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聚合、協商賦權與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
——基于長興縣H村的個案研究

帥 佳 于秋穎 王 堯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在市場化不斷推進和現代化持續轉型過程中,鄉村社會治理內容遠遠超過了傳統鄉村的治理事務范圍,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多元化和利益沖突復雜化越來越明顯。(1)黃濤,吳軍.鄉村治理的利益考察:理論溯源與路徑選擇[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05):184—191.這些紛繁復雜的鄉村社會發展難題,很難由單獨組織或個體來處理好,而基層政府、工商企業、社會組織、當地村民等多元主體構成的利益相關者相互配合、共同參與,方有可能促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發展。(2)潘家恩.回嵌鄉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建設[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126.就此而言,共同體重塑是鄉村治理的前置變量。那么,如何消解和避免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沖突張力,促進多元力量在鄉村場域之中進行有效協商,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顯得至關重要。

長期以來,這些議題都為學術界所關注。已有研究認為,共同體理念提供了一個探索鄉村治理權力與治理主體相聯結的整體性視角(3)王敬堯,董詩藝.尋找團結:重建鄉村共同體的現實邏輯[J].社會主義研究,2022(06):114—121.,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本身就具有共同體結構(4)具體參見劉玉照.村落共同體、基層市場共同體與基層生產共同體——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及其變遷[J].社會科學戰線,2002(05):193—205;毛丹.村落共同體的當代命運:四個觀察維度[J].社會學研究,2010(01):1—33+243;徐勇.祖賦人權:源于血緣理性的本體建構原則[J].中國社會科學,2018(01):114—135+206—207.。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而結成的村落是分析中國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并將“差序格局”用以解釋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結構。(5)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52.還有一些學者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討中國鄉村共同體的變遷,比如,封建社會時期的“自然共同體”,人民公社時期的“政治共同體”,改革開放以來的“利益共同體”等等。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鄉村共同體逐漸萎縮,鄉村社會呈現出“原子化狀態”,導致“共同體困境”。(6)陳榮卓,車一頔.利益聚合與行動協同:新時代鄉村治理共同體何以建構?——來自武漢市星光村的經驗觀察[J].中國行政管理,2022(10):65—73.某種意義來說,這種“共同體困境”根源于鄉村社會利益的極大分化。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后稅費時代資本下鄉和項目下鄉日益頻繁,使得鄉村治理淪為“利益治理”(7)李祖佩,杜嬌.分配型協商民主:“項目進村”中村級民主的實踐邏輯及其解釋[J].中國行政管理,2018(03):76—84.,這些治理實踐涉及到工商資本的利益化運作(8)焦長權,周飛舟.“資本下鄉”與村莊的再造[J].中國社會科學,2016(01):100—116.、政府與資本的互動關系(9)周飛舟,王紹琛.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5(01):66—83+203.、村民權益保護(10)楊雪鋒.資本下鄉:為農增利還是與農爭利?——基于浙江嵊州S村調查[J].公共行政評論,2017(02):67—84+194.以及資源壟斷與分利秩序等(11)陳鋒.分利秩序與基層治理內卷化:資源輸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邏輯[J].社會,2015(03):95—120.,利益博弈邏輯構成了鄉村社會治理各個主體的重要行為機制,不同的利益訴求可能會引發差異化的利益沖突、博弈和聯結形態。(12)鄒農儉.農村稅費改革:國家·鄉村集體·農民的利益博弈[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05):105—110.并且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各個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再局限于純粹經濟利益的關系范疇,而是包含著政治利益、社會利益、文化利益等諸多因素在內的系統概念。(13)黃濤,吳軍.鄉村治理的利益考察:理論溯源與路徑選擇[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05):184—191.協商治理無疑成為協調鄉村多元利益、促進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方式。(14)趙曉峰.鄉村振興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基于理論資源、隱形陷阱與現實路徑的思考[J].社會科學輯刊,2023(02):104—111.有的學者強調協商治理是作為鄉村共同體建設的一種制度或技術,賦予各個主體圍繞鄉村發展進行討論的話語權,把平等原則融入現實中(15)楊弘,郭雨佳.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的困境與對策——以農村一事一議制度完善為視角[J].政治學研究,2015(06):20—27.,改變傳統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村民純粹作為受眾的場景局限(16)黃君錄.協商民主的地方治理模式及其內生機制——基于村民自治地方經驗的四種模式[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69—77+158.,在制度化的協商程序與規則之中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17)[美]詹姆士·費什金.傾聽民意:協商民主與公眾咨詢[M].孫濤,何建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8.還有學者側重關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過程難以脫離鄉村自身風土人情、禮俗習慣而構成的非正式制度,從非正式制度資源中尋找鄉村協商治理的密鑰(18)具體參見[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4:34;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57;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韓森.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M].魯西奇,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39;黨國英.非正式制度與社會沖突[J].中國農村觀察,2001(02):54—64+81;蕭公權.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103.,特別是精英權威在協商過程中凝聚親情和鄉情,引領推動鄉村治理的公共性再生產。(19)盧志朋,陳新.鄉賢理事會:鄉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以廣東云浮、浙江德清為例的比較分析[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8(02):96—102.

