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筆下的法國當代“親子關系”寫作探析
——以《位置》《一個女人》《“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為例

陳淑婷

引 言

法國著名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在頒獎公報中稱贊她“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她的寫作被稱為“具有社會維度的自傳”，靈感來源于她的生活。她將個人經歷與社會、歷史相融合，輔之以獨特的寫作風格，細膩的切入視角，探討了多個主題，包括父母社會地位的上升，如《位置》(LaPlace，1983)和《恥辱》(LaHonte，1997)；婚姻關系，如《凍僵了的女人》(LaFemmegelée，1981)；男女關系，如《單純的激情》(Passionsimple，1992)、《迷失》(Seperdre，2001)、《一個女孩的記憶》(Mémoiredefille，2016)和《年輕男人》(LeJeuneHomme，2022)；生活環境，如《外部日記》(Journaldudehors，1993)和《外面的生活》(LaVieextérieure，2000)；墮胎問題，如《空衣櫥》(LesArmoiresvides，1974)和《正發生》(L’événement，2000)；母親患阿爾茨海默病的心理困擾，如《“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Jenesuispassortiedemanuit，1997)；以及母親的離世，如《一個女人》(UneFemme，1988)，等等。其中，關于父親的書寫《位置》，是讓她在文學界聲名鵲起的作品，她因此而獲得1984年勒諾多文學獎和法蘭西學士院1984年頒發的馬耶-拉圖爾-朗德里文學獎?！段恢谩烦霭鎯赡旰?，埃爾諾在母親去世后重復了類似書寫，寫下了《一個女人》，試圖尋找母親不同的面孔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隨后，《“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也延續了這一主題。這三部作品的主題都涉及父母，聚焦于作者與父母之間復雜的關系。作者在其中將自身融入敘述，對自己的記憶進行了梳理，對父母經歷進行了深刻的回顧，重建過去，展示了記憶和經歷隨時間演變的過程，引發讀者對于文中親子關系、身份認同，以及社會變革和階層問題的思考。

法國當代“親子關系”寫作

在埃爾諾的作品中，關于父母的書寫屢見不鮮。他們雖然是很容易被歷史遺忘的普通人，但是卻是特別真實的存在，代表了一個階層。其實，在法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描述“親子關系”的敘事和小說數量倍增(Viart，et al.，2005：76)。埃爾諾在《位置》中重建了父親的形象，在《一個女人》中描寫了母親的形象；皮埃爾·米雄(Pierre Michon)在《小人物傳》(Viesminuscules，1984)收集了八段普通生命的歷程，敘述者通過它們再現了自己的生命旅程；皮埃爾·貝爾古尼烏(Pierre Bergounioux)的《孤兒》(L’Orphelin，1992)以敘述者與戰爭中成為孤兒的父親之間的斗爭為寫作中心；讓·魯奧(Jean Rouaud)的《榮譽戰場》(LesChampsd’honneur，1990)側重于講述祖父，《杰出的男人》(Deshommesillustres，1993)復原了父親的形象，《禮品店》(Pourvoscadeaux，1998)還原了母親的一生；瑪麗·尼米耶(Marie Nimier)的《沉默女王》(LaReinedusilence，2004)致力于尋找父親的蛛絲馬跡，等等。最初，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寫作有什么特別之處，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作家投身到此類創作，人們對此才給予關注，意識到這是一種新的自傳式敘事形式，進而開始思考這種敘事誕生的原因。

