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原創性貢獻

梁 波，劉瑋換

（1.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北京 100089；2. 河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10）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黨史是與中國探索獨具本國特色生態現代化同向并進的偉大歷史進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在生態視域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形成集理論性、時代性與民族性有機統一的思想結晶，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生態領域獨具科學性、戰略性、優越性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科學化闡釋，從生態視域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及“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多角度闡釋好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特征與整體性邏輯，將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與構建清潔美麗的世界，不斷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提供有力保障。

一、在“兩個結合”中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生態智慧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為根本指導思想，在“兩個結合”中堅守住了生態理論創新的魂脈與根脈，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中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在生態文化的交流互鑒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生態精髓與傳統文化生態智慧的有機貫通，進而融合聚變為新時代探索中國式生態現代化道路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優勢。

（一）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

中華傳統文化綿延數千年，在如何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思想材料與實踐經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始終無法阻礙人們對人與自然真理性關系的探尋，先民們以富含哲學意蘊的話語對于自然演變規律與人類自身的生存哲學進行了深刻總結與闡釋，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諸多發展理念，彰顯了先人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充滿真理性光輝的理論思考與經驗總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孕育、生成及其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引與實踐方向。

與現今相比，遠古時期人類處于敬畏自然、依附于自然、本能地從屬于自然的生活狀態。勞動工具的改進有效推進了人類改造自然實踐活動的深入，使人們對于自身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密切聯系有了更深的理解，認為春耕、秋收是“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1］，即開始注重遵循萬物的生長規律，追求人與天的和諧。古代的莊子最早在《禮記·中庸》中闡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發揚“誠”的德行在促進人與天融合中的重要性，隨后董仲舒進一步將其闡發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與此同時，孟子推崇“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2］，強調要遵循自然規律，對于自然資源的開采與利用要取用有節，物盡其用。在天人關系方面，道家將人與自然萬物一視同仁?！独献印分小叭朔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就是對人與有生命的自然萬物平等地位的生動彰顯，體現出了超越現實和人的主體意識的自然主義?！独献印芬粫诰畹仃U述了“道”是萬物之源的思想基礎上推崇 “德”育萬物，主張順應自然而不干預。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繼承中實現了對傳統文化生態智慧的創新性轉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自然觀與生態發展觀。在生態自然觀方面，習近平將“天人合一”的整體性自然觀進一步提升，創造性地闡釋了人與山水林田湖草之間的生命共同體關系，認為“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4］42，進而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論，強調注重對生態系統各生命體的珍視與尊重。在生態發展觀方面，習近平認為生態系統作為有機生命軀體，在治水、治山、治林、治田工作中要做到統籌兼顧和協調推進，進而融入“道法自然”的發展觀，使得“金木水火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環不已”［5］55，這就為我國的生態治理實踐有效規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良效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與路徑。

（二）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

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作為人類緩解生態危機、尋求人與自然相處新模式的理論基石，對于現階段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緩解資源能源困境仍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馬克思看來，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和“人的無機的身體”［6］161，是人類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重要場所。馬克思指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保?］209作為“能動”存在物，人可以按照自身尺度以滿足需求為目的來進行認識與改造自然的實踐；作為“受動”存在物，人類必須在自然的規律與法則下來開展自己的活動。由于自然規律的客觀性，致使人類只能遵循它、順應它，并在適當的時機加以利用，這就決定了人類改造活動的實施必然要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進行合理的預設，在實踐推進中隨時隨地以實際條件為轉移，才能取得預期的結果。對規律的背離，不僅會導致實踐活動的失敗，而且人們必須承受違反自然規律后來自大自然的報復。由此可見，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是以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來統籌對于自然法則的遵循與自身需求滿足的實現的，是辯證處理人的生存發展與構建美好環境的重要路徑。

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社會巨大成就的背后隱匿著對自然環境的大肆破壞和對生態資源的瘋狂掠奪。霧霾、食品安全、自然資源逐漸枯竭等日益惡劣的生態問題，無形中延緩了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步伐。當代人類自身發展的實現、未來人類的發展走向，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人類開始反思自身實踐行為的不當與思想認識層面人類中心主義的作祟，試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特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理論并不是死板的教條、普世的模式，要使這個理論在不同的時期始終散發出活力與生機，就要隨著實踐條件、時代主題、人們需求的變化不斷因地制宜。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習近平立足于中國經濟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圍繞人與自然關系問題在新的發展時期不同的表現特征，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的進一步展開與豐富發展，指出“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傷害自然最終將傷及人類”［4］93，強調人類的改造與實踐活動要實現自身對自然、對社會的文明自覺與行動的自律，秉持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共處共融的整體性關系，將對自然的開發與人類自身發展的實現視為協同并進的同一個過程來把握，并以此為遵循來處理好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任何時候都不得割裂生態保護與人類謀求自身發展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警示人類正視實踐過程中割裂自然整體內部各要素間相互聯系的嚴重后果。

