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孝行故事在18 世紀歐洲的傳播*

□ 譚 淵 宣 瑾

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末清初，來到東亞傳教的耶穌會士很快就注意到了儒家所倡導的孝道在中國和日本社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發現，不但中國流傳有《孝經》《二十四孝圖》等著作，而且受中國文化深刻影響的日本也有大量反映孝道觀念的戲劇在上演。因此，耶穌會士在向西方介紹東亞文化的過程中，也將儒家的孝道觀念和中國的孝行故事介紹到歐洲，并在歐洲引起關注。

一、中國孝行故事的西傳

早在1590 年左右，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母羨（Juan Cobo，1546—1592）在菲律賓將流傳于八連地區的《明心寶鑒》譯為西班牙文，其手稿被帶回歐洲后于1595 年進獻給國王菲利普二世（Filipe II，1527—1598），今藏于馬德里國家圖書館。該譯本中的“孝行篇”里便輯錄有孔子、孟子等人關于孝道的論述和數個小故事。1592年，最早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又將《明心寶鑒》譯成拉丁語，其手稿至今保存在羅馬伊曼努爾二世國家圖書館，是中國孝道觀念傳入歐洲的有力見證。①胡文婷、張西平：《蒙學經典〈明心寶鑒〉的拉丁語譯本初探》，載《中國翻譯》2022 年第4 期，第39—40 頁。1594 年，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又在其用中文撰寫的《天主實義》一書中對儒家所推崇的“孝”進行了解讀。在首篇中，利瑪竇援引《孝經·開宗明義》中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并寫道：“夫父母授我以身體發膚，我固當孝”。②利瑪竇著，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注：《天主實義今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103 頁。在第七篇中，利瑪竇還引述了舜的孝行故事。利瑪竇去世之后，《利瑪竇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中也有多處談到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孝道觀念，例如：“中國的道德書籍充滿了有關子女應尊敬父母及長輩的教誨?！雹劾敻]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76 頁。1676 年，西班牙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又將《明心寶鑒》翻譯成西班牙文，收錄在1676 年出版的《中華帝國歷史、政治、倫理與宗教論集》（Tratados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中。但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對“孝”的理解主要還局限于子女對父母的服從層面。①胡文婷、張西平：《蒙學經典〈明心寶鑒〉的拉丁語譯本初探》，載《中國翻譯》2022 年第4 期，第43 頁。

1711 年，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cois No?l，1651—1729）將《孝經》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小學》等儒家經典的拉丁語譯本一起收錄于《中國經典六種》（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并在歐洲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孝道”有了更多的了解。1735 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出版的四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chron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進一步將大量體現儒家道德倫理的典故、格言和文學作品收錄書中，使孝道觀念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洲傳播開來，對作為“道德倫理之鄉”的中國形象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此基礎上，1779 年，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Pierre Machal Cibot，1727—1780）編纂了《中國古今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一書，收錄在耶穌會士文集《中國雜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es,les m?urs,les usages des Chinois）第四卷中。該書以孝道作為主題，不僅收錄了《孝經》譯本以及從《禮記》等書中摘選的格言、警句，而且強調了“孝治天下”，即孝道與帝國治理之間的密切關系。韓國英在序言中指出，中國古人將國家視為一個大家庭，皇帝是這大家庭中的家長，因此孝是“中國人的國家美德”，與帝國治理密不可分，任何有違孝道之人都會遭到全體國人的唾棄。②Pierre Machal Cibot, “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les artes, les m?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IV.Paris: De l’Imprimerie de Stoupe, 1779, pp.2-3.作為佐證，韓國英還選譯了康熙朝“奏議”以及康熙作序的《御制孝經衍義》和雍正、乾隆作序的《圣祖仁皇帝圣訓》，以此證明中國官方對孝道的重視和“天子之孝”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意義。在該書最后，韓國英還特地從“禮儀之爭”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古代典籍中關于孝道的內容是純凈而神圣的，與之相關的祭祀禮儀并不違背天主教教義，而從對孝道的實踐來看，中國人的孝道甚至十分接近于《福音書》的精神。③Cibot, op.cit., pp.286-298.作為對此的佐證，韓國英在書中還編譯了一組中國古代的孝行故事。

