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政策要點與實踐推進

孫濤，高慧

（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吉林長春 130024）

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是與傳統國際化模式相對的概念，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進程中產生的一種新模式。學界對在地國際化的定義尚未完全統一，大致可以分為廣義的在地國際化和狹義的在地國際化兩種。廣義的在地國際化可以涵括除跨境流動之外的一切提升學生國際化能力與素質的活動。譬如，日本學者西村政子等人將在地國際化概括為讓學生在大學校園中掌握全球化人才必備的能力和素質，從而替代海外留學的舉措。[1]狹義的在地國際化往往聚焦于國際化課程的建設，如目前國際上流傳較廣的是喬斯·貝倫（Jos Beelen）和埃爾斯佩思·瓊斯（Elspeth Jones）基于對既有概念的辨析提出的在地國際化定義：在國內學習環境下有意識地將國際性和跨文化維度整合進面向所有學生的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的過程。[2]鑒于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以留學生的接收和派出為中心[3]，課程與教育內容的國際化并非中心課題，本研究采用廣義的在地國際化概念。20世紀后期，國際化已經從高等教育事業的邊緣走向中心。[4]隨著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在地國際化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日益受到各界的關注。2018年歐洲“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lus Programme）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絕不僅僅意味著跨境流動——如果大學想要真正國際化，那么就必須從“在地”開始。[5]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暴發，使傳統的以跨境流動為主的國際化發展模式受到嚴峻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在地國際化進一步獲得高度關注和發展支持。盡管疫情的影響力在逐漸淡化，但在地國際化已然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可忽視的發展方向。日本自20世紀末便已開始在地國際化的相關研究和實踐探索，尤其是21 世紀以來日本高校在政府政策指引下開展了各具特色的實踐探索，極大地豐富了日本在地國際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

一、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發展背景

（一）財政緊縮與18 歲適齡人口的減少

日本自20 世紀末以來受到泡沫經濟和經濟長期不景氣的影響，財政收入減少。根據日本世界經濟數據手冊公布的數據，至 2022 年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約為546萬億日元，較2000年僅上漲13.2%。[6]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所背負的債務卻越來越沉重。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早在1997年便超過100%，達到104.97%，其后又呈現出持續上漲趨勢，至2022年已經高達260.08%，財政危機進一步加劇。[7]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財政緊縮政策，減少對高等教育的基礎性投資，轉而設置并提高競爭性資金的比重，這對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由于國際化程度是大學評價的重要指標，為獲得競爭性資金，大學必須提升自身的國際化水平。另一方面，基礎性資金的減少對依托大量資金支持、以跨境流動為主的國際化發展模式造成沉重打擊，高校逐漸將目光轉向花費較少的在地國際化發展模式。

少子老齡化問題也是阻礙日本發展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根據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日本18 歲人口自1992 年開始持續大幅度下降，2009—2018年呈現平移趨勢，2018年后再次呈現持續下降趨勢，預計到2040 年日本18 歲人口數量將下降至90萬人。[8]18歲人口的減少對高校的生源和經費帶來嚴重的影響。一方面，生源減少導致高校人才培養數量下降，為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吸引留學生留日就業成為大學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以私立大學為主，2018年文部科學省學校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私立大學數量已占全國大學總數的77.1%。[9]學費是日本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因此18歲人口的減少必將加劇大學間的生源競爭和財政危機。

（二）高等教育國際化與人才競爭的激化

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社會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需要加強教學、科研和人才流動等領域的國際化，充分利用國際優質教育資源來提升本國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水平。[10]因此，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培養全球化人才已經成為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地國際化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發展模式之一，21世紀以來尤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其重要性日益凸顯，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有學者指出，以“超越流動性的國際理解”“國際化的課程”“文化敏感的教學法”“人員的在地跨文化交流”為主要特征的在地國際化，將是世界各國全面實現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必然選擇。[11]

人才競爭的激化也是推動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背景因素。由于教育具有長期性的特征，培養全球化人才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但產業界發展迅速，對全球化人才的需求急速增長，逐漸呈現出全球化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各國人才跨境交流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主要模式，各國之間的人才競爭也愈發激烈。日本的經濟產業多以具有全球性質的服務業與制造業為主，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質人才需求較大，而國內受18歲人口減少的影響人才缺口較大，因此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吸引全球化人才的需求較為迫切。

