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民間文學：本體研究與跨學科對話

■ 毛巧暉

作為現代學術興起的民間文學研究，其興起之初就有學科獨立、理論范式、學術話語的焦慮，不同時期的學人在學術史梳理中都對此發出過感慨，亦就其癥結進行過大量反思，數量較多，不再一一羅列。但其問題無疑指向理論取向與學術發展中的學科邊界、跨學科對話等，而這也恰是當下民間文學研究要處理的核心與關鍵。在當今提倡跨學科交流的思潮中，民間文學似乎從一開始就攜帶著這樣的色彩?？梢哉f，19世紀中期以來，民間文學就是文學、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研究對象，近年來又受到了近現代史學、傳播學、翻譯學等的關注。在多學科交匯與對話、民間文學出現新變化（如傳播媒介、城鄉流動引發的民眾日常生活的變革等）的背景下，民間文學研究隨之出現新趨向，這在2023年度民間文學研究中皆有體現。[1]本文重在呈現2023年度民間文學研究領域的面相，不著力于研究成果的一一羅列或梳理，再加上有筆者目力所不及之處，所以在論述中難免掛一漏萬，敬請學術同道諒解。

2023年，在國家文化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鄉村振興大背景中，民間文學研究較之前而言，學術論著雖無明顯增多，但研究趨向集中，尤其是漸趨指向民間文藝本體研究及基于本學科建設的多學科對話，表現出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自覺與效力。

一、對民間文學基本特質與內在規約的討論

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關系一直以來就是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基本問題，其重要指向就是民間文學區別于作家文學之內在特質。這一問題可以說從現代民間文學興起就一直伴隨其學術歷程，只是在不同時代其表現不同而已。從民間文學走過的百余年歷程來看，往往在民間文學引起社會關注或者民間文學漸成“顯學”之時，比如20世紀50—70年代，就曾在文學領域掀起民間文學范圍和文學性的討論，其重要背景就是在研究領域將民間文學等同于人民文學并逐步成為文學主流的趨向。在相關討論中，圍繞民間文學的范圍，主要集中于民間文學創作主體——人民大眾和口頭流傳特質的討論，其所對應的是如何處理或看待當時興起的人民創作和口頭文學。當然，這些問題在當時并未得到解決，而是在有關民間文學范圍、界限和搜集整理的討論中逐步被消解。這樣的學術討論或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出現，只是當時更多傾向于對民間文學研究中“文藝學”范式的突圍與解構，尋求多學科對話的路徑與理論突破，不過最后也是“喧囂”一時，直到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民間文學研究處于學科與學術困境。由于學科歸屬，民間文學的“一體兩面”之民俗學[1]在教育部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1997年）》中，民間文學專業目錄發生了變化，改為一級學科法學之下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民俗學（含民間文學）。隨之，開始出現研究群體的歸屬調整，出現了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學術歸屬上的差異。但對于這一學科的從業者而言，可以說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筆者認為，“一體兩面”似乎更能顯示民俗學、民間文學領域的研究狀態。當然，學科調整后，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在當下的青年從業者中，民俗學與民間文學漸顯差異。劃歸社會學，雖然從新時期開始，民間文學就一直處于掙脫“文學”研究范式的進程中，但是其學科之“根”無法更改，再加上大多數從業者的學養基礎以文學為主，研究者只能在文學與社會學的范式差異（正向而言則是在學術張力）中前行。21世紀以來，隨著口頭程式、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等理論的引入，民間文學研究范式發生較大變化，但其影響更多局限于學科內部，即使親鄰學科——中國文學內部現當代文學、文藝學、古代文學等亦了解者較少，更遑論其他。在其他學科視野中，民間文學研究依然停留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關民間文學文藝特征或文化內涵的研究中，引起較大關注或引用率較高的大多是概論性質的論著。近兩三年來，由于通俗/流行/網絡文學（文化）對神話、史詩、民間故事等主題、形象的廣泛借用，以及民間文學理論對于網絡文學創作理論的適用性與批評效度，再次引發學界對民間文學的文學特質的討論。

