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正義觀的批判建構與當代意蘊
——基于《哥達綱領批判》的分析

趙鳳婷,賈中海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春 130012)

自20世紀60、70年代“塔克—伍德”命題問世后,“馬克思與正義”問題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熱烈探討。雖然馬克思直接探討公平正義的著作很少,但不可否認的是“正義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中占據著一種核心的地位”[1]。梳理相關研究可知,國外學術界對馬克思正義思想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分配正義原則。Cohen[2]肯定了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的重要性,并提出馬克思分配正義的兩個評價標準:階級利益與歷史生產方式。在田上孝一等[3]看來,馬克思認為只要不改變生產狀態就不可能真正解決分配問題。資本主義不進行變革,就無法實現分配的正義。John[4]則認為,對資本主義的道德譴責應當置于馬克思主義對剝削譴責的基礎上,這種道德譴責實際上是以生產資料所有權不公正、不平等分配為基礎的譴責。埃爾斯特[5]在揭示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剝削的過程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認為馬克思的分配理論中暗含對共產主義正義觀的肯定。國外學者對馬克思分配正義思想的研究有著獨到見解,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即對于正義問題解決路徑的考察往往只偏重于生產或分配一方,并未將生產與分配二者有機結合。

當前,國內學界對公平正義問題日漸重視,結合對《哥達綱領批判》的文本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集中體現為對《哥達綱領批判》正義思想及當代價值的研究。段忠橋[6]認為,《哥達綱領批判》中的按勞分配指涉了一種由非選擇的偶然因素導致的實際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義的觀念,這對于剖析我國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李真[7]認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通過對分配正義的批判分析,歸納出三層分配原則,這是正義觀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自我展開和自我揚棄過程,最終超越了物質層面的“善品”分配,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自我實現。夏瑩[8]認為,馬克思針對《德國工人黨綱領》所進行的批判,凸顯出拉薩爾主義分配正義原則尚未觸及生產資料所有權根基,故而其“正義”之本質規定也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要求的“正義”,馬克思的這一指認對于揭示當下英美政治哲學的本質具有現實意義。于褚[9]、馮霞等[10]則從新時代共同富裕的角度剖析《哥達綱領批判》的當代價值。綜上所述,我國學者對馬克思正義觀高度重視,既有理論層面的深刻省思,又有實踐層面的現實關照,但對于中國在解決世界性正義問題、貢獻中國的正義方案等方面探討較少。本文從《哥達綱領批判》文本入手,探索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如何以馬克思正義觀為指導,用自身的正義實踐推動世界正義事業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發展,讓馬克思正義思想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批判與解構:對拉薩爾抽象正義觀的根本揭示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解構了資產階級抽象正義理論,從根本上揭示了拉薩爾分配正義的虛偽性。馬克思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實質正義理論,規制了從按貢獻分配到按需分配分層次漸進式發展的現實路徑,彰顯了以全人類解放為己任的終極訴求。故而,厘清馬克思批判拉薩爾抽象正義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全面準確把握馬克思實質正義思想的理論前提。

(一)對拉薩爾主義批判解構的邏輯起點

首先,揭示拉薩爾分配正義思想的唯心主義實質。拉薩爾在領導全德工人聯合會期間先后出版了《工人綱領》和《公開答復》等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不僅集中體現了拉薩爾深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影響,而且生動詮釋了資產階級分配正義觀的偽善性。其一,拉薩爾主義將資本主義特有的“鐵的工資紀律”與無產階級貧困現狀當作自然規律,試圖以此麻痹無產階級斗志,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其二,拉薩爾主義幻想工人階級可以在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力爭以“最小代價”實現全民普選權,建立“自由國家”。其三,拉薩爾主義希望通過改良分配方式解決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正不平等問題,反對工人和農民聯合下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這種改良的機會主義路線將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實現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于反動政府,正如馬克思所言“拉薩爾事實上已經背叛了黨”[11]。此外,拉薩爾在理論宣傳中“夾帶私貨”(1)拉薩爾以宣傳馬克思理論的名義,大肆宣揚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背離馬克思的革命立場,決然不提消滅私有制,掩蓋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實質,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歪曲馬克思的革命立場和觀點。

