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塔維婭·巴特勒“寓言”系列科幻小說中的權力書寫

曹叔榮

引 言

奧克塔維婭·埃絲特爾·巴特勒(Octavia Estelle Butler，1947-2006)被譽為美國科幻史上最杰出的黑人女性作家(Canavan，2016：15)，曾獲得星云獎，兩次雨果獎，以及麥克阿瑟天才獎。她先后共出版了15部小說，包括三個系列和兩部單行本?！恫シN者寓言》(ParableoftheSower，1993)和《天賦寓言》(ParableoftheTalents，1998)屬于其創作的最后一個系列，即“寓言”系列。該系列小說將時空設定在2024-2090年的美國，以日記體的形式講述了主人公勞拉的成長歷程。黑人少女勞拉原本生活在美國洛杉磯郊區的一個多種族封閉社區，但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深夜暴亂將整個社區燒毀殆盡。在失去家園與家人后，勞拉被迫與幾位幸存者開啟了北上逃亡之旅。一路上，她精心挑選同行者，最終引領著一行人在北加利福尼亞建立了烏托邦性質的橡子社區。然而在極右翼勢力的侵襲下，該社區再次陷入被奴役狀態，雖然最終眾人在反抗中重獲自由，但橡子社區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離析。小說結尾處，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勞拉最終帶領信徒們實現了移居外太空、扎根星際的美好愿景。在兩部小說中，巴特勒從一個虛構的文學假設出發，繪制了21世紀初美國社會中的兩個惡托邦圖景，也相應地提出了替代性烏托邦家園的構想，從而使得小說的敘事軌跡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惡托邦-烏托邦”交替模式。然而，由于巴特勒的烏托邦愿景是建立在“地球之種”(Earthseed)這種較為抽象的宗教信仰體系之上，并沒有提出具體的理想社會制度的構設，為此學界對巴特勒存在著一種較為普遍的質疑聲，即認為用宗教信仰去解決現實世界的矛盾與沖突，背離了當前政治體系，是一種過于神學化、抽象化以及去政治性的做法(Stillman，2003：32)。例如，扎基·霍達(Zaki Hoda)認為巴特勒否定了通過人類政治與集體性行動去改變當下政治秩序的可能性，是一種消極的態度(Zaki，1990：247)。此外，湯姆·莫伊蘭(Tom Moylan)也指出，巴特勒給出的救世方案更多是基于個人和神學的維度，從而降低了其小說歷史分析與政治預測的敏銳度(Moylan，2000：238)。

實際上，巴特勒建構的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烏托邦，而是裹挾著巨大能量的科幻烏托邦。雖然其針對現實弊病所制定的解決方案或許并不能導向革命，但是依舊以其特有的方式參與現實權力話語的博弈。巴特勒借用科幻小說的異質性與開放性使得現實語境下不被認可的話語能夠以一種超脫現實的方式進行話語場域內的流通和博弈，故此，科幻文本成為巴特勒探討權力問題的重要文學話語場域，以此來“規避主流話語嚴苛的審查機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建構自己想要的話語”(Canavan，2016：23)。也就是說，巴特勒的科幻敘事并不是遠離現實的空想，相反權力關系問題是貫穿其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桑德拉·戈文(Sandra Govan)認為巴特勒文學宇宙的中心就是對權力的書寫(Govan，1984：82)。而勞倫·萊西(Lauren Lacey)則進一步表明，巴特勒的小說揭示了權力的復雜性，并且為當代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人厘清權力的生成機制以及應對權力提供了方向(Lacey，2008：380)?；诖?，本文將從巴特勒“寓言”系列中突出的“惡托邦-烏托邦”結構出發，探討作者如何借用科幻敘事的外衣，一步步實現對主導權力秩序的批判性認知與隱性重構，從而為巴特勒的作品提供一個新的闡釋路徑。

