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秦濤 邵戰林

摘要以新疆14個地州為研究對象，構建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體系，綜合運用熵值法、耦合協調發展模型等方法，研究新疆2010—2020年兩系統間的綜合發展水平及其耦合協調發展水平時空特征。結果表明，新疆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但各地區之間差異較大，除烏魯木齊市以外，其他地區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潛力仍然較強。全疆的耕地集約利用水平雖然呈上升趨勢，但整體效果不明顯，除喀什地區和阿勒泰地區外，其他地區發展水平普遍偏低，此外，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主要集中在“瀕臨失調”和“中度協調”之間。因此，新疆在現有資源的基礎上，要因地制宜，在穩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同時，同步提升耕地集約利用程度，加強資金和技術投入，完善基礎設施，以便協調發展。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新疆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76611（2024）070259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7.060

Research on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Xinjiang

QIN Tao，SHAO Zhan-l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 Xinjiang 830052）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14 prefectures in Xin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use of arable land，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methods such as entropy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to stud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Xinjiang from 2010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Xinjiang is on the rise as a whole， bu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Except for Urumqi，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other regions is still strong. Although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whole region is on the rise， the overall effect is not obvious. The level of intensiv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s generally low except for Kashgar and Altay. In additi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near imbalance” and “moderate coordina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ources， Xinjiang should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teadi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simultaneously improve the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arable land， strengthen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improve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coordinate development.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Intensive use of arable land;Coupling coordination;Xinjiang

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已然處于關鍵時期，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截至202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超過65%，這是大力發展經濟的必然結果，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2022年6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正式發布，規劃中明確指出“耕地紅線不突破、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嚴格管控非糧化”，說明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要注重對耕地的保護，將耕地集約利用起來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優化土地結構的同時得到更多的產出效益［24］。但是在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問題，其中與其發展最為密切、影響最深的就是“三農”問題，城鎮化對“三農”方面尤其是在耕地資源上影響最為嚴重，因為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進程中，城鎮面積的擴張必然會導致周邊耕地面積的減少，進而導致城市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影響到土地流轉、糧食安全等問題［56］。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嚴格管理控制耕地用途，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優化耕地結構，將耕地高度集約利用起來［7］。因此，研究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發展關系，對推動農業發展以及促進農戶增收和保護農戶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研究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發展大多是通過構建評價體系來進行，其中，李子瑞等［8］對東北三省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性進行評價分析，結果表明只有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提高城鎮質量，以經濟建設來反哺農業生產，才能實現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協調發展。朱潤苗等［9］對福建省9個市區運用灰色關聯模型得出兩系統之間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新型城鎮化通過技術、人才等要素回歸農村來推動耕地集約利用；另一方面耕地集約可以為新型城鎮提供糧食生產來保障物質基礎。曹春艷［10］、夏敏等［11］、鮑娟娟等［12］運用耦合協調模型探究兩系統間的影響因素和水平時空特征，分析在不同時期新型城鎮化發展對耕地集約利用的影響。

總體來看，關于研究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發展的研究區域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和中部沿江地區，其特點是經濟較為發達，對西部等地區兩系統間協調發展的研究還相對較少，且構建的指標體系不夠全面?；诖?，筆者以新疆為研究區域，選取新疆14個地（州、市）為研究對象，從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2個方向構建指標體系，進行科學的指標篩選，通過耦合協調模型測算2010—2020年新疆14個地（州、市）的耦合協調度，研究分析其時空演變特征，為促進新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協調發展規劃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1研究區域概括與數據來源

1.1研究區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位于我國西北部，地處亞歐大陸腹地（75°～95°E，35°～50°N），與甘肅、青海、西藏相鄰，土地總面積為16.64×105 km2，約占中國陸地面積的1/6，是中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形復雜多樣，山脈與盆地相間排列，盆地被高山環抱，俗喻“三山夾兩盆”。通過查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官網，截至2023年4月，全疆14個地（州、市）共計常住人口2 587萬，城鎮化率為57.89%，現有耕地面積706.67億hm2，林地面積1 220.00萬hm2，草地面積5 200.00萬hm2（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由于氣候獨特，日溫差大，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其草場資源豐富，是全國五大牧區之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在2021年出臺的《新疆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中明確指出，要通過穩步推動農村土地改革，實現城鄉融合發展［1315］。因此，筆者研究新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兩系統之間的關系，為提高城鎮化質量，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一定的決策參考。