其次,消除拉薩爾抽象正義觀對工人運動的誤導。拉薩爾這一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在其信徒貝·施韋澤和哈森克萊維爾等人的繼續推行下,對國際工人運動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隨著1871年德國統一后反動政府對工人迫害的加劇,為了保存實力、應對血腥鎮壓,原本對立的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將合并提上日程。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告誡倍倍爾“合并的第一個條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義者,不再做拉薩爾派”[12]411。然而,李卜克內西不聽勸告,背著馬克思恩格斯,與哈森克萊維爾共同起草了充斥著機會主義的《德國工人黨綱領》,背離了愛森納赫派原本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馬克思聲明這個綱領是極其糟糕的、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我們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干,我們和它毫無共同之點”[12]425。恩格斯則認為這個干癟無力的綱領“馬克思和我永遠不會承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新黨”[12]415。為了扭轉局面、匡正錯誤綱領,馬克思抱病撰寫下了《批注》,不過出于革命形勢發展與策略上的考量,該《批注》沒有在當時立即發表。直到1890年10月,德國工人黨召開大會修改《德國工人黨綱領》,為了“使未來的綱領免除任何不徹底性和空洞的言詞”[13],恩格斯指出:“如果我還不發表這個與這次討論有關的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盵12]423只有正確的黨綱才能消除拉薩爾抽象正義觀的負面影響,只有在正確黨綱原則的指導下,德國工人黨才能找到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和實現路徑。

(二)對拉薩爾抽象分配正義理論的批判

馬克思一方面諷刺庸俗分配正義理論的虛偽性,另一方面在質疑“鐵的工資紀律”和“依靠國家建立生產合作社”的過程中消解了拉薩爾打造“自由國家”的現實路徑。

首先,馬克思反對勞動決定論。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2]428的主張,割裂了物質條件與勞動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財富和文化的創造離不開生產資料與勞動對象,離不開為人類生產生活提供了豐富資源的自然界,而“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12]428。事實上,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已經確認,勞動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生產資料。他指出,勞動者在被資本家剝奪生產資料所有權后,只能被迫出賣自身勞動力求得生存。不過,此時的馬克思尚未明確表述勞動需要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問題[14]。而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便清晰地指出:“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盵15]56勞動只有與相應的勞動對象和生產資料相結合才能創造財富。此外,勞動受到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雙重制約。因此,勞動創造既要尊重自然生長規律,又要遵循社會發展規律。過度強調勞動、無視客觀規律,不僅無法滿足人們積累財富、發展文化的要求,甚至會遭到勞動決定論的“反噬”。

其次,馬克思拒斥分配決定論。事實上,早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便斥責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割裂生產與分配的無知和荒謬,“李嘉圖……顯示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恒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范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么荒誕無稽”[16]。此外,馬克思指出“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12]428的虛假性。第一,馬克思指出“勞動所得”這一概念的模糊性。拉薩爾將勞動產品、價值、剩余價值等詞語不加區分統稱為“勞動所得”,并試圖以此彌合雇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掩蓋兩大階級對立的實質,究其原因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辯護。第二,馬克思批判了所謂“不折不扣”分配勞動所得的謬論。因為社會的良性運轉必然要對“勞動所得”進行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扣除,可見,“不折不扣”分配勞動所得在此處具有顯著的欺騙性和不切實際性。第三,馬克思揭示了“平等的權利屬于一切社會成員”的內在矛盾性。在現存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對尚未掌握生產資料、受制于資本雇傭勞動關系束縛的無產者大談平等權的實現,無異于“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而“屬于一切社會成員”的籠統表述也體現了拉薩爾抽象正義觀的內在張力。一方面,它忽視了人的天性稟賦、遺傳基因等自然的偶然因素以及社會階層、工作崗位等社會的偶然因素對實現平等權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對勞動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不平等地位閉口不談,完全回避了資本家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勞而獲”“少勞多得”的現實問題?？梢姟捌降鹊臋嗬睅в絮r明的資產階級法權色彩,單純局限在資本主義分配領域內探討正義問題,無法達到真實的公正平等?！皺嗬麑儆谝磺猩鐣蓡T”則是拉薩爾派為減輕資本主義發展阻力、緩和階級沖突發出的自欺欺人的囈語。

