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的網絡機制

衛力，王亞玲，張秀，趙振

摘要：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拓展和優化了創新網絡，也使創新網絡在創新驅動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诰W絡結構洞理論，從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雙重創新網絡）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通過增強企業在創新網絡中的“橋梁”作用來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的機制，并采用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其創新效率，該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是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中介變量，即存在“數字化轉型水平提高→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增加→創新效率提升”的影響路徑；企業組織韌性提高能夠強化數字化轉型對網絡結構洞的正向影響，但對網絡結構洞影響創新效率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因此，應積極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拓展和優化創新網絡來促進企業創新效率提升，并不斷提高企業的組織韌性以有效化解轉型風險。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創新效率；結構洞；創新網絡；創新合作網絡；創新知識網絡；組織韌性

中圖分類號：F270.7；F27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24）0-0081-15

引用格式：衛力，王亞玲，張秀，等.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的網絡機制——合作和知識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的中介作用［J］.西部論壇，2024，34（1）：81-95.

WEI Li， WANG Yaling， ZHANg Xiu，et al. Network mechanism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dual innov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holes［J］. West Forum， 2024， 34（1）： 81-95.

一、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新發展階段尤其需要通過提高創新效率來實現高質量發展。目前，我國雖然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但“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依然存在。企業是經濟運行的微觀主體，企業創新是支撐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所在，但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大多仍處于中低端位置，創新水平不高，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亟待提升創新效率以消除“卡脖子”“掉鏈子”等潛在風險。數字經濟的發展為企業創新提供了新契機、新動能和新模式，順應數字化潮流，通過數字化轉型提高創新水平和效率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企業數字化轉型是數字技術的應用，更是組織變革的過程，是企業將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應用于生產流程、產品和服務創新，從而推動生產方式重組變革的過程，深入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其具體機制，有助于進一步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的創新促進效應，進而驅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其中，多數文獻聚焦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績效）或能力的影響，而關于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研究相對較少。已有文獻基本認同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企業創新效率，并對其中的影響機制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比如：王慧等（2021）研究發現，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強化組織韌性，并進一步提升創新效率［1］；楊水利等（2022）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了制造業企業創新效率提升，且行業競爭程度越高、市場化程度越低該作用越明顯［2］；Li等（2022）認為融資約束和股權集中度在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效率過程中分別發揮了中介作用和調節作用［3］，Lin和Xie（2023）認為管理效率和研發補貼分別發揮了中介作用和調節作用［4］，Wang和He（2023）認為財務信息披露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5］，賀正楚等（2023）則認為交易成本發揮了部分中介效應［6］；趙玲和黃昊（2023）認為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資源組織協調成本和優化內部控制執行環境等渠道提升企業創新效率［7］，楊天山等（2023）認為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治理能力和改善信息環境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效率提高［8］，劉暢等（2023）則認為數字化轉型通過強化媒體監督和應用虛擬仿真技術兩個渠道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效率［9］；宋加山等（2023）分析表明，融資約束在數字化轉型提升企業創新效率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中介作用，且金融化可以正向調節該中介作用［10］；劉冰冰和劉愛梅（2023）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高企業間勞動、資本、知識和技術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效率，且行業競爭能夠增強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效率的促進效應［11］。此外，還有一些文獻認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效率具有非線性影響（劉冰冰 等，2023；宋巖 等，2023）［11-12］。