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對鄉村社會場域之中的治理協商機制、利益結構和共同體構建的理論意蘊、類型差異、建構路徑等諸多命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分析,較好地拓展了相關理論研究。但已有文獻一定程度忽略了正式制度邏輯與非正式制度邏輯的利益兼容互動問題,較少從利益聚合和協商賦權雙重維度思考當代中國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議題。實質上,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不斷回應國家、社會、市場等多方主體需求的動態的、富有彈性的和可持續的發展過程,需要在利益博弈和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加以鞏固。因此,本文以H村為個案,從鄉村治理共同體的視角界定鄉村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并分析鄉村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及其之間關系演化而呈現的行為邏輯,思考鄉村發展中利益主體的沖突是什么,以及各主體如何實現協商賦權與利益聚合的雙向嵌入,從而建立一個良好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來促進鄉村社會共同體建設的良性發展。

二、利益聚合與協商賦權:一個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的分析框架

鄉村治理共同體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共識的聯合體,具有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參與的主體性特征,表現為多元主體間對話、競爭、妥協、合作最后采取集體行動的過程。通常情況下,鄉村治理共同體作為一種結果而呈現,既與鄉村社會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個體利益以及鄉村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又需要通過靈活有效的協商方式表達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并避免利益博弈和沖突。換言之,共同利益和協商方式是鄉村治理共同體得以實現的核心要素。

利益聚合構成了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凝聚器。作為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在基層落地實施的一項重要抓手,鄉村振興的內涵涉及到鄉村治理的政治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經濟社會發展、文化變革傳承、公共秩序維護等各個方面。在這項偉大事業的推進過程中,不僅有各級黨委政府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也有不同類型工商資本的深層次介入,更有廣大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的積極參與,必然是一個多元利益主體反復博弈的動態發展過程,其目標實現的可持續性更是有賴于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協調程度和行為協作方式。(20)葉興慶.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J].改革,2018(01):65—73.為了解決和協調各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多主體間必須進行互動、溝通和協調,以推動各自利益目標的達成。因此,需要分析鄉村治理共同體等制度安排和政策執行過程中各利益關系的形成以及利益博弈過程,通過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傳遞機制,將鄉村社會中分散的、多元的利益訴求加以整合歸納并反饋至政治系統之中,實現以鄉村整體利益為取向的利益整合銜接。具體而言,在鄉村社會治理場域之中,基層政府在項目政策執行和資源分配中扮演關鍵角色,既有作為元治理者維護鄉村公共利益的社會責任,又有壓力型體制下政績考核的核心利益訴求。盡管保障村民的利益最大化與追求政績并無根本沖突,但二者存在優先級的差別。(21)唐煜金,唐重振.“權力—利益”視閾下的鄉村產業治理邏輯——基于L村羅漢果產業開發的個案考察[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06):96—110.作為鄉村產業發展建設的主體,工商企業參與鄉村產業項目的承辦與經營,主要追求長期穩定的產業經營性收益,這是其利益訴求的核心目標。鄉村居民是各級政府制定鄉村產業政策的主要受眾,無論是“項目進村”還是“項目下鄉”,基層政府和工商企業只有得到鄉村居民的認同,才能有效調動各類鄉村社會資源。但鄉村居民的利益訴求既具有實現可能性,又存在保障困難。在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考量下,鄉村居民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鄉村治理,以期實現生產資料、勞動力等要素的增值,從而滿足自身訴求。如何對這些不同主體的利益進行有效聚合,這構成了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必須直面的難題。

