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識的當代凝聚: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整合功能

張 梧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盵1]6面對多元文化相互激蕩、不斷分化、眾聲喧嘩的復雜文化圖景,習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當代典范,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為主軸,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廣采人類文明時代精華的積極成果,實現了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的綜合創新,發揮了化解沖突、凝聚共識的文化整合功能。

一、當代中國文化整合的內在訴求

現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的結構性特征之一即是文化多元化發展,亦即各種形態的異質性文化在同一個社會空間內部同時并存、互相碰撞。從社會發展的外部條件來看,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加劇了各種異質性文化的流動與碰撞;從社會發展的內部條件來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又凸顯了各種異質性文化的矛盾與張力。具體而言,全球化的橫向擴張加劇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而現代性的迅猛發展則催生出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張力。在二者的交織作用下,文化分化乃至文化矛盾由此凸顯。特別是在當代中國,文化分化呈現出“古今中西之爭”的獨特格局。

一方面,當代中國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矛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國所面臨的首要文化矛盾便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文化矛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復雜矛盾之所以在中國顯得尤為突出,這是由中國社會本身的發展進程所決定的。與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于,中國是在經歷了漫長的傳統社會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其中缺少了資本主義現代性在中國的充分培育,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東方社會發展難題。在中國的跨越式發展道路上,一方面中國社會急切需要完成現代化建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資源及其所帶來的巨大歷史慣性。如果一味追求現代化而切斷傳統文化根脈,就很容易陷入到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困境中及文化激進主義的非理性狀態。反過來說,如果一味推崇傳統文化而罔顧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向,那么就很容易出現文化倒退現象,即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可能不再是可資利用的寶貴資源,反而成為現代化建設中的沉重包袱,淪為現代化的“文化阻滯力”。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文化矛盾,當代中國應以時代要求為原則,以傳統文化為資源,合理調動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另一方面,當代中國還面臨著全球與本土的文化張力。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不僅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同時也是從封閉狀態轉向開放狀態的轉型過程。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將會遭遇到全球文化與民族文化的文化張力。更為重要的是,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文化張力以時空壓縮的方式在我國迸發,從而呈現出復雜態勢。如果人們為了順從全球化而盲目擁抱全球文化,甚至將全球文化視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唯一普遍的文化形態,那么就會在全球化浪潮中喪失“文化自我”而隨波逐流。同樣地,如果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簡單拒斥外來文化和全球文化,以激進的方式推崇本土文化,那么就會陷入到文化孤立主義而與世界歷史趨勢相隔絕。面對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文化張力,我國文化發展的重要任務是借助全球文化的交往機制與傳播平臺,使本土文化從特殊性上升為普遍性,亦即向世界證明當代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為人類社會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我國社會轉型以來的“古今中西之爭”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客觀存在的事實,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復雜性在文化領域的客觀反映。由文化分化而導致的文化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文化建設。越是在文化分化日益顯著的現代社會,文化整合越是必要。于是,我國文化的當代整合凸顯成為民族復興、強國建設中的重要課題。

第一,文化整合是實現文化健康發展的內在需要?；仡櫸幕l展的歷史,人們不難發現: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而言,每一次文化整合都將帶來民族文化的不斷壯大。在中國的秦漢時期,儒法合流的文化整合使中國社會擺脫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政治悲劇;反過來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導致了思想專制與文化禁錮的可悲局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隨著民族大融合而實現了農牧文化的整合,中原文化為游牧民族帶來了先進的生活方式,而游牧文化也給中原文化注入了孔武有力的新鮮血液;反過來看,拒斥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權都相繼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在唐宋時期,萬方來朝的文化整合開創了大唐盛世,儒佛交融的文化整合使得儒家文化進入了理學的新時期;反過來看,儒家理學一家獨大的思想鉗制又扼殺了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活力。在明清時期,中原農耕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域絲路文化、東北狩獵文化、東南海上文化這五大文化的有機整合使得中華文化超越了狹隘的中原中心主義而獲得了蓬勃生機;反過來看,“片甲不許下?！钡拈]關鎖國政策又使中國錯失了與西方文明整合的機遇,從而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千年變局。中國文化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告訴人們,凡是故步自封,必將文化衰竭;只要文化包容,就必將發展壯大。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文化整合之所以能夠推進文化的發展,這是因為文化整合過程同時也是一次文化競爭的過程,更是一次文化篩選的過程。在多元文化彼此競爭的過程中,先進文化脫穎而出,落后文化自然淘汰。于是,經由這樣的文化篩選,文化整合始終確保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推動民族文化的吐故納新,始終具有與時俱進的文化活力。