民間文學的文學特質是民間文學學科的根基所在，這也是2023年度民間文學研究中理論闡釋最為集中并取得深化與推進的場域。長期以來，民間文學的文學特質更多是通過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間的差異來彰顯，兩者的關系一直是這一領域討論的重點。在2023年度的討論中，依然有通過對民間文學/口頭文學與作家文學/書面文學[1]在本文的表述中，提及學科時均用民間文學；但由于口頭性是民間文學極為突出的特征，再加上之前也有此表述，所以很多學人在討論中多用口頭文學，本文視上下文情境來定，不予統一。的考察來闡釋兩者之間的流動性，其指向不再是通過差異來論證，而是在兩者的流動與互化中凸顯民間文學的文學性。2023年度關于這一話題的討論既有對古代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轉化的研究，如通過對明代《清平山堂話本》中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雙向轉化的闡述，凸顯了書面文學轉向口頭文學的關鍵——“音聲化”[2]參見馮文開：《口頭文學與文人創作之間的雙向轉化——以〈清平山堂話本〉為中心的考察》，《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5期，第78—88頁。此外，還有其他涉及民間文學研究“回到聲音”的論著與碩博論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下文所討論的話題亦同。，而這也是當下口頭文學在文學特質討論中“回到聲音”[3]參見朝戈金：《“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以口傳史詩的文本研究為起點》，《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5—15頁。的延續與拓展，也有對現當代文學領域兩者交融或書面文學對口頭文學創編與重構的討論。書面文學借用或吸納口頭文學資源的話題從白話文學的討論中就已開始，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人民文藝的建構與發展，“民間文學源頭論”成為文學常識與定論，當然后來也出現了對“民間文學源頭論”的反思[4]參見王鍾陵：《“文學民間源頭論”的形成及其失誤》，《學術研究》2002年第12期，第109—114頁。，但并未影響其“知識化”程度。爭論較少，討論的空間也就不大，所以這一話題沉寂了很久。近年來，隨著影視文學、網絡文學對民間文學母題、形象的大量“征用”，以及在對民間文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討論中，這一論題又開始活躍。在這一討論中，既有對魯迅創作中對民間文學運用的重新思考，也有對新時期以來朱大可、蕭袤等基于神話創作等的討論[5]參見袁先欣：《民眾的文藝如何可能？——魯迅與民間文學關系重探》，《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23年第4期，第73—101頁；祝鵬程：《朱大可神話研究的癥候式批評——基于〈華夏上古神系〉的解讀》，《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2期，第89—100頁；毛巧暉：《兒童文學中神話資源的轉化：以蕭袤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2期，第101—108頁。，還有對20世紀50年代少數民族作家進行民間文學改編的重新思考，在闡述中超越了普遍性層面上對民間文學“作品化”過程中國家話語與文學機制的干預，而是深入到對作家創作過程中如何借用民間音樂樣式[6]參見邱婧：《20世紀50年代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改編與重構》，《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9—137頁。、觸及少數民族詩歌和民間歌謠中詩與歌的討論。

口頭性一直被認為是民間文學最基本的特質，20世紀初期起就已有相關論述，故民間文學也經常被替換為“口頭文學”。但對于口頭性的推進卻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其討論最初只是強調民間文學的呈現方式，即口頭流傳，后來在語言層面更多將口頭性等同于口頭語言?？陬^性也引起外領域的高度關注，如對口頭程式、口頭詩學等借用及運用民間文學“文本”概念顛覆對一些文學問題的討論或批評，像希冀文學倫理學批評中“文本”概念能運用口頭文學的“文本”理念及注重對文本口頭性的思考。[1]參見周虹君、徐向陽：《口頭詩學與文學倫理學批評——關于“文學文本論”的思考》，《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87—93頁。在民間文學領域，從2022年開始，朝戈金就立足于口頭詩學對其進行新的闡發，而2023年以鐘敬文先生誕辰120周年為契機，這一論題得以繼續推進。對于鐘敬文民間文學研究成就的思考，不僅只停留于鐘敬文對口頭性的闡述或其口頭文學觀念，或是對前人研究的總結，而是將其置于國內外“口頭文學研究的話語實踐”，在整理前人學術遺產的基礎上，指向國內對民間文學口頭性內在與外在研究可拓展的理論空間，以及建設中國口頭理論的宏愿。其間對學術史所“遺忘”的口頭性審美維度的提及，更是觸及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生發處與話語“生產”點。[2]參見朝戈金：《口頭文學之“口頭性”論析——從鐘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出發》，《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第5—15頁。 另外，2023年度對鐘敬文民間文學理論中口頭性進行論述的還有萬建中：《鐘敬文與民間文藝學學科理論體系建設——兼論〈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一文的學術價值》，《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37—49頁；劉先福：《鐘敬文的口頭文學觀及其現實意義》，《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34—43頁；祝鵬程：《鐘敬文與“人民口頭創作”：因緣、調適與影響》，《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23—33頁。2023年度刊發的其他有關鐘敬文民間文學研究的二十余篇文章中也有提及，在此不一一列舉。當然，因學科內外因素的影響，未來民間文學的發展及理論取向有諸多不確定性，但對民間文學學科的內在規約而言，口頭性是“民間文學首要屬性的觀念是真正具有客觀認識基礎的一種觀念”[3]陳連山：《被“忽略”的口頭性研究》，《社會科學報》2004年8月12日，第5版。，且從學術史層面對其梳理并不充分。近年來，研究者將更多力量用在對國外口頭理論的引入上，這確實為民間文學領域輸入了新的研究理論與范式，但卻缺失了對不同時期國內學者從整體層面對民間文學不同體裁的討論，如朱自清對中國歌謠鞭辟入里的論述中就專門談到了“口頭性”問題，而且是觸及口頭性內在理路的討論，但當今似乎與其對話者寥寥。另外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引入蘇聯口頭文學理論后，從思想性、社會價值等方面對民間文學的討論在當下較少被研究者提及，成為“沉寂”的學術遺產?？傊?，對于口頭性的討論從近年的研究趨向，尤其是從2023年度討論中的“凸顯性”來看，未來將是構建中國民間文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基點。

