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

劉東玲

（江蘇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蕭紅對身體創傷的敘事構成了其小說的獨特視角。蕭紅小說的創傷敘事不僅使蕭紅獲得了感受大眾蒼生的悲憫感，更使她超越了知識分子的身份感，對疼痛的敏感使她自覺地以被壓抑和被壓迫的弱者身份來審視和表現社會生活，因而使她的鄉土作品呈現獨特的鄉村世界圖景。這個鄉村世界不單是啟蒙知識分子以“國民性”批判和審視的傳統鄉土社會，也不單是左翼知識分子階級話語觀照下的階級社會，蕭紅兼容了二者宏觀的敘事策略，更保有日常的鄉村敘事圖景，同時融入了格外的女性主義敘事視野。這種獨特的敘事不僅與蕭紅自身個體經驗的創傷和困境密切相關，還與其身份感和身體的經驗性密切相關。

一、身份經驗與個體創傷

西方哲學發展到了尼采這里，主體的概念和定義才開始將人的身體納入哲學思考。尼采提出，一切從身體出發，他開始將人的動物性納入人的重要規劃，并將人看成是身體的存在。身體社會學將根本性地討論人體的社會性作為主題，討論身體是社會生產、身體的社會表征和話語、身體的社會史以及身體、文化和社會的復雜互動。在行為社會學中，“社會表現者的身份不能在互動處境內同他們的身體輕易地分割開來?！谌粘Ｉ畹膶用嫔?，對其他社會表現者的長期鑒別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他們的身體表現?！业谋举|取決于我的特殊身體，這個身體同其他社會表現者的身體不同”［1］7-8。社會學家米德在對社會行為和自我發展的分析中，指出姿勢“語言”對于理解“我”的構成有重要作用。厄溫·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中表明：“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奔潰表現可以取決于我們對身體表征的控制?！保?］8

在過去十多年中，社會學開始出現了對身體的關注。社會學家意識到，注重對行為進行科學研究的社會學應當存在某種有關身體的理論。韋伯指出，社會學不但是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而且這個社會行為是由具體的社會存在者來完成的。個體自我的本質主要取決于個體的特殊身體性，這個身體與其他社會表現者的身體是不同的。這些關于身體的觀點和方法對于分析蕭紅的身份意識和她的生存感是非常必要的，而這二者還直接與她的寫作相關。人的存在的意義問題與身體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即存在與肉體的身體是密切聯系的，個體對存在的感知和思考與身體（肉體）的感覺是分不開的?！拔摇卑鞲竦摹拔摇焙唾e格的“我”，即意識的主體的“我”與客體的身體的“我”之間的互動關系。就蕭紅本人來說，她的成長經歷使她對自己客體的“身體”有著深刻的感受。蕭紅雖然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曾擔任過當地教育局長和商會會長，但在文化觀念上卻非常傳統，秉承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在這種保守的家庭氛圍中，蕭紅在兒童時期就感受到因性別身份而被忽視，中學尚未畢業，就被父親安排了婚事。蕭紅為了逃婚而逃離家庭，從哈爾濱到北京，又從北京到哈爾濱，經歷了漂泊無定的生存之苦。期間，加之與未婚夫的同居生活，她又經歷了懷孕被棄的不幸。

蕭紅經受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創痛，無奈之中她寫信向《國際協報》求救，并由此獲救，也因此認識了蕭軍，并在蕭軍及其周圍朋友的影響下，走上了寫作之路。身體的創痛和受限使她切身體會到主體之“我”的有限性，尤其是客體之“我”的身體對主體之“我”的直接影響。在社會互動行為中，個體化和個體性取決于這樣的共識，即社會行為者和他（或她）的身體要達成共識關系。因此，蕭紅的個體化和個體性，取決于她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身體是她感知和認識自身的出發點。由于蕭紅在青春成長期就經歷了懷孕和被遺棄所帶來的身體的極度受限的境況，這種源自客體的“身體”的局限感、自我無法支配自己的身體的無助感給還未獲得獨立人格的蕭紅帶來了巨大的創傷感，被操縱和支配的恐懼、憂慮成為蕭紅個體人格構成的潛在層面。

個體被支配、被壓抑的情境成為蕭紅自我認識非常重要的層面，加之因為女性身份遭遇到來自以父親為代表的父權制文化的壓迫感。另外，蕭紅雖然接受了現代的知識教育，但她并沒有精英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源自于身體的壓抑感使她對下層民眾悲慘的生存境況有著天然的理解和憐憫。這種憐憫不是優越感和道德感的體現，而是感同身受的體恤和悲憫。身體的受限感是蕭紅切身經歷的無助和絕望的境地，使她深感個體的渺小，深切體味人在絕境中無法自主的狀態。這種源自身體的復雜經驗和痛楚的感知覺就構成了蕭紅對人的存在狀態的感悟，它不是來自抽象的思考，而是切身體驗的深入和升華，“存在一詞有兩種意義，也只有兩種意義：人作為物體存在，或作為意識存在”［2］257。就蕭紅來說，對身體經驗的感受和思考對她創作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梅洛·龐蒂指出：“不管是他人的身體，還是我的身體，除了體驗它，即接受貫穿身體的生活事件以及與身體融和在一起，我沒有別的手段認識身體?！保?］257被遺棄對于蕭紅一生是事件性的影響，身體的受限性對主體的巨大影響，直接刺激和影響著她對女性身體問題的思考。蕭紅神經質的精神狀態、身體所經受的疾病折磨都始于這段經歷。正值孕期的蕭紅不僅面臨饑餓的物質困境，之后身體一直羸弱、疾病難愈，同時還陷入危險的境地——旅館老板甚至打算將她賣到妓院。這種絕望的境地直接影響蕭紅的精神心理，造成了她深層的心理創傷。