協商賦權形成了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工具箱。鄉村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網絡結構系統,在這個復雜的網絡結構之中分散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各類治理要素,鏈接著多元化主體之間紛繁復雜的互動關系。(22)陳宇軒,章順.數字鄉村治理的系統集成改革及其風險規避[J].浙江社會科學,2023(05):92—97+155.也就是說,鄉村治理的協商結構并不是指協商主體的簡單相加,而是各個鄉村治理主體圍繞特定的公共事務目標而形成的制度化和系統化的協商關系組合,是一個從回應到落實再到問責的全過程的系統化再造。實現鄉村協商治理的前提是向不同治理主體進行有效賦權,能夠讓各個行為主體依托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在制度化的協商程序與規則之中自由地表達意見,發揮主觀能動性,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特別是協商賦權機制如何激活鄉村治理共同體的運行程序,嵌入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過程之中,共同推動協商機制賦權鄉村治理。故而,在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利益博弈形式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選舉、上訪、對峙、抗爭等工具,而是拓展到鄉村生活處處存在的協商治理之中,這對促進當代中國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具有深遠影響。

由此可見,利益聚合和協商賦權兩大要素共同構成了鄉村共同體建設的邏輯起點。面對鄉村治理的利益沖突博弈動態的、流動的、鮮活的案例事件和靜態的“戶主大會”等協商賦權的正式制度產生的結構性影響,以及基層政府、村兩委、村民、市場組織等利益相關者之間非正式互動和協商回應,為了更加簡明地解釋現代化轉型進程中鄉村共同體建設的不同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本文試圖建立一個“利益聚合—協商賦權”的鄉村治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所選的案例。

三、案例呈現:鄉村多元主體的利益博弈、協商賦權與共同體生產

本文選取長興縣H村作為研究個案,將其放入“利益聚合—協商賦權”的分析框架內,重點考察和描述H村發展過程中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博弈和聯結的生動故事,以及介紹H村“戶主大會”協商賦權這種創新機制的具體做法,進而對鄉村共同體建設的個案展開開放性的學理分析。為了深入了解鄉村治理場景中多元主體的動機、行為和互動結果,本文采用集體訪談和個別訪談的方式,訪談對象包括所選案例地區的工商企業、政府部門、村莊集體組織、農民和村干部等利益相關方。同時,筆者還對包括村落自然條件、歷史沿革、經濟狀況、社會發展等村莊形態與實態進行細致調查。

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M鎮H村,地處蘇浙兩省交界,區域面積為10.2平方公里,下轄4個自然村,分別是Z自然村、L自然村、Q自然村、J自然村,共有985戶農戶,總人口達到3020人。1958年,H村創辦了第一家材料廠,隨后陸陸續續創辦了五金廠、木材廠等10多家隊辦企業。改革開放之后,H村各村創辦了金屬冶煉廠、服裝廠等20多家村辦企業,帶動了村集體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1986年,H村誕生了M鎮第一家蓄電池廠。與之相應的,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也加劇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隨著落后產能的轉型升級和環境整治行動的廣泛開展,H村陸陸續續整頓或關閉了大量污染嚴重的小廠,政企、村企之間的利益博弈更加復雜。對此,H村創新實施“戶主(村民)大會”制度,調動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和產業發展,使戶主大會成為基層政府、村民和工商企業協商合作的治理平臺,逐步向良序的鄉村治理共同體發展?？傮w來看,H村的發展并非是一帆風順,基層政府、村民和工商企業多元主體產生利益沖突,進行利益博弈,最終通過有效的協商賦權實現鄉村利益聚合而獲得跨越式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鄉村多元主體利益沖突博弈、戶主大會協商賦權促進利益聚合、鄉村利益主體關系聯結與共同體生產三個階段。

(一)鄉村多元主體的利益博弈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化轉型和城鎮化建設驅動下,H村從一個環境污染嚴重的低小散工業村發展為新能源產業為主導的現代化新農村,在不同階段面臨著環境污染產生利益沖突和村企共建催生利益博弈。