從17世紀的古典主義，18世紀的啟蒙文學，19世紀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法國一直是文學流派的重要發源地。但是自從20世紀的新小說派在60年代衰落之后，法國文學進入了后現代主義時代，再也沒有出現新的流派。而后，逐漸出現了小說的通俗化，代表作就是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情人》(L’Amant，1985)，其中也勾勒了主角母親的形象?！坝H子關系”敘事就誕生于這個時期。多米尼克·維亞(Dominique Viart)認為，這種敘事與特定的“危機”有關(Viart，et al.，1999：119)。當時，歷史上的創傷，如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和廣島原子彈爆炸，動搖了人們對于進步的信心，引發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崩塌，讓那些相信歷史有意義的人受到重挫，產生了一種迷茫和失落感，從而出現了一些社會危機，比如對標準、價值觀和參照的質疑，而文學并不能夠幸免于這些社會危機的影響。當代作家對語言和敘述的合理性產生了不信任。而思想模型一旦坍塌，各種規則和參照就不復存在，沒有什么可以作為對立的對象，也沒有什么可以作為認同的對象。個體因此被置于一種無法在外部，而只能在內部尋找標準的情境。在迷失中，他們試圖重新構建自己的歷史，無疑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他們將目光投向了祖輩，作為重新構建他們的身份認同，理解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的手段。在法國文學領域，這種在人文科學和哲學倫理背景下的“他者”思考，呈現為“親子關系”敘事的形式。作者通過追溯祖先，尤其是父母的存在，以期在現在和過去之間建立聯系，還原祖先的形象，向他們致敬；或者對他們進行譴責，從而表達自己的懷念、遺憾、內疚、不滿等情緒。在此過程中，作者本身也能夠追尋自己昔日的足跡，探索根源，理解自我，實現自我身份的認同等等。而且，此類文本堅定不移地希望揭示“小人物”的故事，并且往往不乏某種憂郁的基調。多米尼克·維亞將這種寫作命名為當代“親子關系”寫作(le récit de filiation contemporain)。他在“文學傳承”一文中明確表示，安妮·埃爾諾的《位置》和《一個女人》是她贏得了讀者廣泛認可的作品，是屬于“親子關系”寫作的文本(Viart，et al.，1999：117)。同時，他參考《位置》一書，指出了這種寫作最主要的四個特征：

1. 書寫他者——父親、母親或某位祖先，通過這樣的書寫，以期達到書寫自己、理解自我的目的，“親子關系”敘述是自傳的一種替代形式；

2. 寫作文本不能納入小說模式，其試圖在傳統的自傳形式之外找到自己的形式；

3. “親子關系”的敘事并非按照時間線性展開。它首先是一種搜集。[……]然后，是一種調查：任何敘述者都無法親自了解他沒有親眼目睹的生活的某部分。[……]因此，在搜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研究和假設。

4. 最后，這種類型的文本提出了語言的問題。(Viart，et al.，2005：78)

這四點準確概括了當代“親子關系”寫作的共同特點，當然每部作品也會有其特殊性。埃爾諾的三部作品《位置》《一個女人》《“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無論是從創作主題，還是從寫作形式上看，都屬于“親子關系”寫作范疇，通過本文對這三部作品的分析，以期能夠讓大家對當代“親子關系”寫作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書寫他者，認識自我

《位置》一書是關于父親的書寫。開篇描述了中學教師任職資格證書考試現場以及“我”考試成功后的喜悅，隨之很快便交代了父親去世的消息：“就在我當上教師整兩個月的那天，父親去世了，那年他67歲”(埃爾諾，2002：4)①。料理完父親的后事，“我”萌生了寫書的想法：

“接下來的夏天，在等待我第一個工作尚未開始的日子里，我準備寫一本書。但我必須解釋清楚。我的意思是說：我要以我的父親為主題，寫他的生活，寫我少年時期與他的隔膜，而這種隔膜其實是一種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膜，但它又極具其特殊的，不可言傳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斷的那種愛情”。(10)

在“親子關系”寫作中，親人的離世經常是開始寫作的動機或者契機。因為親人的離世，往往會帶來巨大的空缺，從而促使敘述者做些什么，來彌補這種空缺?；貞浰勒叩倪^程，是讓死者復活的過程，同時也是敘述者從“內心”慢慢接受死亡真相的過程。埃爾諾撰寫此書的目標，就是尋找早已漸行漸遠的父親的形象，嘗試以旁觀者的角度再次理解自己已經遠離的那個平民社會階層，訴說那個階層的貧窮、痛苦、不甘與掙扎，展示父親如何一步一步艱難地完成自己的社會地位晉升。埃爾諾通過這部作品表達了對一個社會階層的敬意，同時也流露出她“背叛”自己出生的社會階層的那種無奈與辛酸。