最后,針對拉薩爾“集體調節總勞動并公平分配勞動所得”[12]431的主張,馬克思糾正了拉薩爾派顛倒經濟關系和法權關系的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觀。在馬克思看來,將公正平等的法權概念作為調節經濟關系的先驗原則,把社會主義的實現歸結為分配方式而非所有制變革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正義問題。因為它無法真正觸及工人階級不平等的根基,無法找到推動歷史發展的現實力量,再次暴露了拉薩爾派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本質。馬克思闡明:“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盵12]436這表明分配原則與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密不可分,取決于社會物質生產條件,而非資產階級法權意義上的永恒正義、普世價值。馬克思正義觀修正了資產階級的抽象正義觀,破除了局限于資本主義視域內考察正義問題的理論窠臼,真正實現了生產正義與分配正義的有機統一。

(三)對拉薩爾分配正義實現路徑的解構

拉薩爾機會主義宣稱以“合法手段”建立“自由國家”,主張通過“廢除鐵的工資紀律”和“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的形式解放無產階級,并將其視為通往社會正義的必由之路。對此,馬克思在撥開“鐵的工資紀律”和“國家幫助下的生產合作社”迷霧的過程中,消解了拉薩爾形式正義的現實路徑,揭示了拉薩爾以改良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空想性與不可能性。

一方面,馬克思在批判“鐵的工資紀律”的基礎上揭露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者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認為,拉薩爾“鐵的工資紀律”的觀點是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歌德的“永恒的、鐵的、偉大的規律”[12]440的粗暴嫁接,他指責拉薩爾沒有深入考察影響資本主義工資水平的真正原因。其實早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便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為切入點,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的二因素、勞動的二重性,挖掘出了商品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的本質。在此基礎上,他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削的秘密,剖析了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陡邕_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剩余價值學說,簡明扼要地揭露了工資制度的實質:“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而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隱蔽形式?！盵12]441工資制度的雙面性在此盡顯:在分配領域,工人和資本家雙方基于“自愿協商”原則訂立勞動合同,表面上看是平等公正的;而在生產領域,工資制度以一紙合約掩蓋了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遮蔽了私有制對工人的剝削、宰制?？梢?工資規律無法解決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而拉薩爾極力主張的“廢除工資制度及規律”也不是工人解放的現實路徑。反觀馬克思,他在批判反思拉薩爾機會主義路線的過程中為無產階級實質正義指明了科學路線,即“廢除了雇傭勞動,我當然也就廢除了它的規律”[12]440。

另一方面,《哥達綱領》主張:“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辟道路,德國工人黨要求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盵12]442對此,馬克思從兩方面對該理論進行批駁。第一,他批判了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路線,揭露了拉薩爾將無產者的解放寄托于封建軍事專制國家和資本主義統治的虛妄幻想。以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早已證明改良分配方式無法觸及資本主義雇傭制度的根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反動政府的統治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生產關系的變革,消除剝削壓迫,扭轉階級對立、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過大的局面。第二,馬克思申明自己對生產合作社的態度。他首先肯定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在對抗資本吞并上的積極作用。不過,馬克思隨后指出,拉薩爾引用畢舍“通過建立生產合作社消除社會弊病”的主張之根本目的在于鎮壓工人運動,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權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國家幫助”的終極目標是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現存統治階級利益。而經此建立的生產合作社不過是專制國家維護階級統治的手段和工具,完全淪為資本主義的附屬品,更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種建筑在階級對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盵17]因此,馬克思提出工人階級要從根本上改變不公正不平等的現狀,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統治,以革命手段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不依靠任何其他力量創辦真正代表工人階級自身利益的合作社。

二、建構與超越:對共產主義實質正義的科學展望

不同于霍布斯、洛克等西方傳統哲學家脫離物質條件和生產實踐,以主觀先驗理性為切入點考察正義問題的理論視角,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西方普遍抽象正義理論的基礎上,逐步建構起以人的解放為終極目標,“按勞分配——按需分配”的兩階段漸進發展理論,清晰展現了其歷史唯物主義實質正義思想,對于當代中國推進世界公平正義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唯物史觀是實質正義的理論基石