1958年,H村創辦了第一家材料廠,隨后陸陸續續創辦了五金廠、木材廠等10多家隊辦企業。改革開放之后,H村創辦了金屬冶煉廠、服裝廠等20多家村辦企業,帶動了村集體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1986年,H村誕生了所在鄉鎮第一家蓄電池廠。隨著H村經濟社會快速增長和村民財富顯著提高,周邊環境污染也日益嚴重,附近河道積聚大量污染物,居住的生存環境逐漸惡化。村民們開始關心環境問題,特別是耐火材料廠和石礦廠的環境破壞行為更是加劇了當地村民與企業之間的矛盾,H村發生了兩起村民集體堵路事件,導致企業被迫停工。當地政府曾試圖通過調解來解決矛盾,但調解未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果,導致三方陷入了僵局。H村一位退休村干部提到:“當時村民堵路,主要不滿該工廠工作產生噪音、污染水源等問題。我們村委站在中間,兩頭都很難辦,一方面村里要靠這些廠發展經濟,不能把這些廠一關了之,另一方面還不能讓這些廠污染村民的生活環境,危害村民身體健康?！?/p>

直到2005年,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引下,長興縣大力推進環境整治行動,對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企業提升改造、搬遷或關停并轉,發展綠色新型能源產業。在相關部門執法下,H村也陸續整頓和關閉了污染嚴重的小廠。但在此過程中,部分工廠表面進行整頓,暗地里仍進行生產經營,導致基層政府與小微企業之間存在利益博弈。同時,部分村民時不時舉報工廠排污問題,另一部分村民則因依賴工廠的就業機會和收入而堅持保留工廠,各行為主體之間出現了利益分化和行動差異。加上2008年H村和周邊較小的Z村、Q村、J村三個自然村合并為新的行政村H村,各個自然村之間集體經濟差異大,除H村之外的3個村都是負債累累,廣泛存在因集體經濟財產分配而導致的糾紛,各個自然村都希望財政資金用于修建本轄區道路,讓企業落戶到本村,帶動經濟發展和村民就業。

(二)戶主大會協商賦權促進利益聚合

面對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和矛盾糾紛,H村進行了村委換屆,T新能源集團董事長Z當選H村黨總支書記,并逐步創新召開“戶主(村民)大會”制度,采取規范模式的“4+X”方式,包括“述職述廉”“接受評議”“表揚先進”和“宣講政策”,以及自選動作,建立村級組織、村民和工商企業之間的互動橋梁,以廣泛收集民意、集中智慧,調動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和產業發展。在戶主大會期間,各利益相關方圍繞共識進行協商,以實現利益的平衡與整合,決策結果經過村兩委、鄉村居民、工商企業等各方利益的綜合考量而得出。

起初,H村支書Z在戶主大會議事流程中提出T集團與H村開展村企共建合作的計劃,試圖以T集團為龍頭撬動配套產業發展。在T集團的引領下,H村共發展了30多家企業,涵蓋毛竹深加工、建筑服務、五金制造等方面,僅T集團一家企業就解決了包括H村在內的4000多人就業問題。H村大多數村民都在T集團或配套企業工作,約1000多名村民成為T集團電池銷售的主力軍,并有近1000人從事電池修理等配套服務工作,為T集團提供包裝等服務。H村村民在訪談中說道:“我們一家子基本上都在T集團工作,我在T集團廠里做包裝工,離家也近,回家方便。兒子比較能干,之前是在他們公司做電池銷售的,現在自己在市里開了一家電瓶車專賣店,還賣他們公司電池,生意還不錯。女兒讀過大學,畢業回來了就去那當財務了,一個月工資有好幾千?！盩集團及其配套工廠的發展還帶動了一大批鄉賢開展新能源配套服務產業,推動H村產業發展和村民致富。