隱喻的惡托邦：認知主導權力結構的暴力

米歇爾·?？?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表明，權力無所不在，它從數不清的角度出發，在各種不平等的和變動的關系的相互作用中運作著(?？?，2005：60-61)。也就是說，人們無法真正回避所處場域的權力問題。而想要在復雜的權力關系網絡中生存下來的前提則是認知權力真相以及直面主導權力話語的暴力。

在“寓言”系列中，巴特勒借用了惡托邦書寫，喚醒人們對真實世界的一種批判性認知。西方科幻詩學理論家達科·蘇文(Dazko Suvin)認為，科幻文學實際上是一種“認知疏離文學”，即通過建構一個替代作者經驗環境的想象性框架，帶領讀者疏離現實，通過疏離現實來返照現實，并且形成對現實的一種批判性認知(李睿，2022：91)。蘇文所言的疏離應該被理解成惡托邦的一種典型特質。作為構想的世界，惡托邦的時間設定往往在近未來，也就是“通過構建一個未來的夢魘般的世界，來達到諷喻當下、警示世人的效果”(李峰，2023：62)。

在《播種者寓言》的開篇，巴特勒虛構了一個2024年美國的末世圖景。在彼時的美國，各級政府形同虛設，無法有效地監管對人權以及自然生態的肆意掠奪，反而將國家資源浪費在一些純粹象征性的太空項目來證明美國仍是一個高瞻遠矚、繁榮富強的國家。政客們更是謊話連篇、貪污腐敗、毫無作為，完全棄美國少數族裔的利益于一邊而不顧(龍躍，2014：20)。與此同時，衛生、教育、公安、司法等各項公共服務幾近名存實亡，從而使得國家經濟被大型公司所壟斷，貧富差距懸殊，城市流民遍布，放火、搶劫、殺人成為家常便飯(楊帆、許德金，2022：148)。面對如此糟糕的社會生態，富人具有足夠的財力保障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而絕境中的窮人則落入大型私人企業的掌控中成為債奴?！皞黄鹊托蕉鄤?，如果完不成工作量也可以被處罰，可以不經同意就被交換……甚至造成妻離子散。更糟的是，如果父母去世、殘疾或逃跑，孩子可能會被迫工作，替父母還債”(巴特勒，2020a：343)①?！皞笔峭砥谫Y本主義與債務奴隸混合制的產物(楊帆、許德金，2022：154)，債奴所經歷的遭遇是舊時奴隸制度的一種延伸。

毫不夸張地說，在充斥著變化、混亂與無序的未來社會，除了極少數的富人，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已成為一種奢望。因此，一定程度上，通過個人努力或天賦去改善自身命運的傳統美國個人主義宏大敘事已經被打破。除此之外，鄰里、教堂等傳統社區形式以及核心家庭的結構都無法對現實語境作出有效的回應。小說中，勞拉原先生活的社區就曾試圖通過筑建高高的圍墻以及組建社區安防隊等方式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但是，面對外部世界中無所不在的威脅，這種固步自封的做法注定以失敗收場。

雖然巴特勒對未來美國的書寫是一種虛構，但卻是基于當代美國城市中真實以及正在經歷的發展過程的一種不虛的描述(Dubey，1999：206)，意在揭示美國洛杉磯存在的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美國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從1989年開始對洛杉磯整個地區進行系統研究后發現，這座城市存在著很多問題，如城市空間的多維隔離、種族沖突和動亂、頻發的火災、地震、龍卷風等(胡婷，2015：15)。由此可見，無論是戴維斯的病理學式診斷還是巴特勒的未來想象皆透視了現實權力體系下的暴力與恐懼，迫使人們去審視、思考那些他們視而不見或無法面對的現實。但是，由于挑戰既有權力體系會一定程度上引發穩定性危機，所以即使是不平等權力關系中的弱勢一方也有可能會選擇無視權力真相。譬如，勞拉所在社區的成年人對于現實處境都心知肚明，但是他們卻流連于過去美好時光的想象。當勞拉呼吁大家對未來做好準備時，其周圍的人們對此表現出明顯的恐慌與拒斥。而這種拒絕所造成的惡果是羅夫萊多城被摧毀殆盡，整個社區的人們也基本上死于非命。