1.2數據來源

以新疆14個地（州、市）為研究單元，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可量化性，主要選取2010—2020年為研究區間，其數據主要來源于2010—2020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新疆統計年鑒》以及新疆各地（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其中部分年份缺失的數據通過插值法求得。

2研究方法與模型

2.1研究方法

2.1.1指標體系構建。

通過閱讀大量相關文獻，在歸納總結其他學者的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上，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原則，綜合新疆自身經濟發展和土地利用情況，從經濟、人口、土地、社會4個準則層共計11項指標來衡量新型城鎮化，從投入強度、產出水平、可持續利用3個準則層共計8個指標來衡量耕地集約利用（表1）。運用熵值法確定指標層權重，再分別對2個子系統之間的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和分析，盡可能保證所選指標客觀真實，能夠全面地反映該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和耕地集約利用狀態。

2.1.2指標權重的確定。

由于全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19項原始數據單位不同，差異較大，不能直接進行比較，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對結果的影響，首先使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再使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Wj=Djmj=1Dj，1≤j≤m（1）

式中：Wj為第j項指標的權重；Dj為第j項指標的效用值；D為 1與第j項指標熵值的差值。

2.1.3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各系統的綜合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f（x）=WjX′ij，g（x）=WjX′ij（2）

式中：f（x）為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指數；g（x）為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綜合指數；Wj為第j項指標的權重；X′ij為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指標體系中第i個年份、第j項指標的標準化數值。

2.2耦合協調度模型

分析指出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相互作用，實現協調發展的動態關聯，反映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相互制約或相互依賴的程度，對兩者協調發展關系進行定量化分析［16］。在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的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方面，該研究主要參考曹春燕［10］、朱潤苗等［9］的做法，具體的分析過程如下：

C=f（x）×g（x）f（x）×g（x）22K（3）

式中：C為耦合度，取值范圍［0，1］；f（x）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指數；g（x）為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綜合指數；K為協調水平的調節系數，因為該研究為兩系統，所以取K=2。

計算耦合協調度：

D=C×T（4）

T=af（x）+bg（x）（5）

式中：T為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綜合協調指數；D為耦合協調度；a和b為待定系數，該研究認為兩系統同等重要，因此a=b=0.5。參考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1719］，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6個等級（表2）。

3結果與分析

為了能夠直觀反映新疆各地（州、市）層面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的時空分布特征［2022］，選取研究年限范圍內的初期、中期和末期3個時間節點，借助ArcGIS10.3軟件繪制其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圖，并計算兩系統間的發展水平，測算二者耦合協調度在這3個時間節點上的數值，以便進一步研究兩系統間發展演變的特征與規律。

3.1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

2010—2015年新疆新型城鎮化水平呈現緩慢上升、穩定發展的趨勢特征，但有7個地（州、市）相比于2010年仍處于較低水平，北疆的哈密市、吐魯番市，其中心城市的輻射影響力較弱，在地區的城鎮化發展中帶動作用不明顯；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簡稱博州）地域遼闊，但常住人口較少，在當時旅游業不發達的情況下，主要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缺乏資金來進行城鎮化建設。南疆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以下簡稱克州）和田地區農村人口較多，資源相對匱乏，距離首府城市較遠，并且當地城鎮化建設受自然條件等因素影響，發展較為緩慢。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的有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昌吉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以下簡稱伊犁州）、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簡稱巴州）、喀什地區。北疆的地州分別鄰近天山北坡經濟帶的核心區域——烏魯木齊市，擁有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資源稟賦優勢來實施城鎮化建設，其中克拉瑪依市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其石油資源豐富，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能夠對附近地區起到輻射帶動作用。南疆的阿克蘇地區和喀什地區在“西部大開發”“對口援疆”等國家政策下，抓住機會使得經濟快速增長，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2015—2020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變化較大的為烏魯木齊市及和田地區，烏魯木齊市作為新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著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服務設施，位于天山腳下，地理位置優越，擁有開放的投資環境來發展外向型經濟，能夠推動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和田地區在“十三五”期間國家進一步加大對新疆的政策支持力度下，抓住機遇，提出“12579”發展戰略，逐步縮小與其他發展較好地區的差距，使得城鎮化發展水平整體有所提高。