此外,戶主大會多次提出喚醒鄉土情結的系列措施,邀請鄉賢參加戶主大會,為村莊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資源,鼓勵外出工作的優秀年輕人返鄉創業就業,引導村民參與到本村產業發展之中。自2019年以來,H村與T集團緊密合作,依托戶主大會連續舉辦了三屆新鄉賢大會,通過這一平臺共籌集了近2000萬元捐款,用于全村經濟社會發展。這筆資金進一步深化新鄉賢帶富工程,全面推進H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在2021年召開的戶主大會上,H村進一步成立了三家“強村公司”,這些公司涉足投資、文旅開發和建設發展等領域,村民成為“強村公司”的股東,可以將閑置資金投入其中,用于發展綠色工業、休閑農業等特色產業,延長富民產業鏈,共享鄉村發展紅利。為了平衡不同自然村之間的利益分配,“強村公司”由每個自然村選出一名代表作為合伙人,引入現代股權基金模式。這些“強村公司”旨在推動鄉村經濟的發展,為當地村莊帶來更多的投資機會和發展項目。這種舉措有助于促進農村地區的經濟多元化,提升村莊的整體發展水平。

(三)鄉村利益主體關系聯結與共同體生產

在這種情況下,各行為主體之間更多地呈現出基于各自擁有的資源的互補式合作關系,形成了緊密的關系聯結,各方通過資源的互補和合作來實現共同的目標。就利益關系而言,H村從傳統農業村轉變為工業密集型農村,通過村企合作做大利益“蛋糕”,既給當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獲利機會,也為村集體發展產業貢獻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生產資料。其中,血緣關系、宗族觀念和習俗文化等傳統因素會對企業發展帶來挑戰,企業會面臨著這些地方性知識所帶來的風險,需要在“政府—企業—村莊”三角關系中做出選擇來降低鄉村外部環境對其經營活動的影響。在H村,H村支書、T集團董事長Z作為村企聯結的代表,使得鄉村利益主體與企業利益主體逐漸融合,使得村企合作社逐步成為傳統社會資源優勢的關鍵節點。近年來,H村加大與T集團深度合作,進一步釋放村企共建的效能,建設鄉村振興館、文化大禮堂、民宿村居、共富工坊等多項便民富民工程,形成以新能源高端制造為龍頭,配套服務產業協調發展,農旅經濟等第三產業有效銜接的特色綠色產業體系,截至2022年,H村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約885.48萬元,人均年收入達到15萬元,開辟一條產業強、生態優、百姓富的發展道路,使得各個利益主體普遍受益。

與之相應,戶主大會也為尋求共同的利益基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確立有效的決策溝通機制提供了協商治理載體,促進“政—村—企—民”等鄉村利益主體之間形成了緊密的關系聯結,讓基層政府、村集體、鄉村村民和工商企業在鄉村治理和產業發展實現鄉村社會共治、產業共建、利益共享。(23)賀雪峰,譚林麗.內生性利益密集型農村地區的治理——以東南H鎮調查為例[J].政治學研究,2015(03):67—79.隨著T集團產業項目及配套產業在H村所在縣城落地,基層政府、企業與村莊也實現了實質性的合作,通過整合雙方的資源和力量,共同應對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面臨的資源匱乏困境,H村和T集團多次獲得基層政府新能源項目下鄉的財政補貼和政策支持,形成相對穩定的利益關系網絡,逐步產生了鄉村發展共同體。(24)呂鵬,傅凡.資本的有機嵌入——以某農業產業扶貧項目為關鍵個案[J].學術月刊,2022(07):138—148.

H村發展演變的案例,既有激烈的利益沖突表征,也有“戶主大會”協商機制的創新探索,這對于實現多元主體之間利益聚合以達到共同體建設的目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盡管多方利益并非完全契合的,甚至存在利益沖突和博弈,但H村依托戶主大會制度安排,將村民議事、協商民主的協商機制運作嵌入基層治理體系之中,賦予基層政府、鄉村居民和工商企業等行為主體的利益聯結關系,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再生產。

四、利益聚合與協商賦權: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的機理分析

通過考察H村鄉村發展過程中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及其之間的關系演化呈現的行為邏輯,筆者認為,H村鄉村各主體有效實現協商賦權與利益聚合的雙向嵌入,推動鄉村社會共同體建設的良性發展,內含著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的核心機制與過程機理,即鄉村精英的人格化形塑機制、倫理規范的標識性感召機制和協商平臺的制度化嵌入機制。

