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與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思想交融

李紅梅

（泰州職業技術學院 基礎部，江蘇 泰州 225300）

費孝通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是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1]，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但學界甚少有研究者關注馬氏學術思想對費孝通思想的影響。因此，本文通過研讀馬氏文化思想的相關文獻，分析費孝通重讀《文化論》《江村經濟·序言》以及《文化動態論》等文獻的所感，探尋馬氏文化論思想對費孝通的學術影響，這對中國社會發展及其話語體系建設有一定的指導和啟發意義。

1 費孝通與馬林諾夫斯基的師生緣

馬林諾夫斯基作為20 世紀初期英國最突出的社會人類學家，創設了親自參與觀察的田野調查法，拉起功能主義的大旗，開始了以實證主義為主的功能派人類學研究。

費孝通1930 年從蘇州東吳大學醫學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學習社會學，師從吳文藻。1933 年在導師吳文藻的推薦和幫助下，師從史祿國學習體質人類學，史老師用歐洲大陸盛行的功能主義人類學方法教授費孝通，費孝通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開始學習馬氏的功能主義。1936 年費孝通師從馬林諾夫斯基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費孝通博士畢業后，師生未再有緣相見，但馬氏思想對他的學術指引影響其終生。本文從費孝通出國前、在英國、回國后三個時期分析他們的思想交融。

2 費孝通出國前受到的馬林諾夫斯基思想影響

1930 年到1933 年費孝通在燕京大學學習社會學，期間，學生們提出“為學術而學術”還是“學術為實用”之爭， 吳文藻“把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介紹進來，為學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論基礎”[2]。

1933 年費孝通開始師從俄國教授史祿國學習體質人類學，史老師采用馬氏功能主義中的生物（物質）需求理論、文化的整體論和系統論指導費孝通學習體質人類學。后來有人在讀到《江村經濟》后詢問費孝通“你怎么會在沒有和L.S.E 接觸之前，就走上了功能學派的路子？”[3]，直到那時費孝通才明白他“從史祿國那里學來的這些東西，著重人的生物基礎和社會結構的整體論和系統論，原來就是馬氏功能論的組成部分”[3]。

1934 年費孝通運用功能主義思想完成了與后來的“江村”調查“格調完全一致”的社會實地調查報告——《花籃瑤社會組織》。這個報告呈現出明顯的系統性、整體性功能主義思想：瑤族社會的家庭、親屬、村落、族團的各自特點和密切關系被視為一個完備的整體系統。這個報告被吳文藻譽為用“功能法”考察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社區研究實例和基石[4]。

費孝通出國前學習社會學的經歷表明馬氏功能主義思想在30 年代已經傳到歐洲的人類學界和中國的社會學界，并開始為學者們接受和應用。這段經歷解釋了馬氏為何在第一次見費孝通關于“江村”的草稿時就非常中意，因而從弗斯的手上接過來自己親自指導其博士論文的撰寫及后續的出版工作。

3 費孝通在英國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學習人類學

1936 年秋費孝通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馬氏，學習時長兩年。第一年學習《文化論》，第二年學習《文化變遷的動力》。同時，費孝通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江村經濟》。

1936 年吳文藻得羅氏基金資助，重游歐美各國，與馬氏相聚數月，暢談研究中國文化的方法問題。臨別之際，馬氏宴請吳文藻，贈送《文化論》初稿，并囑費孝通翻譯，先行在中國出版。之后，1940 年《文化論》在中國出版，費孝通欣然寫下《譯序》，記錄該書的形成過程，從歷史與現實兩個視角分析馬氏思想，并闡述其譯本對當時中國社會發展之意義。

1938 年費孝通完成《江村經濟》博士論文，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當年暑假，費孝通從英國輾轉回國，用馬氏的功能主義理論和田野調查法開始他自己的中國社會學田野實踐。1939 年馬氏將《江村經濟》這篇論文介紹給Routledge 書局，編輯閱后建議書名改為《中國農民的生活》，最終以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個中國農村的農民經濟生活的調查》）為題出版，馬氏欣然寫序。

1942 年馬氏病逝后，他的學生P.M.Kaberry 整理馬氏遺下的有關文稿和筆記，編成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文化變遷的動力學——非洲種族關系的探討》）一書，1945 年4 月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時中國兵荒馬亂，費氏與外界失去聯系，直到90 年代才借到該書的復制本。因此，費氏重讀該書，寫出讀后感，并用作第三屆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講稿，供大家閱讀、討論。