耶穌會士著作中對中國孝道的介紹引起了啟蒙運動晚期頗有名氣的德國教育家、詩人普費弗 爾（Gottlieb Konrad Pfeffel，1736—1809） 的關注。普費弗爾出生于法國阿爾薩斯地區，早年曾在哈勒大學學習法律，聽過啟蒙思想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課程，后獲得瑞士公民身份，深受盧梭等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影響，創作了很多具有教育意義的詩歌和寓言。而啟蒙時代的歐洲正處在一個倫理觀念發生巨大變革的關口。傳統的歐洲神學認為，神是一切的尺度。在《創世記》中，人類通過偷吃伊甸園中的知善惡果有了善惡的意識，后來上帝又通過摩西賜下《十誡》，進一步為人類規定了律法的準則，因此是上帝為人類確立了道德觀念。而啟蒙思想家則從理性至上的角度對道德的來源重新進行了推導，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康德所闡述的“道德律令”（Imperativ），即把道德看作理性為自身所建立的法則。而普費弗爾則受到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的影響，在倫理學方面反對康德的“理性至上”和“道德律令”觀念，認為應從人的自然本性（human nature）出發，將幸福感與良心視為人的基本沖動（原動力），即與生俱來的道德感才是人類道德的根本基礎。④衛茂平：《君特·艾希與中國：君特·艾希作品與中國精神界關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304—305 頁。這與孟子的“四心說”和“性善論”完全一致。因此，在將“孝”視為人之本性的中國故事中，普費弗爾幸運地發現了來自東方的知己，也找到了支持其道德哲學和“道德教化”思想的例證。故而從1779 年開始，普費弗爾從《中華帝國全志》和《中國古今孝道》中取材，創作了一組基于中國孝行典范的敘事詩，分別題為《吉翂》（Kiefuen）、《賀連》（Holien）、《兄弟》（Die Brüder）和《母親與女兒》（Mutter und Tochter）。這四首詩都源自耶穌會士譯介的中國典籍，體現了儒家的孝道思想。

二、《吉翂》《賀連》與孝道感召力

韓國英在《中國古今孝道》中選編的孝道故事如《楊香扼虎救父》多出自《二十四孝》等中國古典典籍，而其中一篇講述15 歲少年主動要求代父赴死的故事則出自《梁書·孝行》。原文如下：

翂幼有孝性?！毂O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髟t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①姚思廉：《梁書·卷四十七》，1739 年，第5—6 頁。

故事中的吉翂雖然只有15 歲，但卻可以為了拯救父親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恰恰可以證明“孝”是人之本性。韓國英在將吉翂救父故事作為古代孝行范例編入《中國古今孝道》時，對這一故事又進行了一番文學演繹。他寫道：

吉翂的父親遭到誹謗和誣陷，被判處死刑。吉翂日夜站在監獄門口哭泣、哀號，足以軟化最堅硬的心?！拔业母赣H??！我的父親！”他喊道，“誰能讓我代替你去死？”皇帝從御史那里得知了此事，暗中讓人再次進行了審訊，因為他無法相信一個有德行的兒子的父親會犯下被指控的那些罪行。案情很快被查清，證明他的父親是清白的。

為了讓整個帝國都知道孩子的孝心，皇帝讓人把吉翂帶到面前?！澳贻p的傻瓜，”皇帝用一種可怕的眼神看著他說，“當你要求代替你父親時，你知道法律的嚴厲嗎？在你主動赴死之前，請慎重考慮；一旦你接受它，就沒有回頭路了?！薄氨菹?，我太年輕了，”吉翂回答說，“我不知道這些懲罰的嚴厲性，但我的父親一直深愛著我，與看到他死亡的痛苦相比，我沒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被实壅f：“我同意了，把他帶到監獄去代替他的父親?！奔墡е玑屩刎摰南矏偡牧嗣?，……但他剛戴上鐐銬，就又被皇帝下令取下。不僅父親重獲清白，陛下還宣布對吉翂的孝心給予褒獎和賞賜。②Cibot, op.cit., pp.266-267.

