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要譯出原詩母語的同等水平

周偉馳

一 翻譯語言的“板結”現象

詩歌與語言關系密切，是各種語言的“花朵”。至于語言與語言之間，或許有簡單復雜之別，但很難說有美學之異。就詩歌來說，不能說某種語言的詩歌比不上另一種語言的詩歌，而只能就每種語言自身內部的詩歌演化情況來作判斷。象征主義誠然發源于法國，但是很難說德國的、俄國的象征主義就不如法國。至于語言之美，我們怎么能否認德語或俄語自身的美，說它不如法語美呢？只是看使用它的詩人如何最大化地呈現它的美罷了。

由于漢語的語系區別于印歐語系，因此，漢語跟西方語言的差異是很大的，其程度遠遠大過語系內部不同語種之間（如英、法、德之間）的差異。中國古代漢語多為短句，描述多，散點透視，而西方語言總是離不了“是”（判斷），定狀補，長句較多，語序也有差異，如果嚴格按照西方語言來翻譯，自然會造成“歐化句”或“翻譯體”。在晚清傳教士中文中，可以發現“淺文理”的句子也是越來越長，雙字詞變多了。隨著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來臨，漢語也在生活世界的改變中發生了改變。對比今天的漢語跟明清漢語，變化是顯著的。

新詩的發生跟語言觀念的轉變有關?？谡Z或白話一直存在，如《禪宗公案》《紅樓夢》《朱子語類》以及說書和戲文等形式已非典雅文言文，而趨近于口語。晚清時，一些傳教士在中國辦學校，把新教國家的現代語文觀念帶過來，教學生用口語寫作。1860年代，狄考文在山東所辦學校的學生所寫的文章，如果不注明作者年代，跟今天的學生所寫的白話文沒多大區別。到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口語便提上了日程，但黃遵憲還是要五言、七言，用所謂“詩”的形式押韻。再到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詩出現了，不押韻了，放腳了，最終目的是什么呢？我的觀點是，新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日?？谡Z的“味道”寫出來，如果它沒有“韻味”，那也要把它的“味道”發明出來。這個“味道”是可以體會到的?？谡Z或白話可以表達舊的思想，更可以表達新的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新詩向先行一步的歐美學習。無韻體詩、素體詩、自由詩，重在語氣而非音步和韻律，在這方面，新詩學得更多一些。

關于翻譯，一百多年來，人們談論了很多，翻譯本身的變化也是顯著的。從林紓、嚴復的文言文翻譯，到后來的白話文翻譯，翻譯的實踐和觀念都在變化。在當代翻譯中，各種策略、風格都有，歸化也好，歐化也罷，我覺得只要效果好，就都是可以的，并沒有一定之規。就好的詩歌翻譯來說，原詩和譯者是一種“雙向成就”。比如，戴望舒翻譯的幾位詩人，洛爾迦、耶麥、魏爾倫、果爾蒙、保爾·福爾，都達成了這種最好的效果。我曾經分析過戴望舒自己的創作跟他的翻譯之間的互動關系，覺得戴望舒的翻譯與創作都集中地體現出了白話文的味道，這味道是文言文做不出來的。連現代語文所建立起來的標點符號都能夠傳達出一種口語結晶體的味道，這是文言文所沒有的。

在民國時期的詩人翻譯家中，戴望舒、梁宗岱、馮至是比較突出的。在那時，白話文運動剛從文言文中“放腳”，還存在著諸多可能性，翻譯更是如此。后來，隨著詞典、政治、社會的一致化，許多可能性喪失了，固定的“對譯”出現了，準確性提高了，但是靈活性和活潑度減少了，譯文的“板化”出現了。比如，一看到beautiful，就想到“美麗的”，而不能想到“俏麗”“雅致”或其他詞匯；一看到freedom，就想到“自由”，而不能想到“自主”“任性”或其他。在兩百年來翻譯詞典的編纂中，一個自由競爭和人為選擇的結果就是，將很多原初的譯詞“消滅”掉了。越到后來，詞典的編纂對于標準性和準確性的要求便越是勝過了對于豐富性和美學性的要求。另外，白話文在形成的過程中，也受到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影響，比如“社論體”和“戰爭語言體”就深度滲透到了現代白話文中，并通過詞語而成為人們的深層思維結構，在翻譯過程中難以擺脫。在當代詩歌翻譯中，這種現象比較嚴重。我自己的翻譯，總是苦于詞語貧乏，雖然竭力在語氣和語態上傳達一點感覺，但是大多數是不能令自己滿意的。同代人中，我覺得大多數的翻譯都是“中不溜秋”的平庸之作，沒什么大錯，但也沒什么亮眼之處，后果就是讓人“昏昏欲睡”而已。隨著AI技術的發展，以后AI翻譯出來的詩歌估計就都是這一類“標準化”的譯作了。