相比于《位置》，1987年出版的《一個女人》則更加直截了當地顯示出“親子關系”寫作的典型特征，第一段文字開門見山地介紹了母親的離世：

“母親于四月七日星期一在蓬圖瓦茲醫院的托老院謝世了。我是在兩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護士在電話里說：‘您的母親今天早餐后去世了?！鶕o士的推測，那大概是在早上十點”。(71)

接下來的情節與《位置》雷同，是關于后事的安排的。整整三周的時間，“我”才克服悲痛，敢看一看母親的照片。與此同時，作者決定繼續“親子關系”書寫：

“我要繼續寫我的母親，因為她是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女人。她瘋了兩年?？赡芪覒摰冗^一段時間，待她的病以及她的死亡對我的影響不那么強烈的時候再寫會更好[……]?？晌疫@時不寫她，其他的我什么也干不下去”。(77)

在整本書中，埃爾諾努力尋找母親不同的面孔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尋找一個女人的存在。母親最初是一個工人，然后變成了一名雜貨店店主，為了保持自己的社會身份，不斷努力學習，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培養女兒，希望女兒出人頭地。母親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同時，本書也揭示了一個女兒對母親感情的變化：愛、恨、溫柔、內疚，最后是對這位衰弱老婦人的深深依戀。

“我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了。正是她和她的語言，她的手，她的動作，她的一顰一笑，把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聯系起來?，F在我失去了我與我出生的那個世界相聯系的最后一根紐帶”。(128)

《一個女人》的顯著特點，也是埃爾諾筆下“親子關系”寫作的特別之處，就是文中多處流露出階級和文化沖突問題：

“當她把酒瓶子夾在兩腿中間起瓶蓋時，我趕緊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我為她講話的粗魯和舉止的不文雅感到羞愧。特別是當我覺得我跟她很相像的時候就更令我痛苦不堪。我現在和她已經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了，我在努力改變她傳給我的那些我想唾棄的東西”。(102)

這個場景揭示了兩代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和社會背景的沖突。女兒努力避免與母親相像，試圖改變她認為不好的習慣和特質，這表現出她對階級和文化差異的敏感，以及她渴望改變自身現狀的強烈愿望。

“母親呆在我家的那種不自在的感覺和我在少女時代與那些“比我條件好”的同伴相處時的感覺是一樣的(下層人們對這種差別感到痛苦而富人則絲毫也感受不到)”。(111)

這種不自在感表明了社會階層差異和文化沖突在家庭內部引起的緊張關系，“兩個階層的精神對立與互動表現為二者生活方式的區隔與互涉”(楊令飛，2023：68)。作品通過這些情節揭示了社會階層對個人和家庭關系的深遠影響，以及階級差異如何引發內外部的緊張和矛盾。這種文化和階級沖突的描繪使得《一個女人》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突顯了階級和文化差異在人際關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敏銳觀察。

1997年出版的《“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是對《一個女人》的補充書寫，書名是母親在世時給朋友的信中寫下的最后一句話，而她最終也沒能寫完這封信。該書主要講述了母親在生命中的最后幾個月經歷了什么，阿爾茨海默病給母親帶來了怎樣的痛苦，同時還提及了1983年至1986年間的一些生活片段。其實，母親自從有了一些老年癡呆癥狀以后，便搬來和作者同住，當時她并不知道母親得的是阿爾茨海默病。每當母親有一些異常舉止，粗魯言行，作者就會記錄下來，同時也記下她們之間發生的事情。日積月累，便形成了一本日記，也便有了這本書。

在這三部作品中，“我”離開了敘事的中心位置，成為一個見證者、旁觀者，一個不斷挖掘自己的記憶、搜集父母往昔日常生活點滴的調查者。然而，這個過程同時也是“自我追尋”的過程，“我”在尋根，在審視自我，在具象化自己的身份?！拔摇睆哪睦飦?，為什么變成了現在的“我”，這些問題也得到了解釋和說明。多米尼克·維亞認為“埃爾諾在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關于階級區隔的理論，階級區隔的影響，擺脫階級區隔的困難以及階級區隔在個人身上留下的痕跡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Viart，et al.，2005：82)。埃爾諾認為自己是被撕裂的人，撕裂她的，是父母所處的平民階層和自己長大后通過讀書順勢而進入的資產階級階層。她和父母已經沒有了共同語言，父母說著土話，而她因為受過高等教育，可以更加優雅地說純正的法語，這也正是父母希望她能做到的。她曾經這樣坦言：“我按照母親的愿望進入了這個掌握語言和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須將她的故事寫出來，為的是讓我在這個掌握語言與思想的環境里不覺得太孤單和虛假”(128)。這樣的創作，對于她來說，其實是在進行自我療愈，同時也是在深刻剖析認識自己，與階級沖突、父女母女矛盾和解。

