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缺位
——論《阿卡迪亞》中的知識邏輯與性別秩序

胡耀元 王嵐

引 言

捷克裔英國猶太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戲劇《阿卡迪亞》(Arcadia，1993)繼《跳躍者》(Jumpers，1972)、《漢普古德》(Hapgood，1988)等作品后，再次展示了他使哲學、科學和人文在戲劇中碰撞的才華，自1993年在倫敦首演后便引發熱烈討論和關注?！缎l報》(TheGuardian)老牌劇評家邁克爾·比林頓(Michael Billington，2015)指出，在這部劇中，斯托帕德“將思想與情感完美融合，平衡了數學與哲理和詩歌與激情之間的關系”。這一以人間樂園命名的戲劇故事發生在英國鄉村一處如伊甸園一般的貴族住所——西德利莊園，其第一句臺詞“什么是肉欲之擁(carnal embrace)？”(Stoppard，1993：1)，暗示1809年莊園主13歲的女兒托馬西娜·柯弗利(Thomasina Coverley)對知識與性如夏娃一般好奇。此劇的核心的確是對知識與情感兩方面的探尋。早慧的托馬西娜很早便顯現出用數學公式或圖表解釋自然現象的獨特能力，經常使她那皮格馬利翁(Pygmalion)①一般的家庭教師塞普蒂默斯·霍奇(Septimus Hodge)驚愕。1813年她即將年滿17歲時在其作業中展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雛形，提出與“混沌理論”相近的觀點，即混沌與混亂的必然性和生命的無序性，比歷史所載魯道夫·克勞修斯(Rudolf Clausius)早37年，比愛德華·洛倫茲(Edward Lorenz)早150年。然而情竇初開的她更想得到的是老師的熱吻和他教她跳華爾茲舞的許諾。

近兩個世紀后，家族后代、年輕的數學家瓦倫丁·柯弗利(Valentine Coverley)在對前來拜訪的園藝歷史學家漢娜·賈維斯(Hannah Jarvis)解釋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原理時說道，“你的茶最終會降到室溫……我們最后都將與室溫無差異”(78)②。人們發現托馬西娜早在19世紀便發現了這個原理，用一篇論文與一張圖表做出了解釋——就像熱能的衰退，世界最終亦將步入混沌。塞普蒂默斯讀畢，便被托馬西娜拉起，夢幻般共舞華爾茲。對世界的科學解釋與對個體情感的發揚同在。

以托馬西娜為代表，劇中幾位主要人物對知識的追求對父權制的性別秩序與知識體系具有一種顛覆性。他們拒絕用被限定的方式理解世界或接受已有話語體系，而是主動追尋知識，甚至創造知識。一個莊園，兩個時代，在《阿卡迪亞》里，斯托帕德通過古今的對比描繪了一個不變的理想：人們在平等包容、誠懇謙和的交流與對話中研究文學，探索宇宙，做學問，尋真實。這對知識的追尋與生產提出了要求：須得顛覆父權制的權力秩序，避免師心自用的學術態度，帶著包容與理解同他人溝通，在邏各斯中心話語體系的解構中追求知識。

知識追尋與對權威的反叛

托馬西娜和漢娜等對知識的探索、認知與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權威的反叛和顛覆。通過人物追尋并生產知識的過程，斯托帕德討論了“知識與對知識的追尋意味著什么”及“人們應如何追尋知識”等問題。

米歇爾·?？?Michel Foucault)認為：“沒有一種權力關系不與某個領域知識的構建相關，也沒有任何知識不預設并建構出權力關系”(Foucault，1995：27)。話語是權力與知識互動的產物。

在《阿卡迪亞》里，從漢娜挖掘卡羅琳·蘭姆(Caroline Lamb)這位一直作為詩人拜倫的情婦而被人們所熟知的女性作家的故事，將她被遮蔽的才華公之于眾，到文學研究者伯納德·奈丁格爾(Bernard Nightingale)對拜倫生平的想象、追溯、重構，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對“權威”歷史的反叛與重寫，體現出一種顛覆性的知識邏輯。

《阿卡迪亞》一劇里首先被質疑的“權威”是傳統性別角色與父權話語。古希臘以來，西方很多學者一直致力于追求一種亙古不變的真理、理念——邏各斯。這種唯我獨尊的知識理念也是父權秩序背后的邏輯。托馬西娜的開創性研究成果顯露出超越其家庭教師的智力與天才。她的自我意識強烈，并對自身的學術天賦相當自信。她大膽質疑老師所代表的主宰西方學術界的古典理性科學觀和權威的象征——上帝。面對塞普蒂默斯所說的“上帝擁有所有的方程，它通向我們不可企及的永恒”，她反擊說：“那我們就從簡單的開始。[她撿起那片蘋果葉。]我要用這片蘋果葉來推演出它的方程”(37)。然而，她最終默默無聞地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直到漢娜等人的研究使她再放光芒。