二、從生態視域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的時代之問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邏輯嚴密而完整的思想體系，旨在協調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這一系統工程中諸多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其以豐富的理論內涵和邏輯架構成功地回答了中國式生態現代化道路的理念遵循、價值原則及實踐指向，從生態自然觀、生態價值觀、生態發展觀的三維創新性視域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理念遵循：以“生命共同體”理論為基礎的生態自然觀

習近平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將人與自然視為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有機體，強調“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7］，從普遍聯系與永恒發展的視角闡釋了人與自然并非二元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共居于一個共同體的密切關系。就此而言，共同體中普通個體的發展離不開共同體的孕育與滋養，而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則有待于個體的良好發展與主動維護，無視自身與共同體的關聯性，一味為滿足私欲行損害共同體利益的破壞之舉，勢必導致共同體的破裂，唇亡則齒寒。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理論，進一步夯實了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這一偉大理論基石，實現了對農耕文明時代傳統生活共同體的超越與發展及對工業文明時代利益共同體的揚棄，并致力于構建生態文明時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

一方面，習近平以“生命共同體”理論為基礎的生態自然觀在推進我國生態治理實踐中進一步明晰了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主張將人與自然視為休戚與共、共處一個生態系統的共同體，并始終以共同體利益的實現為目的、決不以損害共同體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身的發展，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凝練了理論智慧、提供了方向指引。另一方面，為進一步夯實“生命共同體”建設，習近平將生命共同體建設充分融入“五位一體”建設之中，在生命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不斷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不斷轉變“唯GDP”論的政績考核體制，堅決貫徹和落實以新發展理念來推進生命共同體的建設與發展，從而為在動態過程中協調推進綠水青山的保護與金山銀山的建設工作保駕護航，不斷譜寫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篇章。與此同時，為直面與破解全球生態治理難題，習近平進一步將“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本體論置于全球視域，揭示了生態環境之于人類生存發展所發揮的根基作用，為世界各國攜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拉開了新帷幕，進而使得這一理念在推進全球環境領域的治理體系改革、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彰顯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大國氣魄與生態理念。

（二）價值原則：“堅持以生態普惠民生”為目標的生態價值觀

民生的內涵與外延是隨著實踐的不斷推進而豐富和發展的。建國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的局限、物質資料匱乏，這一時期人們謀求的是僅限于物質層面的民生。隨著歷史方位的轉變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具體表現形式上發生了變化，人們對于物質條件的需求逐漸轉變和擴展為涵蓋了對優美的環境、干凈的水源、清潔的空氣等環境產品的需求?；诖?，習近平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4，科學闡釋了生態環境的公共產品屬性，確證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以人為目的的價值原則。

新時期隨著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日益改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向謀求更多生態權益以更好保障自身發展權方向轉變，人民需求呈現出從盼溫飽向盼環保、求生存向求生態的雙重轉變態勢。為了使人民群眾能夠公平地享受生態環境這一公共產品，習近平在統籌現實需求與長遠發展的前提下，強調“環境就是民生”，堅持以系統論和整體性原則來推進生產關系的變革，不斷創新人與自然相處模式，著力推進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的發展方式與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各類環境污染與危害的高發態勢，在空氣及水污染治理、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保障了廣大群眾共享生態發展成果，增益了人民求發展的生態環境保障。從“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钡健疤焖{、水清、地綠”，使得新時代我國生態建設事業更加聚焦于人民所患、所愿、所求，不斷致力于提升生態保障這一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和推進生態產品以實現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這就從目標導向進一步彰顯了人民群眾在推進中國式生態現代化的征程中集實踐主體與評價主體于一體的價值屬性。

（三）實踐指向：以“兩山論”為核心的生態發展觀

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轉變，正確處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之間的辯證關系，成為了解決當前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的重要途徑。綜觀發展實踐，人們對于“兩座山”在不同階段形成了迥異的理論認識，新時代習近平在遵從對于生態系統的科學把握及多元化的生態治理實踐中形成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可兼顧、寧要前者不要后者且二者可以有機轉化的“兩山論”，辯證地把握住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并非相矛盾而是有機統一、相互轉化的內在聯系，進而在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中始終堅持以“兩山論”為核心的生態發展觀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及回應民眾所訴、所求的重要依據。為了滿足人們對優質生態產品的需求，促進社會的可持續進步與發展，習近平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4］275，將水力、風力、土壤肥力等自然生產力與自然資源生產環境產品的能力納入生產力的范疇之中，主張不斷轉變人類改造自然的方式和利用自然資源的途徑來逐步摒棄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力求在不跨越環境承載能力紅線的同時來維持好生態系統的平衡。

而生產力作為人的能力的重要方面，其水平的高低事關人類認識、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的程度。隨著人們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對生產力這一活躍性、革命性很強的因素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人們試圖通過充分發揮自然生產力的動力作用來變革工業文明“黑色”發展道路，探索人類更加文明的發展模式。習近平以“兩山論”為核心的生態發展觀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視域實現了對如何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化回答與科學化闡釋，在綜合研判新時期我國環境保護以及生態修復工作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的前提下，以生態環境為基點，確證了其作為自然生產力對提升經濟與社會效益的巨大推動作用，鼓勵通過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來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提供新的增長點；倡導通過營造良好生態環境的方式來保護生產力，順應了新時代在發展生產力層面的生態要求，著力促進生態資本向富民資本的轉化，向世界證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契合性，為推進全球生態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中國樣板。