4 費孝通回國后對馬林諾夫斯基思想的應用、研究與發展

1940 年之后因世事紛爭，費孝通的學術發展受到阻礙甚至耽擱，之后一直到80 年代，他才能夠繼續他學術的第二人生。此時，馬氏的思想仍然指引他前進的方向。其應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直接采用馬氏的功能主義學派的參與觀察法，開展各項社會研究，以建立社會學的中國學派；（2）重讀馬氏相關論文，分析其關于文化的思想、變化及其對當今中國發展的指導意義；（3）重解馬氏思想，繼承、發展與融合并用，提出“文化自覺”。

1995 年到1997 年費孝通連續寫了三篇文章：《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和《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后》，重點分析了馬氏思想三個重要的變化階段：從書本研究到實地參與觀察調查，從對野蠻人的研究到對文明世界的研究（從“他文化”到“己文化”），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概述其對人類學的學術貢獻。同時，費孝通將上述思想內容分三次在北京大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分享，探討馬氏思想對當今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指導作用，足可見這些文字對費孝通的影響力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

4.1 《文化論》及《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

《文化論》是馬氏在寫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的第一本理論著作，是對他的功能主義思想和新的人類學研究方法的總結與概括，即人本主義的文化論。此外，《文化論》實際是對“文化表格”所作的理論說明，是馬氏為人類學者準備的在田野工作時的指導性參考表格。馬氏與吳文藻的臨別贈禮中包括一份“文化表格”的打印稿，后來譯成中文收入《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4]。

關于文化的概念，馬氏接受了前輩泰勒（E.B. Tylor） 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中關于文化的定義，即“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其他人們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習慣。在此基礎上，馬氏增加了物質方面，解釋“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以及價值而言”。他認為文化是“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人工體系”，文化是生活的手段，“是為人們生活服務的體系”[4]。

馬氏文化論思想把文化作為物質、語言、社會和精神結為一體，填補了人文世界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裂縫。人文世界是文化的總體，是自然世界中的人自己創造的以物質為基礎的世界。研究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世界就要研究人的生活，即文化的四個方面，四者缺一不可，同時作用。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樣可以用實證的方法去觀察和分析以取得有概括性的知識，可以成立人文的科學。

再次，語言與歷史不可分割。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文化是歷史的積累、繼承與創造。歷史的發展帶來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差異和變化。馬氏提出反對重構歷史學派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反對將自己看到的或設想到的具體的歷史文化強加于其他不相干族群，反對憑空臆造的歷史，不是反對研究文化的歷史，而是要“強調實事求是，言必有據的實證論”，這是他倡導科學人文主義的一個初衷。

最后，《文化論》所反映的生物（物質）需求理論。20 世紀初，馬氏強調以生物需求作為文化的基本需求，后受當時“行為學派”的影響，逐步接受“需求”是個體和群體生存的必要條件，接受“文化并非簡單地從生物基礎上直接演化而來，而是通過人類形成了群體，有全體的集體生活而產生了社會組織，才形成復合整體的人文世界”[7]。馬氏將文化分列了三類不同層次的需求：生物需求、社會需求及精神需求，層次間逐漸遞進，后者以前者為基礎， 三者共同形成文化。

4.2 《江村經濟·序言》及《重讀〈江村經濟〉序言》

1938 年馬氏安排《江村經濟》的出版事宜，并在序言中評價該書是人類學發展中的“里程碑”。但費孝通認為，此書只是“一連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1]。

30 年代時的費孝通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對人類所作出的貢獻之大。直到1981 年費孝通獲得人類學學科中最高的榮譽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獎章，他再次踏上英國的土地去領獎，與同行交流后才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學術價值。馬氏描述該書的意義在于費孝通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以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的本鄉人民作為調查對象，完成了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本書是對馬氏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升華，完成了馬氏關于文化發展的一些還無法實現的夢想，解決了馬氏想要解決而無法解決的人類學發展面臨的兩大問題：“他文化”向“己文化”過渡和民族志在文明社會的適應。

