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視域下報刊文學翻譯研究現狀回顧與反思

原 貞

（肇慶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肇慶 526061）

一、引言

20世紀中葉，以報刊為研究對象的媒介史、文化史和文學史領域，其研究者并無將報紙、雜志出版物同單行本出版物區分開來，而將它們籠統地混為一談[1]24,[2]306,[3]517。然而，報刊作為一種出版媒介，理應同其他形式出版物，如單行本出版物相區分，報刊研究也應凸顯其媒介特殊性。因而逐漸有學者引導研究者將重點關注到報刊的媒介特殊性。然而，報刊研究領域自20世紀中葉起面臨的突出問題便是，相比于單行本，報刊出版物形式散、內容散，在保存和匯編上也更易出現殘缺、錯亂的問題，因而如若缺乏專門的檢索與分析工具，會極大地限制研究的開展。21世紀初西方興起的期刊學，準確來說是現代期刊學，成為翻譯研究在嶄新的維度上同報刊研究進行互通的契機。先是數字人文概念的出現，后是多種數字檔案、數字圖書館相繼得以開發，這些新工具都有效拓寬了報刊視角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西方“期刊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后，在翻譯學界引發了方法論上的革新，但報刊翻譯的討論大多圍繞著譯作的產生過程，以人為主體的行動者研究或社會網絡研究[4]170，所關注的文本類型大多為科技文本等非文學翻譯、或詩歌等非連載作品翻譯，而對于連載文學翻譯，特別是連載小說翻譯，卻缺乏充分的關注。本文所使用的關鍵詞“報刊”，其定義是一種包括報紙和雜志在內的出版媒介[5],[6]181,[7],[8]4?！斑B載翻譯”的定義借鑒了奧凱爾（Okker）、施坦（Stein）與維勒（Wiele）所提出的“報刊小說”之內涵，因此“連載翻譯”指發行于報紙或雜志上的、按固定時間間隔更新的譯作[9-10]。

本文將對報刊翻譯研究發展歷程作一回顧與梳理，特別關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路徑在該領域的應用，多種研究模型的運用，以及在作為學科門類的西方期刊學興起后，中文報刊翻譯研究可能的未來發展走向。

二、報刊文學翻譯研究現狀

近年來，報刊翻譯領域初見非中文期刊研究，2019 年國際翻譯學刊物《筆譯口譯研究》（原名：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發行的特刊“翻譯在/與報刊出版物”（原名：Translation in/and Periodical Publications）在期刊學與翻譯學之間找到了絕佳的契合點，幾篇論文從多種角度探討了翻譯如何為報紙雜志帶來異域視野、如何實現刊物編者的文化追求或詩學理想、如何溝通離散群體與居住國文化等熱點前沿話題。例如，格薩格勒（Gür?a?lar）考察了一份土耳其文學文化雜志的“內部對話”和“外部對話”①阿迪斯原術語名為“internal dialogics”和“external dialogics”(Ardis,2008:38-40)。特征[11]，奧康納（O’Connor）揭示了某時期愛爾蘭期刊中宗教、印刷品與大眾文化間的融合，探討了印刷業團體如何利用翻譯在多元宗教環境中斡旋[12]。

洛維特（Lovett）考察了翻譯如何協調原作作者反主流意識形態與讀者閱讀期待的關系[13]。波羅爾特（Bollaert）通過考察俄國解凍時期月刊，分析了翻譯如何促進非主流作家及作品的接受，并協助作品在文學“場域”占位[14]。吉梅內斯等人（Jimenez et al.）考察了美國邊境區西語報紙所載翻譯后指出，通過使用西語白話，翻譯在提升西語地位及西班牙文化傳播上作用顯著[15]。切利克（?elik）觀察一份庫爾德語獨立雜志及其所載翻譯后發現，翻譯作品將“羅馬化音標”引入庫爾德方言，加速了庫爾德語的同一化[16]。塞拉諾（Serrano）評論了三部以報刊翻譯為主題的著作，突出了報刊翻譯研究中女性視角、布爾迪厄場域視角及多元系統視角的啟示性[17]。