在故事中，儒家所倡導的“孝道”展現了與宗教一樣強大的精神感召力，既為吉翂之父贏得了自由，也打動了賢明的君主。而在普費弗爾改編的詩歌《吉翂》中，主人公同樣是一位甘愿代父赴死、以盡孝道而聞名的少年。但在將故事改寫為敘事詩時，詩人進一步加強了對語言與行動的描寫，并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抨擊。他寫道：

盜匪四起之際，諸侯們/只管把自己的罪責寬恕，/一名官吏卻被判處極刑。/他的兒子吉翂跪倒駕前，/懇求君主免去父親一死，/“我知道，他罪不容赦，/若定要向法律獻上祭品，/就將我處斬，換他自由！”/君主故作嚴厲開口說道：/“你的愿望已獲得恩準，/來人，且將他押赴刑場?！?少年激動吻罷君王之手，起身便走。/皇帝噙著淚光喊道：“站??！/我將父親送還于你，而你當獻于祖國，/來將我擁抱！我的朋友，/赤子忠誠當得勛帶加冕?！?兒子拉住皇帝衣袍婉拒：/“不，請勿將這飾品賜我，/恐怕它會讓我每天想起/父親當年曾經身負罪責?！雹跥ottlieb Konrad Pfeffel, Fabeln, der helvetischen Gesellschaft gewidmet.Basel: Thureysen, 1783, p.194.

普費弗爾改寫的詩歌，故事仍發生在中國，但詩人的想象力卻并沒有真正飛向中國，無論是行吻手禮告別，還是皇帝與人擁抱、大談祖國并頒發勛帶，都是十足的歐洲宮廷做派，與中國氛圍毫無關系，顯示出作者的思維還被牢牢束縛在歐洲文化中。同時，作品中還含有一股諷刺意味，因為作者在詩歌開頭寫道：“盜匪四起之際，諸侯們/只管把自己的罪責寬恕?！憋@然這并非一番天下太平的景象，統治階層的“諸侯們”不但沒有挺身而出主動承擔“盜匪四起”的責任，以求彌補過失，反而將所有罪責都推卸到一位官員身上，幾乎讓他無辜送死。幸而他的兒子挺身而出，開明的皇帝也在關鍵時刻表現出對孝道的嘉許，這才化險為夷。在詩歌結尾處，吉翂說：“請勿將這飾品賜我，/恐怕它會讓我每天想起，/父親當年曾經身負罪責?！边@般推辭固然是因為品行高尚，同時出于孝心不愿每天去回想父親落魄的樣子，但如果考慮到父親原本就無辜蒙冤，而真正的罪人——諸侯們還安然無恙，吉翂又何嘗不是害怕每天想起諸侯們的險惡嘴臉和朝政的黑暗？不過，從詩歌所呈現的皇帝形象來看，雖然他與中國皇帝的真實形象相去甚遠，但無論是他對孝行的贊許與嘉獎，還是對少年的寬宏與熱情，都呈現出一位賢明君主的形象，也比較接近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的“開明君主”的理想形象。

1783 年與《吉翂》一起發表在詩集《獻給赫爾維第協會的寓言》（Fabeln,der helvetischen Gesellschaft gewidmet）里的還有《賀連》一詩。1793 年，兩首詩還一同被收錄在文集《寓言與故事》（Fabeln und Erz?hlungen）中，并都配上了插圖?！都墶繁憩F了中國人為父盡孝的思想，而《賀連》則講述了一個孝敬母親的故事：有個盜賊晚上潛入賀連家行竊，賀連怕驚擾老母，就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直到盜賊將手伸向他用來為母親做飯的陶罐時，他才出聲懇求盜賊放過，此舉打動了盜賊，使之放棄了行竊。詩中寫道：