(一)鄉村精英的人格化形塑機制

鄉村社會的權威塑造,不僅需要構建結構化的組織基礎和符號體系,更需要充分發揮“人”的能動作用。(25)王浦劬,湯彬.基層黨組織治理權威塑造機制研究——基于T市B區社區黨組織治理經驗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0(06):106—119+248.其中,鄉村精英在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是利益聚合的載體,也是鄉土治理資源銜接的中介。一方面,通過與基層政府、鄉村居民、社會組織等不同群體的溝通和協商,鄉村精英能夠了解各方需求和關切,將這些分散的利益進行整合和平衡,以達到共贏的結果。另一方面,鄉村精英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專業機構等多個利益相關方之間具有各種形式的資源聯系和網絡合作,有助于協調各方行動,推動鄉村治理的有效實施。在H村,鄉村精英的公共參與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被“體制”完全吸納進村民自治框架的公共參與(26)王為,吳理財.嵌入、吸納與生產:新時代鄉村再組織化的過程與邏輯[J].社會主義研究,2022(03):111—119.,擔任村主職干部,或進入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等村級權力組織。鄉村精英的公共參與為鄉村治理注入專業知識和經驗,優化鄉村干部隊伍結構。2008年,T集團董事長Z當選長興縣H村黨組織書記,成為H農村建設的“領頭雁”,實現了村企之間的銜接,建設綠色智造產業園,吸引了眾多企業和投資者進駐,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帶動當地周邊服務業的發展,為H村和周邊村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商機。另外一類是相對松散型的公共參與,通過專門的鄉賢組織或協商議事平臺參與村莊建設和治理。這種相對松散型的參與又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參事議事的顧問型組織,如H村鄉賢理事會。顧問型組織通過提供專業的意見和建議,以增強村莊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H村鄉賢理事會一般由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鄉村精英組成,如專業人士、行業專家、企業家等,旨在提供專業的顧問意見和建議,參與村莊的議事和決策過程。這些鄉賢精英與H村村兩委干部保持緊密聯系,可以就村莊發展規劃、政策制定、項目實施等方面提供專業建議,為村莊發展和治理提供長期支持。二是致力于矛盾調解、促進和諧的親善型組織,如H村鄉賢調解室。親善型組織通常由村民志愿者、本地能人或社會組織負責人組成,具有解決矛盾和促進村莊和諧的經驗和技能,致力于矛盾調解、促進和諧的工作,在村莊居民之間發揮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倡導對話、協商與和解,以解決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強村莊居民之間的凝聚力和互信度。三是經濟合作組織和趣緣社會組織。這些組織大多是鄉村精英基于自身社會關系資源,以“權威化”的影響力組建而成,其中農業合作社、文旅公司、產業公司等經濟組織比較典型,有效地將鄉村社會組織起來,促進了資本、項目、人才等要素的互動,同時拓展共同體內部的公共參與和公共交往。(27)趙曉峰.鄉村振興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基于理論資源、隱形陷阱與現實路徑的思考[J].社會科學輯刊,2023(02):104—111.例如,H村成立了股權投資、文化旅游、建設發展三家“強村公司”,4個自然村各自選出一名鄉村精英代表作為GP(合伙人)。