總體上看，學者們普遍關注到數字化轉型是促進企業創新的重大機遇，并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還有待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方面，對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研究較少（相對于創新產出水平），而創新本身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創新效率提升比創新產出增加更能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因而有必要加強對于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文獻對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分析大多從企業自身的特征和行為以及地區的發展環境等角度展開，忽略了不同企業之間的創新聯系。事實上，隨著社會分工和生產技術的不斷發展，企業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強化和頻繁，企業不再是在一個絕緣、孤立的系統里運作（毛蘊詩 等，2019）［13］，而是相互聯系形成復雜的網絡結構體系，企業的創新行為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其他創新主體及外部創新資源的影響，并通過創新聯系形成多維度層次的創新網絡。比如，從創新的行為主體來看，不同的企業共同進行技術攻關，從而形成創新合作網絡；從創新的內容來看，不同的企業運用同一領域的知識進行創新或者生產出包含同類知識的創新成果，從而形成創新知識網絡。從理論上講，一個企業嵌入創新網絡的程度越深、在創新網絡中的地位越重要，越能夠通過創新網絡來整合和利用創新資源，進而提高其創新產出和效率。那么，數字化轉型能否通過提高企業嵌入創新網絡的程度或者增強企業在創新網絡中的連接功能來促進企業創新？對此鮮有文獻進行深入探究，即便個別文獻有所涉及，比如李雪松等（2022）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促使企業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提升企業創新績效［14］，黃先海等（2023）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創新網絡溢出效應和貿易網絡溢出效應促進企業創新［15］，但也只是針對創新產出，未能進一步探討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網絡機制。

鑒于上述，本文將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引入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分析框架，基于網絡結構洞理論探討數字化轉型通過增強企業在創新網絡中的“橋梁”（企業間創新合作和知識關聯的中介）作用來促進創新效率提升的傳導機制，并采用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相比已有文獻，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一是探究了合作和知識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在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中的中介效應，為深入研究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的網絡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鑒，并有助于深入認識數字化轉型賦能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機制以及創新網絡優化和發展的重要意義；二是進一步考察了組織韌性在數字化轉型通過雙重創新網絡影響企業創新效率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對如何充分發揮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效應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如前所述，眾多文獻的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可以直接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與此同時，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不斷推進，創新的復雜性、系統性和協同性顯著增強，而單個企業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有限，為應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和緩解自身創新資源有限的約束，企業越發需要融入各種創新網絡來謀求創新優勢（王巍 等，2022）［16］。通過嵌入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企業能夠更有效地獲取所需創新資源，進而在互利共贏中提高創新效率（蔣德嵩，2013）［17］。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是不同類型的社會網絡，前者刻畫了創新主體（企業）之間的創新聯系，后者則描摹了實現創新的知識元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兩者具有相似的連接模式。然而，不同的企業在創新網絡中占據不同的地位，能夠從創新網絡中獲取的資源和利益也存在差異。根據網絡結構洞理論，在網絡中，如果一個節點與另外兩個節點直接相連，而另兩個節點之間沒有直接相連，那么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洞。兩個或多個沒有直接聯系的節點要取得聯系，必須依賴處于結構洞位置的節點作為“橋梁”，才能實現在信息、資源、技術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動。結構洞反映了網絡結構中的非冗余聯系，是網絡中信息交流的中介，一個節點所占據的結構洞越多，則其所擁有的信息優勢和控制優勢越強（Burt，1995）［18］?；诖?，本文主要探討數字化轉型能否通過增加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來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

