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史視角下的云南與世界體系
——以現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確立為例

李玉尚

1894年鼠疫在香港流行，并經由該地傳播至世界各地，形成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1)冼維遜：《鼠疫流行史》，內部印行本，1989年，第30頁。香港和廣東的鼠疫的來源，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本尼迪克特認為，由于云南—嶺南間商路的開辟和形成、鴉片貿易的興盛以及19世紀五六十年代廣西的社會動蕩，為云南—嶺南間的鼠疫流行創造了條件。(2)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teenth-Century Chin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9-64.曹樹基和李玉尚則認為，1867年北海的鼠疫疫情，很可能是當地動物間鼠疫波及人間之結果。對于廣東省而言，鼠疫是本土的，不是外來的，云南與廣東的鼠疫流行區是相互獨立的。(3)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206頁。

當1894年之后世界不少地區因為不斷攀升的鼠疫疫情苦惱不已時，中國東北、東蒙和其他地區也成為新的重災區，已嚴重肆虐云南122年的鼠疫，卻在1891年一場罕見的大雪之后，流行區域大為縮減，到1911 年僅見于蒙自與個舊，1940—1955年間又在滇西地區散在發生，1955年之后全省處于停歇狀態，直到1982年再度復燃。吊詭的是，在1891年之后云南鼠疫疫情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之下，現代鼠疫病因學說迅速傳入并廣泛傳播，較為完整的現代防治制度和體系得以建立，并與世界先進水平保持同步。其背后的原因，則是清末之后云南已經突破和華南、南亞、東南亞地區間傳統的商貿往來模式，不可避免地納入到現代世界體系之中了。

一、從熟視無睹到鼠疫宿主：鼠類認知上的變化

在1894年鼠疫病因明了之前，云南民眾并沒有把鼠疫發生的原因歸結于老鼠，而普遍認為這種疾病或者是源于“地鬼”，或者是一種“天災”，由此在不同地區衍生出兩種不同的信仰和應對措施。(4)李玉尚、顧維方：《都天與木蓮：清代云南鼠疫流行與社會秩序重建》，《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1期。這在清代地方志的記載中亦有所體現。在清代云南地方志中，至少有14部關于鼠類的記載。雖然各地地方志書編者對于當地鼠類的記載并不詳細，也不是按照現代分類學標準編寫，但仍可以從中窺見當時人們對于鼠類的認知。

清代志書中關于“竹鼠”記錄最為普遍，這是因為竹鼠乃當地民眾喜食之物。光緒三十年《順寧府志》卷十三《食貨志三·物產》記載：“小玀玀(景東廳)……薄種山地，捕鼠鳥，樵采木植，以佐生計?！泵駠缎缕娇h志》有更詳細的說明：“竹鼠，脂肪甚富，肉味濃厚，邑人多捕食之?！?5)民國二十三年《新平縣志》卷五《物產第十四》。地方志亦記錄“飛鼠”，是因為在各種鼠類之中，它顯得極為特別，民國《路南縣志》記載：“身體酷類鼠，因生雙翅，可任意飛翔，故俗謂飛鼠?！?6)民國六年《路南縣志》卷一《物產·動物》。

嘉慶二十五年《定邊縣志》卷五《田賦志·物產·獸屬》除了記載“兔鼠”(碩鼠)等鼠類外，著重描繪了“黃鼠狼”和“黃鼠”：“地猴一名黃鼠狼，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啄曵出之，味極肥美，或曰黃鼠，交冬封穴而蟄，春和復出穴，馬艾虎亦捉黃鼠，惟腰較黃鼠狼粗大?！边@里的“黃鼠”，應是田間鼠類之一種。光緒《順寧府志》記載：“采訪：有家鼠、黃鼠、竹鼠”，宣統二年《楚雄縣志·食貨·物產·毛類》亦記載：“鼠(有田鼠)、竹鼠、灰鼠”。從上述地方志的記載來看，清代地方志之“黃鼠”，指的是“田鼠”之一種。

相對于對家鼠和田鼠的熟視無睹，清代地方志編者更關心的則是“鼠害”。民國《新纂云南通志·氣象考三》收錄了云南歷史上的鼠類特殊活動，如下：

萬歷二十四年，云龍州碩鼠長尺余，群食禾稼，且盡?！杜f通志》

順治十六年，姚安鼯鼠遍野?！杜f通志》

乾隆三十三年，鎮雄田鼠大作，歲饑?！舵傂壑葜尽?/p>

嘉慶九年，蒙自有鼠大如豚，成群過黎花江，食蔞實盡。阮修《通志》

道光二十年，大姚鼠傷稼。岑修《通志》

道光二十年田鼠傷稼的事件不止大姚縣一例，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九《藝文上》也有記載：“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山有虎輒傷人，定為賞格，使人捕之乃息?！薄岸橘p格，使人捕之乃息”應指除虎行為。而對于田鼠害稼，只能聽之任之。另外，乾隆三十三年鎮雄田鼠大作與“歲饑”同時發生，野鼠上述異?；顒雍芸赡芘c災荒有很大關系。

然而，在民國時期地方志中，對于老鼠的危害，再無害稼之描述，而全部轉向了“家鼠”以及其為鼠疫傳播之宿主。云南蒙自，不僅為云南率先開埠之區，也是鼠疫流行嚴重的區域。在全省疫勢減退之后，該地仍然繼續流行，1902年、1903年在城關鎮流行，1911年再次流行(7)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中國鼠疫流行史》(上冊)，內部印行本，1981年，第852頁。。宣統《續蒙自縣志》編者，不僅指出了老鼠為鼠疫之貯存宿主，還提醒要時常進行捕滅老鼠之活動。