2023年度，對于民間文學基本特質的論述還表現在集體性與人民性的討論中。民間文學集體性可以說是20世紀50—70年代討論的重點，它與人民性緊密聯系在一起，對其討論借鑒了“蘇聯從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學說的角度闡述民間文藝”的特質的理路[4]參見徐明君、顧梓瑩：《社會史視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藝建構》，《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86—91頁。，將民間文藝視為集體創作，是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特質的藝術樣式。在當今面臨“具有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文藝的重建中[5]參見李遇春：《人民性與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第4—25頁。，對于集體性、人民性的論述再次成為文藝闡述或文藝批評的重要維度，并在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1]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頁。文藝作品批評標準與原則的思想指導下，探索中國式現代化與文藝人民性的理論邏輯。[2]參見謝納、宋偉：《中國式現代化與文藝人民性的理論邏輯和當代意蘊》，《中國文藝評論》2023年第3期，第29—39頁。

民間文學的集體性，近年來討論者甚少，但早在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在人類學的啟發下提出了民間文學的基本特質之一就是集體性，將民間文學看作民眾的集體的、共同的意識，可以“借以觀察他們的心理狀態”[3]周作人：《神話的趣味》，《文學旬刊》1924年12月5日，第2版。。之后，江紹原在《端午競渡本意考》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但他們都是從人類學視域出發進行闡釋。[4]對于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的討論可參見董曉萍：《五四時期的民間文學活動與研究》，徐中玉、錢谷融主編：《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文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82頁。鐘敬文在1935年撰寫的《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中總結出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是口傳性、集團性、類同性、素樸性。[5]鐘敬文：《民間文藝學的建設》，《藝風》1936年第1期。但從文學領域對集體性進行闡述，可能更多與20世紀50年代對人民文學的討論直接相關。在當時，集體性成為與人民性對接的、民間文學重要的文藝特質。[6]參見季壽榮、徐漢耀：《談談民間文學的集體性》，《民間文學集刊》第六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第19頁。長期以來，集體性只是被理解為集體創作，但其與民間文學發展中“個體”創作的討論似乎成了“盲區”，對于民間藝人的才能，在1949—1966年間更多將其納入群眾文藝，并未對民間藝人與民間文藝創作集體性之間的矛盾與張力進行專門討論。隨著非遺保護的興起與發展，傳承人的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民間文學中“個體”的意義被挖掘，研究者不局限于當下傳承人，而是結合中國本土傳統中文人與民間文藝及各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民俗精英”的價值，使得對民間文學集體性與個體性的討論進一步拓展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民間藝人的重視，以及群眾文藝中民間藝人與知識精英的成功合作。但對民間文藝創作中的“集體與個人”，或者說“集體性與個人才藝”的探索一直較為滯后。近年來，在大量鮮活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民間文學領域逐步跳出了話語“移植”的窠臼。在2023年度民間文學研究中，不僅延續著對民間文學集體性與搜集整理問題脈絡進行的探索[7]參見斯欽巴圖：《論民間文學記錄整理者的身份流動及身份認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3年第6期，第24—35頁；孫正國、梁玉涵：《七十年來民間文學傳承人研究回顧與思考》，《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第20—26頁。，而且結合本土敘事傳統，從“人是審美主體”這一維度闡釋了“講述人和傳承群體都參與了美的生產”，進而對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從“整一性”的視域出發闡釋了集體性與個體性之間的內在統一。[8]參見朝戈金：《口頭文學之“集體性”與“個體性”發微》，《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第78—88頁。相較于之前的討論，民間文學的基本特質之一——集體性被納入中外文學批評范式中進行闡釋，也將不同時期口頭文學的集體與個體研究置于中外文藝理論對話的層面進行闡述，可以說這是一次從民間文學內部生發的對集體性進行討論的嘗試。當然，從人民性的維度進行討論可能還有進一步闡釋的空間。