（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與信息技術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應用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也對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使傳統的國際化發展模式——以跨境流動為核心的“國外國際化”受到強烈的沖擊，跨境流動難以進行甚至趨于停滯。在此背景下，各國紛紛探索新的國際化發展模式，在地國際化這一國際化發展模式受到廣泛關注。雖然在地國際化并非疫情暴發的產物，但是疫情的暴發極大地推動了在地國際化的發展，提升了在地國際化的重要性。日本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也受到全球疫情的沖擊，來日及日本留學海外學生的數量大幅下降，日本政府以及各高校逐漸將國際化發展的重心向在地國際化偏移。

第四次工業革命和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對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產業界對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需求使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更加復雜化、精深化，而同時入學學生的學力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各高等教育機構更加追求高效率的教育，其重要實現方法之一就是信息通信技術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活用。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及其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應用為在地國際化的發展拓寬了道路，推動在線課程、在線國際交流等國際化交流形式的進一步普及。2020年大學信息通信技術推進協議會的調查顯示，有73.7%的大學認識到信息通信技術活用于教育的重要性，并有62.6%的大學建立了引領全校信息通信技術活用于教育的推進組織。在信息通信技術活用效果方面，有78%的大學認為信息通信技術活用于高等教育領域取得了預料中的效果。但是，有76.8%的大學認為仍舊存在諸多阻礙信息通信技術活用發展的因素，尚待進一步的改革。[12]

二、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政策要點

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相對較多，但并未對在地國際化和跨境流動進行區分，在地國際化是日本國際化相關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外國留學生的接收、國際化課程的建設、教師國際化發展的推動、國際化支援體制的構建是符合廣義在地國際化概念且出現頻率最高也最具代表性的四個政策要點。

（一）接收外國留學生以提升學生多樣性

接收外國留學生一直是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中心課題。明治時期開始，日本便開始接收外國留學生，20世紀后期日本政府開始制定接收留學生的數值目標，并通過政府政策推動目標的達成。198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留學生10萬人計劃”，計劃至2000年接收10萬留學生，但由于種種原因，該計劃延后了3年才得以實現。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更進一步的“留學生30萬人計劃”，計劃于2020年接收30萬留學生。為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制定了五大國際化戰略: 一是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吸引國際學生留學日本；二是改進入學考試、學校招生和移民相關程序與規定，使留學日本更加便捷；三是推動大學的國際化，使大學更具吸引力；四是為國際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五是促進日本社會的國際化，使國際學生畢業后能夠留在日本。此外，為推動該計劃的實現，日本政府還出臺了“私立大學等改革綜合支援事業”、“國際化據點整備事業”（又稱“全球化30”）、“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世界頂尖國際研究中心建設等一系列政策以吸引外國留學生。此外，日本政府還將留學生數量作為衡量大學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將其列入大學自我評價以及第三方評價的評價項目中。因此各大學也在改革中積極推進外國留學生的接收，日本境內留學生的數量得以迅速增長。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截至2017年5月1日，日本境內留學生的數量超過30萬人，達到33.632萬人，“留學生30萬人計劃”得以提前實現。其后留學生的數量也處于高速增長中，如2018年較前年增長10.2%左右。[13]

然而，隨著現階段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趨勢的轉變和國際環境的變化，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的必要性進一步凸顯。2016年日本學者太田浩指出，如今高等教育正從增加留學生數量以推動國際化發展的時代，轉向在國際化的大學中聚集世界各國人才的時代。[14]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暴發推動了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的轉變，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衛生緊急狀態宣告結束，但是加強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已然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同樣，日本留學生數量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之后開始出現驟減趨勢，至2021年日本境內留學生數量下降至24.38萬人，較計劃達成之初的2017年下降27.5%，單純依賴增加留學生數量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模式受到嚴峻挑戰。[15]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地國際化的發展理念與方針也亟須調整。

（二）建設國際化課程以培養全球化人才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國之間的跨境交流與合作愈發頻繁，日本產業界強烈要求高等教育培養更多的全球化人才，在跨境流動學生有限的情況下，推進課程的國際化以培養全球化人才顯得尤為重要。日本政府將全球化人才所應具備的素質概括為：作為日本人的同一性、教養和專門性、包含語言能力的交流能力與協調性、創造新價值的能力、社會貢獻意識。[16]基于此，日本政府在國際化課程建設方面主要著力于英語授課的推行和跨文化課堂的建設。