1.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效率

在本文中，創新效率是指單位創新投入帶來的經濟效益多少，包括從創新投入到創新成果產出的技術研發效率和從創新成果到經濟產出的技術成果轉化效率。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的生產和研發創新過程中，數字化轉型不僅能降低企業創新活動中由信息不確定帶來的經濟成本，壓縮企業內外部協同成本，還能提高數據的邊際要素生產率，從而有效提升企業的技術研發效率（Al-Adwan，2017）［19］。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將技術、數據和知識進行聯結，并通過與客戶的頻繁互動在同質化的市場環境中不斷改進、創新產品和服務。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會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對已有產品進行數字化改造或開發智能化產品（Li，2020）［20］，并借助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運營流程進行改造升級，建立基于數據分析的決策體系及管控系統，提升整體的運營效率（Philipp et al.，2017）［21］，從而提高技術成果轉化效率。因此，數字化轉型促使企業的研發模式更加虛擬化和開放化，生產模式更加模塊化和柔性化，推動企業轉變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機制，進而為企業帶來更大的附加收益（衛力 等，2023）［22］。此外，數字化轉型使企業能夠更迅速地響應市場需求，更準確地把握創新機會，更高效地整合創新資源，更有效地降低創新風險，并能夠打破企業內外部協調溝通的壁壘，加快企業間的知識互動和協同合作，在實現精準創新投入和降低創新成本的同時有效提高創新產出，進而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賀正楚 等，2023）［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1：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效率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創新合作網絡結構洞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嵌入創新合作網絡的程度，并有利于增強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行為不僅取決于自身的發展需求，往往還會受同地區或同行業中其他企業數字化轉型行為的影響，即存在“同群效應”（陳慶江 等，2021）［23］。企業通常會基于社會網絡尋找與自身相匹配的參照物來規避轉型風險和降低轉型過程的不確定性，這將在有效擴大創新合作網絡規模以及網絡連通性的同時增加企業所占據的結構洞數量。數字技術的應用顯著降低了企業間的聯系成本（殷群 等，2021）［24］，使企業能夠更為便捷地拓展合作網絡；數字技術能夠提升網絡中信息傳遞和資源共享的效率和速度，幫助企業間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系，提高企業間的合作效率，增加技術轉移機會，進而通過拓寬信息獲取途徑和增強知識溢出效應提升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占據結構洞位置的企業能夠利用數字技術更好地將其所擁有的資源優勢擴散至創新合作網絡中的其他節點，提升網絡中各個主體的連接性和互通性，并鞏固自身的結構洞優勢。

另一方面，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中擁有的結構洞優勢增強能夠顯著提升其創新效率。占據結構洞位置的企業在與網絡中其他企業合作時，能夠從兩端獲取冗余度較低的信息與異質性資源，成為網絡中心和資源控制中心（Burt，1997）［25］。企業擁有的結構洞越多，對資源的控制能力越強，在網絡中發揮的“橋梁”作用也越大。占據結構洞位置的企業在充當“橋梁”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更高的權力、擁有更大的行為自由度以及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孫國強 等，2016）［26］，進而能夠更為客觀地了解市場信息，及時捕捉行業技術新動向，減少技術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提高創新效率（Xu et al.，2017）［27］。此外，占據結構洞位置的企業還擁有調和兩端企業關系的權利和打通不同企業間合作鏈路的能力（馬永紅 等，2023）［28］，其在促使網絡成員保持緊密聯結的同時，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其他企業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以保證自身創新活動的新穎性和有效性，進而提升其創新效率。因此，具有較高數字化水平的企業不僅能夠通過拓展創新合作網絡改善與其他企業的技術合作關系、拓寬信息獲取渠道、增加技術轉移應用機會，還能利用其結構洞優勢獲取網絡中其他創新主體的創新資源和技術支持，并降低創新成本，從而顯著提高創新效率（王巍 等，2022）［1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2：創新合作網絡結構洞是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中介變量，即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增加其在創新合作網絡中的結構洞來提升創新效率。

3.創新知識網絡結構洞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增強企業在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知識元連接潛力主要受學科知識的自然屬性和研究者對該知識元認知程度的影響（Quatraro，2010；Boh et al.，2014）［29-30］，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能夠加速信息的存儲、擴散與傳播（袁淳 等，2021）［31］。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研發人員全面了解企業所擁有的知識元，而后對知識元進行整合吸收，挖掘各類知識的潛在價值，繼而可以將自身擁有的知識元擴散至其他異質性節點，并在加強網絡內知識聯系的同時更好地尋求新的知識元，由此增強其在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通過數字技術可以跨越地域和行業界限與來自不同地區、行業的組織建立聯系，從而更為廣泛地利用創新資源，更為迅速地獲取、共享和傳遞知識，并通過促進知識的快速傳播和流動增加其在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