第二,文化整合是全球化時代保持文化自主和建立文化認同的必要前提。越是深度融入世界歷史,越是迫切需要文化整合。對本土文化而言,與全球化同時席卷而來的還有紛至沓來的各種外來文化,不同文化之間激烈碰撞,同一空間內部的文化異質性程度迅速加劇。在此情形下,如果沒有必要的文化整合,那么文化異質化就會進一步演變為文化碎片化乃至無序化,文化多元主義就會進一步演變為文化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最終的結果就是文化空心化。究其根本而言,文化空心化的“心”就是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也就是說,文化空心化的實質是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反過來說,文化整合表征著文化主體性,亦即保持文化自主。如果沒有“為我所用”的高度自覺,那么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博采眾長就會淪為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全面覆蓋。在此意義上,文化整合是一個國家在全球化時代保持文化自主的重要途徑。此外,與文化整合主體意識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在全球化的各種觀念和思潮的相互交流、交鋒和交融過程中,人們在全球文化交流過程中普遍感受到了“認同危機”,主體的自我身份在全球交往中日益模糊,所以人們始終在追問:我們是誰?這就涉及到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問題既構成了文化整合的內在需求,同時也構成了文化整合的巨大挑戰。有學者指出,“步入全球化之后,與權力中心相分離的權威空間進一步裂變為多重權威空間……這種多重權威空間的相互交織,意味著人們即使處于同一個區域,但在觀念上也可能服從于不同組織的權威,或固守本民族的價值觀,或推崇其他國家的價值觀,這就對認同提出了挑戰”[2]。所以,在全球化時代要想確立文化自主和文化認同,同樣離不開文化整合。

第三,文化整合是推進社會各個領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動力?，F代社會不僅需要社會各個領域的高度分化,同樣也需要在領域分離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各個領域的有機互動?，F代化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西里爾·E·布萊克指出:“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化的正常進程是先有社會的分化,然后通過整合來補償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脫節和混亂,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環,使社會獲得現代化的能力(即是使傳統性適應現代性要求的能力)?！盵3]同高度一元化的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社會必然會出現一定的領域分離,然而領域分離并不意味著領域脫節,如果各個領域自行其是乃至互相沖突,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解體。為了避免社會解體,就要社會各個領域的協調發展;而社會各個領域的協調發展,又離不開文化整合的必要介入。這是因為,文化整合是促進社會各個領域協調發展的精神動力。與其他社會領域相比,文化領域具有一種值得關注的特殊性,即文化領域具有超越自我領域設定的超越性和總體性。也就是說,文化總會介入到其他社會領域并發揮其所獨特的濡化功能。正因為如此,文化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日益占據重要地位。形象地說,如果說整個社會有機體是一架有序運轉的機器,那么社會各個領域猶如這個機器的構件,而文化則是帶動各個構件相互配合的紐帶,使各個構件彼此咬合,密切互動。

第四,文化整合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共識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文化共識。這個政治文化共識既可以是國家政治發展的最高目標,亦即“目標共識”;也可以是維系國家政治秩序的最低限度,亦即政治底線。沒有這樣的政治文化共識,人們將會依憑各自的價值取向而各自為政,整個社會也就陷入價值觀撕裂的困境而莫衷一是,整個國家的政治秩序也因此喪失必要的維系紐帶而四分五裂,整個民族也就由此陷入動蕩不安的局面。因此,有學者指出:“共識通常被視為政治的真正要義。因為政治至少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特殊的解決沖突的非暴力方式?！盵4]在此意義上,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文化整合的使命就是為國家治理尋求“最大公約數”,為政治秩序配上心理秩序,為國家政治發展奠定人心基礎,為民族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凝聚力。