鼠：背褐色，腳短，尾長，毛質柔滑，雖小穴亦易出入。穴處人家，夜出竊食。其生殖能力甚大，生百日即產子，每年四產，每產多至十頭。各國因其為黑死病傳染之媒介，且毀損器具、倉谷之數，統計甚巨，故常注意捕滅之。(8)宣統《續修蒙自縣志》卷二《物產志·動物·獸》。

按《續蒙自縣志》宣統元年業已完成部分初稿，民國時期王錫昌等人進行重修編纂，這一段文字具體編纂年份不詳。民國二十三年《宣威縣志稿》卷三《輿地志下·物產》在“鼠”下做了如下的注解：“穴處人家，夜出竊食，生殖力甚大，百日即能產子。每年四產，每產五頭至十頭，為黑死病傳染之媒介?！薄缎h志稿》的記載可能抄自《續蒙自縣志》。

在清代，鼠疫在當地最為常見的稱號為“癢子”和“紅痰”，即分別為腺鼠疫和肺鼠疫。隨著鼠疫病因的普及，“癢子”、“紅痰”、“黑死病”等病名，在民國年間被統一為了“鼠疫”，即由老鼠傳播的瘟疫。不僅如此，地方志編者還嘗試用新的鼠疫學說來闡釋本地之前發生的疾病。民國九年《續修建水縣志》卷十《祥異》記載：“此疫即同治年之癢子癥，兩次俱歷二十余年始平息……對時立斃，醫藥罔效，今傳至外洋謂為鼠癥，亦稱鼠疫?！毙y《續蒙自縣志》卷十二《雜志》又載：“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大疫，此疫名鼠疫，又曰癢子癥，能傳染，先鼠死，人即繼之，初發熱或生核在腋窩胯間，或痰帶血，一二日立斃，醫藥無效?！?/p>

用現代鼠疫病因學說解釋疾病，并非只是在最先開埠的臨安府地區，云南其他地區同樣如此。民國《廣南縣志》卷一《大事記》載：“自光緒十一年后，每歲交立秋節則發生鼠疫，至雙降節止，歲以為常，尤以二十六七八三年為甚，死者壘壘，夜無行人。甚有全家死無一人，幸免者其時不知預防，聽命于天而已，死亡數在萬人以上?！泵駠兑Π部h志》卷六十六《金石志·附雜載》記載：“軍興之后多有癘疫，咸豐九年大亂之后次年鼠疫大作，人死如麻?！泵駠觊g《鶴慶縣志》編者在編寫該縣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疫情時，和廣南、姚安縣志編者一樣，直接采用了現代鼠疫病學的觀點，指出“鼠疫人，繼之次年又疫”(9)民國十一年《鶴慶縣志》卷十一《雜紀志·災異》。，把老鼠作為傳染源。

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最早記載“鼠疫”的，是光緒《永北直隸廳志》，該志卷1《祥異》記載：“咸豐八年戊時起子時落，是時發逆杜文秀倡亂前半年，時疫汗癥大作，死者甚眾。同治十二年癸酉時疫。光緒五年己卯時疫復流行。七年辛巳鼠瘟，南路一帶疫作。十六年庚寅九月時疫。十七年辛卯八月南路鼠疫復作?！痹撝咎貏e注重發病特征。光緒十七年的“鼠疫”，系“鼠瘟”之后“疫作”的縮稱，并非今天之鼠疫病名。

在云南個別地區，如個舊，礦業素來發達，礦難事故亦較多，由此形成鼠類保護的獨特風俗：“據云老廠有耗子廟，乃因早年礦洞倒塌，洞內六工人由于耗子打洞通氣未遭死亡，為報其恩而建廟以敬之，不忍殺鼠，因而鼠類得以興旺繁殖?！?10)個舊市衛生防疫站：《云南省個舊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調查報告》，1957年。個舊縣保護鼠類只發生在當地個別礦區，并非普遍現象。對于民國時期云南絕大多數地區而言，老鼠在地方知識精英看來，它已經成為鼠疫的代名詞。因此，宣統《續蒙自縣志》編者王錫昌提出，對待老鼠，“故常注意補滅之”。建水與蒙自毗鄰。民國九年《續修建水縣志》卷十《祥異》記載：“此蓋研究此癥，由鼠傳染，故失死鼠，因逐戶掘鼠，幾無噍類?！边@里的“逐戶掘鼠，幾無噍類”，應理解為一種消滅鼠疫的建議。

民國年間，通過捕滅老鼠的方式預防鼠疫，已經成為全省地方精英的共識。一位自稱“邊野下士”的鳳慶邑人，為“呈為條陳捕鼠運動法，懇祈鑒核，函令推行，以消隱患而利地方事”，上《條陳捕鼠運動辦法書》(11)滇西鼠疫調查組：《鳳慶縣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調查報告》，1958年。。內中提及，“顧敵機飛臨，人咸惴惴，然畏而避之，蓋恐遭受轟炸無辜，而罹死傷慘禍”，據此推知其上書時間系在日本飛機轟炸云南期間，即1938—1944年間。

作者首陳鼠疫之傳染途徑，即“查鼠疫即黑死病，由鼠體寄生之蚤傳染”，其表述極為準確。他接著指出：“西人極為注意，每歲不惜耗用巨資，設法捕鼠，以防鼠疫發生蔓延”，用“西人”之成法，說明滅鼠之科學性和重要性。他認為捕鼠乃經常性預防措施中最為重要的一項：“鼠疫則不然，一旦發生，連鄰比戶，到處流行傳染，其害無窮，依此比較，防御鼠疫尤為切要而不可緩迨，至發現始謀補救，何異見賊至而磨刀尋械，晚矣！”