摒棄小說浪漫筆調，開啟“平實寫作”

在撰寫《位置》之初，埃爾諾對于該作品的設定其實是小說，她在文中有過明確的表達：“接下來我便開始了以描寫父親為主的小說的創作，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產生了強烈的厭倦感”(11)。隨著寫作的逐步推進，作者發現，如果采用寫小說的筆調，尤其是傳統小說，那么父親自然而然就會變成小說里的一個人物，她要去塑造一個人物，而不是去還原一個人物，她將不可避免地會去美化一些事情，可那不是真實的父親，也不是父親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父親，12歲就輟學去農場工作，然后又成為一個工人，結婚后開了一家小小的雜貨店，依舊無法自足，后來把雜貨店做大一些，才過上了稍微富裕一點點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現實所迫，他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他的經歷，無法寫成小說。作者只有通過挖掘自己的記憶，回想所見所聽，才能真實再現父親的人生。而這樣一些記憶，不只屬于作者一個人，而是屬于一個集體的共同回憶。最終，作者明白：

“寫小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要敘述一個為生存而奮斗一生的人，我沒有權力將我寫的作品成為藝術，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令人激動。我只是要把他說過的話，他做過的事，他的愛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經歷過的事客觀地記錄下來。沒有懷念的詩句，也沒有善意的嘲諷，我只是以平淡自然而單調的筆調，即我曾經給父母寫信報平安時用過的筆調來描寫”。(11)

這種“平實寫作”風格的選擇，體現出作者在“親子關系”寫作階段中的狀態變化。她不斷嘗試，最后決定回歸現實、回歸自我，直面階級、文化、語言等沖突矛盾，如實呈現她個人和家庭經歷的真實本質，展現家庭成員的真實面貌，沒有虛偽和過分浪漫化，以鮮明的客觀性給讀者呈現出她筆下的“親子關系”寫作狀態。

不僅僅在《位置》一書中，安妮·埃爾諾在后面發表的《一個女人》和《“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中也延續了這種寫作筆調。作者本人表示：“我覺得唯一正確的寫作是保持客觀的距離，沒有情感的表達，沒有任何與受過教育的讀者的共謀。這就是我在《位置》里所說的平實寫作(écriture plate)”(Ernaux，2003：34)。這種寫作形式追求相對簡單的表達和句法，不太講究文體和美學，避免在形式上大費周章。其實，埃爾諾很早就思考過寫作語言的問題。她在一次訪談中承認：“1982年，我進行了一次艱難的反思，持續了大約六個月，反思我作為一個來自工人階級的敘述者的處境，我在用讓·熱內(Jean Genet)所說的‘敵人的語言’寫作，那是從統治者那里偷來的寫作知識，(這些表達其實不過分，我長期以來，甚至現在仍然覺得，我是入侵到另外一個階層獲取到知識)”(Ernaux，2003：33)。而最終，作者采取了“平實寫作”手段，雖然這樣會讓人懷疑其文學創作功底是否扎實。這體現了她努力貼近自己出生的那個社會階層的語言，從而希望追求一種真實與貼切，如實還原父母的形象，以及再現父母所在的階層的嘗試。父母不會說標準的法語，某些表達比較土氣，他們對此感到自卑。同樣，埃爾諾一直也困擾于課堂上“正確的”法語和家庭中“粗俗的”法語，語言將她撕裂，讓她痛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心理有了變化。她不自覺地開始認為自己實現了階層的跨越，其實是一種階層背叛；她進入了文學的殿堂，說著標準的法語，其實也是對父母的語言的背叛。因此，在寫作過程中，她不希望追求華麗的辭藻，因為那將是對父母的再次背叛。她想做的，就是盡可能真實地展現父母原本的生活，她曾明確表示：“我使用復合過去時寫作，因為絕對不能用簡單過去時來敘述事情，我覺得這種方式會顯得疏遠[……]我贊同巴特的說法，簡單過去時首先意味著文學。[……] 復合過去時有一個特點：它讓你覺得事情還沒有結束，它們仍然持續到現在。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看，復合過去時都最接近事情本來發生的時間，它能更好地將寫作和生活聯系起來”(Ernaux，2003：117-118)。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為了展現生活本來面貌，進行了周全的思考，作出了很多努力。