另一方面，企業在創新知識網絡中擁有的結構洞優勢增強能夠顯著提升其創新效率。在知識網絡結構洞中，兩個不直接聯系的知識元通過共同的第三方知識元產生間接聯系，第三方知識元扮演了“橋梁”的角色，并具有代理特征（Burt，1995）［18］。 企業的知識網絡結構洞豐富度高，意味著其擁有大量未連接但又非完全隔離的知識元資源，這些知識元具有潛在的連接能力和創新價值（Gianluca et al.，2009）［32］。企業在技術研發過程中通常會在創新知識網絡中進行聯想搜尋，而結構洞較多的企業易于出現在其他企業聯想搜尋的中介位置上，在此過程中，結構洞較多的企業可以主動減少與自身創新活動無關的冗余知識聯結，并通過感知和聚集異質性知識元來積累非冗余知識資本，從而強化其在知識維度上的優勢。此外，存在于同一創新成果中的知識元之間潛在的連接能力和創新價值可能已經用盡（Bresnahan et al.，2001）［33］，企業需要在知識網絡中尋找尚未連接的知識元進行創新，而結構洞為企業提供了豐富的未連接但又并非完全隔離的知識元，它們比其他結構類型的知識元更易相互連接（Wang et al.，2014）［34］，從而可以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提高了其數字能力（包括數字洞察能力、數字運營能力、數字資源協同能力、數字管理能力等），可以更好地對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知識來源渠道和自身的技術研發過程進行適應性重塑，并通過促進內外部知識元融合快速提升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能力，進而實現創新效率的提升（姜君蕾 等，2023）［3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3：創新知識網絡結構洞是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中介變量，即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增加其在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來提升創新效率。

三、實證檢驗設計

1.基準模型設定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能否促進企業創新效率提升，設定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IEit=α0+α1DT+αControlit+ηind+εit

其中，下標i和t分別代表企業和年份，被解釋變量（IE）“創新效率”反映樣本企業的創新效率水平，核心解釋變量（DT）“數字化轉型”反映樣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ηind 表示行業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對于企業創新效率的度量，相較于隨機前沿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不需要事先設定生產函數的形式，可容納來自多個投入和產出變量，因而在相關研究中應用更為廣泛，本文也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來測算“創新效率”變量。借鑒Kao（2009）、韓兵等（2018）改進的動態兩階段DEA模型［36-37］，將樣本企業的創新投入產出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技術研發過程，包括研發投入（人力、金融和其他物質資源）和中間產出（新產品、新技術成果），在該階段基于企業的技術研發投入和產出評估其技術研發效率；第二階段為創新成果轉化過程，該階段反映技術創新的市場效率，即研發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利潤）的效率。上述兩階段相輔相成，第一階段的中間產出既是技術研發的成果，又是創新成果轉化的投入。借鑒王延霖和郭曉川（2020）的方法［38］，最初投入為企業的研發支出和研發人員數量，中間產出為企業專利申請數和無形資產總額，最終產出為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凈利潤，進而利用MaxDEA Ultra 7.9軟件測度樣本企業的創新效率。

本文在基準模型中采用CSMAR數據庫公布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來衡量樣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并借鑒吳昊旻和靳亭亭（2017）的研究選取以下控制變量［39］：一是“企業規?！?，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來衡量；二是“企業年齡”，采用樣本當年與企業創立年份之差加1來衡量；三是“資產負債率”，采用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來衡量；四是“產權性質”，為是否國有企業的虛擬變量，國有企業賦值為1，非國有企業賦值為0。

2.中介機制檢驗方法

為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否通過增加其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來提升創新效率，借鑒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40］，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檢驗模型：