(二)倫理規范的標識性感召機制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鄉村社會的生產方式、利益關系等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開放性和市場性的特征。相應地,鄉村倫理道德規范也表現出一系列新特征,農民經濟理性、公平觀念、契約精神、法律意識日漸生成,并形成“新利益契約”,發揮著標識性感召機制作用。首先,傳統道德規范的力量支撐。在H村治理實踐中,村黨組織書記從未領取過工資,也未提取村企共建企業的管理費用。此外,H村村干部也積極關心經濟困難家庭、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這種公益行為融合了傳統倫理規范和現代利益契約的治理方式,使得H村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點。既繼承了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又適應了現代社會的多樣性和變化,在保持社會凝聚力和穩定性的同時,為村莊發展提供了公共性的基因。其次,差序信任嵌入利益格局維系發展。中國鄉村社會中存在著以己為中心畫圈子的差序格局,傳統差序信任作為差序格局的衍生物,代表了一種資源分配和社會優勢配置的模式。個體與資源分配者的關系越親近,個體獲得社會優勢和發展機會的可能性就越高。(28)紀鶯鶯.文化、制度與結構:中國社會關系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2(02):60—85+243.在H村,村莊治理以熟人社會網絡為基礎,血緣和地緣關系持續形塑著鄰里凝聚力和村莊向心力。Z等鄉村干部始終通過親戚、朋友和鄰居之間的緊密聯系和互動來構建村莊內部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人們之間的熟悉和信任使得村莊居民更加愿意參與村莊事務、共同維護公共利益,形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和歸屬感。(29)盧志朋,陳新.鄉賢理事會:鄉村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以廣東云浮、浙江德清為例的比較分析[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8(02):96—102.例如,H村根據村企合作成立了“資金互助部”,融資成功得益于熟人社會中鄉村精英的號召力和村民之間長期建立的信任關系。再次,鄉土輿論的“軟約束”壓力。鄉土輿論作為客觀自在的社會意識,既反映了鄉土社會現狀,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在H村的治理實踐中,戶主大會實際上充當著公共輿論的重要生成場域,提供多次會前、會中和會后的互動討論機會,為H村建立穩定的輿論生產機制提供支持。村干部、工商企業家和鄉賢既可以通過戶主大會開展逐戶動員工作,營造村集體致力發展富農產業的干事氛圍;具有不同意見的村民也可以在戶主大會上對村集體決策造成輿論壓力,形成“軟約束”,重塑村民公共參與意識和共同體意識。同時,H村輔之以鄉村誠信指數建設體系,開展“誠信示范戶”“垃圾分類示范戶”“星級文明戶”等評選活動和宣傳鄉村道德模范和好人好事等柔性化約束措施,改變執行方式,發揮德治的教育、宣傳和引導作用,提高村民的道德意識和行為規范。

(三)協商平臺的制度化嵌入機制

鄉村社會協商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行關鍵在于如何整合現有的基層治理框架,將協商民主制度有機融入到已有的基層治理體系中。(30)林雪霏,周敏慧,傅佳莎.官僚體制與協商民主建設——基于中國地方官員協商民主認知的實證研究[J].公共行政評論,2019(01):109—131+214.這意味著要通過制度嵌入的方式,將協商治理有機機制嵌入到現有利益格局之中,實現多元利益的聚合,以提升整體的運行績效。而H村戶主大會制度恰恰形成了一種適用于本地的村民參與的協商議事機制。治理主體能夠通過反饋需求、參與決策和進行監督評估來實現利益的獲取、利益沖突的協調以及利益的平衡。通過戶主大會的運作,各利益相關方能夠共同探討問題、提出建議,在場化參與決策過程,推動鄉村治理的民主化和多元化發展。首先,需求反饋端的民意整合。需求反饋是民意整合的重要環節,主要是通過融入式動員,動員治理主體參與治理議題討論與協商。而H村民意整合通常是借助戶主大會這種組織載體來實現。在實踐中,戶主大會以信息為載體,在傳遞政策意圖和表達民意的過程中,建立與基層政府、鄉村居民、工商企業、各類社會組織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關系,通過制造公共議題,其民意整合分為“百名干部進村”問民需、“三訪三問行動”集民智、“干群雙向互動”匯民意三個階段,傾聽黨員、村民代表和鄉賢能人們對村莊發展的意見建議。其次,決策吸納端的主體“在場”。治理的“在場化”強調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互動,治理主體擁有相應的行動能力。(31)郭為桂.“再組織化”: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抉擇及其制度化導向[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01):11—21.戶主大會構建了一個溝通與合作的線下治理場域,提供了一個決策在場化平臺。村黨組織書記向全體戶主代表報告工作,包括本村上年度工作任務完成情況、鄉鎮對村綜合考核情況等,介紹下年度重點工作安排,包括年度隊伍建設、重點項目、民生事業、本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等。此外,戶主大會還涉及年度財務預決算方案、村民承包經營方案、宅基地使用方案等工作方案。針對村民關注的重點事項,村“兩委”成員還需在大會期間作出答復,并根據各自分管工作的實績和廉潔自律情況進行公開述職。對評選出的各類先進典型,在戶主大會上進行通報表揚,組織代表上臺領獎,并邀請優秀代表作交流發言。再次,監督評估端的實質“威懾”?！耙患缣簟敝?村黨組織書記權力資源更為集中,為確保權力的合理行使和防止濫用,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監督機制。對此,H村戶主大會拓寬了村級小微權力規范和防止政企合作侵占村民權益的機制,建立詳細的戶主大會信息公開制度和信息公布檔案,明確信息公開及報送的要求、時間限制。通過宣傳櫥窗、村民廣播、公眾微信等多種渠道,定期向村民公示戶主大會協商的各項事項處理結果,特別是對村級決策、行政活動、財務管理和項目實施等村級事務的監督。黨員、村民代表和全體戶代表對村“兩委”班子及成員年度履職情況進行民主評議,戶主們“一人一表”進行現場打分,并將評議結果在“三務”公開欄公示。若村干部在戶主大會上的考評結果存在明顯問題,鄉鎮黨委將約談村書記并督導問責分管村干部,形成有效威懾力,共同維護村級治理的公正和廉潔。