民間文學因其先天具有“人民文藝”的色彩，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有關人民性的討論，還是新時代對文藝人民性的闡釋[1]參見萬建中：《“人民性”：民間文藝的核心所在——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重要論述的理解》，《民族文學研究》2018年第6期，第5—9頁；高丙中：《發現“民”的主體性與民間文學的人民性——中國民間文學發展70年》，《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22頁。，民間文學領域一直都積極參與對社會主義人民文藝及新時代文藝內涵的闡釋和批評標準的討論。2023年度對民間文學人民性的討論，研究者從民間文學與精英文學、通俗文學互哺的層面提出“民間文藝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應積極發揮自身特色，推動精英文藝、通俗文藝也在人民性的航向上并肩同行”。[2]劉愛華：《反哺，還是互哺？——民間文藝發展內在邏輯探微》，《民俗研究》2023年第3期，第55頁。這一思考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如三者如何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引導下推進文學的人民性內涵的理論闡釋。另外則表現在對鐘敬文民間文學、民俗學思想的闡述中，研究者很注重鐘敬文民間文學思想中的“人民性”品格[3]參見黃永林：《鐘敬文民俗學思想的主要特性及當代意義》，《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第4期，第24—35頁；施愛東：《鐘敬文：一生追求進步的人民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7月17日，第8版。，如蕭放系統論述了鐘敬文文化觀的基質——人民性，這不僅闡述了鐘敬文學術思想的基礎：傳統的民本思想、現代民主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且將其置于中國20世紀的學術脈絡與學術思想中，重新梳理不同時期鐘敬文民間文藝思想，并指出它們不僅僅是疊加，而是“整合”成一體的“人民文化觀”。[4]參見蕭放：《鐘敬文的人民文化觀及其學術實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5期，第104—115頁。這不僅拓展了以往對鐘敬文學術思想碎片化的闡述，而且將其嵌入歷史進程中進行討論。這種研究雖然是對學術脈絡中某一位學者的論述，但卻是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對于人民性闡釋與整個學界對話、并進行理論拓展的嘗試。

2023年度，對于民間文學的文學特質的研究還表現在對體裁特性及語境的關注上。體裁與民間文學語境研究之前一直較為興盛，2023年度的研究中語境大多集中于民間故事、民間歌謠、神話等不同體裁的論述中，基本為前人研究的細化、具象化或對民間文學語境的整體理論的呈現及其對一般文藝理論的影響。[5]這一話題2023年度的相關研究中有對文人故事、侗族歌謠、神話資源轉化等的諸多討論，在此不羅列篇目。民間文學體裁、民眾日常生活與講述實踐有著密切關系，2023年度對于體裁的研究，除了對民間文藝分類中忽略的一些本土文類或亞文類的關注外[6]如對近年來成果頗為豐富的儀式文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出現的農民畫、革命傳說的研究等。儀式文藝研究主要有《民俗研究》2023年第2期刊發的“儀式文藝研究”專欄文章，如陳泳超的《論儀式文藝的功能導向》等。新故事、農民畫的研究者眾多，尤其是有關農民畫中農民藝術形象變遷、農民畫的傳承與發展等的論述頗有新意，由于篇目較多，不再羅列。對于革命傳說的研究可參見祝鵬程：《發明一種新文體：近代革命傳說的生產》，《民族藝術》2023年第1期，第25—35頁。，還強調了“在具體的講述行為與事件中，理解特定的口頭講述類型的形式、意義與功能”[1]王杰文：《復雜類型及其表演——以打啞謎的故事（AT924）為例》，《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96頁。此文所用的類型（genre）通常譯為“體裁”或“文類”。，并著重探究民間敘事傳統與文化觀念對書面文學及其文體的影響。這從理論上推進了民間文學體裁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僅從西方理論視域對民間文學本土文類的研究，而是從本土事象出發，“重新審視‘小說’與‘非小說’乃至不同小說文體的分野”[2]朱佳藝：《同源民間敘事的親緣關系》，《文學遺產》2023年第4期，第166頁。。

綜上，我們看到2023年度民間文學的研究更注重對具有內在規約性的文學特質的口頭性、集體性、人民性及與書面文學有差異性的“體裁”、語境理論的討論，在論述中的顯見之處就是研究者在對民間文學與書面文學的文學共性與個性探尋之中所持有的中外學術對話及凝練本土話語、注重本土理論生產的自覺。這當然與2023年度民間文學學界對學科的重新定位與發展設想直接相關。

二、強化學科史研究及學科本位意識

長期以來，民間文學都有著強烈的學科焦慮，當然這也不僅僅在中國出現，早在1996年美國民俗學年會就專門討論了民俗學的“名稱意味著什么”（What’s in a Name），會上很多學者提出了“folklore”是否還能有效概括當下的民俗學研究。[3]參見[日]菅豐：《民俗學的悲劇——學院派民俗學的世界史縱覽》，陸薇薇譯，《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第5—29頁。民間文學亦如此，近年來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民間文學的學科歸屬與重新恢復其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位置。2023年3月10日，《中國藝術報》刊發的《民間文學應成為獨立學科》再度引發學界、業界對民間文學學科問題的關注。雖然對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關注度是由外部引發的，但只有學科內部的學理分析與闡述才能真正推動學科建設的步伐。