“信、達、雅”，這是嚴復提出的老舊的翻譯標準了，不一定符合今天的實際。我覺得“信”當然是第一，但是如果原文是“質樸的”，譯文就不必雅，否則就“偽”了。詩歌翻譯中，那種感覺、口吻、語氣、語態、曖昧和感性，有時可能反而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今天的翻譯應該走出這些老舊的翻譯標準，作為“語言的花朵”的詩歌翻譯，更應該采取與原詩在原語言中的地位相匹配的翻譯，即在譯語中亦體現出相應的水平等級，而不是一味地僵化地直譯，使譯詩成為一首平庸的漢詩。而這要求譯者具有對漢語本身的敏感，構造出一種豐富和神奇。更具體地說，應強調在不違背原意的情況下，更多地向“意譯”傾斜。這里我舉現當代翻譯的兩個例子。

二 戴望舒的翻譯

在最有漢語語言味道的現代詩人中，戴望舒肯定是首屈一指的。而這跟他對法語和西班牙語的詩歌領會有關，對照他的翻譯跟他的創作，兩者之間是密切互動的，從中就可看出中國新詩與西方詩歌的關聯。戴望舒早期講究新詩的格律，他寫的《雨巷》跟他譯的魏爾倫的《瓦上長天》《淚珠飄落縈心曲》《一個貧窮的牧羊人》頗有相似的格律和節奏。而中期注重口語語氣和語感的《我底記憶》，又跟他翻譯果爾蒙、耶麥和保爾福爾的詩有密切關系，其中耶麥的《天要下雪了》是最顯著的?！短煲卵┝恕返恼Z氣跟《我底記憶》的口吻，以及《天要下雪了》里面涉及的內容，都在戴望舒詩中有所反映。如《天要下雪了》中的“煩憂”，在戴詩那首優美的、回旋往復的《煩憂》中得到體現；《天要下雪了》中所說的，“人們將星兒取了名字，/也不想想它們是用不到名字的，/而證明在暗中將飛過的美麗慧星的數目，/是不會強迫它們飛過的”；在《贈克木》中則衍生為一連串的思索，這首詩的開始就是“我不懂別人為什么給那些星辰/取一些它們不需要的名稱，/它們閑游在太空，無牽無掛，/不了解我們，也不求聞達”。后來戴望舒又譯了洛爾迦的詩，雖是杰出的翻譯佳作，但對他的創作似乎影響不太明顯，也許是他的氣質跟耶麥更加相合吧。翻譯也是要講投緣的。從譯詩者自身的創作來看，譯詩的水平實際上體現了譯者的創作水平。在詩人翻譯家這里，詩翻譯跟詩創作合而為一了。

我不想強調是耶麥單方向地影響了戴望舒，因為我們也能看到別的人譯的耶麥的同一首詩或同一批詩，但無法找到讀戴望舒譯耶麥那種如此強烈的“語言的感覺”，可見在對耶麥進行理解、感受和翻譯時，戴望舒應該是先行有了語感，然后在翻譯中進行了選擇，因此可以反過來說，是戴望舒賦予了耶麥“現代漢語白話的語感”，是他發明了這樣一個獨特的耶麥，實現了二人之間的“互動”。即使是在稍顯被動的翻譯中，戴望舒也突出了他的主動。

三 楊德友的翻譯

維庸（Francois Villon， 1431-1462？）雖處于文藝復興時代，但其詩堪稱法國現代詩歌的始祖，在世俗化和強烈的社會與情感諷喻方面，實與現代法國文學和哲學有諸多相通之處。山西大學楊德友教授早在2001年就已譯出維庸的代表作《遺囑集》，收入維庸大小《遺囑集》和一些雜詩，以及后世的部分研究論文，但直到2010年才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我于2011年讀到，那是我那幾年讀過的最好的詩集之一。