法國女性主義者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認為，在父權文化語境里，當女性發聲，“她的言語只會徑直穿過男性失聰的耳朵，因為他們只聽得見‘陽性’語言的聲音”(Cixous，1976：880-881)。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也曾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所有身體都與男性言說的身體同源”(Kristeva，1980：242)。在西方知識傳統里，只有男性的寫作才具有繼往開來的“資格”，而女性則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被排除在“父權文化傳統”或“男性知識體系”的主流文化之外。托馬西娜在對知識的追求中抵抗了這種失語狀態，顛覆了父權邏輯下的知識話語。

托馬西娜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她的父親，克魯姆勛爵(Lord Croom)。西德利莊園的訪客埃茲拉·查特(Ezra Chater)先生發現妻子與塞普蒂默斯有染，在塞普蒂默斯還在授課時沖進書房要求得到解釋。后者譏誚道：“我相信克魯姆勛爵也覺得你的事比他女兒上課更要緊”(6)。潛臺詞是克魯姆勛爵不會容忍托馬西娜上課被打斷。

在父權社會里，女性受教育的權利為男性家長給予。但戲劇人物間的互動明確表明，很多時候，男性的能力其實不如女性。塞普蒂默斯經常無法回答托馬西娜的質疑，有時甚至惱怒地摔她的作業本。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人際關系在戲劇中被放大，“戲劇更為真實地展示出劇作家的倫理訴求與道德關懷”(劉茂生，2022：50-51)。

父權邏輯內在的紕繆導致其自身的解構?？唆斈穭拙糇允贾两K沒有登場，只存在于他人之口?？唆斈贩蛉?Lady Croom)略帶挖苦地說道：“多幸運，我丈夫一生愛好打獵，他枕著睡覺的那邊耳朵又恰好被獵槍聲損害了一半的聽力”(70)。有學者指出：“在西方父權文化中……一個作者同時也是一個父親，一個祖先，一個生育者，一個美學層面上的男性家長，他的筆……具有繁衍與傳承的功能”(Gilbert &Gubar，2000：6)。獵槍像筆一樣，使人聯想到男性身份，二者的形狀也有相似性。獵槍對托馬西娜父親聽力的影響使他在睡夢中忽略了家中所發生的鬧劇，男性的象征顛覆了父權制社會形態存在的邏輯，男性中心的知識傳統走向自我解構。

隨著父親權威的失落，“家庭中成員功能、倫理關系也在緩慢地解構和重建……權力結構的天平也開始向女性傾斜”(汪帥東，2022：154)?？唆斈贩蛉藢⒉樘胤驄D趕出莊園，而克魯姆勛爵全程未發表意見，這也說明她對莊園事務的決斷權?？唆斈贩蛉藢ε畠旱膶W習也越來越上心，注意為女兒打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在和諾克斯先生討論改造計劃時，克魯姆夫人忽然意識到：“是我們打擾她了——這可不行……很明顯(托馬西娜)現在完全沒有在學習”(86)。這反映出她對空間，甚至對知識的有意識把控。

克魯姆夫人對家庭大小事務決定權的增強，符合“母主”這種家庭狀況。在“母主”的家庭里，“父親不一定缺席但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女性負責做一切重要決策”(Zoja，2001：225)。然而，克魯姆夫人也內化了父權制的很多觀念?！吧鐣詣e規范重復書寫著每一個人，自然性別使主體不得不扮演相應的性別角色”(陳麗娟、田春雨，2021：66)。母親的拉丁語翻譯與園藝品味遭到托馬西娜的反對，便提醒托馬西娜她還不到14歲。這顯示出西德利莊園里兩代人之間知識(話語)與權力的爭鋒?？唆斈贩蛉嗽谟^察托馬西娜的學習過程一段時間后，認為有必要立即將她出嫁，以免她接受太多教育不適合婚姻。在19世紀的英國，對于女性而言，知識與婚姻顯然不能兼容，克魯姆夫人內化了父權制社會規范。