一方面，2023年度的重大學術會議和刊物都設置了學科發展史和學科建設專題。如與民間文學有直接關系的中國民俗學年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年會都設置了民間文學學術史、學科發展史的討論專題。中國民俗學年會設置了“玉楮流芳：文獻、學術史與民俗”“學術之思：民俗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當代思考”“史筆流痕：民間文學的學術史鉤沉”專場，參與討論的二十余位學者圍繞民間文學學術史、學科建設進行了集中討論，話題除了民間文學學術史長期關注的不同時期民間文學研究的梳理及對學人、刊物的討論外，還就學科建設的路徑、構建中國民俗學派及現代性與中國民間文學等展開對話；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年會則在議題設置與主旨發言環節均有對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學科發展在當前的境遇及數字化時代口頭傳統發展趨向等的討論。[1]主旨發言中主要有毛巧暉的《民間文學——作為一種學科》、意娜的《被技術塑造的21世紀口頭傳統新語境：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均出自《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2023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內部資料，2023年。

期刊不僅可以呈現學術研究成果，其對學術研究還有引領與組織意義。近年來，有關期刊與學術發展的研究甚多，民間文學領域也對《民間文學》、《民族文學研究》、《民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間文學論壇》（后改稱《民間文化論壇》），以及《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藝季刊》等專門性刊物進行了梳理。2023年度在《民俗研究》《民間文化論壇》的“學術前沿”專題中都出現了專門討論民俗學、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主題?！睹袼籽芯俊?023年第5期刊發了朝戈金、施愛東、葉濤有關民俗學學科機遇與挑戰、學科建設的自由限度、中國民俗學的發展策略等的研究文章[2]參見朝戈金：《民俗學的機遇與挑戰》，《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第64—69頁；施愛東：《學科建設的自由路徑及其限度》，《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第70—82頁；葉濤：《學科史、學術體制與學科發展——中國民俗學的自我認知與發展策略》，《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第83—92頁。，尤其是葉濤的《學科史、學術體制與學科發展——中國民俗學的自我認知與發展策略》將民俗學學科發展分為了史前期（20世紀初葉）、探索期（1922—1949）、蟄伏期（1949—1979）、爆發期（1979—1997）、發展期（1997年至今）。對于學術史分期，因為研究重心和指向不同而有多種觀點，此文顯然立足于民俗學學科本身，將民俗學暫時懸置于文學、歷史、社會學復雜的學術傳統[3]參見岳永逸：《擬構中國民俗學史的詩與真——國際視野、學科建設與中國本位》，《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第89—101頁。之外，剝離了學術史和學科史；另外，文章重在呈現在學術體制規約下學科內部既要注重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共同發展，也要充分關注民俗學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協商。我們從此文看到了民俗學研究領域從內部進行學科建設的迫切性，同時也強調了民俗學的邊界和學科自主性。文章可能還有很多需要補充或完善之處，包括因為過于強調學科本位，而規避了學術研究中的復雜性等，但其對百余年民俗學學科史的整體論述，對學科內部和外部都具有一定的學術警醒，也為未來研究者追溯不同時期民俗學、民間文學發展際遇和學術脈絡提供了思路。在2022年華東師范大學民間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的基礎上，《民間文化論壇》圍繞“民間文學如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如何承擔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如何建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理論與方法”這些問題，刊發了呂微、戶曉輝、黃永林、陳泳超、黃景春、毛巧暉等從民間文學的語言、文學樣式、學科發展的創新和挑戰、研究方法、學科內在特性和外部對話等角度進行討論的一組筆談文章。[4]呂微的《白話：日常生活的自由權利——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概念的先驗邏輯“正位論”》、戶曉輝的《民間文學：為自由而生的文學形式》、黃永林的《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展的機遇、挑戰與未來》、陳泳超的《民間文學研究的守正與開新》、黃景春的《當代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新路徑》、毛巧暉的《作為學科的民間文學——多元取向與學科本位的抵牾》，均出自《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第5期。這組文章最突出的特點是既有對民間文學學科的哲學基礎的討論，也有對民間文學學科須拓展研究內容和多學科對話的強調，體現出該領域研究者新的思考和研究取向，如所提出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應該重點關注人民性、應用性、交叉性、田野性和共同性等觀點。