在中國，昏暗的燈光下，/有一個青年躺在草席上……他看到/一個盜賊踏入他房中，/卻沒有發現自己的存在。/那人只要看上什么東西，/就馬上塞進寬大的背包。/而他只在床上一動不動，/僅有雙眼還眨動，這時，/盜賊將手伸向一只陶罐，/它空空如也，立在房角。/住手啊，可憐的人，/賀連這時才懇切地喊道：/“請放過我這只罐子，/讓我明天能為母親做飯……”/盜賊震撼了：“放心睡吧……/我不會劫掠這樣的兒子?！?他把戰利品全都放下，/在喃喃中拭去臉上淚水， /從那一天起，再不偷竊。①Pfeffel, op.cit., pp.97-98.

這個孝行故事的原型同樣來自中國，但主人公原名并非賀連，而是趙咨?！逗鬂h書·趙咨傳》記載：“咨少孤，有孝行，……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余，一無所請。盜皆慚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雹诜稌希骸逗鬂h書·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1313 頁。這一故事在宋末元初被冠以《迎盜安母》之名，收錄于蒙學書籍《二十四孝日記故事》中。內容僅略有變化，其全文如下：“（后漢）趙咨敬養老母，有盜至劫之，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拜曰：老母病須養，乞少置衣糧。余無所請。盜相謂曰：此孝子義士也，不可干犯賢者。遂辭謝而去。黨稱其名?！雹邸跺洷忝啥男⑷沼浌适隆?，四有堂，1614 年，第19—20 頁。

這個想法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一來是袋子容易破，二來是如何使氧氣長時間保存？這些問題都需要一一解決。佟慶富先是選用了一種更加厚的塑料袋，把活魚裝進袋子里，灌進水和氧氣再把袋口密封，但是魚在里面只能存活一天，而一天之隔，原先鼓鼓的塑料袋也會癟掉許多，因為塑料袋上有很多肉眼無法看到的小孔泄漏了氧氣。佟慶富又把目光轉移到了更堅固更易于密封的塑料瓶上。佟慶富選用了幾個塑料瓶，裝進凈水和一個注滿氧氣的魚筒，最后將塑料瓶密封起來。這樣一來，不用擔心瓶子會破，也不用擔心魚會缺氧而死。

《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又稱《日記故事》，是一部以兒童倫理道德教育為主旨的書籍，明清時期流傳很廣，梵蒂岡圖書館便藏有1689 年寄到歐洲的一部《日記故事》。給《中華帝國全志》撰稿的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稱其為“一本講給兒童聽的故事集”，從中選譯了多個故事，其譯稿至今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值得注意的是，下文要提到的《兄弟》一詩的故事原型《乞命歸養》和《母親與女兒》一詩的故事原型《受杖悲泣》也都被收錄在《日記故事》中。④同上，第18—20 頁。1735 年，這三個故事的譯文一起被杜赫德收錄于《中華帝國全志》。其中，《乞命歸養》《受杖悲泣》被收錄于第二卷“一本講給兒童聽的故事集摘錄”部分，即從《日記故事》中節選的孝行故事。⑤參見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La preuve par la Chine），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192—193 頁?！队I安母》則出現在第三卷“關于（儒家）倫理的學說、思想、榜樣匯編”部分。①藍莉認為這部分內容譯自明朝末年李九功編撰的《文行粹抄》一書，但筆者在核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1678 年版《文行粹抄》后，發現在這部分譯文所涉及的220 多個故事中只有少量能在《文行粹抄》中找到對應內容，剩余的故事應另有源頭，此處的《乞命歸養》（《趙咨傳》）故事便是一例。因此《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很可能是真正的源頭之一。隨著《中華帝國全志》在1747 年至1756 年被譯為德文出版，三個故事也由此進入德語世界。巧合的是，這三個分屬不同卷冊的孝行故事最終又在普費弗爾筆下重新匯聚在一起。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詩人對中國的孝行故事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其對“孝道”的把握也相當準確。將普費弗爾的作品與《趙咨傳》和《日記故事》中的版本進行比較可以看出，改編后的敘事詩《賀連》更加突出了“孝”的強大道德感召力：連竊賊也被孝子所感動，不僅放下了到手的財物，而且洗心革面，從此不再做賊。這也凸顯了“孝道”在道德教化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乞命歸養》與《受杖悲泣》故事的異國改寫