佛里卡等人（Fólica et al.）編寫的Literary Translation in Periodicals: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for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則重點探討了報刊文學翻譯的跨國別特征，其上收錄的幾篇論文在研究方法和視角上進行了多維創新[18]。大多數論文都嘗試考究報刊如何通過刊載翻譯參與構建跨國別聯系、跨國文化網絡，主要探討對象為藝術團體和個體贊助人網絡。

除外國報刊研究外，一些研究探討了中文世界報刊刊載翻譯的情況。朱靜探討了中文文學脈絡中的女性譯者，關注了兩種群體：中國本土女性主義譯者和服務于專門女性主義期刊的傳教士女譯者[19]。吳梵瑄分析了浪漫小說翻譯中的女性價值觀[20]。她以上海雜志《新青年》為例，闡明了早期雜志在傳播自由戀愛等社會觀念以及平衡男女譯者地位上的作用。劉永文分析了傳教士對期刊翻譯的出版贊助，闡述了翻譯在孕育中國革命者國民運動思想上的特殊作用[21]。涂兵蘭探討了上海小說雜志刊載中讀者對翻譯策略的作用[22]。

三、報刊連載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性

從多個側面切入，這些研究搭建了報刊與翻譯間的互動網絡，構建了跨學科的學術討論空間，但上述研究雖然圍繞報刊翻譯話題展開，卻較少涉及連載翻譯這一特別的出版模式。目前僅有少數研究開始涉及到連載翻譯。主要代表學者有李波、闞文文等。李波探入1904至1908年間香港中文報紙，討論了報刊連載翻譯的形態特點，聚焦連載小說翻譯的時間與空間限制[2]。李波追蹤了小說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數個譯本的原作，考察各出版譯本的形態特點和翻譯策略，特別是關注到了報紙連載版譯本[23]。闞文文關注到了晚清上海八大報刊連載文學翻譯的媒介屬性和形態特征[5]。李波通過對比上海香港兩地刊物，考察了20世紀初中文報紙連載文學翻譯的粵語使用情況[24]。

大多數翻譯研究將報刊、單行本出版物合并探討，較少有人單獨探討報刊出版物。這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報刊媒介本身的特殊性能夠創新翻譯研究路徑和拓展翻譯研究領域。即是說，先行研究廣泛缺乏將報刊當作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進行翻譯研究的意識。需要注意的是，福爾摩斯系列故事最初由報紙雜志譯入中文和日文，以連載形式廣泛發行?！陡柲λ固桨溉肥灼适碌闹凶g本在《時務報》上連載發行[25]128。這些翻譯史實突顯了，外來文學的譯介及其在本國的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事情，而往往是報刊承擔了最初的文學、文化交流，并促進了接連不斷的、持續的跨國別融通。而在此前提之上，才有了后續對某些作品進行單行本的匯編、再版，也才有了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正典化。也就是說，以報刊為媒介的出版活動，對于早期文學翻譯史的溯源和梳理，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如果跳過報刊文學翻譯不談，而僅僅考察由其衍生出的單行本譯本，顯然舍本逐末。那么，早期連載文學翻譯之所以仍舊匱乏，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普遍面臨一個挑戰：相關報刊史料陳舊，整理工作極為困難。

四、數字人文轉向對報刊連載文學翻譯研究的啟發

研究困難如此，數字人文轉向卻能為報刊連載文學翻譯研究帶來新的契機。近年來人文學科提出并廣為討論的概念“數字人文”，已經引發人文學科多領域的數字轉向，它們的研究已不僅限于單一模型，而是積極適應“數字工具和數字出版”時代的變化[26]1。此概念是“人文計算”的延伸概念，且比前者更具科學性[27]3。對文學學者來說，數字人文轉向改變了他們處理研究資料的方式[27]3。除了音視頻類新數字工具的推廣使用，語境關鍵詞等新方法，數字圖書館訪問權限的開放，“大型電子文本集”及其他文獻存儲機構和文獻匯編工作，都推動了此領域與數字時代鏈接[27]4。而西方“期刊學”的提出，其術語定義便含有數字趨向，推薦使用創新的歷史路徑考察報刊、促進該學科與相鄰領域的交叉融合[3、4、26]。