其一，大力推行英語授課是日本政府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中建設國際化課程的重要措施。早在20世紀中葉，日本便開設了實施雙語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如1953年設立的國際基督教大學（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2000 年設立的亞洲太平洋大學（Asia-Pacific University）、2004 年設立的秋田國際教養大學（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等。此外，日本政府也通過政策積極促進英語授課的推行。2008年出臺的“留學生30萬人計劃”中提出要擴大實施英語授課的課程和僅用英語上課便可獲得學位的專業范圍。2009年，日本政府實施了“國際化據點整備事業”（“全球化30”），提出要構建英語授課等實施體制，要求大學在有國際競爭力的學部、大學院研究科中構建可以用英語進行課程學習并取得學位的體制，并在全球公開招募可以使用英語教授專業科目的人才、配置任期制外籍教師。2014年“全球化30”計劃結束后，日本政府又推出了“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選拔37所大學并將其分為旨在躋身世界大學排行榜前100位的頂尖型（A型）和旨在引領日本社會全球化發展的全球化引領型（B型），并要求其他大學緊跟37所示范校的步伐進行改革。在該計劃中，日本政府將實施英語授課科目的比例、僅用英語上課便可取得學位專業的在籍生比例設為評價大學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成果指標。該計劃取得顯著的成果，據統計，至2022年示范校中英語授課科目的數量較計劃實施之初增長近兩倍。[17]

其二，跨文化課堂建設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外籍留學生資源的利用和教學內容的國際化。日本在跨文化課堂的建設上起步較晚，學者太田浩指出，日本大學中與課程聯動的海外留學、培訓開發尚不充分，外國留學生數量增加對教育內容、課程的影響并不顯著。[18]2011年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提交了《面向全球化人才培養的提言》，其中“面向國際化的措施”與“面向培養世界領軍人才的措施”中提出三點促進課程內容國際化建設的意見。第一，開設由企業高層、實務人員講解全球化商業現狀的課程；第二，開設教授日本文化、歷史以及外國人如何看待日本的課程；第三，與海外大學合作實施交換留學以及雙學位項目。2014年“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中提出要打造日本學生與留學生共同上課的課堂。2019年“大學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提出要構建與美國、歐盟與亞洲各國的論壇式合作共建課程，并建立相應的質量保障體系。2021年，日本政府啟動“世界共修關系網推動大學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加速和世界開展項目”，以建立能夠促進多樣化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學生相互協作、相互促進的國際共修課程，推動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和國際通用性的提升?？傮w而言，日本政府正在逐步加強跨文化課堂的建設，但相關政策仍舊偏少。

（三）推動教師國際化發展以帶動學生與課程的國際化

教師作為教育活動的實施者，他們的國際化程度對推動學生與課程的國際化具有重要影響。此外，教職研究生院在全國范圍內的設立、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發展以及“社會5.0”時代的到來，對教師的國際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動教師的國際化發展。

其一，提升教師跨文化合作交流能力。一方面，培養教師外語能力一直是提升教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點。早在“留學生10萬人計劃”出臺時，該政策便提及教師外語能力的重要性，“留學生30萬人計劃”“全球化30”“全球化人才培養推進會議中間總結”等一系列全球化人才培養相關政策中均提及教師外語能力問題。2013年，《關于國立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中要求各國立大學長期配置兼具專業知識和語言能力的教職人員。2014年“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提出要擴大滿足外語能力基準的教師比例，推進教師的外語能力培訓等。另一方面，與海外高校合作進行教師培訓也是提升教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措施?！按髮W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中設立了培養東亞教師的國際研究生院項目（2016—2020年），促成東京學藝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爾教育大學合作共同培養具有教育課題應對能力、課程研究推進能力、實戰力和指導力、英語以及亞洲兩種語言運用能力的教師與管理人員，并共同承擔三所學?，F任教師的培訓。其具體實施政策包括開展國際研討會、共同培養年輕研究者和研究生、開發并共用短期項目、共創學分互換和研究生教育模式等。2019年日本政府修訂了《教育職員資格證法施行規則》，使教師在海外教育機構進行教育實習成為可能。但與提升外國教師比例相比，教師的海外留學經驗在政策中受重視程度較低。日本學者加藤真紀將其歸因于該群體規模較小和日本處于留學生接收過度狀態的現狀。[19]