在這次上書的“四年前”(約1934—1940年間)，“吾順因鼠過多，曾由警局勸捐收買死鼠，一次數在萬余，得以弭患無形”。文中“順”即清代順寧府，首府在鳳城縣。四年前所采取的辦法是“警局勸捐收買死鼠”，即由警察局向富戶勸捐經費，利用這筆經費，給予上交死鼠之人以獎金，共收得死鼠萬余。

此后幾年，此類活動再未舉辦。但由于“今歲以來，鼠復增加，較昔為甚，識者憂之，以為若不早為捕滅防御，難免不作疫成災”，于是他擬具捕鼠運動辦法八條，認為：“以上各條辦法，簡而易行，伏祈鑒核，分別函令，組織推行，庶鼠類得以減少，鼠疫可望滅絕，地方幸甚，人民幸甚！”這一辦法是否由地方官采納和函令推行，不得而知。就其內容而言，和四年前做法相比，有三點變化：一是委員會規模更大，二是動員民眾更廣，三是措施更為強迫。

捕鼠真正成為一種政權的強制行為，是在1942—1944年騰沖被日本占領期間，“當時日本鬼子命令維持會的給群眾派交活老鼠的任務，受派交活鼠的村寨直達梁河的河面片。這次我們去訪問猛洪村，有位老人說；‘日本人在時叫交活老鼠，逼得沒有辦法，我是拆房子，翻草堆捉去交的’?！崩碚撋?，這樣強力度的滅鼠，鼠疫應該減弱才是。所以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者認為：“可想而知，日本帝國主義逼著群眾交活老鼠指的勾當了，所以日本敗退后的次年，我縣境內就有一些村莊大量發生自然死鼠和人間鼠疫?！?12)騰沖縣防疫站：《騰沖鼠疫流行史調查資料》，1964年。

二、1910年—1930年的政府防疫：傳統的延續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北里柴三朗(Kitasato)和耶爾森(Yersin)在當地發現了鼠疫桿菌，成為人類科學認識鼠疫的開端。1894年病原、宿主發現之后，1897年緒方(Ogata)又發現跳蚤可染疫傳播鼠疫，鼠疫傳播途徑和感染方式得以初步明確(13)紀樹立主編：《鼠疫》，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4頁。。雖然如上所述，這些新的科學知識很快就傳到云南，但是伍連德式的現代防疫措施并沒有隨之用于云南防疫實踐之中。1915年10月30日《申報》在《滇南雜聞》記載是年滇西永昌杉陽鎮發生鼠疫，情況如下：

永昌縣屬杉陽地方，本為騰永通衢，素有炎熱癥之發現，日昨有由該處來者，云近日忽然發現鼠疫(即滇省俗稱之洋子癥)，是病傳染頗速，患者不過一二日即斃命，亦非藥力可治?，F在該處人民，染此病而死者，已不下五六十人，因此生存者極為恐慌，紛紛遷避矣。

杉陽為騰永通衢，一直是周邊地區鼠疫傳播的源地，也被稱為“癢窩子”。1915年此疫再次發生，幸存者也只是“紛紛遷避”。杉陽并非特例，1919年3月31日《申報》在《云南發現鼠疫說》中記載維西縣的情況如下：

數十年前曾有鼠疫發現，死人無算，近二十年來，均未有聞，不料近兩月來，先則維西縣地方發現鼠疫，死亡枕藉，凄慘萬狀。據維西代理楊知事報告云：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六日間，瘟疫流行，受病者均是頭痛咳啖發熱之癥，適商號傳來。油印通用藥方兩單，均屬清涼之品，病原亦甚相符。張知事審查合宜，即傳地方慈善會，捐資配藥分送，并傳藥方，地方人按方服藥，亦甚有效。至二十五六日，病癥傳染遍城內，人民已至無家無人莫可幸免者。署中辦事員書均已病臥不能入署，辦事法警各役以及監押人犯，均無不病。張知事亦于二十六日染病?！勚胤饺搜?，此等劫數為從來所未有云云。

現任張知事罹患鼠疫死亡之后，可能為了尋求援助，暫代知事楊述信將維西縣的慘況透露給了國內主要媒體，除了1919年3月31日《申報》外，1919年3月31日《民國日報》和1919年4月4日《大公報》都登載了楊述信的上述報告文。

上文可知，維西鼠疫流行時，張知事所采取的主要防治辦法，為“即傳地方慈善會”，按照“油印通用藥方兩單”，“捐資配藥分送，并傳藥方，地方人按方服藥”。這一做法也是當時云南省府的主要做法。1918年，廣南縣知事李文干“謹就平時所聞見暨經驗而有得者，爰編《預防鼠疫白話篇》計共八章，錄呈鑒定，并請轉令警廳刊發，俾吾滇民共知防患于未然，不致臨危失錯”。云南省主政者接受了他的意見。省長公署發出訓令，要求各地道尹“即便查照排印多份，通令所屬，布告人民，一體遵照，并資各道尹查照，仍俟印竣檢呈一本來署，以備查考”。云南蒙自道道尹于這一年9月24日，給石屏縣知事聶培煋發出訓令，令其執行。聶培煋執行了這一訓令：“業經令飭警所將警務專令，發白話篇，照鈔多份，張貼通衢，俾眾周知，附卷可也?！?14)“蒙自道尹公署訓令石屏知事聶培煋為預防鼠疫等情由”，34-8-141，1918年，石屏檔案館。