托馬西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聲音。她努力在權威之外找到一條解釋世界的路徑?？梢?，對知識的解構與建構也是弱勢群體解構中心話語、女性解構父權的路徑。然而，就像克魯姆夫人表現出來的那樣，父權思想在很多女性心里根深蒂固。托馬西娜的母親壓抑她自由表達與科學探索的渴望，她對權威的堅持，與男性權威對知識的控制何其相似。斯托帕德在劇中展現了一個知識邏輯與父權秩序交織的畫面：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和權威對弱勢群體、個體的束縛。

托馬西娜的成果直到近兩百年后，才在柯弗利家的后人瓦倫丁與歷史學家漢娜的共同努力下被挖掘出來。

歷史的再敘與權威的消解

在《阿卡迪亞》里，話語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除了托馬西娜對主流話語的反抗與顛覆，還存在于漢娜與伯納德等對歷史的認知與重述中。在?？卵壑?，話語的“科學性”是權威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科學話語的多層次性”(Foucault，1995：98)又使得權力無法完全掌控它。這意味著，人們在用科學與理性反抗束縛性與壓抑性強的權威話語時，自身可能也在創造潛在的話語霸權。

對于漢娜和伯納德而言，歷史是一種有待重述的話語。二人將西德利莊園作為坐標。伯納德在向克魯姆勛爵寫信請求前來尋找資料時，遭到了無視。20世紀莊園中的父親就像他的祖先，主要存在于他人之口中，同樣處于缺席的狀態。對他人的忽視，也反映出權威話語對非權威話語的貶抑。

漢娜出場之時剛出版一本有關19世紀英國女作家卡羅琳·蘭姆的著作，旨在將她長期以來被拜倫遮蔽的才華公之于世，為在歷史中失語的女性才子正名。作為當代知識女性，漢娜努力再現歷史上被忽視或被壓抑的知識女性的聲音，反映出當代“女權主義學者對西方知識體系(的)挑戰”(王政，2001：35)。

盡管如此，20世紀依然存在權威與非權威之間的緊張關系。就像托馬西娜的才華被遮蔽一個多世紀，漢娜在重寫女性歷史的過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漢娜在提及學術圈時頗帶些反感，即使在當代，也存在著一個以“研究拜倫一伙人”為代表、由男性主導的學術中心。她被排斥在外。

盡管伯納德對漢娜的研究對象表達了(基于父權立場)的不認可，但也向漢娜表示，如果二人合作，能夠顛覆當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他想證明大詩人拜倫實際上是個殺人犯，在決斗中殺死了情敵，一個小人物。前者依然受到世人追捧，后者的形象卻在歷史的塵埃中淡去。在他(基于謬誤)的“演講”中，伯納德提到，“一個像埃茲拉·查特一樣的小詩人就在德比郡的一處林間空地走向了死亡，默默無聞，無人哀悼”(53)。這段話可以理解為伯納德站在學術界新人的立場，為小人物唱的一首挽歌?？梢?，顛覆是二人作為歷史重寫者的目的。

有學者認為，劇中眾人對歷史的解碼“基于一種想象性而非闡釋性的進程”(Rousseau，2011)。但事實上，伯納德與漢娜等人對于過去的理解恰恰立足于闡釋性的知識邏輯。漢娜對卡羅琳的文學成就的評價、伯納德對拜倫生平的追溯以及漢娜對托馬西娜成果的挖掘都立足于闡釋。他們既闡釋歷史文本，也對權威話語進行“對抗式解碼”，對抗那種將某些觀念中心化、將另一些邊緣化的話語體系③。這個過程當然也包含想象，但它也是一種主觀介入，嘗試重述的闡釋。

瓦倫丁也在反叛。作為主修生物學與數學的研究生，瓦倫丁對學術研究秉持實事求是、理性的態度與原則。瓦倫丁向伯納德抱歉地解釋，他來莊園拜訪的請求一直沒收到答復是因為克魯姆勛爵厭惡用打字機寫的信件，并順口提了一句，稱其對同性戀也抱有反感。瓦倫丁反對父親的保守主義觀念。

然而瓦倫丁對科學技術的接受，雖表面上是與傳統的對抗，其本質在開始卻是相同的。瓦倫丁認為：“(數學公式)所關注的并不是金魚的行為。它描述的是數字的運作和變化”(45)。他注意不到生命的重要性。他對客觀事實與絕對理性的執著也使他沒能立刻看到歷史解讀與歷史書寫的復雜性，甚至對漢娜對托馬西娜的研究所表現出的興趣感到奇怪。