第五,文化整合是構建社會共同體的必由之路。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共同體是現代社會的必然走向。共同體理想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共同體概念在馬克思的經典文本中反復出現,共同體理論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共同體是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共同家園,是社會公共利益與普遍利益的最終實現,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和諧局面,是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的社會機體。在從市民社會轉向現代共同體的過程中,文化整合成為建構社會共同體的重要方式。這是由市民社會與現代共同體在社會結構上的本質區別所決定的。在現代思想史上,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正是敏銳捕捉到了高度原子化的市民社會的內在缺陷,轉而追求共同體。市民社會與共同體存在著原則性差異:市民社會由原子化的個人組成,而共同體則由相互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的個人組成;市民社會的首要原則是自我利益,而共同體的首要原則是社會團結;市民社會將導向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而共同體則導向彼此協作的公共空間。若要從市民社會轉換為共同體,則離不開必要的文化整合。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正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文化整合,由此陷入到“文化內戰”的困境之中。在美國,隨著身份政治的凸顯,美國文化整合放棄了過去的“大熔爐”模式,轉而采取“沙拉碗”模式,亦即放棄了文化整合而只凸顯文化多元。結果是,當今美國社會在諸如同性戀婚姻、墮胎權等問題上陷入到了巨大的社會撕裂,以“新教福音多數派”為主的保守派和推崇社會多元的民主派之間互相攻訐,整個美國社會陷入社會價值觀撕裂的困境之中。同時,美國民主派也從文化相對主義滑入文化虛無主義,而保守派也從文化保守主義陷入文化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由此可見,文化整合是構建社會共同體、規避文化內戰與社會撕裂等風險的必由之路。

正因為文化整合具有上述重要功能,所以文化整合成為當代文化發展的必要工作,也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偟膩碚f,全球文化的激烈碰撞,理論思潮的彼此拉鋸,文化生產的個性凸顯,社會團結的內在需要,政治穩定的文化訴求,文化矛盾的時空壓縮,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交織下,文化整合問題日益凸顯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尤其對中國而言,由于我國的發展階段既在橫向上有全球范圍內的共時性特征,又在縱向上有我國自身發展所特有的歷時性特征,兩種因素相互交匯,各種文化相互博弈、彼此碰撞。在此意義上,文化整合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尤為重要。

二、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當代中國文化整合

對當代中國而言,文化共識是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產”。對提升我國國民素質而言,文化共識通過對人們的不斷浸潤滋養而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使人們在良好的社會文化生態中健全完整的人格以避免心靈的內在分裂;對推動我國社會發展而言,文化共識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嵌入社會各個領域,使社會各個領域有機協調、齊頭并進;對實現我國民族復興而言,中華民族曾經歷過無數次被侵略和蹂躪、無數次分裂和動蕩,但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關鍵就在于文化共識的不斷傳承,從而為民族生存奠定了強大而持久的發展韌性。在這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廣泛凝聚中國文化共識,充分發揮文化整合功能,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長期以來,一談到我國文化共識的構建問題,人們便會首先想到我國近代以來的各種整合方案,諸如“全盤西化”“中體西用”“中華文化復興”“西體中用”“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等方案。然而,這些文化整合方案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相繼失敗。究其根源,則是因為這些文化整合方案都在方法論前提上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關于“全盤西化”和“中華文化復興”這兩種方案,前者旨在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社會,后者則一味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復活,但這兩種方案的共同點在于拘泥于特定的文化形態而采取了文化封閉的態度,缺乏對異質性文化因素的有效包容,所以這兩種方案與其說是文化整合,毋寧說是文化偏執。再來看“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和“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等整合方案,這些方案看似都以某種文化為本位,也都采取了一定的文化包容態度,但是這三種方案都是相關文化內容的簡單拼湊或話語對接,而沒有立足中國社會的內在需求,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異質性文化資源的有機融合。

習近平文化思想為當代中國文化整合提供了全新方案。文化整合并非是將各種異質文化無原則地加以隨機組合,而是各種異質性文化根據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加以有機融合。這就意味著,人們在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整合過程中,必須區分出文化整合的主體內容與理論資源。也就是說,不能對所有的文化資源都加以等量齊觀。如果對所有文化都等量齊觀而加以整合,則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文化整合思路,這只能加劇文化沖突。所以,人們在文化整合過程中必須思考,哪些文化是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核心內容,哪些文化是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必要資源。立足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馬克思主義應當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核心內容。

首先,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紛繁復雜的文化思潮中占據了協調各種文化矛盾的樞紐性地位。要想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必須應對中國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相互交織的文化格局中實現文化整合這一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憑借著其獨有的理論特質而能化解“古今中西”的文化矛盾。從現代化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堅持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方向,認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對西方現代性作出了極為深刻的理論批判,要求人們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中邁向旨在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是反思現代性弊端的現代化理論。從全球化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強調“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趨勢,人類解放事業必須在世界歷史的高度才能實現;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批判了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批判了西方中心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現象,密切關注落后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問題。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古今中西相互交織的復雜文化格局中居于樞紐性地位,所以馬克思主義應當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建構的核心內容。