從維西縣的案例來看，按方服藥的方法對于阻止鼠疫用處不大。維西縣鼠疫很快就向外傳播，楚雄等地亦有鼠疫發現，1919年3月31日《申報》云：

近則楚雄縣亦有鼠疫發現，死者難以計數，聞某小村共有男女九十余人，未三日即死亡八十余人，真有令人目不忍睹者。而此數目中，此種不祥之鼠疫又忽傳染到廣通縣(楚雄距省六天，廣通距省五天)患病者較楚雄更眾，死亡尤多?，F聞楚廣官紳雖已設局防衛，而距省較近楚廣又為迄西通省大道，來省之人甚多，現在省警察廳陳廳長對于此于此事認真防衛，已派員前至距省一站之安寧縣，設立防疫檢查所，對于迄西來人，須認真檢察，并恐將遮斷交通云。

為了防止廣通和楚雄兩縣鼠疫傳入省城昆明，云南省警察廳在安寧縣設立防疫檢查所。如果疫情繼續惡化，將采取斷絕交通的方法。

同一時期，遠在幾千里之外的上海，實施了與云南性質不同的防疫措施。1911年5月20日《時報》登載《檢查鼠疫告示》一文，據此可知，查清傳染源、細菌學檢驗確診、收治病人、廣泛醫學檢查等現代防疫措施，成為上海防疫的主要手段，這與20世紀年代的云南形成了迥然差別。

云南地區鼠疫防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系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及亞洲戰局的發展，云南的地位迅速騰升，防疫工作也隨之發生根本變化。一份名為“云南省的防疫工作”稱：

云南省自古即瘴氣(惡性瘧疾)著稱，行人視為畏途。自抗戰以還，該省頓成西南重心，國際交通要點，隨交通線之關系，各種疫癘，乘機侵入。去夏霍亂盛行，形勢猖獗。秋后滇緬公路境內，發現鼠疫，大有延入國境之虞。衛生署有鑒于此，特與省政府當局合作組織抗瘧，防制霍亂，鼠疫等委員會，從事各項防疫工作，茲將各該委員會之工作情形，略述于后。(15)《云南省的防疫工作：防制瘧疾！霍亂！鼠疫！》，《中華健康雜志》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3頁。

其中，鼠疫防制委員會的工作如下：“該會為防制鼠疫沿滇維緬公路，侵入國境起見，擬在邊境各縣，開始調查。其余如定制疫苗，設立情報處等工作，亦在分頭進行中?！逼鋵嵣弦荒?，西南地區的傳染病就引起了《北華捷報》的關注：“在云南緬甸邊界，越來越多的腺鼠疫病人被報導。云貴邊界的霍亂據說也是很嚴重的。云南衛生當局正在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疫苗注射，鼠疫防治機構正在準備血清。衛生當局看上去胸有成竹?！?16)“Bubonic Plague in Yunnan”，The North-China Herald，August 16，1939.

三、抗戰與20世紀40年代現代醫學的介入

根據1944年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隊的調查，滇西之鼠疫，于1875年、1885年、1915年、1935年曾有發生，但此系當地鄉老所談，缺乏“詳細記載及科學之證明”。1940年經細菌學檢驗確有鼠疫發生，1944—1949年每年都在滇西地區散在流行。(17)“滇西鼠疫防治報告”，21-3-204，1945年，云南省檔案館。

1949年10月20日，已逃至臺灣的國民政府內政部衛生司“以滇省蒙化縣本年三、六兩月份即已發現鼠疫”為由，向滇省盧漢政府發出公函，詢問“關于首例發現地點、日期、性別、年齡、是否真性、用何方法檢驗及本年度鼠疫病例共有多少”。云南省府回電稱：“查蒙化縣本年三、六兩月份即已發現鼠疫，當時該縣并未縣報省衛生處，直至九月初旬?！?18)“為電送三十八年交云南流行區域略圖及鼠疫病例統計表請查照由”，21-3-205，1949年，云南省檔案館。

內政部衛生司和云南省的這次公函往來只是例行公事。發現鼠疫病例后，由縣級單位呈報省衛生處，再由省上報中央政府之衛生主管機構，這一制度誕生于抗日戰爭這一戰時狀態。1940年5月，國民政府衛生署、軍醫署、聯勤總司令部衛生部、中國紅十字會醫療防疫總隊，聯合組成全國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負責從中央、省、市及縣各級衛生機關及醫療機構收集應登記的傳染病的報告，并進行制表分析。負責登記和報告傳染病的基層機構是縣衛生院。同時，有鑒于鼠疫和霍亂在十種應登記報告的法定傳染病中的特殊重要性，自1940年5月開始實施這兩種疾病的電報報告。(19)范日新編著：《中國1939—1944年十種法定傳染病流行史料匯編》，內部印行本，1955年，第3頁。

云南雖僻處西南邊陲，但抗日戰爭時期位于大后方，負責一縣之內居民法定傳染病登記報告的衛生院數量，發展很快。1936年7月，省衛生處成立，1937—1943年，在全省129個縣中，設立衛生院的縣分別有3、21、37、45、77、102、92個(20)范日新編著：《中國1939—1944年十種法定傳染病流行史料匯編》，第24頁。。大量縣級衛生院及鄉鎮衛生分所的設立，以及縣—省—中央網絡體系的建立，為疫情的快速發現和及時防治提供了基本保障。

1949年10月至12月，是決定云南政治走向的關鍵時期。這一年鼠疫疫情的報告和防治工作雖然多少因此受到影響，比如蒙化9月初旬才上報疫情，但基本上仍然按照既有制度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在1942—1943年，云南已經基本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傳染病登記和防疫體系，1944年之后滇西地區再次出現的鼠疫疫情，是對這一體系和制度的極佳檢驗。1944—1949年間，云南省衛生處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登記報告、細菌診斷、檢疫、緊急處理和環境衛生等，茲分別論述之。