在蕭軍等人的救助下，逃出旅館的蕭紅先是在裴馨園家寄宿，她很快陷入了即將臨盆的身體痛楚。嬰兒出生后，由于當時“二蕭”連生存都成問題，蕭紅將剛出生的孩子送了出去，母子分離，這種物質和精神的痛苦，更加劇了蕭紅精神心理的傷痛。即使在這之后，當蕭紅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羸弱的身體也依然無法恢復健康；加之她后來與蕭軍在感情上出現裂隙，傾向于端木蕻良時，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端木給予了她未來治愈身體創痛的期待。但蕭紅的身體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她生命的最后時期罹患肺病，即是過去身體疾患加劇的結果。因此，幾乎可以確定，在哈爾濱時期的蕭紅身體的創痛可能就已種下潛在的肺病的惡果。從蕭紅身體狀況和心理來看，她顯然是有著心理病癥的。這種心理病癥是可以解釋蕭紅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在常人看來不被理解的行為的原因。從個體心理學的角度來說，蕭紅對于愛情的依賴，某種程度是被遺棄的心理陰影的結果——“愛情是克服人的孤寂和實現人與人的結合的方式”［3］。蕭紅與蕭軍之間感情出現罅隙后，她在日本短暫療傷，回國后兩人感情并未得到恢復，在武漢時又結識了端木蕻良，在感情選擇上轉向端木蕻良，她的這一選擇遭到周圍眾多朋友的非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蕭紅也是有孕在身的，她迫切地尋找感情的依靠，折射出被遺棄事件對她的深層心理影響。蕭紅顯然不同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現代女性，蕭紅無疑是現代的“娜拉”，雖然逃離了父親之家，但逃離給蕭紅帶來創傷和無助，她也沒有莎菲的叛逆和睥睨男性的狂傲。歷經創傷的蕭紅深切地體察到女性生存的艱辛和經歷著女性在男權社會尋求自身發展的困厄。從身體到精神，蕭紅都感受和認識到女性被壓抑的生存狀態，這些都使她獲得了格外敏銳和感性的感知力，從生存的本質、身體的視角去感知生存的能力。

蕭紅在這些困境時刻，深刻體味到女性身體的局限感，這成為蕭紅女性自我認知的重要場景，也是其人格構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層次。受困的境遇使女性的身體作為一個物化的實在被凸顯和定位，使她獲得了一種基于自我物質性身體的原初的身體感?；诂F實的生存困境，蕭紅深感女性身體的被動與無助，物質性的生存現實使她獲得了不同于其他現代女性作家書寫的視角。蕭紅從身體傷痛的視角來表現和思考下層人物和女性的命運，敘寫身體的遭遇帶來的最直接的對女性命運的打擊，形成了她獨具特色的女性主義視角。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引論》中提出“創傷性精神官能癥”，并對其進行解釋：“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暫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最后又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久的紛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4］239弗洛依德指出，大多數神經質的人都以“焦慮”為特征，并且“關于生產的經驗，——這種經驗含有痛苦的情感、興奮的發泄、以及身體的感覺等等，而成為生命有危險時之經驗的原型，而且可再現于驚駭和焦慮的情境中”［4］356。弗洛依德將神經官能癥的焦慮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普遍的焦慮，“無固定目標，自由漂浮”的焦慮不安，很容易附著在任何思想之上，這種情境可稱為“期望的焦慮”或“焦慮的期望”；第二種是焦慮常附著于對象和固定的情境之上，即各種不同特殊恐懼性的焦慮，恐懼癥的對象和內容包括：黑暗、天空、曠野、貓、蜘蛛、毛蟲、蛇鼠、雷電刀劍、血、封閉場所，群眾、孤獨、過橋、陸路旅行或航海等，這些對象和情境可分為三組；第三種是精神官能癥的焦慮有明顯的癥狀，如戰栗、衰弱、頭暈、心跳、呼吸困難等。