其次,馬克思主義深度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過程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從外來文化內化為中華文化的過程。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外來思想,因而不能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共識的根基。這種觀點無疑是膚淺和有害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已經內化成為中華文明的內容,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魂脈。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人們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武器,這是因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向往和追求大同社會。自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等人提出“大同社會”的構想以來,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人人溫飽和親密和諧的社會,就一直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基于對人類歷史的科學把握,那么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大同理想便是一種樸素的價值追求。二者雖然在歷史觀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而在價值觀層面上卻是高度契合的。正是這種價值觀的高度契合性,最終促使中國人在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境遇中選擇了社會主義,而非“反大同”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具有深厚傳統的中華文化選擇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文化斷裂,恰恰相反,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美好社會不懈追求的必然結果,更是近代中國擺脫“文明蒙塵”狀態的自覺選擇。在此意義上,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中國人民走向未來架起了一座橋梁。自此以后,馬克思主義被逐步的中國化,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氣派。

最后,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核心內容,這不僅是由馬克思主義在古今中西相互交織的文化格局中具有樞紐性作用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理論品質所決定的。如果一種文化沒有包容精神,自然也就談不上成為文化整合的主體。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具有廣博的人類文明視野與鮮明的文化包容胸懷。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品格,使馬克思主義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從不僵化保守,而是在面向實踐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聚焦我國社會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在不斷面對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的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運用到現實社會的過程中,在實踐與理論相互調適的過程中,不斷地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又采取了博采眾長、為我所用的開放姿態與包容精神,不斷吸納各種文化中的積極因素,由此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傊?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理論品質,也就沒有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

馬克思主義是建構當代中國文化共識的核心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化共識僅有馬克思主義這一枝獨秀,恰恰相反,當代中國文化共識應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不斷吸納各種文化資源的有益成分,從而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成為具有強大包容力和凝聚力的主流文化。在此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文化根脈而成為中國文化共識的歷史資源;與此同時,人類文明與現代文化的有益成果也是構建中國文化共識的必要借鑒。

一方面,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無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兩者都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能夠對一切外來文化加以吸收,取其精華,從而不斷豐富和壯大自身固有的文化形態。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就得到了發展和弘揚。傳統并不是鐵板一塊的僵硬理論,而是永遠處在活生生的變化、發展和生成之中的。中華文明本身就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思想體系。如果中華文明始終處于封閉僵化的狀態中,而摒棄開放包容的文化姿態,那么很難想象這種古老文明竟然能夠生生不息、從未斷流地發展至今,甚至在現代社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在先秦時期,儒家曾吸收百家之學而使自己成為“世之顯學”;宋明理學則是吸收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援佛入儒,從而實現了古典儒學的延續和發展;在近代,中華文化又引入了現代學科體系,擺脫了“經史子集”的陳舊分類。中華古典學術的“舊酒”正是在倒入現代學科體系的“新瓶”的過程中獲得了新面貌,孕育出新文化。正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備開放性與包容性,所以才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文化進行深度結合。

另一方面,構建當代中國文化共識,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包容人類現代文明的有益成果。正如在對待傳統文化中不能采取全盤復古和虛無主義的態度一樣,面對外來文化,當代中國也不能簡單采取排外主義和全盤西化這兩種極端的觀點,而應當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逐步走向“西風東鑒”,批判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因素。當今時代已經是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文化共識的合理構建不能脫離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許多國家和地區在融入全球化之后,由于文化認同和整合日益困難,而轉向了自我封閉,在拒斥文化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同時又陷入了文化孤立主義的困境,甚至采取與全球化趨勢相對抗的激進姿態。事實上,游離于全球化進程之外的文化認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特殊文化的顧影自憐,最終將喪失文明進步的活力。在開放環境中進行文化認同和整合,就要在不同文化的彼此競爭中,既要揚長避短,更要取長補短,最終在借鑒和吸收其他文化的過程中豐富自身文化,提升認同效果,實現動態整合。所以,今天已經能夠平視世界的中國人,應當以更加理性平和的文化眼光和恢宏大氣的文化胸懷去審視人類文化,也更好地審視自身文化,從而在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之林中合理定位中華文明。