登記報告1946年6月，滇西鼠疫流行，蠻市、騰沖、保山相繼告急。實際上在此之前的二、三月間，在施甸人和鎮東北二里余一個叫老關廟的村莊里，先發現較多的死鼠，二十余日后，即發現鼠疫患者，人間鼠疫持續了二十余日，死亡十七人，其中一家死絕。然而，對于這一突發情況，“當地鄉鎮保甲長均未注意及報告”。在老關廟鼠疫終止的一個月后，人和鎮人和橋街上又發現死鼠二十余只，之后鎮上群集草柵內的數名乞丐相繼病死，繼之居民亦發現鼠疫患者，且日有死亡，“至是方為地方當局注意且向有關機關報告”。云南省衛生處在接到報告后，于六月廿九日成立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隊，七月三日到達保山。此時，“保山縣城內于六月二十九日，已發現鼠疫患者一人死去，縣屬人和鎮地方，因鼠疫而死者已達三十余人之多，于是人心惶惶，群眾談虎色變，均感大難即將臨頭，不可終日之勢”(21)“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隊工作報告”，21-3-233，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雖然早期疫情有所延誤，但還是引起了地方當局的注意并進行了報告。

在疫情處治過程中，縣政府不斷向省衛生處進行報告，1946年11月14日，云南省衛生處收到了保山縣衛生院院長柯嘯秋的報告，云：“查保山發生鼠疫，迄今四月有余，截至十月底止，所有疫情統計理合制表，備文呈請鑒核備查等情?！痹谄渌健侗Ｉ娇h鼠疫疫情統計表》中，按照地點、發現日期、病例、其中死亡、治愈和現有病人，統計了該縣自6月26日至10月31日的207個病例。(22)“云南省保山縣政府公函”，21-3-162，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在云南省檔案館所藏同一個案卷中，還附有鼠疫旬報表格，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住址、診治日期、患病日期、癥候、溫度、注射次數、結果(預后)、備考等項。(23)“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隊第五隊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旬鼠疫病人登記旬報表”、“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隊第五隊三十五年十一月中旬鼠疫病人登記旬報表”、“十一月上旬未愈病人”，21-3-162，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從1949年10月20日內政部衛生司公函來看，這些內容都需要上報。這從1948年下關衛生院的一份公函中也可以得到印證：“案查十一月中旬下關鼠疫防治情形并病例表，曾從關衛字第110號呈報在案，茲謹將下旬及十二月上旬防治情形并病例繼續呈報?！?24)“下關衛生院呈報三十七年十二月上旬鼠疫病例表”，21-3-229，1948年，云南省檔案館。

細菌診斷1949年10月內政部衛生司公函中提及的一項內容是“是否真性、用何方法檢驗”，即細菌學檢驗是必須的流程。據1945年《滇西鼠疫防治報告》，1940年6月底，瑞麗壘九的飛機制造廠中，“有一印籍司機據謂同患鼠疫身死，電請本處及衛生署派員前往防治，惟各員于七月初到達該地時，已不再發現，僅檢查得一確染鼠疫之鼠而已?！笔悄?月底，在瑞麗尾弄島，“經死鼠及病人之解剖、檢驗及培養結果，證明鼠疫無疑?！?25)“滇西鼠疫防治報告”，21-3-204，1945年，云南省檔案館。1947年8月，保山鼠疫，“經職前往調查并抽腺液化驗，查出有鼠疫形桿菌，乃立即派員在附近各街巷注射預防疫?！?26)“保山縣衛生院鼠疫防治工作報告書”，21-3-232，1947年，云南省檔案館。1948年，“至十月四日衛生院據報有仁民街蘇姓小孩，類似鼠疫，經診視后發現該病例右鼠蹊腺腫，高熱，諺語，經淋巴腺穿刺，送請大理福音醫院檢驗證實，故此病例即成為下關鼠疫之第一病人”(27)“云南省衛生處第三醫療防治隊下關鼠疫防治工作報告”，21-3-229，1948年，云南省檔案館。。從上述記載來看，當時檢驗的普遍方法是“抽腺液化驗”。

細菌學檢驗一方面可以對疾病進行確診，另一方面可以排除類似疫情。如1946年7月20日，在保山縣羊邑鎮，“據報瓦房村、熱水塘發現鼠疫患者，八月九日據報石龍坪(據羊邑東南八公里)，八月十四日張家村，均報發現鼠疫，經馳往調查結果，均非鼠疫，而為其他疾患，僅當時予以治療即行返回?！?28)“石龍坪及其他各地疫情調查經過”，21-3-233，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這一年保山鼠疫也引起了劍川的恐慌：“茲建議保山鼠疫已越過瀾滄江，傳至劍川彌沙井，昨接八月十八日來訊，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二十余日間，彌沙井居民百余戶中已經患鼠疫死亡十余人，其死亡率之大而且速，較之保山芒市各處情形尤甚，尚不速予撲滅，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然而經云南省衛生處防治隊調查，“據劍川衛生院電報疫癥，確系回歸熱非鼠疫”。(29)“云南省參議會三十五年九月14日秘總字第二五七號咨開”，21-3-162，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