普費弗爾的敘事詩《兄弟——一個中國傳說》（Die Brüder:Eine chinesische Sage）講述了兄弟二人的孝行故事。在故事中，兄弟二人曾“手拉著手起誓，無論多么貧窮，都要贍養病弱的老母”。由于發生饑荒，哥哥張孝不得不出門挖樹根充饑，但卻被強盜抓住。他苦苦哀求對方讓他先把好不容易才弄到的一點樹根送去給母親，然后再回來就死。哥哥回家后，弟弟張禮看出了端倪，于是跑去找到強盜，要求對方吃掉自己，以便讓哥哥活下去繼續贍養老母。但哥哥這時也趕來要救下弟弟，最后強盜被兄弟二人的孝行和深情所打動，于是放走了他們。詩中寫道：

在中國有一對兄弟，/他們沒有站在祭天（Tien）的神壇前，/而只是手拉著手起誓，無論多么貧窮/都要贍養病弱的老母。/他們愉快地履行誓言，/直到一年后兇年來臨，……/哥哥張孝（Hyao）只得走出家門，/去樹林中挖掘樹根。/有所收獲后就忙往家趕，/途中卻被三個強盜圍住，/要命啊，災荒已將他們變成吃人魔王，/當刀抵在可憐人的胸口，/他跪倒在地祈求憐憫。/你們想要吃掉我？/請容我先把樹根送給家母，/我對天起誓，隨后會飛奔趕來，/就像插上雄鷹的翅膀。/強盜們驚嘆不已：讓他去吧！/他們的首領說，我相信他的諾言。/年輕人帶著他微薄的收獲，/趕回家去把樹根獻給母親，/他佯裝受驚，向弟弟發出信號，/就像是想要背棄誓約逃走，/弟弟卻已發現哥哥的計劃。/他隨后回到母親身邊，/將命運恩賜給好人的/最后一點時光，/用來孝敬母親。/這時，弟弟張禮（Tschang-Li）卻在林中，/跪倒在強盜們前面。/他懇求他們：讓我/代替哥哥償還欠債。/看，我比他更嫩更胖，/你們應該吃我的肉?！?他話音未落，/哥哥張孝飛奔而來。/莫要信他對你們所說，/他叫道，我，我愿意去死！/只見強盜們眼睛濕潤，/低下了頭，滿懷敬畏，/他們轉過身去，/揮手讓兄弟二人離去。②Gottlieb Konrad Pfeffel, Ausgew?hlte poetische Werke.Leipzig: Reclam, 1876, pp.344-345.

本詩開頭處對祭祀“天”的渲染很可能與同時代的中西方“禮儀之爭”有關，正是在《中華帝國全志》中，耶穌會士對中國“敬天”思想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寫，力圖塑造出中國古代文化與基督教的相容性。③李曉書、譚淵：《馬若瑟〈詩經〉譯本與“禮儀之爭”》，載《國際漢學》2022 年第2 期，第45—52 頁。而這一故事的真正源頭則是《后漢書·趙孝傳》，故事發生在兩漢之間王莽篡位、天下大亂的時代，由于天災人禍，以致發生“人相食”的慘劇。文中寫道：“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I賊大驚，并放之?！惫适轮饕v述的是兄弟友愛，趙孝愿為拯救弟弟犧牲自己，結果趙孝的自我犧牲精神打動了強盜，兄弟雙雙得以生還。此時，這一故事與孝道尚無關聯。到了《日記故事》，除原有贊揚兄弟之情（“悌”）的部分外，故事中又加入了兄弟二人贍養母親（“孝”）的內容。兄弟二人的名字則從《后漢書》中的趙孝、趙禮變成了張孝、張禮。為《中華帝國全志》供稿的殷弘緒據此將其音譯為Tchang hiao 和Tchang li，普費弗爾在詩中也沿用了這兩個名字。在《日記故事》中，這篇被命名為《乞命歸養》的故事緊跟在《迎盜安母》之后，全文如下：