另一方面，2023年度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討論還表現在學界借對顧頡剛、鐘敬文、楊堃、賈芝、馬學良等學者學術研究的回顧，立足當下重新闡釋和思考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展的基礎與學術取向形成的脈絡。人是學術史與學科史建構的中心，對前輩學者研究的回顧是學術史的梳理，更是研究者基于對當下問題的思考，故不同時代書寫不同的學術史，不同學者也會梳理出不同的學術史。2023年，對于民間文學研究而言是個重要年份，顧頡剛先生誕辰130周年、鐘敬文先生誕辰120周年、賈芝先生和馬學良先生誕辰110周年，在這些重要的節點中，研究者對這些在中國民間文學學術脈絡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學者的研究進行了重新梳理。因為顧頡剛在史學領域影響更大，所以其相關的討論中史學研究者更多。但2023年度在對顧頡剛民間文學研究的回顧中，汪暉的研究給民間文學領域帶來很多新的思考與話題，該文一改從前對于顧頡剛從實證史學角度對中國上古史中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研究成績的梳理，而是從魯迅、顧頡剛不同史觀出發，強調《故事新編》所呈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非線性時間觀”，并將其概括為“一種獨特的、可以窺見為傳統和現代歷史敘述所遮蔽的無名者世界的歷史幽靈學”。[1]參見汪暉：《歷史幽靈學與現代中國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下），《文史哲》2023年第1期，第5—41頁；2023年第2期，第5—30頁。這一討論對于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民間文藝的歷史觀的思考具有啟迪作用，因為研究者立場不同，汪暉所提出的論題對基于歷史傳統的民間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正是在不同學科的對話中，民間文學研究中習焉不察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梳理與挖掘。民間文學本學科中對顧頡剛的討論也呈現出反思的態度。長期以來，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和董作賓對歌謠“看見她”的研究被視為“口承民間文藝學的‘雙璧’”[2]鐘敬文：《“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呈獻于顧頡剛、董作賓諸故人之靈》，陳子艾編：《鐘敬文全集》第三卷“民俗文化學”第一冊《民俗文化學與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56頁。，后世更多是沿襲顧頡剛對民間文學的研究范式；但近年來開始出現對其研究的反思，尤其是距2003年“民間文化青年論壇”有關顧頡剛故事學研究思想的討論已經過去20年，施愛東和陳泳超在之前討論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下指出顧頡剛的故事學研究既是中國現代故事學研究的起點，也應作為批評對象和超越對象[3]參見施愛東：《中國故事學：從顧頡剛出發》，《百色學院學報》2023年第5期，第28—35頁。；從傳說學而言，則應看到顧頡剛“建構的‘歷史的系統’和‘地域的系統’”的不適用之處，應該“在情境推原、建設多個維度的子系統等方面展開更多嘗試”[4]陳泳超：《“歷史演進”的傳說學方法論——重新對話顧頡剛孟姜女研究》，《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4期，第5頁。。

對鐘敬文學術研究的回顧，2023年度可以說是成果豐碩、角度多樣，涵蓋了鐘敬文學術研究的各個領域[1]除了前文所提及的，2023年度還對鐘敬文在故事學、傳說學等方面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同時也對過往研究者較少提到的鐘敬文在藝術民俗學領域的研究進行了討論。參見董曉萍：《中印故事再研究——鐘敬文與季羨林合作的一段學術史》，《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第284—304頁；陳金文：《鐘敬文先生與民間傳說研究》，《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23年第2期，第1—6頁；王堯：《鐘敬文傳說研究思想論略》，《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第25—32頁；張士閃：《鐘敬文藝術民俗學思想探析》，《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第16—24頁。，同時研究者也結合當下民間文學的發展，重新闡述與思考鐘敬文所提出的“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思想及其在民間文學學科建設中的貢獻。[2]參見董曉萍：《鐘敬文學說與中國式現代化》，《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33—36頁；康麗：《民俗學家的想象力與民俗學學科的生命力——重新思考鐘敬文先生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的思想》，《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50—62頁；劉鐵梁：《鐘敬文民俗學思想的文明視野》，《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5—10頁；陶立璠：《中國民俗學敬文學派》，《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第4期，第5—10頁；龐建春、金鎬杰：《東亞“一國民俗學”的知識生產——以柳田國男、孫晉泰和鐘敬文為中心》，《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第4期，第36—47頁；黃景春：《鐘敬文對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學習與探索》2023年第6期，第153—160頁。這些討論讓我們看到了鐘敬文在不同時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及其適應時代的理論調整，尤其是他對于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影響與貢獻，更值得當今學人進一步思索。研究者在回顧鐘敬文的學術貢獻的同時，更多反映的是當下民間文學的研究圖景，即“朝向當下”[3]參見楊利慧：《鐘敬文“民俗學是現代學”思想與中國民俗學“朝向當下”的轉向》，《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22頁。的同時，推動本學科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而且在學科建設中注重國際對話[4]參見董曉萍：《鐘敬文與李約瑟關于中國諺語的世紀對話》，《文化遺產》2023年第4期，第102—110頁；向云駒：《論鐘敬文學術思想的世界性視野》，《民間文化論壇》2023年第4期，第11—23頁；彭牧、沈燕：《方法論的本土與世界：以鐘敬文與松村武雄的學術交流為核心》，《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第44—51頁。和學科間的交流。不過在眾多文章中，從學術史和思想史層面對鐘敬文學術思想的反思尚有不充分之處，可能還有待未來更多學人加入討論。