其二，提升外國教師比例（含外籍教師和有海外留學經驗的日本教師）。日本政府自明治時期便制定了教師的海外派遣和接收外籍教師的推動政策。1982年出臺了《國公立大學外國教員任用法》，極大地推動了大學任用外國教師的熱潮。進入21世紀以來，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四期中期目標均涉及外國教師比例提升的問題。2014年“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及計劃結束后成立的大學國際化促進論壇、《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的全局設想》等均要求提升外國教師的比例，主要推動政策包括提升外國教師終身聘用比例、加強對外國教師家屬的支援、營造適宜外國教師工作的環境等。但是，日本大學中的外國教師比例提升速度緩慢且與歐美等國相比有較大的差距。根據文部科學省的統計，2017年外國教師僅有21,772人，占總體的5.7%。從國際上來看，斯坦福大學外國教師的比例高達47.7%，牛津大學為43.9%，哈佛大學也達到30.1%，均遠超日本高校。[20]可見，日本在提升大學外國教師的比例方面尚需進一步的改革推進。

（四）構建國際化支援體制以助力在地國際化發展

國際化支援體制的建設是促進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持續發展的保障。日本國際支援體制建設相關政策主要集中于強化對留學生的就業支援、國際質量保障體系構建、國際化環境整備等方面。

其一，為建設多元文化共生社會，日本政府強化對留學生的就業支援，積極推動留學生在日就業。而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調查，2017 年有65%的外國留學生有意愿在日本就業，但實際只有35%的留學生在日本就業。[21]在此背景下，加強對外國留學生的就業支援成為在地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課題?！傲魧W生30萬人計劃”中提出，推進留學生畢業后的社會接收，為此提出在大學內設置專門機構以強化對留學生的就業支援、促進企業方面的意識改革和接受體制的整備、推動居留資格的明確化和彈性化、加強對留學生關系網的維系和強化等措施。2016年修正的《日本再興戰略》還提出了要將留日就業的留學生比例從三成提升到五成的數值目標?！绊敿馊蚧髮W計劃”也強調要加強留學生支援體制的建設，通過資料、通知的英文化服務支持留學生在日本就業。此外，“培養全球化社會肩負我國未來的人才”“私立大學等改革綜合支援事業”“大學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等一系列的政策項目中均涉及強化留學生支援體制建設的相關內容，主要包括在日本就業活動開始前的準備，包括宣傳與相關資料的英文化、商務日語能力培訓、使用網絡進行線上求職的培訓等；求職過程中的支援，包括召開企業說明會、校友經驗會、應聘文件制作相關培訓等；居留資格的變更，包括明確可在日本就業的職業種類、居留資格時間的彈性化等。這些措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有效地推動了留日就業留學生比例的增長。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統計，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在日就業的外國留學生數量一直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2019年在日本就業的外國留學生比例為36.9%，較2018年增長1.8%，雖然2020年受全球疫情沖擊下降至31.1%，但是2021年又上升至37.7%，不僅得到了恢復，而且較疫情前有所提升。[22]

其二，國際質量保障體系構建和國際化環境整備也是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體制構建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建設多元文化社會的重要保障。有關國際質量保障體系構建的具體實施政策，主要集中在與大學質量保障相關的國際信息網建設方面，如收集國外高校教育研究等方面的信息和向國際社會公示本國高校相關的信息、建立發揮交流窗口功能的門戶網站等。國際化環境整備也是國際化支援體制的重要部分，為吸引留學生來日和推動留學生在日就業創造環境條件。國際化環境整備主要包括留學生宿舍等基礎設施的整備，按英語能力分班和小班教學等課程建設，入學時間彈性化，相關資料以及網站的英文化或多語種化等接收體制的整備。

三、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的實踐推進：以六所典型高校為例

日本關于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的相關政策僅是在大方向上作了規定，并未在具體實施細則上作出強制要求，而是鼓勵各大學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富有自身特色的在地國際化發展措施。在地國際化不存在標準化模型，它完全取決于各個機構及其性質與背景，每一所大學都以自己的方式概念化 “在地國際化”。[23]日本高校也在政策指引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獨具特色的在地國際化實踐。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作為“留學生10萬人計劃”“留學生30萬人計劃”“頂尖全球化大學計劃”“大學的世界展開力強化事業”等多個項目的入選校，其改革具有代表性和先導性。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是日本國內頂尖的私立大學，且均為多項國際化推進計劃的采用校，其在地國際化實踐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治學院大學和東京外國語大學是有別于上述大規模大學的小規模地方院校，且分別為日本國內位列前茅的私立大學和國立大學。因此，本研究選取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三所國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明治學院大學三所私立大學為例，分析其在地國際化發展的實踐特點與效果。