三、在探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征程中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保?］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最新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總結，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同志對國際國內大勢以及新的時代特征的科學把握，對于人類探索新型現代化發展模式、向世界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理念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理論啟示及實踐指導作用。

（一）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基，開創了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新模式

自鴉片戰爭以來，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就以實現現代化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為了加快推進現代化，曾有人一度把自身所掌握的技術的先進程度作為征服與控制自然的程度，實現了人與自然的作用方式的變革。長此以往，雖然經濟社會實現了飛躍性發展、人類的物質追求不斷得到滿足，然而人與自然關系由和諧演變為矛盾、對立和沖突?？萍嫉倪M步使人類無限趨近于對自然奧秘的完全把握，其工具性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斷推進了以技術進步為主導的現代化進程?？萍寂c政治、經濟、軍事緊密結合，以追求征服力、控制力、制造力的日益強大為其發展方向，表現出了強烈的去道德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居于道德與法律之上，忽視了對任何非人事物的同情與關懷，隔斷了具體事物與環境之間的整體性聯系，毋寧說喪失了對自然的敬畏之意，以至于為人類探索實現現代化道路的進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障礙、風險與危機。

新時代，習近平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體系，主張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9］，革新了傳統的現代化觀念，成功實現了生態與現代化的融合，為利用先進科學技術來改變以損害自然換取自身經濟利益的人與自然作用方式、推進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現實指引?？萍甲鳛椤吧鷳B雙刃劍”的工具性決定了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構，亟需以促進科技的生態化為導向，發展環保技術、清潔生產技術、低碳循環技術來積極與自然對話，逐步調試人類與地球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將依靠生態科技的進步與推廣來協調推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修復工作，最終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并以此來摒棄傳統現代化模式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種種弊端，以整體性原則統籌人與自然、社會的發展，逐步形成以生態為導向，以科技為抓手，因地制宜地推進生態治理的系統性工程。進而，促進科技轉化為維持地球生態系統和諧平衡、穩定的生態化科技，以期建構起實現人與自然平等對話的實踐途徑，以生態化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來促進人與自然逐步實現和諧共生。同時，推動科技生態化進程與現代化進程的耦合與共融，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方式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不斷消解現代化進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與矛盾，為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條超越西方現代化及傳統現代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

（二）以生態價值觀的重塑為魂，向世界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理念

眾所周知，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的行為方式取決于人的思想觀念。對于中國式生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首先要實現生態價值觀的重塑，進而以人類價值觀念的生態化助推行為方式即實踐的生態化。工業文明時代，由于民眾生態價值觀的缺乏和市場主體生態責任的缺失，形成了只承認個人價值無視自然界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至于使自然價值處于嚴重透支狀態，激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矛盾，致使以生態危機為表征的文化危機愈演愈烈，使人類社會呈現出了嚴峻的不可持續的發展形勢。

新時代，為破解人類可持續發展難題，探索人類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新道路，習近平強調，“建立健全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4］14。正是基于此，生態價值觀的重塑應以承認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價值平等性的原則為前提，以變革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為基本路徑，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等多領域、多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接續推進將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層面，而是在生態價值觀的指導下生態、經濟、社會三個層面的統籌協調發展。實踐中應當充分發揮生態價值觀的理念引領作用，使其逐漸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終堅持協調與共生原則來處理人與自然的矛盾，推進生態可持續發展；堅持以促進經濟平衡穩定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承認自然價值的基礎上以兼顧代內、代際、地區之間與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公平為目的，來推進人類社會的演進向著可持續的生態文明方向轉變。

現今，面對生態危機阻礙現代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顯特征”，生態價值觀的重塑影響深遠。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始終懷揣赤子之心來為人類發展與世界繁榮作出獨特的貢獻，將立足于自身物質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發展實踐，循序漸進以價值觀引領思維方式的轉變為人與自然之間生態關系的矛盾、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矛盾的破解提供可借鑒的范例，進而來推進全球環境治理機制的完善與變革，促使自然價值的分配趨于公平化、合理化，以此來減少由于資源爭奪戰所導致的生靈涂炭、資源環境的大肆破壞，還世界以和平，還人類與自然界以安寧。同時，生態價值觀的重塑應打破拘泥于單一國度的固化思維，充分發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好平臺作用，讓世界各國與普通民眾充分了解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類可持續發展進程造成嚴重阻礙的事實，激發其生態憂患意識和致力于切實環保行動的責任意識，引導其樹立生態價值觀，同時將生態價值觀轉變為國家主體處理內政與國際事務的道德準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行為規范。此外，“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北京倡議作為中國這一崛起的東方大國在推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以唯物史觀的廣闊視野聯通了歷史、現在和未來、國內與國外，實現了獨具中國烙印的生態價值觀在比較視野中對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超越，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立志走綠色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世界的堅定信念，為打開全球環境治理文化新格局貢獻了中國特色的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