檢疫在疫源地理論出現之前，人們觀察到鼠疫系由一個城市傳播到另外一個城市，滇西鼠疫由緬甸傳入的看說由此形成：“在據地方鄉紳所告，約于一八九四年—九六年間，時值世界性鼠疫之大流行，滇西盈江、八莫、南旬、龍川、龍陵、保山等處六邊，鼠疫光顧得病者二萬人?！?30)“云南鼠疫情況初步報告”，21-3-204，1944年，云南檔案館。由于博南古道和滇緬公路上的商貿往來頻繁，似乎更加印證了鼠疫由南向北、由西向東進行傳播：“滇西鼠疫及滇南瘧疾數年來猖獗未已，鼠疫自緬甸傳入，沿大盈江及滇緬公路漸向內地蔓延。三十六年度，曾達保山城區及城區以北板橋等沿公路一帶村落，十年在保山城區及其附近村落即發現患者三百五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三人，疫勢有沿公路再向永平、下關一帶蔓延之趨勢?！?31)“云南省衛生處使用美援救濟款防治鼠疫、瘧疾工作第一期(四、五月)工作報告書”，21-3-242，1948—1949年，云南省檔案館。盡管1944—1947年滇西鼠疫起源于云南鼠疫自然疫源地內(32)曹樹基：《戰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是傳播到省內其他地方的危險仍然是存在的，如1946年，“在防治期中，人和鎮鼠疫恢復期患者陳定國因恐懼封鎖及隔離后受苦，于七月八日夜間，只身逃逸，不知去向，均無下落，可能為其他鼠疫之導火球?！?33)“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隊工作報告”，21-3-233，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因此，當疫情變得嚴重起來，檢疫就會成為防疫的一項重要措施。

騰沖為云南重要商貿口岸，也是云南重要的檢疫口岸。因此，“騰沖在敵軍占據前，衛生署即已設立騰沖檢疫所。今騰沖業已收復，應請恢復此項組織，在中印滇緬兩路交通點進行檢疫工作，俾能防止各項急性流行病之傳染蔓延”(34)“為據報滇西鼠疫傳染堪虞呈擬騰龍邊區醫療防疫隊請轉呈中央核撥經費國幣一千萬”，21-3-203，1944年，云南省檔案館。。1947年7月，保山疫情嚴重，“擬請暫禁昆關一帶與救疫無關之車輛來保，并在霽虹、功果兩地設站檢疫，以免疫渡瀾滄，更難撲滅”。該建議由云南省主席盧漢批準實施。(35)“民國三十五七月盧漢公函”，21-3-180，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保山的鼠疫流行，使處于滇西交通中心的下關民眾深為憂慮，這是因為：“下關地處滇西中心，商賈云集，人煙稠密，因滇緬公路關系，交通頻繁，自保山至下關，朝發夕至，證諸芒、騰、保疫情，既如上述，則安之今日保山鼠疫，不能明日傳入滇西中心之下關耶，又安知不能由下關沿公路傳入顛中之省會，而遍延西南川、黔、桂各省耶，若保山疫情，只達平息而未達絕滅，仍如過去互發互止，若斷若續之階段，悠悠來日，傳播勘慮?！甭毷侵?，成立檢查站進行檢疫工作：“案查下關成立臨時防疫委員會，設置臨時檢查站，于九月六號開始檢疫預防工作等情，曾以關衛字43號呈報在案?！?36)“呈請成立檢查站預防鼠疫由”，21-3-232，1947年，云南省檔案館。

緊急處理1946年6月，滇西鼠疫再次流行，蠻(芒)市、騰沖、保山相繼告急，云南省衛生處派出防治隊進行防疫，其中第三隊工作負責保山的防疫工作。在其所提交的《云南省衛生處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隊工作報告》中，詳細記錄了保山人和鎮、三岔河和辛街三個疫區的防疫經過(37)21-3-233，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其中，人和鎮防治經過如下：

七月四日職隊趕往人和鎮調查，當時尚有患者九人，其中一人尚疑似未確定外，其余八人經顯微鏡及病狀證實為腺鼠疫之后，當時即施以初步之防治…… 七月五日，“防委會”(滇西鼠疫臨時防治委員會)成立，決定防治方針后，即由職以經常駐人和鎮防治，并由“封鎖執行檢疫股”派兵封鎖該鎮，直至無鼠疫病例發現二周(七月二十一日)方解封鎖，…… 每日分數小組普遍施行與防治注射，先由鎮內而及鎮外村莊，所有附近發現死鼠之村落均一一普遍預防注射。又于發現患者及死鼠之家，逐戶用DDT噴射滅蚤，及石灰填塞鼠洞之后，雖于七月五日至七日，繼續發現患者三人，七日之后，即無新病例發現，所以患者，除孕婦及一婦女一少女三人外不治死去外，余均完全治愈。

疫情發生時所采取的緊急處理措施包括細菌學檢驗、成立防疫機構、軍隊封鎖、普遍預防注射、DDT滅蚤、石灰填塞鼠洞、對患者進行治療等。

人和橋首先發生鼠疫，三岔河和辛街繼之。據保山縣衛生院的報告，“人和橋系初發生，無從注射預防針，死亡率達73%。三岔河因事先注射預防針，死亡率即降為27%?！?38)“保山縣鼠疫病人表(六月廿六日迄八月二十五日)”，21-3-179，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梢?，普遍預防注射在20世紀40年代的鼠疫防治中作用突出。其他疫區也是如此。據云南省衛生處統計，1946年滇西地區發病人數592人，死亡人數138人，患者病死率為23.31%(39)21-3-230，1946年，云南省檔案館。，和1894年之前患者幾乎不治相比，病死率已經大大下降。1938—1949年間大理州發病人數944人，死亡人數209人，病死率為22.13%。德宏州發病人數10 300人，死亡4 654人，病死率為45.18%。1950—1955年間，大理州發病1346人，死亡152人，病死率為11.29%；德宏州發病2 950人，死亡633人，病死率21.45%。(40)《中國鼠疫流行史》，第753—756頁。1946年滇西病死率和1950—1955年德宏州基本相同，說明普遍預防注射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環境衛生1948年，云南省衛生處第三醫療防治隊這樣評價鼠疫流行期間環境衛生整頓工作的作用：“鼠疫發生之原因為鼠與蚤，而此二物之滋生，又與污穢等有關?！比欢?，環境衛生整飭面臨巨大困難，如下關為滇西門戶和商業繁盛之區，“惟環境衛生方面，任與其他邊避村落并無二致。四千余戶人家甚少自用廁所，而公廁又復闕如。一萬五千余人口之鎮市，即無公共垃圾箱，又缺乏清除垃圾之人員及經費，是故在市中心地帶，如鴛浦街上的，即可久有形如山丘之垃圾箱，每當雨過天晴，臭氣日益，引人掩鼻?！?41)“云南省衛生處第三醫療防治隊下關鼠疫防治工作報告”，21-3-229，1948年，云南省檔案館。