首先是馬氏想從研究“他文化”轉向研究“己文化”。馬氏的民族志調查對象主要在澳大利亞的特羅布里恩群島以及后來的非洲和墨西哥，研究的是以沒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為主的“他者”的“靜態”文化，馬氏是以一種貴族姿態和外來者的身份參與并實施的田野調查。而費孝通是對現代文明中的“自己”社會的動態研究，以“自己人”的身份參與到“自己”的社會中調查。因此，馬氏盛贊費孝通的博士論文彌補了他自己學術的空白和遺憾，這預示著馬氏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30 年代末期馬氏已經意識到現代人類學的轉向問題，只是限于現實而無法實踐。費孝通通過“江村”否定了人類學只能對他者文化的研究，實現了從“他者”到“自我”的研究，開辟了人類學研究的新路徑。這是兩位學者思想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交融、繼承與發展。

另一問題是民族志方法是否只能用于研究簡單的“野蠻”社區，而“不能用于我們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區”研究？費孝通在研究中發現：與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的歷史性研究相比，功能學派更具有科學性，更貼近現實，更適宜從現實社會中尋找問題和發現問題，也更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他們接受了功能學派的方法，并不斷嘗試運用這一方法來分析中國社會；“獲得一個客觀的態度來研究他們自己所生長于其中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但“不容易”并不等于“不可能”。因此，完成花籃瑤的田野調查之后，費孝通希望用同樣的方法研究江村，以期證明該方法可研究不同性質的社區。這種學術研究帶來的的方法論上的思考與探索使得費孝通“無意”間參與到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變革之中，解決了馬氏的困惑，確認了田野調查法既可用于研究非洲的野蠻社會，也可用于研究亞洲的文明社會，成就了《江村經濟》的“里程碑”地位。

4.3 《文化動態論》及《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后》

《文化動態論》原名是《文化變遷的動力學——非洲種族關系的探討》。費孝通修改此書名有一定用意。對于90 年代的中國來說，書中有關非洲殖民地人生活的具體敘述和分析已沒有指導意義，只具有歷史意義。他認為研讀該書的重點應是“直接從這段歷史的教訓入手”，考慮當今社會發展如何“延伸和發展馬老師所提出的有關文化動態論”的觀點[5]。

馬氏依據自己30 年代非洲人類學考察的見解，指出其原本主張的文化功能一體論的缺陷，認為文化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單一而自立的空間，而應關注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尋求和平共處的基本準則與手段。馬氏的文化論思想開始從文化整體論轉向多種文化并存的觀察，人類開始文化的動態研究。

首先是馬氏的講述從“文化表格”轉向提倡文化“三項法”。1937年暑假馬氏到非洲訪問看到了變化中的非洲。當時的歐洲列強已經進入非洲，非洲地區一分為三：一是已經完全被歐洲文化同化的地區；二是受歐洲文化半沖擊地區；三是還完全沒有被歐洲文化侵蝕的地區。這次訪問對他的學術思想產生了巨大沖擊。之后，馬氏不再提“文化表格”，而開始用“三項法”分析文化動態。

其次是馬氏的文化觀從靜態轉向動態。馬氏討論主題的變化反映了其學術思想的變化。1937年的非洲殖民地和1915 年的特羅布里恩特群島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前者因歐洲的入侵，文化正在或已經發生變化，而后者是一個相對靜止的社會，沒有外來文化的侵入。因此，之前以靜態文化分析為主的功能主義的基本理論遇到變化中的非洲文化，表面看是對原有功能主義思想的修改，其實是對不同文化接觸引起的文化動態的分析，這一變化過程是人類學思想史上的重要變化。

最后從馬氏的文化動態思想到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晚年的費孝通一直提倡學術反思和討論，他自己身體力行，重讀馬氏文獻，與學者同行展開討論。面對21 世紀多文化共存和交際問題，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

費孝通引用馬氏《文化動態論》的結語“人類必須有一個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從交流而融合”，他解釋是“殖民主義不可能解決文化共存的問題。我們中國人講，以力服人為之霸，以理服人為之王。霸道統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進入大同?！盵6]

5 結語

馬氏與費孝通的認識與緣分，其實來自于他們對田野調查同樣的思考。

費氏對于馬氏思想的繼承主要是兩方面：一是關于“文化”的思想，形成后來的“文化自覺”；二是關于“科學的人文主義”，是費氏在多個文獻中反復呼吁的“文化自覺，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們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反思，用實證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認識我們有悠久歷史的文化”[7]。此外，費孝通在繼承馬氏功能主義思想和方法論的同時，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對該思想做了進一步的探討，客觀地認識該思想的局限性，拓展其理論的空間范圍，增強其解釋能力。因本文篇幅有限，有關費孝通對功能主義思想的修正與拓展將在后續文章里進一步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