對于賈芝的民間文學研究及其學術貢獻，袁先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鐘敬文和賈芝為代表的兩種不同脈絡的民間文學研究取向進行了闡述，提出只有將賈芝的研究置于延安文藝、人民文藝的脈絡中才能更好地理解。[5]參見袁先欣：《民眾的文藝如何可能？——魯迅與民間文學關系重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4期，第73—101頁。金茂年基于《賈芝日記》所記錄的資料，闡述了20世紀80年代賈芝將《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中國三大英雄史詩的保護和研究在國際民間文學領域公布，讓世界充分了解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現狀的同時，還推動了國外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關注及中外民間文學的合作研究。[6]參見金茂年：《賈芝芬蘭行——中國民間文學走向世界之旅》，《新文學史料》2023年第2期，第112—120頁。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一直以來就包括國外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曾一度中斷，20世紀80年代再度延續，可以說賈芝推動了這一進程。劉魁立、劉守華、鄭一民從與賈芝的交往中闡述了他在民間文學研究，尤其是在各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建設與發展中的作用。[1]參見劉魁立：《永恒的懷念》、劉守華：《刻骨銘心的追思》、鄭一民：《追思守望民族民間文化的旗手賈芝》，均出自《中國藝術報》2023年12月12日，第5版。這些討論正好回應了袁先欣的一些思考，另外也呈現出在學術史研究中被遮蔽的中國本土的一些文化現象，如群眾文藝、文化館、文化工作站的工作，可能囊括所有內容的才是中國式民間文藝，而不能僅從國外民俗學、民間文學理論出發框定研究對象或研究范式。

對于學人學術史的研究關涉學術遺產的承繼及學科史脈絡的梳理，對于一些學者而言，由于距離當下的時間尚短，很多研究依然沒有進入“歷史”的思考，可能情感更高于“真實性”，但正如岳永逸在梳理與反思楊堃“現代中國民俗學運動的讀寫”中所言，“好的學科史應該事實與可能并存、歷史理性與實踐理性兼具，是反思過去、直面當下、展望未來的三位一體”[2]岳永逸：《擬構中國民俗學史的詩與真——國際視野、學科建設與中國本位》，《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第101頁。?？赡苤挥腥绱?，才能更好地反思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史，也才能更好地在與國際對話、跨學科對話中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早日實現建設民間文學/民俗學中國學派的愿景。

三、拓展民間文學社會價值的研究

民間文學是人民大眾的文學，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現代民間文學興起之時，研究者就非常注重對民間文學教育價值、審美價值的研究。[3]參見周作人：《兒歌之研究》，《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4號，1914年1月20日；甘豫源：《民間文學在教育上的價值》，《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返?9號，1922年3月15日。當然，這也是當時文學社會價值研究的一部分。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民間文學的價值便引發了極大關注，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人民文藝的建構中，民間文學所具有的特殊社會功能與價值被激發。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民間文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尤其是對人類學、社會學方法的倚重，民間文學的社會價值研究漸趨邊緣化。隨著非遺保護和鄉村振興的興起，以及民俗學領域提出的“關注當前的日常生活”，民間文學的社會價值研究再度引起研究者關注，當然也在傳統社會價值研究基礎上拓展了其寬度與長度。

首先，注重從多維度挖掘民間文學的社會價值。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段寶林就提到民間文學的實用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4]參見段寶林：《民間文學的社會價值》，《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64年第2期，第23—37頁。，但長期以來，大多研究者將當時對民間文學社會價值的研究扁平化為“階級斗爭”“生產勞動”等，在研究范式轉換中，幾乎是全盤拋棄，所以長期以來對民間文學審美等研究關注者較少。2023年度研究者逐漸增強了對民間文學的審美研究，這既表現在故事詩學對“故事文本詩學價值”“審美品格”及對民間故事所蘊含的“美學韻味”的挖掘[5]參見孫正國：《故事詩學的學科語境及其理論建構》，《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67—76頁。，也有對民間文學生活價值的呈現。[1]參見陶思炎：《南京民間文學的煙火氣——從謠諺和傳說管窺南京的市民生活》，《江蘇地方志》2023年第5期，第20—23頁。但研究更多集中在民間文藝與鄉村振興，以及藝術鄉建中對本土非遺的保護及發揮其振興鄉村的功能。這類文章可以說在民間文學領域所占比例開始增大，且兼跨藝術學、民間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所討論的問題逐漸也從普泛性走向探索源于民間文學本質的路徑建構，如胡紹宗對農民畫敘事框架的研究[2]參見胡紹宗2023年11月28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舉辦的“當代藝術人類學論壇”上的演講《中國農民畫藝術史書寫的長度與寬度——關于農民畫敘事的框架問題》。，他除了從農民畫本體出發對其分期進行了討論外，還就農民畫與年畫等民俗藝術的互構、轉化，闡釋了農民畫在不同時期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另外，在民間文學與城市文化景觀建設及內在關聯的研究中，也開始逐步跳出西方文化景觀研究的理論范式，注重對中國歷史文獻、方志等的運用，從城市歷史、文化空間、地理觀等出發挖掘景觀建設的歷史底蘊及其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如從方志和口述材料中挖掘并闡述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北京城不是僅有人類建筑與文化的城市，更是萬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靈的神話世界”[3]鞠熙：《狐仙故事與北京城的宇宙論意義》，《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第74頁。。