馬克思將“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8]502的唯物史觀貫穿其理論研究的全過程。他的公平正義觀著眼于社會歷史中的人及其實踐活動,破除了空想社會主義從道德倫理維度譴責資本主義非正義性的理論桎梏。馬克思闡明了實踐作為人特有的對象性活動,在不斷發展中推動社會進步,而公正平等理念作為上層建筑必然以物質生產實踐為基礎,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而變化。公平正義并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精神”和永恒價值規范,相反,它是具體的、歷史的,與特定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抽象正義論局限于分配領域、忽視物質生產條件,脫離歷史唯物主義的做法存在致命弱點。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用分配領域形式上的平等遮蔽了生產領域事實上的不平等,全然不顧“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9]的殘酷現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統治,將這種脫離物質生產方式的正義理論宣揚為普世價值、永恒理念,同時將維護財產正義的權利以資產階級法權的形式固定下來。而這種唯心主義的錯誤立場從根本上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暫時性。這種沒有觸及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所有制關系的資本主義改良方式必定無力解決自身的固有矛盾。正如魔法師無法控制自己召喚出的魔鬼一樣,資產階級在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即無產階級。隨著二者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勢必難逃被無產階級取代的命運,馬克思在此生動闡釋了資本主義滅亡、共產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

因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正義問題的解決必須訴諸歷史唯主義,實質正義的實現需要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生產正義與分配正義的有機統一共同構筑起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理論框架。工人階級要想改變不公正、不平等的生存境遇,必須擺脫抽象正義觀的夢魘,堅定地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徹底消滅兩極分化、達到實質平等的前提條件。

(二)漸進發展是實質正義的必由之路

馬克思在立足于唯物史觀,在抨擊拉薩爾分配正義理論的過程中,科學詮釋了由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實質正義理論。

一方面,馬克思創立了形式正義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必然性。第一,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克服了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弊端,個人勞動直接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這從根本上避免了資本家以等價交換名義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勞動量所導致的不公正。第二,按勞分配實質上是以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為衡量標準的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對資本主義等價交換原則的超越。勞動貢獻成為分配的唯一標準,以勞動這一平等權利進行消費資料的分配,打破了封建專制和資本主義按照等級身份、政治特權以及生產資料占有進行分配的根本局限。第三,馬克思用辯證的眼光敏銳地察覺到了按勞分配的歷史局限性,指出按勞分配原則只是形式正義,并未真正達到過程與結果的實質正義。他承認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只把個人當作勞動者,不考慮其他的發展訴求,此時的個人尚未脫離資本異化的牢籠,按勞分配仍然帶有資產階級法權色彩。另外,考慮到子女數量、性別差異等家庭成員狀況的不同,社會難以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質同量的消費資料。

另一方面,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是直達實質正義的科學路線。只有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破除社會主義形式正義的藩籬,在生產正義、分配正義統一的基礎上達到過程和結果的實質正義。馬克思在此指明,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實現具備以下三方面的前提條件:第一,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在財富充分涌流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20]。財富的極大充盈既是按需分配原則的物質前提,又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21]之發展需要。第二,工農、城鄉、腦體力勞動間的利益差別消失。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分工差別、社會差別紛紛消失的基礎上,三大差別間的利益對立才會歸結于無,這是實質正義的必要前提。第三,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淪為資本增殖的手段、工具,共產主義的勞動本身成為自主自覺的第一需要,真正變成生活的目的,“只有在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2]436

(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實質正義的價值旨歸

人的發展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議題,他立足于現實的人及其生活狀況,在深入挖掘人的本質的基礎上歸納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共產主義實質正義的價值旨歸?？梢?馬克思正義觀是對局限于物性思維的西方傳統抽象正義理論的根本超越。