3.2耕地集約利用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

由圖2可知，2010—2015年新疆耕地集約利用水平呈中部向東西遞減的空間演變特征。烏魯木齊市、哈密市、阿勒泰地區、克州、和田地區等耕地集約利用水平低，北疆的烏魯木齊市、哈密市以及吐魯番市屬于嚴重缺水型城市，其城市建設用地等用水量大，一二三產水資源分配不均，進而影響當地農業的發展；阿勒泰地區主要以山地草原為主，其生態環境較為脆弱，農業發展受自然條件制約，使得當地土地集約化水平不高。南疆的克州和喀什地區等地人口眾多，相比于北疆的農業勞動力，其素質普遍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當地農業新技術和新成果的推廣?？κ驳貐^、阿克蘇地區和塔城地區相比于其他地州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發展較高，主要原因是阿克蘇地區和喀什地區新型城鎮化水平發展較好，能夠為其提供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塔城地區地理位置優越，境內河流眾多，耕地自然基礎較好，是全疆人均耕地面積最多的地州之一，當地政府不斷加大對耕地機械化、農膜、地膜和化肥的資金投入，促使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的提高。2015—2020年喀什地區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發展較高，其主要原因是當地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較高，因為喀什地區地處南疆沙漠地帶，其水資源條件非常有限，大多依賴冰川水，政府加大農業的資金投入為改善水利條件奠定了經濟基礎，同時國家的援疆政策對當地的發展包括耕地集約利用程度也有顯著提升。近年來，隨著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提出，各地（州、市）正有序制定相關政策方案，例如耕地規模大的喀什地區及和田地區，通過采取土地整治、水利灌溉設施建設、農業機械化水平推廣等措施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從而提升整體耕地集約利用水平。

3.3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演變特征

由圖3可知，全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度集中在0.2～0.7，2010—2019年全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協調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但是不同時間段內仍存在一些差別。2010年，各地（州、市）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其中吐魯番市和克州為中度失調；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哈密市、阿勒泰地區、塔城地區、博州以及和田地區為瀕臨失調；昌吉州、伊犁州、巴州、阿克蘇地區和喀什地區為初步協調。2015年，各地（州、市）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整體呈東南向西北由高到低的趨勢，其中克拉瑪依市、哈密市、吐魯番市和克州為中度失調；烏魯木齊市、阿勒泰地區、博州以及和田地區為瀕臨失調；塔城地區為初步協調；昌吉州、伊犁州、巴州和阿克蘇地區為中度協調；喀什地區為良好協調。2020年各地州間的協調發展水平差距逐漸縮小，并且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塔城地區有所倒退，從初步協調下降到瀕臨失調；烏魯木齊市和和田地區2個地區從瀕臨失調上升到初步協調；阿克蘇地區從中度協調上升到良好協調，其余地州相比于2015年無明顯變化。通過2010、2015和2020年3個時期的時空演變特征，得知兩系統協調發展水平較高的是喀什地區和阿克蘇地區，主要原因是在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背景下，近年來國家持續加大對新疆財政投入力度，尤其是南疆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當地政府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后，充分貫徹落實以人為核心的發展理念加快城鄉融合，促使城鎮化水平迅速提升，此外，在第二、三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不忘反哺第一產業，圍繞高標準農田建設的發展思路，在有限的耕地資源上投入先進的設備和技術，促使耕地集約利用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總體上實現兩系統間的同步協調發展。其余地（州、市）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協調發展水平變化較小，仍有大部分地（州、市）處于失調狀態，究其原因，一是地處西北部，位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基礎較為薄弱，其產業結構也不合理，無法發揮最大經濟效益；二是新疆大部分地區都是戈壁和沙漠，生態環境較為脆弱，并且水資源分布極不均衡，耕地缺水現象嚴重，對耕地集約利用起到阻礙作用；三是一些城市過于注重城鎮化的建設，忽略農業的發展，雖然大部分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人均占地面積，節約土地，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城鎮化的擴張必然會存在破壞、占用耕地等現象，從而影響耕地集約利用程度。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以新疆14個地（州、市）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2個系統的指標體系，以2010—2020年新疆各地（州、市）的統計數據為基礎，綜合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新疆新型城鎮和耕地集約利用在2010、2015和2020年3個時期的耦合協調的時空特征，獲得主要結論如下：