總的來看,在中華文明、西方文明與馬克思主義鼎足三分的文化格局中,馬克思主義是會通中西方文明的平臺,是融合不同文化的中介,因而在文化整合中占據基礎性地位。在此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內容,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文化根脈,以人類文明有益成果為思想鏡鑒,共同構建當代中國的文化共識,完成了這項具有深刻文明意蘊的文化創造工作。

三、習近平文化思想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在凝聚中國文化共識、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兩個標識性概念:一是“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由此解決了古今之爭;二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由此破解了中西之爭。應當說,這兩個標識性概念及其相關論述的系統展開,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史上的重大原創性貢獻。

關于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張力,人們總是習慣于把傳統與現代看成非此即彼的對立兩極,而忽略了二者完全具有和諧共生的可能性。正如西方有學者指出,“雖然人類不能沒有傳統而生存,也不能做到對其所接受的傳統心滿意足地生存,但是傳統既是持續性的,又是斷裂的”[5]346。如果沒有現代社會的前提性存在,那么人們就會依舊生活在傳統世界之中,而不會越出傳統社會的邊界去反思傳統文化。而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則是把傳統文化作為對象來審視,即對傳統文化的對象性思考。在此過程中,傳統文化也就從原來的自在狀態進一步轉變為自覺狀態。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現代社會的時代前提,傳統文化就不可能具備面向現代的自我意識。既然現代社會構成了傳統文化的時代語境,因此傳統文化也必須要以現代社會為前提而展開反思。

不僅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是基于現代社會的現實前提而被激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傳統文化的積極意義也是在現代社會的自我展開中被激活。不可否認的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張力關系。如果忽略了時代進步的內在要求而一味強調傳統文化,那么文化傳承就會淪為文化復辟,甚至傳統文化會阻滯現代化的合理進步。但是,倘若忽略了傳統文化的積極意義而一味凸顯現代原則,那么現代社會就很難有反思并制約現代性弊端的文化力量。在此意義上,一方面,“復舊注定要失敗;傳統主義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連續存在到日前的傳統——不可能完全消亡”[5]354;另一方面,傳統本身也在現代社會中不斷自我更新,以至于“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傳統也屬于我們文明的寶貴成就。它把奴隸和農奴改造成了公民;它解放了人類的想象和理智能力;它使人類有可能得以實現美好的生活”[5]348。因此,傳統文化也以現代化為自身前提,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思并不意味著對現代性的全盤否定乃至盲目拒斥。恰恰相反,一旦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便能創造出超越并揚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新型現代文明,即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破解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矛盾,關鍵在于從動態發展視角理解文化。文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而不是靜止的現成產品。在此意義上,傳統文化作為文化流變的軌跡,應當在創新中繼承,發展傳統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最佳繼承方式,因此不能拘泥于傳統文化。同時,人們也要認識到,現代文化同樣也是文化發展的結果,不能割裂與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系而憑空出現。在這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為當代中國文化貢獻了“第二個結合”的重大創新概念。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魂脈,又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根脈,通過二者的有機結合,不斷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以此解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文化矛盾。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首先因為二者存在著高度的契合性。例如,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具有天下為公、人類大同的社會理想。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是富有社會主義深厚傳統的民族,我們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天下為公的理念在宇宙觀上體現為“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的仁者境界;在政治觀上體現為“天下為主,不私一姓”的共治主張;在國際觀上體現為“協和萬邦,講信修睦”的天下格局;在社會觀上體現為“均平治世,富民厚生”的平等理念;在人生觀上又體現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追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盵6]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與中華文化中天下為公、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相向而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與中華文化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觀念相互貫通;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與中華文化協和萬邦、以和為貴的天下情懷相得益彰……總之,類似的契合之處還有很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高度契合,這正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前提。