瓦倫丁思想的轉變最終使他成功反叛了父親的觀念，擺脫了父權思維的束縛：他從對某事物之絕對價值的認定轉向對不同事物價值的包容接受。瓦倫丁對科學研究的熱忱，也說明他同樣有激情的一面，兩種態度在他身上并非對立，而使他更加包容地看待事物。盡管瓦倫丁一直認為“事物發生皆有規律”(79)，托馬西娜在當時全無當代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輔助和便利，絕無可能做出真正的科學發現，但隨著漢娜慢慢發現托馬西娜研究成果的全貌，他終于改變看法，意識到了托馬西娜的開創性成就和被埋沒的天才，認可了“人”的作用，加入了漢娜重寫歷史的行列。

思想的包容性是尋找真實、重寫歷史、消解二元對立、顛覆父權制邏各斯中心話語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顛覆”知識邏輯的本質。這種包容性更體現在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思想的碰撞與融合之中。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碰撞與融合

關于《阿卡迪亞》一劇的誕生，斯托帕德在采訪中提到：“當時一個想法一閃而過，我可以就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思潮之間所謂的差異或沖突進行創作”(Kelly &Demastes，1994：2)。兩種觀念交融正是本劇的初衷。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兩大思潮之間最主要的區別便在于前者強調理性與規范的遵守，后者則強調情感與自我的表達，由此也能看出西方文化傳統中理性與感性間的對立。約翰·納布霍爾茨(John Nabholtz)指出，幾乎每一個浪漫主義作家在從小到大的寫作教育中，都需接受以嚴謹性和邏輯性為特點的古典主義式論證模式的訓練，浪漫主義作家們的作品“也必須放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中進行考慮”(Nabholtz，1980：125)。

漢娜與伯納德不同的學術觀念及重寫歷史的不同方式，即理性的方式與感性的方式，是該劇主要的張力之一。伯納德作為一位研究拜倫的文學學者，寫了一篇長評，激動地指責漢娜在書中搞歷史修正主義，把拜倫的文學成就貶為名不副實，而將卡羅琳·蘭姆抬高為在父權社會中被掩蓋光芒的天才。伯納德認為她的書最值得稱道之處在于通過挖掘出卡羅琳少人問津的一生，襯托出拜倫的偉大。初次見面，伯納德粗暴無禮，表達出對有關卡羅琳·蘭姆研究的不屑與明顯的父權立場。漢娜則心不在焉，對除了直接與自己所研究問題相關的事實與人物以外的信息咨詢毫無興趣。二人都缺乏包容的心態。

漢娜造訪莊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研究19世紀在莊園花園的小屋中居住的一位與世隔絕的隱士，認為他代表了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思想向浪漫主義思想的轉型。她的研究方式并非依賴直覺，或“對某個觀點和推測的篤信”(50)。而伯納德認為這是一種可悲的缺陷，但也正是這種不自信或者說質疑精神使她看到了伯納德推論的不可靠，看到他所提供的三封書信無法真正說明拜倫因為和查特太太偷情殺死了查特先生。伯納德則十分堅持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觀認識與以事實為中心的客觀認識間的沖突?！皶懈?證據)?？倳懈?。我們必能找到！”(50)，伯納德在和漢娜討論自己的猜想時信誓旦旦，把它當成事實來談，和漢娜近乎于冷漠的冷靜形成鮮明對比。漢娜則鄙視浪漫主義的直覺式推論，將其描述為基于“廉價的刺激與虛假的情感”的“浪漫主義騙局”(27)。

雖然漢娜挖苦他的激情，卻并非與激情全然對立。在學術研究中，“顛覆”知識邏輯和歷史重述通常需要浪漫主義式的熱情。伯納德指出，“只有一個浪漫主義者才會這樣將卡羅琳·蘭姆塑造為英雄般的人物”(63)。這啟發了她進一步的思考與發現。漢娜對卡羅琳形象的重構的確反映出某種浪漫主義的特征。

隨著情節的發展，她慢慢認可了對文本的直覺性認識與解讀在學術研究中的必要性及益處，愈加堅定地認為托馬西娜闡明了超前于時代的觀點。她憑直覺，從修士與塞普蒂默斯生日年份的一致推斷出這是同一人。漢娜得出觀點過程的突然性與自發性使瓦倫丁無比詫異。這背后是理性與激情的融合。