其次，在深刻理解和把握“兩個結合”中，推進當代民間文學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要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4]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第5頁。民間文學領域遵循這一理論指導，在2023年度的研究中對當代民間文藝樣態和走向的研究比重極大，除了對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中舞臺化、藝術化的探究外，還著重對民間文藝在當代的發展與轉化進行多媒介、多路徑的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研究者對紅色民間文藝資源轉換的關注。當然，此類文章類同性較高，而且因為對轉化路徑的理論闡述須基于具體的文藝實踐，而在民間文學領域，研究者與實踐者的隔絕現狀讓很多路徑論述大同小異。因此，雖然文章的數量較大，但泛泛而談者更多，如何能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發揮民間文學實地調研的優勢，則需要從民間文藝不同門類的“文本”出發，積極探索貼合民間文藝當代發展的路徑，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貢獻力量。

最后，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中，2023年度的重點依然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注重挖掘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中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2023年，《民族文學研究》、《中國文藝評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等刊物都設置了相關欄目，內容覆蓋了中國古代到當代的少數民族文學，尤其是口頭文學在民族交往中具有的獨特價值，當然這也是民間文學社會價值凸顯的重要表現。相較于前兩年而言，此類研究逐步脫離空洞的理論分析，開始著眼于從具體個案，如通過對西游故事、“百苗圖”、各民族抗戰歌曲、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以及對兵團文學等的探索，論證在民族文學發展史脈絡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同時增加了從時代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維度對這一話題進行闡釋。[1]參見魯太光：《以時代精神激活民族文藝》，《中國文藝評論》2023年第7期，第36—47頁；劉麗艷：《世界文學視域下的民族文學研究及其海外傳播——王寧教授訪談錄》，《中國文藝評論》2023年第7期，第61—70頁。當然，這一領域研究依然還有亟待拓展之處，像如何解決當下研究中文獻資料缺失、方法論創新及研究視野拓寬等問題，注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經驗轉化及實踐研究等，并在此基礎上提煉適合中國本土的民族文學話語體系。[2]在中國知網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主題檢索，有四十余篇與民間文學相關的文章，在此不再一一羅列。在這一話題研究中，2023年度的一個亮點是在“文化潤疆”工程開展中，研究者立足于新疆文藝的美學特色[3]參見文博：《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藝評論助力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民族文藝評論工作側記》，《中國民族報》2023年12月8日，第6版。，強調新疆民間文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組成的地域化表達”，并聚焦新疆各民族民間文學/文化，通過對“瑪納斯”歌劇、舞劇、歌舞劇編創及傳承保護，各民族節日敘事，兵團民間文學，少數民族非遺保護與傳承的研究，探索依托于“新疆自然環境與新疆各族群眾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中華文化認同美”。[4]朱賀琴：《中華文化認同視域下新疆民間文學的多重美學特色》，《新疆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第133頁。

結語

從上述對2023年度民間文學研究的分析與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研究者更著力于對民間文學文學性的探索，這與民間文學所面臨的學科困境有一定關系，尤其是2023年度從社會層面發出的對民間文學回歸二級學科的呼吁，讓民間文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立足于學科本位的探索，他們在承續2022年口頭詩學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深究民間文學口頭性特質的同時，對近年來較少討論的集體性，從理論層面開啟了探索之旅；另外，對人民性、體裁、語境的討論，以及對學科史的梳理彰顯出民間文學領域希冀提煉和建設本學科理論話語的愿景。而對民間文學多維度社會價值及民間文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路徑的探索和民間文學中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的梳理與挖掘，既是延續現代民間文學社會價值研究的脈絡，同時也是結合當下時代命題進行的新拓展。當然，每個論題的研究在擁有其年度特色的同時，也有一些理論闡述上的不足，不過這可能也是未來民間文學研究的空間與新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