?？抡J為，權力總是已經在那里，個體永遠不可能“身處其外”(泰勒，2019：17)。也就是說，并不存在所謂的權力退出機制。為了進一步論證放棄權力斗爭的危害性，巴特勒在《天賦寓言》中又塑造了另一個惡托邦。作為對無能政府的回應，在《天賦寓言》中以杰瑞特為代表的強權政治應運而生。杰瑞特強調通過鞏固等級制度來重塑社會秩序：孩子應該服從自己的父母，女人應該順從自己的丈夫。比如，“一個女人表達想法，抱怨，不服從丈夫，或者其他方面‘有違婦道’和‘像個男性’，或許就會被剃光頭發，在前額打烙印、割去舌頭，更有甚者也許會被石刑或火刑處死”(巴特勒，2020b：56)②。然而，吊詭的是，橡子社區內一些成員竟選擇支持極端保守主義的總統候選人杰瑞特，以此來獲得虛妄的穩定與秩序。這種立場是對暴政的妥協，最終使得橡子社區落入基督教集中營③之手。

上述惡托邦與巴特勒所處社會均保持有一定的時間距離，但是這種惡托邦繪圖是對現存世界中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問題的隱喻性書寫。巴特勒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這兩部小說就是著眼于目前的處境與做法……我考慮到毒品，還有毒品對毒癮者后代的影響。我們審視了增長的貧富差距，用完即棄的勞動力，以及人們對環境的破壞。我看到我們主動建造并填滿監獄，卻不愿意建造和修葺學校和圖書館。特別是，我們看到全球變暖和我們生活可能受其影響的方方面面(Butler，2000：337)。所以，作為對當下趨勢的一種推測，巴特勒的惡托邦帶來的是一種“驚人的熟悉感，而非陌生感”(Stillman，2003：16)。

簡言之，巴特勒將現實以一種“大而驚人”(O’Connor，1970：34)的畫像呈現在大眾面前，迫使人們認清自己身處何地，并且思考當下的行為以及諸多隱性問題將導向何方。而這種批判性認知構成了權力博弈的前提，推動了后續權力關系的流動與轉化。

理想的烏托邦：重構替代性權力體系

惡托邦書寫揭開了權力關系的神秘面紗，喚醒主流意識形態作用下屈從的個體。但是文學話語中權力博弈的關鍵在于通過操控文本現實，改變話語場域內的力量對比，實現權力關系的逆寫。在“寓言”系列中，巴特勒通過建構烏托邦社區完成對主導權力話語的曖昧解構以及替代性權力秩序的重構。在這里，烏托邦并非純粹的社會或政治理念，而是包含了場域規則、話語策略、身份訴求等復雜要素。帕特里夏·梅爾策(Patricia Melzer)指出，“烏托邦欲望貫穿巴特勒敘事的始終……而烏托邦社會的建構則是對權力關系的重新闡釋”(Melzer，2002：5)。

(一)改寫基督教話語

話語遠非一種透明或者中性的環境，而是權力得以運行的重要場所(許寶強、袁偉，2001：3)。強勢話語往往借助社會共識將其話語暴力合法化，從而遮蔽話語霸權與不平等權力關系。因此，對于邊緣弱勢群體而言，在對抗話語權力時通常采用的一種策略就是動搖強勢話語的根基，以此來提升自我話語和身份的合法性。具體到巴特勒的文本中，這種隱性消解主要體現在對傳統基督教話語的改寫上。