（一）日本高校在地國際化的實踐特點

結合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政策要點和六所高校的具體實踐來看，各高?；臼窃谌毡菊呦薅ǖ目蚣苤?，結合本校實際情況和特色制定在地國際化發展戰略，謀求系統的在地國際化發展。政策要點中涉及的交換留學項目、英語授課、跨文化課堂、外語教師比例、教師海外進修、留學生的就業及生活支援等均是各大學實踐推進中的重點。根據各高校在地國際化的實踐推進措施來看，目前日本高校在地國際化發展的實踐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高校的在地國際化具體推進措施呈現出一定的共性。首先，在接收外國留學生方面，各高校均主要依靠與海外合作校的各種交流合作項目促進外國留學生來日。其次，在國際化課程建設方面，各高校均將推進英語授課、增加可憑英語上課獲得學位的學科數量以及建設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的課程視為國際化課程建設的重點發展方向。各高校均設立了專門的部門或項目推進課程國際化建設，如東京大學構建國際性教育體制的嘗試、京都大學設立的國際交流課、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國際教養項目、慶應義塾大學設立的全球化本部、早稻田大學建立的全球教育中心、明治學院大學設立的“疫情下在線交流項目”。再次，在教師國際化發展方面，日本高校將與海外合作校協作進行教師培訓和促進教師間的交流作為推進教師國際化的重要手段。最后，在國際化支援體制方面，各高校均實現了網站和部分資料的英文化，并建立了專門的國際化推進部門，為留學生提供生活、就業、經濟、學習等全方位的支援。如東京大學實現資料和網站的多語種化；京都大學推出“京王伙伴計劃”；東京外國語大學建立留學生日語教育中心；慶應義塾大學建立國際交流中心與日語·日本文化教育中心，并推出“慶應伙伴項目”；明治學院大學也推出學生伙伴制度和國際學生宿舍項目。

其二，高校的在地國際化發展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首先，從整體發展情況來看，東京大學等頂尖國立大學往往采取多舉措并行的戰略，在各個方面均采取了較為豐富多樣的舉措，沒有明顯的重點；而私立大學以及小規模國立大學往往傾向于集中發展某一個方面，如東京外國語大學專注于發揮自身外語教育為主的學科特色，積極推進學部課程的國際化、多元文化環境的構建和日語教育的發展。其次，在發展方式上，不同類型大學之間存在著較明顯的差異。相較于國立大學，私立大學似乎更愿意制定并宣傳其國際化發展的數值目標。如早稻田大學提出接收留學生1萬人計劃，明治學院大學也在官網上公布并宣傳其接收留學生的數值目標。最后，各高校之間的實踐效果均存在著較大差距。在地國際化支援體制構建方面，東京大學等頂尖國立大學實現了網站和部分資料的多語種化，其他大學則僅停留于網站和資料的英文化。在接收外國留學生和外籍教師方面則因合作校的數量差距而導致發展程度不同，如慶應義塾大學合作校高達340所，京都大學合作校也有182所，而明治學院大學僅有80所。在國際化課程建設方面，各高校英語學位項目數量等存在較大差距，如東京大學開設了24個英語學位項目[24]，而早稻田大學僅開設了6 個英語學位項目[25]。

其三，日本高校的在地國際化發展重心正逐漸向國際化課程建設和國際化支援體制構建偏移。在國際化課程建設方面，充分利用留學生資源（各種交流小組、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共同上課），培養學生的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這是國際化課程建設的主要方式和實現目標；在國際化支援體制構建方面，為留學生提供生活、就業、經濟、學習等全方位的支援以吸引留學生來日和推動留學生留日就業，這是國際化支援體制構建的主要目的和發展方向。

（二）日本高校在地國際化的實踐效果

從實踐結果來看，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明治學院大學等六所高校所采取的在地國際化推進措施均取得了積極進展，實施成效較為顯著。