利陶（Littau）指出，翻譯學學者中已經出現一種反人類中心主義傾向，也更多關注到出版媒介的物態、物質屬性[28]。得益于公共圖書館檔案，如今獲取舊報紙材料更加方便，其查找范圍廣，準確度高。這些檔案利用了數字工具，保存了報刊的版面全貌，不再像過去僅保留散篇的裝訂本。這些工具的一個顯著優勢在于保留了報刊廣告。廣告往往出現在文本的周邊，就像一種文化藝術品[3]520，它們看似邊緣化的副產品，實則對突顯報刊生態、報刊媒介的物質特性，十分重要。盡管數字化報刊不如紙質書籍或二次印刷本那般“有質感”，但通過對廣告之類材料的生動形象再現，同樣讓我們獲得本真感的體驗[3]528。期刊學興起后，實現了印刷材料的批量匯編，構建了更為精確的印刷品存儲方式。圖書館實現了數字檔案開放共享，提供了更為高級的搜索工具和引擎，使我們能夠獲得對單一詞語更為全方位的搜索結果，也能鍵入必要的注解、鏈接及其他供他人參考的信息。這些都將有助于未來報刊及報刊連載翻譯研究。

那么，對中文報刊連載翻譯的研究，也應廣泛利用數字化工具，對報刊材料進行多維度的探究。技術的進步，某些報刊數據分析模型軟件的開發，如Gephi，已經為媒介史和文化史學科所用，并為這些領域催生了頗具價值的研究議題[28]84。聚焦“媒介性”和“非物質性”概念，媒介對翻譯作品解讀具有重要作用，媒介文本形式特征作為獨立學術研究對象具有特別的價值[28]83。文化的離散特性和技術的物質屬性都是報刊出版領域值得重視的問題?！皵底置浇椴粌H擴展了，并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讀取、理解信息的方式，它通過將信息可控化、互動化，令我們能夠以非傳統線性的方式獲取信息”[27]5。這些媒介帶來了新視角、新觀察、新的文獻閱讀方法，將過去同現在鏈接了起來，讓我們能從舊史料中發掘出新意義。

報刊連載翻譯研究的現狀也與此不謀而合。數字工具為我們發掘出報刊連載翻譯的不同特點，我們也日漸發現報刊連載翻譯的多樣化身份，這些新思路、新維度都能夠為先行研究中一些宏大、一般性假設注入新的元素，豐富并更新舊有的框架、模式。其中，電子報紙雜志為我們提供了渠道，讓我們能夠考察報刊原始的、微觀的形態與形式特點，為我們創造出更多的研究對象。我們能夠研究不同翻譯類型所呈現的不同文化涵義，翻譯與非翻譯文本在印刷媒介上的互動等問題。事實上，單行本譯本往往不能脫離報刊連載的出版形式，因為正是連載出版為其先行探路，才大大助益了后期的市場發行[1]。

技術革新提供了新途徑，幫助學者更有效地解決問題和應對挑戰，這一點尤其適用于報刊翻譯領域。翻譯研究亟待推動課題創新、拓展研究疆域、開發研究對象。鑒于目前翻譯研究較少關注到報刊的連載翻譯現象，還有待學者對這一主題的挖掘和探索。有關中文世界的譯本研究，目前多個圖書館已經配備了多樣的數字服務，為使用者檢索早期歷史文獻提供了便利，相關領域能夠借助豐富的數字檔案來開展研究。例如，我國很多高校已推廣使用中文報刊全文數據庫。我國香港特區對早期中文報刊的保存工作也積極利用了數字化優勢，例如，香港公共圖書館便在其網站推出了早期香港報紙的專門數字檔案。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也推出了“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收錄了早期香港中文期刊文章的電子全文鏈接。

五、結語

本文梳理了報刊翻譯研究的現狀，反思了期刊學興起之前，報刊翻譯研究存有的局限和瓶頸，又反觀人文學科在二十世紀中期出現的數字人文理念，及其所引發的21 世紀之交西方期刊學的興起后指出，早期中文報刊文學翻譯的研究，應利用數字人文及“期刊學”興起所帶來的契機，大量利用新近開放訪問的史料，開展對早期報刊資料的考察，重點關注報刊的媒介特質和特殊形態特征，開拓研究視角與研究路徑。對于新近開放的、數字化的原始數據和資料，我們應及時運用翻譯學的經典分析框架，最大限度地發掘它們的價值，這也能更好探索翻譯與報刊研究之間的互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