小說中勞拉創立了“地球之種”信仰，但是巴特勒在闡釋新的信仰體系的同時還將傳統基督教話語容納在敘事之中，以此形成前者對后者的一種修正，或者至少生成某種對話機制。有研究指出，巴特勒的小說表現出了對宗教神話的依賴，但是她又采用了一些改寫策略，從而在一種包容性概念之下實現對基督教的顛覆(Wood，2005：96)。這種包容性體現在諸多的文本細節上。譬如，《播種者寓言》與《天賦寓言》標題中的“寓言”二字明顯指涉了圣經文本。并且，小說分別以《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收尾，也體現了與傳統基督教文化的一種勾連。此外，由于父親是社區牧師，所以雖然勞拉并不認同父親的宗教，但是她的信仰發端于對傳統宗教的一種體悟。在《播種者寓言》的結尾處，勞拉將大家召集在一起“紀念曾經失去的家人和朋友。我們講出各自的回憶，引述《圣經》的篇章和地球之種的詩文，吟誦生者和死者喜歡的歌曲和詩歌片段。然后我們埋葬逝者，種下橡樹。后來我們坐在一起，聊天，吃飯，決定把這里叫做橡子社區”(2020a：389)。極具宗教意味的儀式表明，橡子社區的誕生并不意味著對傳統基督教的完全棄置，而是對其話語中不盡合理之處進行改寫，并在此基礎之上生成一種新的信仰體系。

首先，巴特勒改寫了“全能上帝”的形象。傳統基督教是建立在自然/文化、自我/他者、男性/女性、人類/非人類等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在以“他者化”為邏輯前提的宗教中，上帝被定義為一種超自然的存在，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攝權威。而作為他者的黑人則被降格至白人與動物之間的次要位置。僅僅因為膚色差異，黑人被認為是低劣的他者，是幼稚的或獸性的，從而被剝奪了權力場域內的話語權。這種分類其實是一種“物種主義”，其目的實則是為了維系白人男性對他者的統治權威(Achachelooei &Carol，2021：201)。作為傳統基督教視域下的絕對他者，勞拉對上帝神性發起了挑戰，她所尋找的上帝并不是超自然的權威，因而并不具備單方面改變世界的能力。勞拉在《地球之種：生命之書》中反復提及“上帝即改變”，不斷重申上帝的“關愛與合作”的內核，表明人們不需要崇拜上帝，而是向上帝學習，借身體力行，去塑造上帝(2020a：19)，而上帝也會與人類分享知識與權力，激發人們對自我重要性的認知。這一宗教愿景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長期困擾現代人的一個疑惑：如果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那么怎么能容忍這世間如此多罪惡的存在？同時，也讓世人相信，在充斥著改變與差異性的世界里，他們擁有自由意志與力量去改變自身的不完美處境。

從某種意義上看，勞拉的宗教體系具有一定后現代主義色彩，體現了人類生活中宗教維度的回歸。但是勞拉所奉行的上帝觀念與《圣經》中所啟示的上帝又相去甚遠，表現出對傳統宗教話語一種反撥。

其次，巴特勒還修正了基督教敘事中的女性神話?！暗厍蛑N”打破了上帝-白人-黑人的層級劃分，同時還將女性從宗教話語暴力中解放出來。達芙妮·漢普森(Daphne Hampton)指出，基督教社會中理想的女性具有“母性”與“順從”，“圣母瑪利亞”就是這種理想女性的化身，而男性則被認為是上帝的代言人(Hampson，1996：173)。在很多的女性主義者看來，這種傳統的宗教敘事，規定了女性的從屬地位，否認了女性作為獨立個體與男性建立平等關系的可能性。因此，女性的救贖在于打破這種宗教意識形態的桎梏，致力于推動女性積極建構與他人的正確關系，從而療愈女性創傷。

為了實現對傳統女性神話的修正，巴特勒將惡托邦中勞拉的原生家庭與烏托邦社區中其新建家庭并置，形成一種闡釋張力。在《播種者寓言》中，勞拉的父親作為大家長和宗教領袖具有決定家庭與社區大小事務的權力，代表了一種具有宗教意味的“圣父”形象。而在這一階段中，“母親”的意義幾乎是缺失的，具體表現為勞拉生母的去世以及繼母科里的軟弱天真?？评飳鹤踊嫉目駸嵯笳髦浇讨械囊d-瑪利亞模式?？评餆o法從丈夫身上獲得渴望的男性關注，故而從對兒子盲目的愛中尋求慰藉。然而，基思的離家出走以及慘死使得這種情感轉移機制落空了。此外，與耶穌受難不同的是，基思是被幫派同伙所殺，勞拉父親則是為流民被害，這種去神圣化代表了巴特勒與傳統圣經神話的某種分離。