就蕭紅個體來具體分析，三種情境皆有關聯。第一種情境是被遺棄在她心靈上留下了對孤獨的恐懼。第二種焦慮表現為與蕭軍感情的罅隙，即是包含著“期望的焦慮”和“焦慮的期望”。蕭軍在和蕭紅共同生活期間，與其他女性的曖昧關系給蕭紅帶來了又一層的焦慮心境。第三種情境是精神官能癥的焦慮。蕭紅在被遺棄的窘困中所受到的傷害導致身體虛弱和肺病的前兆，在之后并未改觀的生存困境中不斷惡化，以至于其生命的晚期惡化為嚴重的肺結核病癥。生活境遇、感情罅隙和身體病痛所引起的焦慮感幾乎纏繞著蕭紅整個成年的歲月。許廣平在回憶蕭紅的文章中有這樣的描述：“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然而她還能振作一時，替劉軍先生整理、抄寫文稿。有時又訴說她頭痛得厲害，身體也衰弱，面色蒼白，一望而知是貧血的樣子。這時過從很密，差不多魯迅先生也時常生病，身體本來不大好。蕭紅先生無法擺脫她的傷感，每每整天的耽擱在我們寓里?！徊贿^是從這里看到一個人生活的失調，直接馬上會影響到周圍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驟……”［5］

身體書寫構成了蕭紅寫作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反復的身體敘寫中折射出情結性的心理因素。蕭紅的這種身體敘寫可分為幾類，一是對身體傷痛的物質性書寫，二是對傷痛的精神心理性書寫，三是以上二者合一的敘寫。對于蕭紅來說，這種創傷心理貫穿其寫作生涯，其創傷心理通過重復性寫作，再現了這種傷痛并通過寫作升華，獲得暫時的療愈。不斷地寫作就是蕭紅一次次陷入創傷心理并得到克服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說，自經歷被遺棄后，這種創傷心理就伴隨著蕭紅，每一次創傷心理的再現都是過去傷痕的重現，也是蕭紅借助于寫作一次次地試圖自我升華的實踐。

二、身體傷痛與苦難呈現

梅洛·龐蒂提出一種身體圖式的理論，倡導從身體出發的知覺理論，質疑和批評以抽象思維建構的知識和概念。他指出：“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喚起向我們呈現的世界的體驗，因為我們通過我們的身體在世界上存在，因為我們用我們的身體感知世界?！保?］265蕭紅在她的許多作品中描摹人物經歷的苦難，展示人物的生存困境，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呈現鄉村苦難，從而使其鄉村敘事擺脫了左翼鄉土敘事常見的概念化和程式化敘事的局限。

蕭紅對鄉村苦難的敘寫，尤其是從身體出發對疼痛的書寫是其呈現下層苦難和生存困境的獨特手法，《王阿嫂之死》《生死場》《呼蘭河傳》中她對女性身體疼痛的反復摹寫，有些場景甚至是重復出現的，折射出蕭紅情結性的心理狀態。從初入文壇的《跋涉》集中《王阿嫂之死》到上海時期的《生死場》等，再到香港時期的《后花園》《呼蘭河傳》，這些作品中都不乏對身體的敘寫。在小說《棄兒》中，蕭紅首次描摹了女性生育的痛苦，她以自傳的方式記述了自己面臨的生存困境：

水就像遠天一樣，沒有邊際的漂漾著，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動著，大人小孩和包裹青綠顏色，安靜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方向走去，一個接著一個……

一個肚子堵的饅頭般的女人，獨自地在窗口望著，她的眼睛就如塊黑炭，不能發光，又暗淡，又無光，嘴張著，胳膊橫在窗沿上，沒有目的的望著。［6］134

被遺棄在旅館中的蕭紅舉目無親，還懷著身孕，不僅因為欠了住宿費而被旅館老板軟禁，而且由于懷孕，自我的行動也被禁限。這種直接的來自身體的局限于蕭紅的身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她之后的人生中難以磨滅的創傷情結。她發出這樣的哀嘆：“我怎么辦呢，沒有家，沒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個新認識的人，他也是沒家??！”［6］135在《棄兒》中，蕭紅對在水災中被拉走的小豬有細致的描寫，“豬被圍在水的連環里，就如一頭蒼蠅或是一頭蚊蟲被纏入蜘蛛的網羅似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豬眼睛流出希望的光和人們想吃豬肉的希望絞纏在一起，形成了一條不可知的繩”［6］135，隱喻著在那個命運的乖離時刻蕭紅內心的絕望感受?！敖洑v過孤寂的人必然會有恐懼感。實際上孤寂感是每種恐懼的根源。孤寂意味著與外界不能聯系，不能發揮人的力量，意味著一籌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保?］8又如《棄兒》中對生育的疼痛的記述：“芹肚子疼得更厲害了，在土炕上滾成個泥人了。蓓力沒有戴帽子，跑下樓去，外邊是落著陰冷的秋雨。兩點鐘過了，蓓力不見回來。芹在土炕上繼續自己滾的工作，外邊的雨落得大了。三點鐘也過了，蓓力還是不回來，芹只想撕破自己的肚子，外面的雨聲她聽不到了?！保?］141其他諸如“芹野獸般瘋狂般的尖叫聲”［6］142，“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滾得不成人樣了，臉和白紙一個樣，……”，“芹聽不清誰在說話，把肚子壓在炕上，要把小物件從肚皮擠出來，這種痛法簡直是攪著腸子，她的腸子像被抽斷一樣。她流著汗，也流著淚”［6］142-143。此外，小說中還有“……但沒聽她詢過關于孩子的話”，“孩子生下來哭了五天了，躺在冰涼的板桌上，……生下來就沒有媽媽的孩子誰去管她呢？”［6］144-145《棄兒》是蕭紅對自身經歷的自傳式敘事，她對遺棄的精神創傷和生育之痛的真實記述是自我身體痛苦經驗的反顧。這段摹寫成為蕭紅身體書寫的開端。