下關尚且如此，其余地區更是糟糕至極。1944年，騰沖鼠疫，云南省衛生處派醫師三人、環境衛生員一人前往，于是年十一月八日趕到騰沖。在騰沖南45公里的南甸，防治人員看到如下景象：“甚少較大家產居住一處，人畜雜居，煤抹垃圾遍布，僅一板上墊草席，床下箱柜雜置，臥室并無窗孔，白日也不見光，堂間即為灶房，各無煙囪，煙熏便屋，谷磨后亦放室內，器皿雜布，殘食曾飼牲畜，屋內畜糞遍見?！痹颇鲜⌒l生處派來的環境衛生員，進行如下之衛生改良：“勸導居民增開窗戶，至少每屋應有十分之一地板面積之窗洞，臥室內蚤類之騷擾只可減輕，并教居民以開溝派水之法而不致使鼠類自外侵入，并擬建公用焚穗爐及教主婦以廚殘處理之方法，使最后做施肥之用?！?42)“云南鼠疫情況初步報告”，21-3-204，1944年，云南檔案館?？梢?，環境衛生整頓工作，其目的是配合疫情緊急處理，消除鼠蚤滋生的環境，而非平常狀態下的預防。

四、美援衛生還是群眾運動：1950年—1980年防疫的變化

中央大學畢業生過基同參與了1945年滇西地區的鼠疫防治。他指出：“中央衛生署和云南省衛生處派的防疫人員，聯合進行防疫，承盟國捐款五百萬元作為三十四年一至四月份的經費，工作實際包括滅鼠，滅蚤，預防注射，環境衛生改善?！逼渲袦缡笙舅脷浠}是美國氫化物公司的出品。采用碳酸鋇進行毒鼠。1945年2月29日在騰沖九保鎮實施了DDT滅蚤，其意義重大：“是我國民間大規模工作之第一次，也是我國防鼠疫時的第一次應用?！痹谥委熒?，“在騰沖九保鎮武廟內，曾設了防疫醫院，收容病人，鼠疫病人的冶療用藥，大多采用磺胺嘧啶(Sulfadiayine)。第一劑量四公分，以后每隔四小時給一公分，直至熱度退清為止。除磺胺嘧啶外，有時并用血清治療?！泵涝l生不只以上這些，還包括“這次防疫工作，美軍團供給工作人員的交通工具，并派衛生人員參加工作，處處表示著同盟國的合作?！?43)過基同：《滇西邊區防鼠疫記》，《公醫》1945年第6/7期，第31—36頁。

1949年之后，美援衛生難以為繼，防治鼠疫，醫學介入和查找疫源的同時，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消滅鼠蚤，成為一項嶄新的內容，雖然此項工作云南并沒有如內蒙古那樣進行得轟轟烈烈。1955年之后云南鼠疫停歇，查找疫源地成為一項新的重要工作：“根據中央鼠疫防治工作規劃綱要及我省鼠疫防治規劃(草案)和疫區調查計劃的要求”，“在近二年(1956—1957年)內基本上查清全省鼠疫疫區，摸清疫區疆界”(44)蒙自縣人民委員會衛生科：《蒙自縣鼠疫流行歷史及流行因素調查總結》(初稿)，1957年。。在河口縣，調查工作是在1957年10月份進行的，除了進行鼠疫動物學調查外，重點對人類鼠疫流行史和動物病流行情況進行詳細科學的調查。(45)“河口縣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調查計劃”，《河口縣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調查原始材料》，1957年。云南其他縣調查內容和方法與河口縣相同。20世紀70年代，鼠疫專家又發現了云南劍川大絨鼠為主要宿主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它是目前已知云南存在的兩個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46)方喜業：《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39、253頁。疫源地的確立，證明云南人間鼠疫主要來自本地動物病，但由于云南黃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與越南、緬甸等國家連在一起，所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仍然需要嚴防鼠疫從境外傳入。

1977年，云南省紅河州衛生局在接到云南省衛生局《關于嚴防鼠疫從越南傳入的緊急通知》后，于是年5月31日向下轄各縣(市)衛生局下發通知，提出預防鼠疫措施，包括提高思想認識、廣泛開展群眾運動消滅鼠蚤、掌握疫情動態和普遍預防注射四項。紅河州所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殺鼠、滅蚤藥物近年來比較緊張”，因此，一方面“正向省州有關部門積極反映設法解決”，另一方面，“請各縣(市)充分發動群眾利用一切現有可以利用的條件，積極開展工作”。

河口位于中越邊境，這一年，河口縣委、縣革委接到紅河州衛生局上述通知后，進行如下工作任務布置：

1.作好宣傳和政治思想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非特殊情況禁止邊民出境。對境外邊民入境，勸其不得久留，對無入境手續者不準入境。