CoSTRit/KnSTRit=β0+β1DTit+βControlit+ηind+εit

其中，CoSTR和KnSTR分別為“合作網絡結構洞”和“知識網絡結構洞”。不同的企業共同申請同一專利表明這些企業之間存在創新合作，不同的企業申請同一領域的專利則反映出其創新存在知識關聯，因此，本文參照Ahuja等（2000）、Wang等（2014）、辛琳（2022）的方法［41］［34］［42］，利用樣本企業的專利申請信息，運用UCINET 6.0軟件構建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以樣本企業為網絡節點、以共同申請發明專利為邊構建一模創新合作網絡；發明專利的IPC分類號反映了其所涉及的知識領域，基于樣本企業及其發明專利IPC分類號的前四位構建二模知識關聯網絡，并以行為標準將二模網絡轉換為一模網絡。本文采用結構約束算法，基于網絡約束指數（Network Constraint Index）來測量節點的結構洞數量，該指標為負向指標，即某一節點的網絡約束指數越大則其網絡閉合性越高，結構洞數量就越少（Burt，1995；汪丹，2008）［18］［43］。具體計算方法如下：首先，測算節點i與節點j之間聯系受到的限制度Cij，公式為

Cij=（Pij+∑k≠ijPikPkj）2。

其中，Pij為節點i與節點j之間連接的數量占節點i與網絡中所有其他節點連接總量的比例，k為與i和j都有連接的節點。當節點j是節點i的唯一連接節點時（i不是j與其他節點連接的“橋梁”），Cij取最大值1；在Pij一定時，若節點i是節點j的唯一連接節點（i是j與其他節點連接的唯一“橋梁”），Cij取最小值Pij2。然后，加總節點i與各節點之間的限制度，即

Ci=∑jCij；

最后，對限制度（負向指標）進行正向化處理，根據本文計算得到的限制度取值范圍（0.047～2），通過“2-Ci”得到節點i的網絡約束指數，其值越大，則該節點擁有的結構洞越多，在網絡中發揮的“橋梁”作用越大。

此外，為進一步明確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增加能否顯著提升其創新效率，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進行補充分析：

IEit=γ0+γ1CoSTRit/KnSTRit+γControlit+ηind+εit

3.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以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期間為2013—2021年，并刪除ST和*ST的樣本以及數據嚴重缺失的樣本。主要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發明專利申請數據來自萬方數據庫和國家專利檢索服務平臺，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皠撔滦省钡淖钚≈禐?，最大值為1，均值為0.072，表明樣本企業的創新效率整體處于較低水平且企業間存在較大差異；“數字化轉型”最小值為21.755，最大值為80.040，表明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差異較大。表2為主要變量的相關性檢驗結果?！皵底只D型水平”“合作網絡結構洞”“知識網絡結構洞”與“創新效率”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說；各自變量間均顯著相關，但相關系數均小于共線性的一般門檻值0.75，VIF共線性診斷結果均在2以下，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模型回歸

全樣本的基準模型檢驗結果見表3的（1）列，“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提高對其創新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說H1得到驗證?？紤]到不同類型的企業具有不同的資源條件與發展模式，比如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在獲取政府資源方面存在顯著優勢，但也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可能導致數字化轉型對創新效率的影響在不同的企業中存在差異，本文進一步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見表3的（2）（3）列。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子樣本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普遍性，進一步驗證了假說H1；再從系數的顯著性和大小來看，“非國有企業”子樣本的“數字化轉型”回歸系數顯著性和絕對值均大于“國有企業”子樣本，表明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具有更強的創新效率提升作用。

2.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模型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替換解釋變量。借鑒吳非等（2021）、張遠和李煥杰（2022）的研究思路［44-45］，采用企業年報的數字化轉型特征詞詞頻和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無形資產項目年度匯總金額來衡量樣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采用熵值法計算得到變量“數字化轉型1”，用其替代“數字化轉型”重新進行模型回歸。二是解釋變量滯后處理?？紤]到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對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后重新進行模型檢驗。三是刪除特殊行業樣本?？紤]到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遠高于其他制造業行業，刪除該行業的樣本后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四是傾向得分匹配法。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可以解決樣本自選擇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根據“數字化轉型”的均值將樣本企業劃分為數字化轉型水平高和低兩個子樣本，數字化轉型水平高的企業為處理組，數字化轉型水平低的企業為控制組，以控制變量作為協變量進行一對一近鄰匹配，進而采用匹配后的樣本重新進行模型回歸。上述穩健性檢驗結果均顯示（見表4），樣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其創新效率，表明本文基準模型的分析結果是穩健的。