此后，蕭紅在許多作品中不斷描摹這種女性生育的可怖場景，反復書寫這一情境，折射出創傷情境對蕭紅人格心理造成的的深層影響——這是一種召喚情境，是創傷記憶的再現。在《王阿嫂的死》中，蕭紅描摹了女性生育的痛苦場景：王阿嫂懷著身孕，張地主踢了懷孕的大著肚子的王阿嫂一腳，造成了王阿嫂胎動的危險，村里的婦女們去看望王阿嫂，只見“王阿嫂自己在炕上發出她最后沉重的嚎聲，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里也有一個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醢⑸┚瓦@樣的死了！新生下來的小孩，不到五分鐘也死了！”［7］10《生死場》中更是有大量對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寫，王婆是村里的接生婆，她說：“這莊上的誰家養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養下來，我就去拿著鉤子，也許用那個掘菜的刀子，把孩子從娘的肚子里硬攪出來”［8］49；又如對五姑姑的姐姐生產時的場景描寫——“赤身的女人，她一點不能爬動，她不能為生死再掙扎最后的一刻。天漸亮了?？植婪路鹗墙┦?，直伸到家里?！蠖亲拥呐?，仍漲著肚皮，帶著滿身冷水無言的坐在那里，她幾乎一動不敢動，她仿佛是在父權制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保?］81女性不僅要面對生育的痛苦，還有生存的痛苦，這是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性別壓迫帶來的更深的悲劇?！渡缊觥分?，最為突出的、女性作為男性附屬物的悲劇人物是月英，月英因下肢癱瘓，無法支撐站立，只能躺在床上，丈夫無力救治，最終放棄護理，任她自生自滅；她的身體被磚體圍著，如同一個還有氣息的動物，唯有以哀嚎表達身體和內心的痛楚，她的身下因為無人照料堆滿了便溺，身體也因為無人擦拭清理而腐爛長滿了蛆蟲。這觸目驚心的景象反映了女性在傳統父權制社會中作為物的極端情境與遭遇?！霸卩l村永久不曉得，永久體驗不到靈魂，只有物質來充實她們?！保?］69

蕭紅在小說中不僅描摹女性的身體痛楚，同時她也格外注重對人物身體遭受的創痛的描寫?！锻醢⑸┑乃馈分?，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因給張地主趕起糞的車，馬腿被石頭砸斷，地主以此為借口扣留了他一年的工錢，憤怒的王大哥開始變得醉酒瘋狂，后被陰險的張地主派人在睡覺的草堆點火燒死。王阿嫂只能看到被燒得尸骨散落脫落的慘狀——“腦殼直和半個破葫蘆一樣，火雖熄滅，但王大哥的氣味卻在全村漂漾”［7］8。這慘烈的身體創痛的場景描寫表現了農民被壓迫的生存苦難?！渡缊觥分?，王婆三歲的孩子小鐘被草堆上的鐵犁貫穿身體而死，七竅流血的慘狀，表現了貧窮的農家雪上加霜的慘境。王婆得知自己的兒子被處決，悲痛中服毒想要自殺，服毒后王婆痛苦的身體狀態——服毒的王婆，“眼睛始終是張著”，失去了意識，“口吐白沫”［8］87，“紫色的臉變成淡紫……忽然從她的嘴角流出一些黑血……終于她大吼兩聲”［8］89，人們覺得她是死尸還魂，趙三把扁擔壓在王婆腰間，“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漲，像是魚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圓起來，像發著電光……血從口腔直噴……”［8］89，然后被裝進了棺材里。［8］89但王婆從死亡邊緣又活了過來，其掙扎的身體描寫充滿了恐怖和瘋狂的氣息，表達著底層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絕望境地。農民鞭打不馴服的牲畜牛、馬、羊等，也打罵破壞了家什的不聽話的孩子，他們生活的核心就是生存，生存成為生活的全部。這種自然主義的寫實揭示了農民生活的悲慘狀態，即本質上他們過著非人的生活。此外，小說還敘寫了村莊因瘟疫而導致更多的村民的死亡——“亂墳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無人掩埋，野狗活躍在尸群里”［8］96，“野狗在遠的地方安然的嚼著碎骨發響”［8］99。這種種關于身體的極端情境的描寫，籠罩著恐怖與死亡威脅。