隨著羅夫萊多圍墻社區被毀，傳統基督教家庭模式也隨之消解。而橡子社區中勞拉的婚姻模式則代表了一種新的兩性相處范式。例如，勞拉的丈夫班克爾曾建議他們一家離開橡子社區，搬去更安全的社區生活，但是勞拉為了社區的發展拒絕了丈夫的提議。巴特勒通過強調勞拉對社區的投入與奉獻，將其塑造成為一個具有革命性的黑人女性傳道士(Achachelooei &Carol，2021：126)，從而也就間接解構了傳統的男性權威。

總體上來說，巴特勒從宗教維度揭示了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等級秩序。在小說中巴特勒借勞拉的女兒拉金之口展現了人們對層級的執念，“我們人類總是覺得有人低自己一等——弱小但似乎可以歸罪的底層同胞——就可以感到寬慰。就像是需要跟相同階層來合作競爭，需要更高階層提供指引與幫助，我們也需要這種最低階層”(2020b：90)。而無論是小說的主人勞拉還是巴特勒本人，都是被納入到不平等秩序下的他者。因此，在小說的烏托邦建構中，巴特勒通過對《圣經》形象與神話的挪用與改寫，解構了宗教宏大敘事的邏輯前提、削減其話語的合法性，從而將作為邊緣弱勢群體的黑人女性從等級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賦予她們參與權力博弈以及話語建構的空間。

(二)重構替代性權力秩序

對共享話語的系統性改寫是權力關系中處境弱勢者所采用的一種曖昧話語策略，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是巴特勒科幻敘事的旨歸則是建構一個以責任與自由為內核，開放平等的烏托邦社區。該社區所代表的新型權力秩序又主要體現在社區領導人勞拉對于權力的運用之上。

從內容上看，小說講述了勞拉從一個無權無勢的黑人少女成長為橡子社區領袖的歷程。巴特勒借用這種敘事軌跡意在凸顯其主人公如何在認知權力的基礎上，一步步實現權力關系的逆轉。但是，勞拉對橡子社區的領導與管理并不是建立在個人魅力或者權力淫威之下，她致力于打造一個由有自我意識的個體所組成的權力平等的社區(Tüzün，2021：19)。譬如，社區成員會定期組織集會，就社區內一應大小事務交換意見以及解決辦法，形成一種民主的政治決策過程。

這種以合作為基礎的替代性權力關系(Lacey，2008：382)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勞拉所具有的“超共感”(hyperempathy)。由于親生母親染上毒癮，勞拉一出生便患上了“超共感綜合癥”，這使得她看到的或者篤信的別人身上的感覺，會同樣出現在自己身上。但是，在21世紀20年代的未來美國，整個社會被區隔成一個個封閉的社區，人與人、社區與社區之間因殘酷的競爭，而陷入無休止的爭斗乃至殺戮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任何形式的共情都有可能成為一種生存的阻礙。勞拉的父親和繼母曾經停下來幫助一位受傷的女人，而那些施暴者差點要了他倆的命?？梢钥闯?，“超共感”在一個“墮落以及非共情的社會”(Miller，2014：208)中被視為一種非正常的病癥。但是勞拉卻憑借著這種“超能力”，不斷吸收同處困境中的人們，并最終凝聚成一個開放平等、友愛和諧的烏托邦家園。在這里超共感成為擊碎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模糊種族、性別、階級、種類的身份標識，建構多樣化、包容性空間的重要助推力。