（后漢）張孝張禮遇饑饉，禮養老母，孝拾菜歸，途遇賊，欲殺之。孝叩頭曰：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訖，即來就死。禮聞之，走于賊所，謂賊曰：吾兄辛苦羸瘦，禮身肥多肉，愿代兄命。孝曰：孝本遇殺，何得殺弟。賊感二人孝友，乃皆不殺。①《鍥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第20 頁。

在大約創作于18 世紀90 年代的詩歌《母親與女兒》中，普費弗爾將注意力轉向了女兒的孝道。該詩的故事原型《受杖悲泣》同樣收錄在《日記故事》中。原文為：“韓伯俞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今悲泣何也？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雹谕?，第18 頁。這一故事出自漢代劉向的《說苑》，三國時吳國將軍朱然的墓中就有講述該故事的《悲親圖》存世。歷史上的韓伯俞本是男性，普費弗爾卻將其改為女性，可能是為了筆下的孝行故事更為豐富，避免給人千篇一律之感。不過，在普費弗爾筆下，這個故事則多出了幾分戲謔的意味，詩中寫道：

在中國，那敬重白發老人/與棍棒教育都司空見慣的國家，/曾有位八十歲的老母責打女兒，/一個六十歲的頑皮孩子。/女兒慟哭失聲，悲鳴不已，/母親問道：“何至這般哀嚎？/我從前打你可是打得更重，/卻從未聽你哭得如此悲涼?！?“是啊，親愛的母親，你說得都對”，/女兒哽咽喊道，“唉，/年歲已使你的胳臂虛弱，/但正是這點，令我心碎?！雹跥ottlieb Konrad Pfeffel, Fabel und Poetische Erz?hlungen, Band 2.Stuttgart, Tübingen: Cotta, 1802, S.208.

在作為源頭的中國故事中，韓伯俞雖然遭到責打，但他非但對母親沒有任何怨言，只想到母親老邁，進而悲從心起，甚至比對自己挨打還要更加傷心，從而凸顯了孝子對母親的關愛。普費弗爾在詩中一邊贊揚中國子女孝敬老人，一邊又批評中國的棍棒教育；一面肯定女兒多年來孝順母親，一面又調侃她還是“頑皮孩子”。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啟蒙時代的教育家，普費弗爾似乎對帶有專制色彩的棍棒教育能否取得成效頗為懷疑，因為不僅女兒到了60 歲還是“教育不良”，而且老母親的棍棒顯然未能令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當棍棒及身時，孝女的思緒早已云游萬里。這不由得讓人感覺這一幕中的棍棒教育與夸張的慟哭一樣，都只是一套徒有其表的程式，多少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

四、結 論

回顧以上中國孝行故事在歐洲的傳播歷程可以看出，故事中強大的精神感召力是其傳播的動力之源。它們作為來自中國的孝行榜樣，不僅為歐洲讀者了解儒家思想、體驗中華文化魅力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而且進一步強化了作為“道德倫理之鄉”的中國形象。同時，中國孝行故事還為啟蒙時代的歐洲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靈感。從普費弗爾在詩歌中改寫的四個中國孝行故事來看，他頗為看重孝道的精神感召力和在道德教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其后期創作的《母親與女兒》一詩卻帶有一絲戲謔色彩。人們從中隱約可以看出，到啟蒙運動后期，德國啟蒙思想家已經從一味贊賞儒家倫理中的自然哲學成分轉向更為理性的思考。雖然普費弗爾依然肯定孝道，但他對中國孝行故事中過度講求形式的夸張成分已有漸漸疏遠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啟蒙運動后期德國思想家們對中國看法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