蕭紅不僅通過描寫身體的創痛來展現下層生存境遇，同時也深入表現人物遭受的身體傷痛對心靈和人格精神的影響?！渡缊觥分?，趙三原本是有著血性的農民，他參與了反抗地主的“鐮刀會”，但錯把小偷當成了地主的打手而導致失誤下獄，獄中遭受的傷害使他此后變得唯唯諾諾，身體的創傷直接影響了趙三的性格。［8］75二里半則是一個軟弱的農民，他在村里被其他人歧視，有時還被人毆打，身體上的劣勢與他性格軟弱是一體的?！渡缊觥返纳习氩棵枘∞r民生存的慘狀，恰是下半部農民因為家園被侵略和剝奪而自發反抗的因由；下半部中，因過去反抗地主而變得懦弱的趙三等農民在李青山的引導下，開始反抗侵入村莊殺戮的日本人。［8］112統觀全篇，不難看出，《生死場》對農民生存境遇的描寫和對農民反抗的勾勒，加之于身體的傷痛不僅是農民被壓迫和其悲慘命運的直接體現，更是其苦難的具體呈現，同時也是農民反抗的因由之一，這樣的表現不但切身，而且更加具體。

二、身體書寫與他者境遇

蕭紅對于底層生存困境的展現、身體傷痛的描摹是表現農民苦難不可忽視的部分，甚至可以說，這些苦難是從身體的傷痛開始的。身體的創傷體驗是蕭紅連接“他者經驗”的途徑，“我首先不是與一種表象或思想建立聯系，而是與會說話的主體，某種存在方式，與會說話的主體指向的‘世界’建立聯系。正如使他人的言語進入運動的意義意向不是一種明確的思想，而是某種需要被填補的空白。同樣，這種意向被我再現也不是我的思想活動，而是我自己的生存的一種同時變化，我的存在的一種轉變，我們生活在一個言語已經建立的世界中”［2］239。蕭紅自身的生存體驗使她得以進入和理解了農民“他者生存”的世界。

身體傷痛的敘寫既是蕭紅進入“他者”境遇的時刻，也是其自身反顧自我“他者”境遇的時刻。蕭紅雖然是一位現代女性，但她不同于丁玲等自我意識強烈的女作家，后者有家庭的支持和自我的成長使其獲得平等獨立的自我認知，而成為時代的新女性。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表現的對男性中心主義虛弱的本質的揭示與批判，表現出高傲自負的女性覺醒意識，這是一種精英的姿態和知識女性的精英立場。蕭紅并非如此，雖然她接受了現代教育，也渴望追求女性獨立，但她的女性身份帶給她的更多的是被壓抑的精神心理，她的知覺記憶更傾向于女性不自主的經驗——更切身的“身不由己”的女性“他者”身份感知。

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對存在進行了反思，重返個體的身體的存在維度，指出自我對身體的存在的感、知覺印象是思考存在本質必須的表征，即存在并非是純理性的超越思考，超越思考必須包含對“前存在”狀態的感知：“靈魂和身體的結合不是由兩種外在的東西——一個是客體，另一個是主體——之間的一種隨意決定來保證的，靈魂和身體的結合每時每刻都在存在的運動中實現。我們通過第一入口，生理學入口進入身體時在身體中發現的就是存在”［2］125。從蕭紅的成長經歷來說，她在幼年時期，除了祖父的關愛，本應該是至親的父母卻因為父親對她的女性身份的輕視，使她在幼年時處于被雙親忽視的生存狀態，個體人格的發展存在缺陷，家庭之愛的匱乏造成幼童的壓抑心理。從精神心理的角度來說，童年時期愛的缺失造成的孤獨恐懼使蕭紅對愛的渴望更加強烈，這種追求愛的補償心理在其人生經歷中格外突出。加之沒有和諧家庭的庇護，蕭紅沒能獲得精神的成長和成熟，因輕信愛情而逃離家庭，又被遺棄，陷入了生存困境，突如其來的身體創痛與精神痛苦，這是對正處在精神人格成長期的蕭紅的巨大打擊。在個體人格的成長關鍵時期，身體與精神心理均處在非常狀態，因而無法過渡到成熟人格，都折射出蕭紅因愛的匱乏而造成的創傷心理，對理想之父和溫情的渴望成為其永久的情結。