馬克思將正義支點建基于“人的自我實現”,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上。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異化問題的深入考察不僅僅是工人所有權的喪失,他更為關注人的類生活、類本質的喪失。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活動著的個人逐漸喪失獨立性、自主性,淪為資本的附庸和勞動的工具,成為“利己的人”。對此,馬克思在擺脫資本主義工具理性束縛的前提下指出,人是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雙重特征的存在物,既不能脫離物質生產條件對人的本質僅作抽象意義上的闡釋,又不能局限于自然框架內僅作生物學意義上的考察。繼而在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主張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界定和把握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8]501。人們無時無刻不處在與自然、與他人、與社會、與自身無法剝離的各種聯系之中,而人的自我實現勢必要回歸到各種關系中。生產力水平落后、封閉隔絕的古代社會決定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先賢只能構建出美德社會、理想國等虛幻的“人的世界”;進入近代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進步,資產階級在“對物的依賴關系”基礎上開啟了以“我”為中心的認識論轉向,不過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形而上學以絕對理性顛倒了人的現實生活本質與理性精神的關系;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盵18]185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益沖突的解決、對立矛盾的消除不僅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歷史任務,而且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狀態。

三、當代意蘊:破解全球發展失衡的中國智慧

馬克思超越物性思維,在批判拉薩爾抽象正義觀基礎上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正義思想,以全人類的解放及自由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關照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與未來走向。馬克思的終極目標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逐步打造公正合理的社會秩序,最終達到“此岸世界”的實質正義。不過,馬克思雖然擎畫了共產主義實質正義的科學路線,為當代中國深入推進公平正義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卻沒有提供現成的正義答案。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結合自身發展現狀與當前時代背景,提出了促進全球公平正義事業發展的可行性方案,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在吸收借鑒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礎上,探索出的擺脫當前人類生存困境、破解全球發展失衡的應對之策。它不僅在理論上創新發展了馬克思的正義思想,而且在實踐上推動世界正義性事業取得了實質性發展。

(一)把握馬克思正義觀的實現路徑,以高質量發展筑牢人類命運共同體根基

首先,從生產層面解決正義問題,促進世界各國共同富裕。其一,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只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才能真正消滅剝削和社會財富占有的不平等,實現共同富裕。這也是馬克思正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物質生產是前提和基礎,推動世界各國共同富裕需要雄厚的物質財富支撐。隨著信息社會進一步發展,世界各國要把握發展機遇,進行科技創新,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變革,以創新促發展,為全人類共同富裕打造堅實的物質基礎。其二,共同富裕共同體旨在強調,一方面通過物質生產上的合作共贏,激發出巨大的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通過集體性再分配校正物質生產不平等所引發的一系列非正義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共同體。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12]363,對內盤剝壓榨本國勞苦大眾,對外欺壓擠占發展中國家的生存場域。這不僅沒有為共同富裕預留空間,而且衍生出“中心—邊緣”的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世界局勢,加劇了國際沖突。正如皮凱蒂所言:“不平等與收入分配的問題,歷來是政治沖突的核心?！盵22]反觀中國,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強調維護和促進世界公平正義,避免世界各國社會階層分化與利益沖突,防止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盡力確保在發展過程中保持公平的良性狀態。

其次,制定公正合理的國際利益分配制度,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打造公平正義的治理體系。當前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是影響國際貧困的主要原因,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了“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15]874。因此,破解全球發展失衡的正義難題,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利益分配制度,構建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體系,是各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任務。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主張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打造公正合理的運行機制,由此解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23],為馬克思正義觀的實現貢獻了中國方案。其一,“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24]。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離不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引領,沒有共同價值就不會有共同實踐。中國近代以來受剝削、受奴役的歷史,決定了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必然強調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平等訴求。其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中國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加強與共建國家的經貿往來,同各國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為復蘇全球經濟注入中國力量。隨著“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召開,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被列入《哈瓦那宣言》當中,為推進世界正義事業的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此外,中國還建立了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分享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搭建發展中國家高端人才培養基地和研究交流平臺,展現了大國擔當。

