗既興，復收向所遷宋故禮器以旋，乃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盵45]根據秦大樹研究，其認為北宋徽宗時期所設立官窯就是為了燒造祭祀用瓷，如“南宋初年，金人追逼，國用嚴重不足，加之北宋時制作的禮器，尤其是徽宗時期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禮器’因‘靖康之變’金人的浩劫，使‘府庫蓄積，為之一空’”。[17]按此推斷，憲宗二年八月十二日在日月山所舉行漢地傳統郊祀用器極有可能就是由金朝從北宋徽宗時期府庫中掠奪而來，而這些祭祀用器中可與漢地傳統郊祀匹配的祭器僅有北宋時期官窯燒造的祭祀用青瓷。簡而言之，憲宗二年八月十二日于日月山舉行漢地傳統郊祀所使用祭器應該是青瓷。在憲宗二年漢地傳統郊祀舉行完畢后，結合當時栗木神主牌位處理方式[30]63-66來看，同屬漢地傳統郊祀用的青瓷祭器可能并沒有滯留在日月山，極有可能是被太常臣嚴實等人一同帶回了東平，待元大都建成之后，繼而又隨同栗木神主被保存在了中書省。至于是否又會伴隨栗木神主一同遷往圣安寺，今已不得而知。但絕對沒有可能會將之隨同栗木神主遷往太廟。

借由前述鋪陳，我們現在可以對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漢地傳統郊祀與蒙古式祭天合并舉行之余祭祀用器抉擇問題略作分析。前述中提及，漢臣群體積極推動蒙古式祭天與漢地傳統郊祀合并舉行，使之提高到與蒙古式祭天同等地位。但是忽必烈僅能夠接受通過減省或更改漢地傳統郊祀儀式環節的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以彰顯蒙古式祭天在蒙古族統治者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按此推斷，至元十二年合并后祭天儀式所用祭器僅存在兩種可能：一是樺木祭器與青瓷祭器并列使用；二是只用樺木祭器，而不用青瓷祭器。對于元初漢臣群體而言，如果能夠繼續使用前朝遺留下來的青瓷祭器，不僅可以起到緬懷宋金舊主的特殊用意，而且還契合身為飽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階層審美品味。根據現已公開發表資料，[46]元初漢族身份官員墓葬出土瓷器中，龍泉窯青瓷數量也確實多于同期景德鎮窯青白釉瓷和卵白釉瓷。足見元初宋金遺臣對單色釉的青瓷持有特殊的偏愛。如果至元十二年蒙古族統治者允許漢地傳統郊祀與蒙古式祭天合并之余仍然可以繼續使用瓷器充當祭器，那么身為漢族血統的官員沒有理由會主動放棄青瓷這一選項。與此同時，從前述分析來看，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蒙古族統治者曾迫使漢臣群體放棄使用瓷器充當祭器。但是，有跡象表明元初皇室成員對青瓷持有特殊的偏見，據據《元史·何榮祖傳》記載：“榮祖甚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兩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盵1]3956如果這一偏見在元初宮廷中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話，那么以中宮為代表的元初黃金家族極有可能對青瓷參與合并后祭天儀式持反對意見。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漢臣群體為推動漢地傳統郊祀相關儀式走向完備從未停止過努力。[47]438因此，即便是以中宮為代表的黃金家族對青瓷參與合并后祭天儀式持有反對意見，但他們不大可能會完全主動放棄漢地傳統郊祀宜用陶器的基本要求。為此，更換祭祀用瓷窯口無疑是元初漢臣群體解決這一問題的不二選擇。結合前述元大都等遺址出土各窯口瓷器分析來看，景德鎮無疑是元初官窯地理位置選擇問題上的最佳答案。而以往有研究者將元浮梁磁局設立緣由歸咎于“國俗尚白”，從前述分析來看，這種看似無誤的因果關系并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其深層次原因應該是元初漢臣群體為了顧全漢地傳統郊祀儀式不被削弱而不得不做出“識時務”的妥協罷了。王惲《烏臺筆補》“論服色尚白事狀”條記載：“國朝服色尚白。今后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天壽節及圓坐廳事公會，迎拜宣詔，所衣裘服，一色皓白為正服，布告中外，使為定事?！盵47]364由此可見，這位積極推動漢地傳統郊祀走向完備的重要成員之一王惲明確知曉蒙古族統治者對于白色有著特殊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