埃爾諾的“平實寫作”在讀者與角色之間建立了真實的連接，為讀者提供了對作者“親子關系”敘事的真實沉浸體驗。正是這種簡單、真誠和沒有虛偽的特質，使讀者能夠感受到埃爾諾家庭經歷的真實性，并與她的“親子關系”寫作在情感上產生共鳴。

“照片”在當代“親子關系”寫作中的使用

研究“親子關系”寫作，一定離不開家庭檔案研究。家庭檔案比記憶的范圍更廣泛，更真實，更具有佐證價值，讓人切實地感受到逝去的人與這個世界曾經有過的聯結。并且，家庭檔案的范圍非常廣泛，種類非常多：照片、信件、貼身物件、官方文件等等。在《檔案品味》一書中，阿萊特·法爾熱(Arlette Farge)說：“展開檔案，人們獲得了觸及真實的特權”(Farge，1989：18)。

而在家庭檔案中，首屈一指的材料便是照片。攝影“使我們能夠將家族歷史遺跡存檔，并為后代保留其記憶”(Jopeck，2004：90)，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攝影真諦的說法應該是：‘這個存在過’”(Barthes，1980：120)。照片作為一種具體的、可獲得的、可見的和可打印的物體，是家庭檔案中的優先材料，在“親子關系”寫作中起著首要作用。埃爾諾的這三部作品雖然未刊登實物照片，但是都有關于照片的描寫，尤其是在《位置》和《一個女人》中，都圍繞父母的結婚照進行了描述。在《位置》中，作者用了寥寥幾行大概勾勒出父母的形象，同時強調了父母雙方都沒有笑。但在《一個女人》中，卻用了大段文字對結婚照進行了細致的描述，依次刻畫了母親、父親、二人一起，最后再回到母親的身上。作者在《書寫人生》(écrirelavie，2011)中提到過，她沒有母親婚前的照片，這張結婚照是她擁有的母親的最早的照片，是母親留給這個世界的第一張照片，十分有意義。照片中父母雙方的互動很有意思，父親摟著母親的腰，母親并沒有作出小鳥依人的姿勢，而是很不自然地把手搭在父親的肩上，盡管母親比父親矮小很多。從這個肢體語言可以看出，母親并沒有打算依附于父親，而是表現出一種平等的概念。母親的行為處事確實是如此的，還是女孩時，就和男孩一樣能干，鋸木頭、摘蘋果、殺老母雞，都不在話下。父母在日常生活的相處模式，也基本是母親主導的模式，比如面對困難時，父親想認命，母親堅信努力就會有結果，是她決定開一家食品店，最終實現了從工人階層到商人階層的上升。

兩本書中關于照片描述的最大的不同，是作者在《一個女人》中增加了自我感受的描寫。這讓我們想到了巴特提出的“構圖規則”，他將照片的要素分為知面(studium)和刺點(punctum)。前者意味著“對某人的品味，一種普遍的、熱切的關注，但沒有任何特別的敏銳性”(Barthes，1980：48)，后者的意思是“穿刺，一個小洞，一個小點，一個小切口”(Barthes，1980：48)。仔細觀察這張婚禮照片，我們可以發現這張照片也有吸引作者的細節：“這一切似乎讓我看到了一條干燥的小土路，上面鋪滿了小石子，散發著初夏鄉村的味道”(86)。照片中的背景與作者的記憶產生了呼應，讓作者有了仿佛身臨其境般的感受。兩本小說的問世時間間隔四年左右，但是作者對同一幅照片的描述卻有了這些明顯的變化，四年后再看這張照片，作者多了一些不同于往日的感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母親的離世，代表了作者與出身階層的徹底割裂，書中的最后一句話可以印證這一說法，因此，這是作者懷念往日、追憶往昔的一次好時機，這樣的機會以后很可能就沒有了。