據楊德文教授自己說，他的翻譯并不逐字逐句拘泥于原文順序，而是意譯為多。實際上這本《遺囑集》令我激動處正在于此，神氣充足，全無現在流行的直譯那樣充滿拘謹氣和匠氣，而有神采飛揚之感——這正好跟維庸“絕境中的灑脫”相匹配。維庸的人生經歷極其特別，才華橫溢的神學生因過失殺人而被判絞刑。他絕大部分詩都是將面臨死刑的恐懼和對生活聲色之眷戀、對世事之勘破、對世故之冷嘲熱諷、對自己之自憐與反諷全然地熔于一爐，有著空前的“情感復雜性”，有類似于“套箱”的一層套一層的情感構造，里面還裝滿了數不清的修辭彈簧——在語言上集所有悖謬、反諷、歧義、雙關語和俚雅行話于一體，呈現出后世法國文人那種混合所有行業語言的存在主義式博學詩風。

比如維庸參加一次詩賽時的作品《歌謠：給布洛亞賽詩會》。那次詩賽是由奧爾良的夏爾舉辦的。當時的規矩是，主人給出第一行，參賽者寫出全詩。夏爾給出的第一行是，“在噴泉之旁我因干渴而死亡”，這是一行悖論性質的詩句。我們看到，維庸接下來的詩句也幾乎都是悖論，矛盾修辭法運用得極其熟練，詩句滔滔不絕，如塞納河水滾過米拉波橋，句句都可以理解為“似非而是”，正言若反，充滿辯證法，我們可以在老子、紀伯倫乃至黑格爾那里發現這一類辯證法。其詩才之無礙可見一斑。而在翻譯中，譯者也以靈動的語句表現了這種矛盾修辭，并沒有逐字逐句對譯，這樣反而能夠呈現維庸的急智和辯才。如果嚴格地按照原作的語序和語詞一一對應，恐怕我們很難看出維庸的縱橫才氣和灑脫氣質，而可能只會得到一堆充滿定狀補的“歐化句”而已。

四 AI與詩歌翻譯

我前面提到了機器翻譯的問題，這個問題將來會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而且事關詩歌能不能翻譯、能翻到什么程度的老問題，并引發出更多的新問題。

幾年前，機器人小冰寫詩的事引起過詩壇討論，當時我認為，只要在編輯或讀者完全不知道作者為誰的情況下，認為一首或一些詩達到了發表或中上的水平，那就相當于小冰通過了“盲審”或圖靈測試，與詩人無異。當然它要達到頂尖的創造性的詩人水平還不一定，但可能很容易達到中等水平的詩人水準。在今天，ChatGPT寫詩水平有賴于“投料”的水平。如果投的料都是李白杜甫級的，則產出亦為李杜級的，若投的是平庸之作，則產出亦步亦趨。不過，所謂“新意”“創造性”的詩也有一個“磨損”的過程，用的人多了、久了也就變成陳詞濫調了。就AI的學習與組合能力來說，可望隨機組合出不乏創意的詩，可能會超出大部分的平庸詩作。以前人們以為，AI只能替代簡單的重復性勞動，或諸如記憶這一類較淺層的意識功能，或有嚴格規則的數學運算，而對人類的創造性領域，如作曲、寫詩、繪畫則無法替代，在這些方面人類“只能被模仿，從不被超越”，從現在在繪畫領域和詩寫領域的AI實踐來看，雖然AI仍缺乏主動性，但其“組合”也顯示了創造性。因此，創造性的規律也逐漸成為一個被破譯和仿造的領域?；氐阶g詩上，一方面“譯”需要詞語精確性和單一性以“保真”，這在科技、經濟、哲學等領域均如此，另一方面，詩歌語言的多義性、歧義性和彈性又要求譯詩避免過度精確或嚴格對應，這時，AI譯詩大概會需要一些時間調整和進化。人譯還會有一定的空間?，F在在翻譯領域，如哲學乃至一般文學（如小說），“機翻”雖有一些缺點，但成了很多譯者的重要助手，將來在譯詩上，我相信也避免不了AI的輔助。因此，如何將詩譯得有個性和人性，盡量避免機器的味道，是現在譯者要預先考慮的問題。在“機翻”水平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如何使AI越來越“人化”，達到詩歌語言的彈性和韌性，恐怕也是專業領域AI研究者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