蕭紅在成長時期遭遇的自我“他者”的境遇，由身體的受限帶來的直接的痛感經驗，使她對人的生存境遇頗為敏感。因此，蕭紅格外注意從身體視角去描摹人物遭受的痛感，并從身體的痛感出發去描摹人物悲慘的生存境遇。這種表現方式在蕭紅作品中頗為常見，并構成了蕭紅寫作的突出特點?！逗籼m河傳》不乏對身體的摹寫。在小說開始時對呼蘭河這個小城整體生存文化氛圍的介紹中，蕭紅就以看似輕描淡寫的語氣談及賣豆芽的王寡婦的孩子被水淹死；染缸房的兩個年青學徒為了爭奪一個婦人，其中一個將另一個的頭按進染缸淹死；兩個伙計打架，打斷了拉磨的小驢的腿；造紙的房里邊，把一個私生子活活餓死了，等等。［9］13-15如果說這些是街頭傳言的故事，那么當敘事拉近到家族場景時，蕭紅記述了童年的不快與快樂，她在屋內捅窗紙玩時祖母在屋外用針尖戳她的手指［9］49；祖母葬禮時，懵懂的蕭紅獨自一人在后花園玩耍，雨中將巨大的缸帽頂在頭上喊叫祖父時，被父親一腳踢翻的細節［9］59-60；再到細致記述小團圓媳婦的婆婆，因為小團圓媳婦活潑好動而找來各種大神給她治病，甚至把她吊在梁上讓叔公公用棍子打，用燒紅的烙鐵烙她的腳心［9］91。蕭紅極為瑣細地描摹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折磨小團圓媳婦身體的各種方式，最后一次小團圓媳婦被婆婆請來的大神除病，在大缸里將滾燙的熱水從她頭上澆下去，即使昏迷過去也依然不被放過，又被澆了兩次熱水，昏睡了幾天后，大神又讓婆婆家燒了她的替身，說是她可以“出馬”了。小團圓媳婦在這樣種種荒誕的“治療”并夾雜著恐怖的表演后死了。［9］103-108又如，幼年的“我”看到快六十歲的有二伯被“我”三十多歲的父親打倒，站不起來，鼻子和嘴還留著血的場景，受此屈辱之后的有二伯常常晚上一個人自言自語［9］127-129；以及對馮歪嘴子一家遭遇的記述：流言蜚語，物質生存的貧困，加上周圍眾多好事者精神心理的討伐，使他們原本健康的生命力被無情吞噬——隱含作者用大量的筆墨記述了周圍人對王大姑娘婚前婚后評價的變化［9］144，反映了女性身體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爭奪場域，沒有經歷媒妁之言的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事實婚姻使王大姑娘喪失了傳統倫理視域中女性的存在價值，深刻地揭示出民眾愚昧的精神本質。

《呼蘭河傳》中這些經驗性的敘事使小說本身具有了心理溯源式的價值，同時由于其自傳性，使蕭紅不同于其他虛構性的身體書寫，童年經驗使其具有了情結性的審視和觀照。另外，由于這是蕭紅在居留香港時病中的寫作，也是蕭紅經歷了成長期身體創傷經驗的沉積后，在身患絕癥的感傷心理下的寫作，《呼蘭河傳》作為絕唱式的作品，又勾連著所有身體書寫的序列，因而又使這部小說具有了一種縱觀式的視角。成年的敘事主人公在理性地審視童年自我的經驗世界，那個混沌天真的童年自我的自在狀態與呼蘭河的氛圍是一體的。童年自在的“我”雖然對有二伯遭到父親毆打的場面感到恐怖，但對小團圓、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所遭遇的身體和精神的傷害是無知的，隱含作者的成年理性視角與童年經驗的無知之眼構成的對照性，更反襯出那無聲的傳統氛圍對“他者”精神虐殺的冷酷，以及對“他者”生存的殘酷景象的描摹，揭示了傳統道德倫理的荒謬。與此同時，《呼蘭河傳》中的成人視角又是經歷了創傷郁結的成年蕭紅對自我經驗的追溯和審視，重返“呼蘭河”以重構溫情與苦痛交織的“呼蘭河”的總體情境。

《呼蘭河傳》為蕭紅作品中所有的身體書寫提供了情結源起，同時又是蕭紅身體書寫的完成。因此，《呼蘭河傳》是蕭紅身體書寫的總結，一方面提供了蕭紅童年經驗的創傷性情結，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經驗的反顧，即雙親之愛的匱乏造成的人格缺陷，她對親情和愛情的渴望，對缺失之愛渴望的彌補心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沒有雙親之愛，溫和的祖父卻給予了幼年蕭紅愛的滋養，祖父在家族中也算是邊緣人，時常受到強勢的祖母和威嚴的父親的斥責，祖父對那些周圍窮人的憐憫及溫厚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蕭紅，使她超越了自己出身的階層；加之她逃離家庭后經歷的身心創傷，無助和無望的體驗更增加了她對下層悲慘境遇的理解和同情，而她對家族邊緣人的生存經驗的摹寫即是這種對“他者”立場的認同。

三、多重視野交織的鄉土書寫

身歷“他者”境遇的情境為蕭紅的寫作提供了獨特的表現力，身體書寫為其鄉土書寫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也成就了其多重視野交織的鄉土書寫?？傮w而言，蕭紅的鄉土文學作品融和了國民性批判的啟蒙視野、階級壓迫的無產階級革命視野，以及鄉村生存中呈現苦難的日常生活的視野。蕭紅從身體傷痛切入鄉村日常，從微觀的鄉村日常逐步拓展，或推演到表達苦難與壓迫下農民反抗，或者延伸至表現國難下的民眾國家意識的覺醒與反抗侵略的行動；從微觀到宏觀的表達，是民眾在場景與視野本身的延伸和拓展中發生發展的，而非意識形態概念的表達需要。身體書寫不僅豐富了鄉村日常生活的敘事內容，細膩和具體的日常細節展現了鄉村社會普遍而又平凡的生命狀態，一方面為蕭紅鄉土小說中階級壓迫敘事提供了根基，避免了階級斗爭敘事的漂浮感；另一方面，豐富的鄉村敘事也為啟蒙視野提供了宏闊的背景，更為她作品中的民族國家敘事鋪展了清晰的鄉土精神圖景。