3.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見表5的（1）（2）列，“數字化轉型”對“合作網絡結構洞”和“知識網絡結構洞”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提高能夠顯著增加其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數量，假說H2和H3得到驗證。進一步分析結構洞對創新效率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5的（3）（4）列，“合作網絡結構洞”和“知識網絡結構洞”對“創新效率”的影響，其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增加可以顯著提升其創新效率。再采用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的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見表6），創新合作網絡結構洞和創新知識網絡結構洞均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

五、進一步的分析：組織韌性的調節作用

數字化轉型可以對企業發展產生諸多積極影響，但同時也會帶來較大的轉型風險，此時企業規避風險和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將會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行為及其效應產生影響。作為直面市場風險的行為主體，企業是否具備足夠的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對其持續成長具有重要影響，企業組織理論將企業抵抗沖擊并從意外事件中恢復且反彈的能力稱為組織韌性。動態能力理論認為，組織韌性是根植于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組織慣性運作的產物，能夠使企業在面對動態環境時通過不斷平衡組織內部軟能力和硬能力來迅速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的組織韌性越強，越能夠抵抗和應對突發風險，從而迅速恢復至原有狀態，甚至超越原有狀態?；诖?，本文進一步考察組織韌性對數字化轉型通過合作和知識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調節作用。

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可以視為企業內部較高層次的突發事件，需要改變企業原有的運行狀態并要求組織的各個部分對這種變化作出相應反應。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組織韌性較高的企業更容易在變化的運營環境中識別機遇并產生積極的自我認知，這有利于企業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拓展創新網絡并強化其在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從而提升企業在創新網絡擴張過程中對創新資源的整合和利用能力，最終提升企業創新效率。企業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的拓展以及結構洞優勢的增強，有利于企業探索和適應新知識、新技術、新思想，促進企業創新效率提升。但是，企業在創新網絡中結構洞的增加也可能加大其創新合作和知識應用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對企業創新效率產生負面影響。組織韌性較高的企業可以更有效地應對不確定性，更敏銳地感知風險，結構洞優勢增加對其創新效率的負面影響較弱，從而在總體上表現為結構洞優勢增加對其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強。因此，組織韌性可以正向調節數字化轉型通過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中介機制，即企業組織韌性提高會強化數字化轉型對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的正向影響和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增加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正向影響。為檢驗組織韌性的調節作用，本文構建如下調節效應檢驗模型：

CoSTRit/KnSTRit=δ0+δ1DTit+δ2ORit+δ3DT×ORit+δControlit+ηind+εit

IEit=θ0+θ1CoSTRit/KnSTRit+θ2ORit+θ3CoSTRit/KnSTRit×ORit+θControlit+ηind+εit

其中，OR為調節變量“組織韌性”。借鑒Ortizde和Bansal（2015）的方法［46］，本文從企業的財務波動性和長期增長性兩個維度來測算樣本企業的組織韌性，財務波動性采用股票波動來衡量（樣本期間個股月回報率的標準差），長期增長性采用三年內累計銷售收入增長額來衡量，再運用熵值法計算得到“組織韌性”變量。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見表7?！皵底只D型”和“數字化轉型×組織韌性”對“合作網絡結構洞”和“知識網絡結構洞”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組織韌性發揮了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即企業組織韌性提高會強化數字化轉型對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的增加作用。但“合作網絡結構洞×組織韌性”和“知識網絡結構洞×組織韌性”對“創新效率”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企業的組織韌性在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影響創新效率中未能發揮顯著的調節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組織韌性主要是指在外部沖擊下化解危機的能力，其對企業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與創新效率之間關系的影響主要在于降低結構洞增加對創新效率的負面影響，而本文分析的樣本為制造業上市公司，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比較完備，加上制造業的技術進步路徑往往相對明確，創新網絡結構洞增加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創新風險較小，從而對創新效率的負面影響本身就較小，所以組織韌性未能產生顯著的調節作用。