事實上，超共感代表了一種適應以及協調周圍多重力量的能力。當勞拉在感受他人的痛苦與快樂的同時，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就此打破，從而使得自我處在不斷的生成變化之中。也就是說，對于勞拉而言，他者并不是以自我的對立面而存在，而是構成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對流動性、多重性的強調其實是對僵化層級的消解，是權力應對的一種重要策略。因此，有學者認為勞拉所擁有的超共感構成了重新定義社會秩序的重要隱喻性象征(Melzer，2002：13)。也正是基于自身的超共感體驗，勞拉審視以及挑戰了主導權力結構中的排他性與同質性，并且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去建構一種以差異性、變化性以及不確定性為內核的、非中心化的新型權力模式。

傳統權力觀將權力視為一個群體對另一群體施加的支配體系，所有的支配模式歸結為服從的結果。但是，在?？驴磥?，權力是多重的力量關系，它無法簡化為某種總體性的二元關系(泰勒，2019：26)。換句話說，權力關系并不一定是以結構化的等級秩序為主要表現形式，權力的策略性與生成性在于如何合理地使用權力。巴特勒很大程度上認可?？聦τ跈嗔﹃P系本質的闡釋，其小說中的主人公們擁有權力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征服與統治，而是在彼此獨立與相互關懷的基礎上尋求團結與和平。故此，巴特勒的權力書寫挑戰了傳統男性視域下的權力概念(Ramirez，2002：383)。

當然，巴特勒權力觀不僅體現在主題的設定、情節的塑造，還包括各種敘事技巧的使用。譬如，在《播種者寓言》中，巴特勒只安排了勞拉一個敘述者，而《天賦寓言》則包含了勞拉、班克爾以及拉金的敘事聲音，甚至安排拉金質疑母親的權威性。從單聲部到多重敘事聲音的轉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巴特勒對于權力的復雜性以及如何使用權力等問題的深刻思考。

結 語

作家的文學話語的建構來源于居主導地位的權力話語對其個人權力以及權益的否定。巴特勒對權力的書寫也正是出于其自身的無權處境(Canavan，2016：15)。然而，由于意識形態話語本身的排他性和利益性，對于自覺疏離于強勢話語的作家來說，具象性的文學書寫成為其參與話語博弈的盾牌，而文學話語也由此成為權力關系博弈與轉化的重要場域。

在“寓言”系列小說中，巴特勒將諸多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問題以及無法言明的權力關系真相隱藏在科幻敘事的架構之下。通過繪制惡托邦的末世景象，讓美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種種弊病無法繼續潛藏，從而使得世人認知現實世界中的權力真相。與此同時，巴特勒還借由未來烏托邦社區的想象探討如何在不違背權力場域規則的情況下，挑戰既有的權力體系，并且實現替代性權力秩序的重構。由此可見，《播種者寓言》與《天賦寓言》中的惡托邦與烏托邦書寫并不是逃逸現實的虛幻想象，其作用也不局限于批判當下或啟迪未來，其中隱含的是更為深刻的權力關系意識與話語策略。也正是借由這種具有張力的書寫模式，巴特勒幫助人們認清了權力關系的本質以及權力運行的機制。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中主人公勞拉實現了權力關系的逆轉，但小說最后，對于勞拉所引領以及為之奮斗終生的星際移民的烏托邦項目的未來走向，巴特勒并沒有給出一個定論。這種相對開放式結局也證明巴特勒意識到了權力關系的本質并非是靜態的，而是過程性的，權力處在持續的轉換與變動之中。因此，或許巴特勒也無意于給出一個解決當下美國社會政治困境的萬能之策，其權力書寫更多意義上是為深處種族、階級、性別話語暴力之下的弱勢群體參與權力博弈以及獲取話語權與身份利益提供一種可能性路徑。

注釋：

① 引文均出自奧克塔維婭·巴特勒. 2020a. 播種者寓言[M]. 耿輝，譯. 成都：天地出版社.此后該引用只隨文標注年份與頁碼。

② 引文均出自奧克塔維婭·巴特勒. 2020b. 天賦寓言[M]. 耿輝，譯. 成都：天地出版社.此后該引用只隨文標注年份與頁碼。

③ 這里的“基督教”并不是指過去和現在的美國基督教，而是小說中的21世紀30年代及以后的幾十年間，極端右翼勢力杰瑞特等創立的“美國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