蕭紅的創作中也不乏概念化的革命敘事作品，如《看風箏》中的革命者劉成｛10｝；《腿上的繃帶》中的革命者老齊，雖然受了輕微的槍傷，但更使他沮喪的是愛情的挫?。?1］。這些作品對革命的敘事顯然是浮于表面，人物是概念化的，而蕭紅那些描摹鄉村生活日常，表現鄉村人物命運的作品，則擺脫了這類概念化的痕跡。她的這類作品在精細的鄉村日常生活場景的展現中，勾勒出人物的行動與精神心理世界。

身體書寫是蕭紅作品中話語表達的場域，也是各種話語交匯的場所和空間。社會學家注重對社會控制和身體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西蒙·威廉姆斯在談到“身體的控制”時指出：“社會秩序問題最終取決于身體的順從與逾越的問題?！保?2］342父權制的傳統社會以禁欲管理的手段對社會成員的身體進行控制，弗蘭克指出：“‘身體’事實上是在由制度、話語和肉身組成的等邊三角形交叉點上形成的。在此，話語用來表示身體的可能性和局限的‘圖繪’，能為身體‘理解’自身提供‘標準’的框架。相反，制度是這些話語實踐發生的地點和語境。最后，‘肉身’性作為身體構成的第三個維度，指的是純粹的生理事實：一種肉身的、物質的身體”［12］357-358。蕭紅小說對人物命運的敘寫既建立在人物具體的身體遭遇上，又將筆觸延伸到制度和文化層面，揭示出深層的制度和文化對人物身體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身體書寫巧妙地勾連起各種敘述的網絡，這種敘述使蕭紅的敘事既不脫離具體日常的生存場景，又避免了空洞和概念化的宏大敘事，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敘事結構性。

對于蕭紅小說中的人物而言，身體是宏觀的民族國家意識和微觀的個人意志、行為影響的對象，是文化、歷史、現實滲透的對象，人物的命運正是在這多種話語邏輯的影響下行動發展的結果。身體或作為承受壓迫的被施為的客體，或作為直接反抗的施為主體，刻寫了人物命運的走向?！渡缊觥分?，麻面婆與二里半是性格懦弱、在村民群中被取笑和戲謔的對象，他們的身體刻寫著群體性中被施虐對象的性格特點和命運軌跡。王婆和趙三則作為具有反抗性的農民，在壓抑—反抗—再壓抑—再反抗中產生了堅決的反抗意志。至于金枝，則是以本能的生存邏輯行事的個體形象，她被欲望蠱惑，不得已只能與成業成婚，為了生存到城里找活干，遭受著都市人的冷眼和歧視，還面臨因為女性身份遭遇性別壓迫的現實，最后只能失望地回到村莊。癱瘓的月英成為男權社會中無用的物品的現實，使她成為丈夫的遺棄品，揭示出下層女性在父權制社會制度與性別壓迫下極端的為物的命運。如果說《生死場》上半部中的人物是依舊處在傳統禮教文化和宗法制下的支配性人物，那么王婆和趙三這二人的反抗者的行為也只是他們作為頑強生命意志的個體被壓抑的反抗，還未上升到意識覺醒的層面。

蕭紅細致地記述了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遭遇，這種遭遇是關乎身體以及與身體密切相關的，或者說，身體是感知覺和認知的出發點。這種身體遭遇的感知覺因素是人物解決和處置自身生存問題的直接動因，蕭紅描摹和記述了從感知覺到意識發展的完整過程。從感知覺到意識的形成是區分人物是否具有主體意識的標志?！渡缊觥分?，趙三曾經因地主增加地租而參加了村里的“鐮刀會”，但行動失誤使趙三性格大變，失去了反抗的斗志，地主有意圖地庇護也使趙三未覺醒的意識被延宕，直到村民蒙受國難，趙三的斗志才重被點燃。王婆具有頑強的生存意志，逃離曾經打她的第一任丈夫，經歷了幼兒的死亡的打擊，見慣了女性生育的痛苦甚至難產死亡的恐怖，但做了土匪的兒子被殺頭卻使她在悲恫中服毒自殺，在死亡邊緣掙扎，最后蘇醒。所有的苦難鑄就了王婆堅定的反抗意志，鼓勵女兒加入抗日隊伍，也支持趙三的反抗行動。日本人燒殺搶掠的侵略暴行使村里的寡婦也加入了反抗的隊伍中。一方面，這是村民為了保全自身生命的本能的反抗；另一方面，異族的凌虐、現實的苦難遭遇、身體可能遭遇的創傷與死亡的威脅，激發和喚醒了村民的國民意識和抗日意識。這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都是由身體的受難而激發精神意志的反抗。

