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賓符

陳　原　丁　聰

賓符，馮仲足(一九一四——一九六六)筆名，浙江省寧波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國際問題專家，翻譯家，出版家。半個世紀前《世界知識》雜志創辦(一九三四)時起，賓符即參加工作，并主持編務達二十年(四六——六六)。早年曾任職于商務印書館，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除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外交部做研究工作外，還從事統戰工作。

我怎樣也不能相信賓符離開我們已經十八年了。今夜，坐在中美洲一座摩天樓上，遠眺這高原城市萬家燈火，我的心頓時馳往太平洋彼岸的祖國——想起二十年前賓符從加勒比海國家訪問歸來時的那個夜晚。我記得，那一夜北京很涼，我們飲著他從熱帶捎回來的咖啡，談呀談的談到子夜，不僅沒有感到涼意，反而覺得有點熱了。還是那個夜晚，我們——賓符和我——都預感到會有一場風暴，可是我們當中誰也說不清這是怎樣的一場風暴，也不理解為什么要刮這么一場風暴；我們帶著?；蟮男那樵噲D分析這里那里的形勢，預測它的前景——我們之間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但我們在一起好象從沒有發過牢騷，我們絕不掩飾心中的憂慮，只能彼此規勸著要注意些什么。不久之后，賓符便病倒在北京醫院了。那一年，我記得很清楚，我從開會的新僑飯店常常步行去附近的北京醫院，看賓符和燦然。我每去一次都很難過，雖則我見到他們時只好強作歡顏：因為我被告知賓符的病可能是腸癌，而燦然則可能是腦瘤——都要動大手術，都在經歷著一場生死搏斗。然而兩個戰士卻都是樂觀的，或者看上去仍舊是樂呵呵的。果然開了刀。賓符和燦然都安然地從手術臺上躲過了死神的襲擊，先后回家休養了，我自然是很高興的，雖則那時我和我的同事一樣，已經陷入了“階級斗爭”的漩渦。有一年以上的時間我們幾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檢查”，這些日子即后來在十年風暴中被稱為“假整風”的歲月。大約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春暖花開時節，我們才被告知“運動”已告一段落，新的領導人來了，我們這里忽然被描寫成十七年來從所未有的“革命化”了，充滿著“新風貌”了。我被告知工作轉入正常的軌道。就在這個夜里，賓符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一年不見，賓符好象已經休養好了，可仍帶著那尚未消失的病容。他以無邪的喜悅同我緊緊握手，連聲說，好了好了，我等你多時了。我知道他說的是他日夜注視著“階級斗爭”的發展，關切著我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命運。我們——賓符和我——那一夜是喜悅的，也是天真的，我雖已經好象被“解救”了，可我仍不免有點消沉，而賓符卻不那樣，他以為陰雨已經過去，又是晴空萬里了。我們談了一夜，我又一次感到了友誼的力量，人間的溫暖。那一夜，他說得多，我說得少。其實我即使一個字也不說，賓符也會知道我想說什么——因為我們在白區經歷過殘酷的現實斗爭，這斗爭把我們的心聯成一片了。臨走時已是過了午夜，我啞然無語，緊握著他那微微有點顫抖的手，我感到了親切和溫暖，這是同志間珍貴的情誼，它給人以力量。誰知那一夜竟然是我們最后一次長談，此后他的病時有發作，而我自己則仍然浮沉于斗爭的海洋中，沒有機會同親人述懷了……

對于我，賓符是前輩，自然，同時也是知己。賓符帶給我的一一以及帶給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親切和溫暖。他從不以前輩自居。他從不擺出“公事公辦”的面孔。他要高興，就放聲大笑，象個天真無邪的孩子，而絕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陰陽人。他待人親切，真誠，坦率，熱情，寬容。在我心中他是編輯出版的前輩——當我學習起步時，賓符已經參加了翻譯《西行漫記》(斯諾)，《世界政治》(杜德)和《列強軍力論》(威爾納)那幾部當時為知識分子所愛讀的大書了?！百e符”這個名字在我是親切的長者，他的譯作引導我去研習分析時局；但同他個人認識卻已很晚了。