然而，與漢娜的主動求變不同，伯納德對歷史的認知始終基于一廂情愿的推理以及男性中心的立場。他的學術道路通向的是絕對主觀與感性的謬誤。伯納德把可能性當作事實，用自己的一個推測去佐證另一個推斷，但每一個主張“都活在自我的籠子里”(王占斌，2020：97)。漢娜對他的批評恰如其分，“你自大，貪婪，還魯莽，不過是看到了丁點閃光，從那一跳，一躍，一蹦，便言之鑿鑿高談闊論，以此為據仿佛鐵證如山”(59)。

伯納德不僅沒做到理性與感性的交融，也缺乏對不同觀點的包容。在瓦倫丁指出他研究結論中的疏漏時，他氣沖沖地辯稱自己并不是科學家，把人文與科學、理性與感性相割裂；在被漢娜搶白后，他又回懟稱：“你那本蹩腳的中篇小說就說明你從來都沒真正理解拜倫”(59)，顯示出對(自己以及拜倫的)男性話語的無端執著，而用“中篇小說”形容漢娜的著作也說明他高高在上的姿態，將學術理性與創作感性對立。他對自己的論斷盲目自信，準備去倫敦就自己的“發現”發表演講，被功成名就的“前景”沖昏頭腦，儼然一副學術權威的模樣，完全化身為他原先試圖打破的知識霸權。

伯納德自始至終都沒有改變自己僅以激情與“直覺”為指導的盲目自信，導致他在有關拜倫與查特先生的真相被揭示后震驚、憤怒、沮喪。伯納德努力做出學術創新的嘗試雖然體現出“顛覆”的知識邏輯，卻因為過分強調激情的二元對立思維邏輯，固執的盲目自大，缺乏對他人的尊重與信任，做出了錯誤的論斷。

伯納德與二元對立父權邏輯的合流注定了他的失敗。居高臨下的態度與固執己見的觀念既是“父親的在場”，也是權威話語的象征。對比漢娜和伯納德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歷史的再敘與權威的消解既需要浪漫主義者的執著和激情，更需要基于事實調研的理性。伯納德自以為頗具顛覆性的論點在劇作結尾時幾乎被全面駁倒。三封書信的作者實則是塞普蒂默斯，決斗也根本沒有發生。

結 語

在西德利莊園里，盡管父親的形象被刻意弱化，持續處在缺席狀態，父權思想在社會、家庭，尤其是學術場域中的影響依舊清晰可見。它化身為觀念的閉塞和溝通的不平等，并通過不同人物、不同話語之間的矛盾，乃至不同性別、不同觀念之間的對立表現出來。父親權威的離場是走向成功、根除父權思想的第一步。斯托帕德于是構建了這樣一個父親缺席之地，將漢娜、瓦倫丁、托馬西娜以及伯納德等人追尋知識的歷程置于其中，向讀者示明了一條“顛覆”的知識邏輯，指出父權思想中最根本的毒瘤便是缺乏包容與妄自尊大。

在《阿卡迪亞》里，邊緣話語主體在權力框架之中運用話語反抗權威，解放了不同于主流的思想與聲音，同時自身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歷程，最終還原了女性被遮蔽的才華，實現了話語的多元表達，打破了父權性別秩序。而唯我獨尊、囿于一隅的立場則會導致學術的失敗。歸根結底，“劇中人物的對話沒有簡單地把科學與情愛相對立，也并非致力于呈現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思潮之間的矛盾沖突，而是使二者協調，共同發揮作用”(Sternlieb &Selleck，2003：498)。斯托帕德刻畫了一個理性與感性有機結合，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交融碰撞的學術烏托邦，他指出，人們在知識生產活動里需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學術浮夸，平等交流，聆聽不同，消除對立，才能夠真正著手改變僵化的文化觀念和知識傳統，解構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父權話語體系。

注釋：

① 皮格馬利翁：希臘神話中塞浦路斯國王，因不喜凡間女子，雕刻一座少女雕像，將精力與情感全部傾注于它，最終感動愛神，賜予雕像生命，并使二人結為夫妻。這個典故常被用于文學作品和心理學分析。

② 凡引自斯托帕德《阿卡迪亞》中的內容，均出自：Stoppard T. 1993. Arcadia[M]. London：Faber and Faber. 引用時只出現頁碼，不另做注。

③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認為，受眾對信息的解碼可分為三種，全面按照傳播者意圖對文本進行解讀的“主導式”，對文本意義及其背后意識形態持矛盾態度的“協商式”，以及采取與傳播者完全相反的立場進行解讀的“對抗式”。伯納德等人便基于與主流學術話語傳播者不同的立場進行解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