身體書寫也是話語施展的場域，《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遭受了各種身體折磨，這是傳統社會文化場景中女性無身份的地位造成的被支配，甚至被傳統禮教虐殺的命運。馮歪嘴子一家的遭遇也是守舊和落后的傳統施之于“他者”命運的呈現。小團圓媳婦和王大姑娘由于不符合所謂傳統禮教的規約，被視為“他者”，遭受到以傳統禮教之名實施的懲戒。小團圓媳婦在其婆婆一次次的“治病”中身體受損，直到死去；王大姑娘則在眾人的指指點點中，從一個健壯爽朗的姑娘走向消瘦和枯萎。有二伯遭到父親的毆打，傳聞中的上吊和跳井最終沒有發生，但他每晚在屋里自言自語的行為，更突出了有二伯屈辱求生的狀態，作為破落戶的有二伯是周圍人眼中的“他者”?！逗籼m河傳》全篇記述的都是彌漫著濃郁傳統文化氛圍的呼蘭城的鄉土日常，人物的命運遂在這日常與脫軌之間展開，脫軌者的“他者”身份使他們首先在身體上被標志。例如，小團圓媳婦高出一般少女的身材和活潑的性格，王大姑娘不經媒妁之言就與馮歪嘴子同居之后，人們對她的外表的各種詆毀，有二伯穿的奇奇怪怪的衣服；進而他們遭受到更深的精神施虐，小團圓媳婦的瘋癲，有二伯自言自語的精神苦悶，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遭受的言語攻擊對他們精神和心理的傷害等。蕭紅從人物生存的感知覺出發，記述外界社會施之于人物的無形的打擊。蕭紅對這一過程進行了細致的敘寫，如記述小團圓媳婦、有二伯、王大姑娘的外貌和身體的變化。從氛圍營構到人物命運的勾勒，鄉村日常場景化的呈現不僅豐富了鄉土敘述的內涵，也顯示了蕭紅深層的啟蒙視角，正是這些日常的普遍的苦難，避免了對苦難的意識形態化地單一呈現。

需要說明的是，蕭紅的啟蒙視角偏重于對傳統宗法制度及禮教對個體生命——尤其是對那些“他者”精神虐殺和吞噬的一面，這些都是生活日常的悲劇，施虐者本身是禮教的被動接受者，也是蒙昧集體無意識的接受者，他們并非是有意識的施虐者，施虐者與受虐者實際上都是傳統道德禮教施為的對象。因此，蕭紅對傳統文化體制下“他者”境遇的表現是將所有人置于總體意識形態支配的格局下展開的，在傳統意識形態認同與否的標準上，對民眾中的“主體”與“他者”進行了分辨，由此完成了進一步表達不同民眾命運的目的。對民眾無意識精神層面的揭示是蕭紅對現代啟蒙話語的繼承和深化。

四、結語

綜上所述，蕭紅的女性視角是形成其小說敘事復雜性的重要因素。蕭紅本人的創傷經驗、女性性別身份的壓抑經驗，以及她經歷過的與被壓抑的他者——下層共同的被壓抑的、被支配的生存境遇，成就了她身體書寫的獨特視域。蕭紅從個人體驗走向存在感知的敏感領悟，正是知覺現象學中身體作為“物”“我”兩重的存在性，身體書寫的“物”之維度指向社會生存，“我”之維度指向作家主體的精神思想，對“物”之維度的經驗升華使她擺脫了精英知識分子作家寫作抽象理念敘事的弊病——敘事與人物經驗疏離，蕭紅的寫作進入了與被壓抑者和被支配者——他者的生活場域，也進入了他們切身的表達視域?！拔摇敝S度則由于身體書寫的參入，在層疊與交錯中擴展了小說的理性維度。

蕭紅從女性身體書寫介入和擴展了左翼文學表現的場域，形成了女性視角、啟蒙視角、階級畛域的多重融合，敘事的多維度提升了小說自身的復雜性，使小說文本具備了呈現的豐富性?？梢哉f，蕭紅的身體書寫豐富了小說的多重意識形態表達。更需要指出的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從女性文學發展史來看，蕭紅的身體書寫也為女性作家的寫作提供了可貴的啟示：20 世紀90 年代，“女性私人化”寫作作為女性身體書寫的新維度，試圖建構女性經驗的獨特維度，在審視和批判男權中心文化的同時，卻也陷入了將女性身體書寫狹隘化，以欲望呈現的方式消解了女性寫作的批判性，成為文化消費的景觀，滿足男性讀者窺視欲的尷尬境地；之后流行的“女性身體寫作”更是成為媚俗的商業消費的濫觴。蕭紅女性身體書寫的廣度和深度，其從身體創傷的視角表現苦難，從理性的視域深化發掘苦難的社會文化根源，這些都是極有借鑒意義的女性書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