（1）新疆2010—2020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有烏魯木齊市，其作為新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具有極高的發展首位度，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有哈密市、吐魯番市、阿勒泰地區和克州地區等，主要原因是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缺乏良好的經濟基礎，加之新疆地廣人稀，大部分人口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烏魯木齊市及周圍地區，其他地（州、市）人口密度低，必然會導致產業集中度低、公共資源浪費等情況，不利于當地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所以各地（州、市）應因地制宜，發揮自身優勢，加強引導人口的合理流動，只有廣泛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能為建設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奠定良好基礎。

（2）2010—2020年新疆耕地集約利用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但除了喀什地區從“重度失調”上升到“良好協調”外，其余地州上升效果不明顯，均在“嚴重失調”到“初步協調”之間，像和田地區、克州、巴州等地主要受地形限制，大部分土地為沙漠和戈壁，土地碎片化嚴重，導致耕地集約利用程度低?？κ驳貐^和阿克蘇地區耕地集約利用水平較高，主要原因是政府加大對耕地的資金投入力度，貫徹落實高標準農田建設的相關工作，從而提高當地耕地集約利用發展水平。

（3）新疆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耦合協調度主要集中在“瀕臨失調”和“中度協調”之間，其中喀什地區和阿克蘇地區為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的地區，吐魯番市、哈密市以及克州為協調度較低的地區，說明各地（州、市）之間的發展程度仍有所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地區重視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一產的投入有限，因為農業有投資大、周期長、回報效益低等特點，所以地區在發展時會優先選擇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城鎮化建設中，從而對農業的投入相對較少，導致耕地的集約利用發展受到資金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各地（州、市）在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同時也要致力于當地耕地集約利用發展水平的提升，以此達到兩系統間的協調發展。

4.2對策建議

理論上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但從研究結果來看，目前新疆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除烏魯木齊市以外，其他地區普遍偏低，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區耕地集約利用水平程度不高，說明各地區間差異較大，兩大系統間仍存在矛盾?；诖?，為促進新疆各地（州、市）新型城鎮化和耕地集約利用協同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4.2.1堅持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要堅持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應合理規劃城鎮整體布局，注重新型城鎮化向高質量發展，其過程是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味擴張土地面積，盲目引導農村人口遷往城鎮，應通過科學決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消除二元結構制約、完善城鎮基礎設施等方式，實現以城帶鄉，融合發展。各地（州、市）之間加強合作交流，加快一、二、三產融合，逐漸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此外，應加強政策宣傳，合理引導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統籌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合理利用有限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

4.2.2加強農業生產投入。新疆地廣人稀，大部分地區為沙漠和戈壁地帶，土地碎片化嚴重，所以在現有基礎上各地（州、市）需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強度，將土地充分整合起來，實現規?；N植。新疆耕地資源相比于東部地區較為豐富，嚴格落實耕地保護及高標準農田建設既可以促進耕地質量的提升，也可以發揮新疆耕地面積大，適合土地規?；洜I的優勢，以此來實現農業現代化。面對城鎮化的迅速發展，應采取科學的方法合理規劃土地用途，尤其是優質耕地，嚴守耕地紅線，避免城市建設用地對耕地的占用和破壞，提高耕地利用的可持續性。此外，耕地的投入強度和使用效率始終是影響耕地集約利用程度的主要因素，各地還要加強科技創新，對照農業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科學施用，綠色防控，才能有效提升耕地集約利用程度。

4.2.3嚴格落實耕地保護政策。各地（州、市）要因地制宜，在有序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需切實落實好耕地保護政策，穩定資金和技術方面的投入，提高當地耕地集約利用水平，最終實現新型城鎮化與耕地集約利用的正向耦合及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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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秦濤（2000—），男，新疆烏魯木齊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經濟發展與管理。

通信作者，副教授，從事土地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