五、結論與討論

如何消解和避免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沖突張力,促進多元力量在鄉村場域之中進行有效協商,從而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為鄉村振興提供良好的體制機制保障,是關乎鄉村治理現代化成效的重要內容。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不斷回應國家、社會、市場等多方主體需求的動態的、富有彈性的和可持續的發展過程,需要在利益博弈和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加以鞏固。一方面,構建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不僅需要各級黨委政府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也需要不同類型工商資本的深層次介入,更需要廣大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的積極參與,是一個多元利益主體反復博弈的動態發展過程。解決和協調各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基于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傳遞機制,將鄉村社會中分散、多元的利益訴求加以整合歸納并反饋至政治系統中,行為主體間必須進行互動、溝通和協調,以推動各自利益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鄉村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網絡結構系統,在這個復雜的網絡結構之中分散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各類治理要素,鏈接著多元化主體之間紛繁復雜的互動關系。實現鄉村協商治理的前提是向不同治理主體進行有效賦權,能夠讓各個行為主體依托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在制度化的協商程序與規則之中自由地表達意見,發揮主觀能動性,從回應到落實再到問責的全過程的系統化再造。特別是協商賦權機制如何激活鄉村治理共同體的運行程序,嵌入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過程之中,共同推動協商機制賦權鄉村治理。故而,利益聚合和協商賦權兩大要素共同構成了鄉村共同體建設的核心要素,這也是本文建立“利益聚合—協商賦權”分析框架的邏輯起點。

H村的個案實踐表明,盡管基層政府、村民和工商企業等多元主體在鄉村治理中具有差異化的利益訴求,甚至因利益博弈而存在嚴重的利益沖突,但可以依托戶主大會的協商制度安排,從制度、行動和認知三個層面將協商民主嵌入到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過程之中,賦予鄉村居民、工商企業、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議事權、監督權等權利,塑造了基層政府參與下的村企利益共同體、鄉村居民參與下的政企利益共同體、工商企業參與下的鄉村利益共同體等利益聯結機制。其中,鄉村精英充當利益聚合與鄉土治理資源銜接的載體和中介,倫理規范、差序信任、鄉土輿論、物質基礎及績效合法性能夠有助于協商賦權和利益聚合的雙向互嵌,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富有生機和可持續的鄉村治理共同體的耦合。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個案研究更多的是強調由單個案例歸納和演繹得出相關研究議題的解釋性結論。由于本文主要側重于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的微觀機制的分析,而非規范意義上的宏觀政策解讀,故而基于長興縣H村這個具有代表性個案的考察。為了更加簡明地解釋現代化轉型進程中鄉村共同體建設的不同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本文建立了一個“利益聚合—協商賦權”的鄉村治理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鄉村治理場域中不同行為主體的差異化利益訴求和選擇性的互動策略,及其之間的關系演化而呈現出的行為邏輯,并解釋項目下鄉、村企合作背景下,鄉村利益主體如何實現利益聯結,存在哪些沖突,以及各主體之間如何進行博弈,思考協商賦權機制如何激活鄉村治理共同體的運行程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個案研究的基本結論,總結和提煉新時代鄉村治理共同體的耦合機制以及這些利益主體之間互動策略實踐的運用如何變成普遍性、例行化的協商制度安排,促進鄉村治理共同體的良序發展。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仍存在諸多需要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一是如何識別鄉村治理共同體構建的制度性因素和隱形的治理成效;二是進一步思考當代中國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邏輯的兼容性以及彼此間的互動;三是如何抽絲剝繭式地分析鄉村治理各行為主體的行動邊界、合作空間和互動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