此外，作者自問：“那真是我的母親嗎？”她為什么覺得結婚照上的那個女人不是自己的媽媽？可能她覺得照片上的女人不像自己印象中的媽媽。在她的印象中，母親是一個勞動婦女，從事很多體力勞動。當現實和照片不吻合的時候，難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巴特面對自己母親日常的照片，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疑問。作者之所以覺得這不是她的母親，是因為她沒有在照片中找到能夠判斷一張照片相像的證據。另外，在拍照的時候，人們也許會刻意擺出他們想呈獻給別人的樣子。

在《一個女人》一書中，作者還提及了母親在1971年照的照片，照片上母親“容光煥發”，這與結婚照上的“面色蒼白”形成鮮明的對比，暗示著母親從工人到商人的社會階層的提升。

雖然在埃爾諾的早期作品中經常能發現關于照片的描述，但從來沒有出現過實物照片，直到2011年發行的《書寫人生》一書，其中出現了大量的家庭照片，橫跨五代，從祖父母到她自己的孫女。這些照片包括1928年父母的結婚照和1966年父母的合影。在她對婚禮照片的描述中，作者兩次指出父母都沒有笑這一事實，而在1966年的照片中，父母都面帶微笑，而且更加從容。也許經過四十年的磨難，父母的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們對自己的現狀比較滿意，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攝影鏡頭，不再像以前那樣緊張，尤其是父親，因為害怕別人的目光，總是擔心照片拍得不好；他總是過于敏感，自我價值感很強。埃爾諾承認：“攝影在她的作品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對攝影的吸引力來自于巴特所說的刺點，被捕捉的時間、瞬間，就停留在那兒，無關過去和未來，照片是純粹的存在。[……]如果沒有照片在某些時候的介入，如果不對照片進行描述，她就很難再寫作”(Ernaux，2013：68)。由此可見，在埃爾諾的寫作中，照片的主體性地位逐漸顯現。

拍攝是一種凝固，“這種凝固使照片都具有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多重意義，給予人們在時間、空間凝固瞬間獲得對傳統、歷史和自身的認同”(楊維春、何瑜，2023：85)。作者通過文中具有代表性和喚醒功能的照片，外加一些個人回憶，在展現自己父母真實而且具象的形象的同時，其實也能夠呈現父母那一代人的群像，并喚起他們生活的時代，同時讓讀者感受到社會的變遷，這也正是埃爾諾筆下“親子關系”寫作的軌跡，由己及人，引起大眾的共鳴。

結 語

埃爾諾多年來一直默默耕耘在文學創作領域，以自我經歷為創作源泉，帶給讀者二十余部引人深思的精彩作品。她在《位置》《一個女人》《“我無法走出自己的暗夜”》這三部作品中采用平實的筆調，通過挖掘自己的記憶，刻畫了父母真實的形象，回顧了自己的生長環境，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狀況，書寫平淡卻感人，完美地呈現出當代“親子關系”寫作的寫作對象、文本風格，以及寫作素材來源。這種寫作是一種革新，是一種自我認識的另類方式，豐富了自傳寫作的手法?？v觀她的所有作品，雖然主題不同，但是基本都會涉及生長環境、家庭以及父母的描寫。這種一貫的主題關注表現出她對個人歷史和家庭背景的持續興趣。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她對“親子關系”這一主題的深刻洞察和獨特見解，也可以看出她筆下“親子關系”寫作的特色，那就是關于階級和文化沖突的呈現，以及作品中通過巧妙運用“照片”來還原父母那一代人生活面貌的嘗試。埃爾諾作品中的深刻洞見和情感共鳴，使她成為當代文學中備受矚目的作家之一。同時，探索當代“親子關系”寫作的方方面面，對于理解家庭、文化和社會的動態變化，以及個體在這些變化中的定位，將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注釋：

① 凡引自埃爾諾《位置》《一個女人》中的內容，均出自：安妮·埃爾諾． 2002． 一個女人[M]． 郭玉梅，譯．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位置》《一個女人》《恥辱》三篇合載于《一個女人》。引用時只出現頁碼，不另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