(二)把握馬克思正義觀的階段性特征,分步驟逐步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25],而真正的共同體是全面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人的本質、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及真正的共同體具有內在一致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讓我們認識到“現實共同體”與“虛幻共同體”的本質區別,尤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所導致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對立,致使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共同體難以擺脫其虛幻本性。而真正的共同體的建立必然要經過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真正的共同體在21世紀呈現的新樣態。

首先,要深入研究全球發展在不同階段的目標,分階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一日之功,必須遵循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充分認識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期性、艱巨性及復雜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盵26]572不同時代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自然具有不同的目標和任務。2013年中國首次向世界人民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5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環境,提出“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7]。2017年,中國共產黨敏銳覺察到了世界局勢日益緊張、沖突升級的趨勢,有預見性地提出構建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2020年,面對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中國倡導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此外,中國陸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1)、全球安全倡議(2022)、全球文明倡議(2023),這些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代實踐。

其次,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循序漸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內容會隨著全球物質文化生活條件的日趨豐富而不斷提高?，F階段全球生產力發展差距明顯,地區差異、國別差異、南北差異等發展鴻溝難以填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兩級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因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把握好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找準“盡力”和“量力”之間的平衡點。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在動態中前進、曲折中發展的過程,是彰顯全人類共同福祉與利益的宏偉目標。因此,要發揮世界人民的歷史主動精神,激發全體民眾的創造性,確保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體力量;另一方面,要清晰地認識到,當前世界總體上仍處于西強東弱的態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必須建立在順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促進世界財富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之上?，F階段,世界各國要從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全局出發,將重點放在加強各國人民的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設上來。同時,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注重本國民眾的心理預期,不能好高騖遠,作無法兌現的承諾,要警惕落入西方福利國家、福利制度“養懶漢”式的陷阱。

(三)把握馬克思正義觀的價值旨歸,以人的解放為核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實質正義的根本訴求,人的解放同自由全面發展具有內在一致性。馬克思堅持個體與類相統一,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人類解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亦是如此。面對當前人類發展的內生瓶頸,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26]562,“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23]。而堅持以人民、人類為中心的發展原則,追求人的解放,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環節?！爸挥性诠餐w中才有可能有個人自由”[18]571,人的自由個性與共同體的公共性具有內在統一性,是個體存在與類存在的辯證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發展了馬克思的“類本位”思想,以全人類的解放為核心的主張,既兼顧了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又能確保個人主體性價值與共同體價值的實現。

首先,回顧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工具理性裹挾下的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出雙重非正義性。從某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某些人的解放(emancipation)離不開對另一些人的壓制(suppression)”[28]。其一,在國內,任由資本邏輯操縱教育、醫療、衛生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重要領域,為抑制通貨膨脹、擺脫金融危機甚至犧牲就業率和廣大納稅人的合法利益。其二,在國外,基于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起家的資本主義各國,以犧牲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權、經濟、環境等為代價,轉嫁本國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危機,甚至為攫取國際政治經濟利益不惜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給全人類的發展進步帶來不可磨滅的創傷。

其次,反觀中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在全面推進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不斷開拓出全人類共同發展的新路徑。一方面,我國重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國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問題,雄厚的物質生產基礎為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提供了強大的物質支撐。另一方面,中國著眼于各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在思考全球未來走向的前提下,主張摒棄狹隘的民族主義觀,推動建構以全人類共同福祉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它內含著全人類“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的公平正義底蘊,胸懷“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美好夙愿,體現了中國應對全球治理困境的大國擔當。

人類的真正發展是相互促進的共同發展,絕不是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的單極發展。因此,要在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分步驟逐步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實現人的解放,推進世界人民的正義事業取得實質性進展。

四、結 語

正義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從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內蘊的正義觀出發,探索中國如何以馬克思正義觀為指導,穩步推進世界正義事業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發展了馬克思正義觀的研究內容。但本文僅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闡釋中國促進世界公平正義事業發展的突出貢獻略顯單薄,論據不夠充分。因而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可以拓展研究范圍,如探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一帶一路”等現實問題。此外,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深入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促進世界公平正義重要論述的內涵意蘊,增強對中國推進世界正義事業發展的學理闡釋,從歷史、現實等不同視域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正義觀的創新發展,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方向指引,進而扎實穩步推進世界正義性事業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