六、結論與啟示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加成下，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創新合作通過優化創新資源配置顯著提高了創新效率，同時更為豐富的知識傳播渠道使得創新成果以網絡的方式迅速擴散。在此背景下，積極嵌入創新網絡成為企業塑造和增強創新優勢的重要路徑。創新網絡具有多重性，其中創新合作網絡為企業獲取外部創新資源提供了有效途徑，創新知識網絡為企業應用知識和傳播知識提供了渠道保障。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打破組織內外部協調溝通的邊界壁壘，促進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創新合作和知識交流，因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有效拓展創新網絡，而且可以通過強化企業在網絡中的連接功能形成結構洞優勢。在創新網絡中占據結構洞位置有助于企業更廣泛地獲取創新資源、更有效地利用現有知識，從而減少重復努力，加速創新過程，提高創新效率。本文以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2013—202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到如下結論：（1）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其創新效率，該結論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中均成立；（2）相比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非國有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為顯著；（3）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增加企業在創新合作網絡和創新知識網絡中的結構洞數量，結構洞增加可以顯著提升創新效率，表明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增強企業在雙重創新網絡中的結構洞優勢來提高企業創新效率；（4）組織韌性提高能夠強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的正向影響，但對雙重創新網絡結構洞影響創新效率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啟示：一是積極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有效提高創新效率。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挖掘信息價值，及時發現問題，準確預測市場變化，并優化創新流程、提高創新效率，從而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具創新優勢。需要強調的是，非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靈活性，更應抓住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加快數字化轉型進程。二是高度重視創新網絡的作用，通過拓展和優化創新網絡來促進企業創新效率提升。一方面，企業應利用數字化媒介突破創新合作壁壘，積極尋求具有共同利益與目標的優質合作伙伴，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不斷鞏固合作關系，從而在拓展創新合作網絡的同時謀求更加有利的網絡地位和創新優勢。另一方面，企業應當充分利用數字化轉型的契機，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對創新知識網絡中的存量信息進行系統分析和挖掘，以發現新的創新機會和解決方案；同時，要通過技術培訓、社交媒體、線上會議等多種數字化形式擴展創新知識網絡的外延，加強不同創新主體間的知識共享與交流，從而形成具備良好共享性和流動性的創新知識網絡系統。三是不斷提高企業的組織韌性，有效化解轉型風險。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在為企業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重大的經營風險。特別是在當前國內經濟轉型和國際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通過加強組織韌性建設提高企業的數字化適應能力尤為重要。企業應當采取積極措施，在轉型過程中維持各部門的穩定運轉，并快速提高有效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例如，制定危機管理計劃，培養員工適應能力，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聯系，建立強大的財務基礎，持續創新產品和服務，從而緩和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波動與沖擊，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效應，促進企業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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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Mechanism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Dual Innov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Holes

WEI Li， WANG Ya-ling， ZHANG Xiu， ZHAO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ives enterprises new momentum for development. Can enterprises implemen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ake advantage of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lex social networks to cope with the external dynamic environme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and few scholars have placed the main enterpris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ir interaction with external resource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heory， and provide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strengthen dual network embedding with the help of new generatio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1 as sampl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comes from the CSMAR database， and the patent data comes from the Wanfang database and national patent retrieval service platform.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Wang et al. and Ahuja et al.， and based on the paten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knowledge network are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in UCINET6.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cooperation network structure hole and knowledge network structure hole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structure hole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an the knowledge network structure hol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ual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ffect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a social network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expand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appropriately embed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knowledge networks according to practical need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path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impl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to build external social networks and obtain resource information in the subsequent operation process， which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efficiency; structural hole; innovation network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innovation 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CLC number：F270.7; F273.1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24）0-0081-15

（編輯：劉仁芳；黃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