更為重要的是,“‘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1]7。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話語的簡單比附,而是深刻的文化創造。這種創造性就體現在,“第二個結合”立足中國社會的內在需求,解決中國面臨的時代問題。從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出發進行文化整合,這是馬克思有關文化問題的方法論原則在文化整合過程中的必然體現。根據馬克思的實踐觀點,任何文化整合都應當建立在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上?！暗诙€結合”也是如此。正是在改革開放的道路開辟中,我國源遠流長的小康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發展生產力觀點的結合,提出了“小康社會”理想;蘊含著中華文明的中庸智慧與馬克思主義注重歷史連續性的結合,開辟了我國改革的漸進式道路;我國窮則思變、與時偕行的改革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的結合,熔鑄出銳意進取的創新意識;中國文化包容性思維與馬克思主義開放性特征的結合,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創造性結合。踏上民族復興、強國建設的新征程,“第二個結合”也要植根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共同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進而向世界宣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1]9。我們既要用“第二個結合”引領中國式現代化,也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自覺推進“第二個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形成之日,便是古今之爭的破解之時。

再來看中西之爭。破解中西之爭,并不是用中國的文化霸權終結美國的文化霸權,也不是用中華文明中心論取代西方文明中心論,更不是放棄文化主體性而尾隨西方文化,而是實現中西方文化的有機交融與創新,順應人類多元文化共存共榮、交流融合、取長補短、相互促進的發展趨勢。對此,習近平文化思想明確提出:“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就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秉持開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盵1]11秉持開放包容,推進文明互鑒,共同淬煉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便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破解中西之爭的文化方案。

當前,我國文化建設迎來了破解中西之爭的關鍵時期。從目前來看,中西方文化在軟實力上仍然呈現出“西強中弱”的格局,但是西方文化的危機正在逐步顯現,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正在彰顯。西方文化的危機,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從文化視角看,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在于顛倒了人與物的關系。原本,物的生產服務于人的需要。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原本作為主體的人通過諸如勞動力商品化而淪為資本邏輯的內在環節。即使是資本家,也只不過是資本邏輯的人格化呈現。也就是說,即使是資本家,也只是受資本邏輯支配的人偶而已。在人與物的顛倒之后,隨之而來的便是“物的繁榮”與“人的失落”同時并存,這成為西方現代性難以克服的根本缺陷之一,并且招致諸多文化批判和反思。西方現代文化的缺點,正是中國文化呈現世界意義的起點。對于西方文化的弊病,馬克思主義的揚棄方案是把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軸從“資本邏輯”轉向“人的邏輯”,旨在實現人的全面自由解放;與此同時,中國文化既沒有“以物為本”的傳統,也沒有“以神為本”的形態,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以人為本”的追求。在此意義上,融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中國文化,既有超越物化困境的高遠理想,也有揚棄資本邏輯的現實道路,因而具有世界意義。這意味著,中西方文化的軟實力對比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這正是我國實現中西方文化交融創新的重要機遇期。

在此文化格局下,西方現代性暴露缺陷之時,正是中國文化貢獻智慧之處,中西方文明完全可以互補互鑒。費孝通先生曾指出:“西方所崇尚的物質文化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有些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尤其是社會心理問題,在這個競爭的社會里,大家互相矛盾,互相仇恨,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盵7]西方現代性的弊端充分表明,單純依靠西方價值觀,無法應對人類共同危機。要想應對人類共同危機,必須中西文明平等互鑒,共同淬煉全人類共同價值。例如,西方文化主張個體至上,這固然是現代性的基本原則之一,但若借鑒中華文化的共同體理念,則能化解個體與社會的緊張關系。西方文化強調契約精神與權利觀念,這也是現代社會有序運轉的內在要求,但若結合中華文化的倫理觀念與責任意識,則能推動自我與他者的和諧共存。西方文化政治單位是民族國家,這也是現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石,但若兼采中華文化的“天下”觀念,則能均衡國家與國際之間的利益。這些都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性,然而這些差異并不必然構成“文明的沖突”,恰恰相反,這些差異反而構成了“文明的互補”,不同文明之間完全可以交流互鑒、取長補短,不僅可以求同存異、和而不同,而且可以彼此融合,共同肇啟人類文明新形態。

回望1840年以來的中國文化歷程,我們當前正處于從“西風東漸”到“東西互鑒”的歷史性轉折點上。一個半世紀前,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國”的迷夢,掀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啟了西方文化一百多年來的持續輸出。這一度使得人們的文化信心受到打擊,這種信心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蘇醒,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展開而生長,隨著中華民族的走向復興而日益自覺。與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相比,當代中國人在文化心態上更能平視西方文明。與之相適應,當代中國人也更應該理性從容地開展中西對話,在充分汲取中外文明精華的基礎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盵1]11習近平文化思想便是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重要文化成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充分發揮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整合作用,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開辟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不竭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