2.要求在全縣人群(包括部隊、流動人口)90%以上進行預防注射。

3.大面積的室內外和環境滅鼠、滅蚤，發動群眾用各種方法進行。噴灑及毒鼠藥物，由防疫站供應。

4.加強疫情監視和報告，注意自死鼠的檢驗(離衛生、防疫機構遠的地方，用火燒處理)，和對可疑病人的觀察，對疫情要及時逐級報告，不報或晚報者要追究責任。發生鼠疫病人，就地隔離，就地治療，不得外轉。(47)“關于嚴防鼠疫從境外傳入的預防工作安排意見報告”，71-1-7，1977年，河口檔案館。

第一條是禁止境內邊民出境，控制境外人員入境和居留時間，屬檢疫措施。第二條要求對包括部隊和流動人口在內的全縣90%以上人口進行預防注射，上文已述，對鼠疫進行普遍預防注射，在20世紀40年代的云南，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預防措施。第三條是大面積消滅鼠蚤，采取的方法是發動群眾，從防疫站供應噴灑及毒鼠藥物來看，河口應是紅河州防疫重點地區。第四條首先加強對自斃鼠和可疑病人的監測，并強調登記報告制度，“不報或晚報者要追究責任”；其次，如果發現病人，采取的措施是就地隔離治療，不允許轉往縣境以外地區，此系隔離措施。

在接到紅河州的通知后，1977年6月6日，建水縣衛生防疫站也下發了“關于貫徹執行衛生局《嚴防鼠疫從越南傳入的緊急通知》的意見”，提出五點貫徹意見，其中兩項如下：

廣泛發動群眾，大力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以滅鼠、滅蠅為重點。滅鼠，以器械滅鼠為主(夾、壓、關、拉、翻、套、勒、吊、刺、淹等方法)。滅蠅：充分發揮民間中草藥的作用。在有條件的地區，可用藥物來進行滅鼠、滅蠅，通過各種有效方法，消滅老鼠、跳蚤，大大降低鼠蚤密度。

加強疫情報告，掌握疫情動態。各公社疫情報告要加強，除此外要兩報：老鼠死得多要報，無原因急死病要報。(48)“關于貫徹執行衛生局《嚴防鼠疫從越南傳入的緊急通知》的意見”，85-1-1，1977年，建水檔案館。

發動群眾滅鼠、滅蠅、滅蚤一項，只是在“有條件”地區使用藥物，對于多數地區而言，則使用器械滅鼠和中草藥滅蠅。

1986年，紅河州下發今冬明春大面積滅鼠活動的通知，河口縣成立滅鼠領導小組。這次捕鼠活動亦是因是年越南河內、海防和太原等地發生人間鼠疫，應成都軍區要求進行的。根據部署，七月份發布滅鼠通知，通過廣播、墻報等形式進行宣傳。八月份捕捉活鼠用以測定鼠類密度和采集鼠血。十月份舉辦滅鼠培訓班。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為全城區統一投放毒餌時間，至是月二十五日，據統計揀到死鼠2 213只，估算滅鼠8 852只以上。

河口縣衛生局和愛委會對這次滅鼠活動自我評價較高：“這次大面積滅鼠，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在此以前河口鼠害是嚴重的，老鼠活動猖狂，特別是在自衛還擊后一階段，老鼠比人還要多，有的老鼠長一市尺多長，重900克以上，貓見了都害怕，每戶居民平均滅鼠二只以上，有些居民就滅鼠32只?！?49)“河口縣城區大面積滅鼠小結”，71-8A-1，1986年，河口檔案館。在“一九八六年衛生防疫工作總結”中，則如此表述：“這次大面積滅鼠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有的老鼠有一市尺多長，重900克，這次滅鼠，每戶居民平均滅鼠二只以上，有的居民，一戶滅鼠32只?！?/p>

在“一九八六年衛生防疫工作總結”中，1986年全縣共滅鼠11 002只，計城關區9 108只，橋頭239只，檳榔寨69只，螞蝗堡農場1 562只。(50)“一九八六年衛生防疫工作總結”，71-8A-1，1986年，河口檔案館?？梢姴妒笠猿菂^為主。就其滅鼠數量而言，與20世紀30-40年代的鳳慶相似。1986年兩份公文都強調此次捕鼠活動為河口縣194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如果所說為實，那么意味著1949—1985年間，人為控制鼠類數量并非一項主要工作內容。事實上，經過長時期的鼠間鼠疫流行，在鼠間鼠疫和氣候變冷雙重不利因素下，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數量和密度都已經出現極大的降低。

五、結 論

清代后期云南臨安(紅河)與東南地區貿易往來已是比較密切，閩粵地區鼠疫流行時內服藥物之法很快傳播到這一地區(51)李玉尚：《手術與藥物：清代后期云南鼠疫流行中的冶療》，《思想戰線》2015年第2期。。隨著蒙自、思茅、騰越的開埠和滇越鐵路的修建，云南越來越成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鼠疫病因發現之后，很快就為云南精英人士所接受，他們在強調老鼠為鼠疫宿主的同時，也把控制鼠疫的重點放在了滅鼠之上。然而，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數量和密度都已經出現極大的降低。

全面抗戰之前，云南官府對于散在發生的或者由境外傳入的鼠疫，其緊急處理的方法，與1894年之前相比，并沒有本質變化。全面抗戰之后，隨著云南地位的變化和亞洲戰局的發展，法定傳染病上報制度和縣級衛生院得以建立，同時在美援衛生的支持下，云南的防疫措施與世界先進水平保持同步。隨著美援衛生的結束以及云南鼠疫的消失，查找疫源地和防止境外輸入成為防疫重點，除了現代醫學手段之外，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消滅鼠蚤，成為一項嶄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