其一，高校留學生數量及其占全校學生的比例皆有較大幅度增長。東京大學2022 年接收的留學生數量達5047 人，較2004 年增長137%，本科生中外國留學生占全校學生的比率僅為4.6%，研究生中外國留學生的比例達32.3%，較2009年提升15.1%。[26]2022年，京都大學共接收留學生約2800人，在全校學生中占比為12.4%。[27]東京外國語大學2022年外國留學生占全校學生的比例達到14.3% 。[28]慶應義塾大學2022年11月共接收來自82個國家或地區的留學生2082 人，占全校學生數的6.2%左右。[29]早稻田大學接收的外國留學生數量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處于持續增長趨勢，2019年達到峰值8350人，在全校學生中占比為16.1%，疫情暴發后留學生人數持續下降，2021年下降至6579人，占全校學生的13.1% 。[30]明治學院大學2018年提出至2025年接收留學生600名的數值目標，但由于受到疫情暴發的影響，不得不重新調整目標。至2019年共接收了354名留學生，較計劃實施之初有顯著提升，但至2022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明治學院大學接收留學生的數量大幅下降至218人。[31]

其二，高校中外國教師比例獲得顯著提升，留學生留日就業也取得積極進展。隨著在地國際化的深入推進，六所高校外國教師占高校教師總數的比例大多達到6%以上，超過日本所有大學中外國教師占全校教師的比例。東京大學外國教師占全校教師的比例約為6.6% ；[32]京都大學至2023年有外國教職員工450名，占全校教職工的6% ；[33]2021年，明治學院大學教職工中，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教師約占20%，有海外研究經歷的教師將近半數。[34]與此同時，留學生留日就業也取得一定成效。如2021年慶應義塾大學504 名外國留學畢業生中有24.8%的人選擇留日就業。[35]

其三，高校開設了各類特色教育項目，課程國際化建設得到大力推進。自2015年起，京都大學在10 個研究科開設了可通過日語以外的語言上課并獲得學位的“接收本科生、研究生的特色留學生專業”，以及面向交流協定校交換生提供的“留學生短期接收項目”；慶應義塾大學開設了941門英語授課課程、23個可以僅憑英語上課獲得學位的專業、31個與海外大學共同開發的雙學位項目等，有效地推進了課程的國際化進程；[36]早稻田大學建立了全球教育中心，提出了特色教育計劃，該計劃通過提供補充學生本科院系（專業領域）課程來實現綜合學習，并通過與國內外多所大學合作推出的聯合督導計劃，保障和提升課程的國際化水平；東京外國語大學啟動了與國內外大學合作共建的全球化人才培養項目、多元文化共生科目群等多個項目，通過建設高度國際化的課程以培養全球化人才；明治學院大學明確提出要將以往以留學生為中心的國際化發展模式轉變為以國際化課程建設為中心的新模式，以教養教育中心和社會學部為中心，從多元文化共生視點出發進行多樣化的課程建設和人才培養。

其四，高校積極開拓海外合作校，并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東京大學與海外559個高等教育機構締結了1634個合作交流項目；[37]京都大學2023 年5 月與55 個國家或地區的182 所大學締結了學術交流協定，與中國臺灣大學等5所大學結成戰略性國際伙伴關系；[38]東京外國語大學2022 年共與71 個國家或地區的236個高等教育機構締結了國際合作交流協定校關系；[39]慶應義塾大學在國際上廣泛發展合作校，與82個國家或地區的340個海外高等教育機構締結了合作關系；[40]早稻田大學2022年共與87 個國家或地區的589 個高等教育機構締結了合作關系；[41]明治學院大學2018年提出至2025年建立83所合作校的目標，至2019年，明治學院大學共與80所大學達成合作關系，在合作校方面基本實現了目標。[42]

綜合以上，在政府國際化促進政策的推動下，日本高校積極采取各具特色的措施并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效，但是院校之間發展差異較大，留學生比重、外籍教師比重以及課程的國際化程度等數值化指標仍較西方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譬如，2021—2022年哈佛大學留學生占比為24.9%[43]；2022 年牛津大學留學生占比達46%[44]，教師中外籍教師占比達48%[45]，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尚需進一步的推進。此外，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模式也在發生轉變。雖然接收留學生仍然是日本高校在地國際化發展的主要政策指向，但是在地國際化發展的重心正逐漸向國際化課程和多元文化環境建設偏移，未來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發展將更加重視留學生資源的利用和國際化課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