那是一九四六年初。有一天，金公(仲華)對我說——其時我剛從重慶轉到上?！?，你去看看賓符，他編雜志，要你寫東西。金公說，他是個老實人，你會喜歡他的。金公是我尊敬的老前輩，他這樣一說，我便立即照他所說的地址在愛多亞路一個并不顯赫的辦公樓上一間擠擁不堪的小房間中找到了賓符。一個胖胖的、矮矮的、戴著近視眼鏡的圓圓的臉，常常笑嘻嘻的臉，有點近乎老太婆那么和善的臉，不是書生的臉，而是一個企業家的臉。顯然賓符也得到金公的招呼，我們一見面，沒說客套，就熟了。從那一天起，他編報，編雜志，辦出版社——凡是他要我寫譯的，我都如命了。賓符不嫌棄我那時對國際問題的幼稚無知，包括對一些策略性論斷的白癡；反而那么熱情地，象對后學一樣給我暗示，給我建議，給我規勸，一直到給我修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寫，寫，寫。他更不知疲倦地給作者改，改，改。那時的工作條件是現在的寫家們難以想象的，政治環境惡化時他巧妙地寫，噪聲干擾得利害時他能充耳不聞地寫，世事紛繁使他不得不花許多精力去應酬以后，他在深夜里仍然寫，寫，寫。

那是白色恐怖嚴重的一年。有一夜他找到我，以我從來不曾從他臉上看到的那種嚴肅表情，輕輕地告訴我：某某被捕了，他和好幾個同志恐怕會被牽連，他們當夜就得撤離上海。他說他主編的周刊必須象往常一樣出版，而且——他說——必須照常出現這幾個撤離的人的文章，以便迷惑敵人。他嚴肅地告訴我，要我仿照他和別人的筆調寫文章發表在這雜志上，按期出版。他問：辦得到嗎？他沒等我回答，趕緊補充說，我們相信你辦得到。他嚴肅地緊握了我的手，走了；當然還有我熟知的幾位“同道”也走了。我被賓符那種信任和親切感動得沒有話說。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寫，我譯，我編，仿照他和他們的文筆，“依樣畫葫蘆”。賓符主編的那份周刊，一期一期地照常印行，好象什么事也不曾發生過。過了若干時候，賓符笑嘻嘻地回來了，顯然是一個危機已經過去了——他笑嘻嘻地(不那么嚴肅了)連聲說，好，好，下期起讓我來罷。他沒有說一句道謝的話，絕對沒有，親人之間是不說感謝話的。他只把工作接過去，重新默默地筆耕。他把筆耕看做一種莊嚴的工作，神圣的事業，他這精神感染了他的周圍——連同我——使大家相信這工作是有成效的。他教會了我在緊急時如何悄悄地撤退，而在另一些時機又怎樣勇猛地重新發動進攻。

一九四八年底，由于解放戰爭迅速發展，白區條件猛然惡化，我被通知立即南行。

賓符趕到我所住的一個倉庫的頂樓同我話別——此時他是興奮的，我也是興奮的，因為曙光已出現在地平線上——，他把幾張美鈔交給我，他說，戰事發展太快了，也許上海又會第二次成為被包圍的“孤島”(我知道他說這話的潛臺詞，因為他在日寇包圍封鎖下的“孤島”中出色地戰斗過，而且被日本憲兵特務迫害過)，他說，這幾個錢你到南方去也許用得著；他說，我們雜志有幾個海外通訊員指望我們一點微小的津貼，你去接濟他們；他說，也許可以買點有用的資料通過地下渠道運回“孤島”；他說，只不過幾個錢，你拿著，也許你自己也會有急用；他說，我們在勝利的上海再見。僅僅半年以后，我繞過了南南北北許多地方，我們兩人又在我的出發點重新見面了。賓符那份喜悅，那份熱情，那份親切，就甭提了。我們——賓符和我——兩人那時都忙得“一佛出世”，顧不上敘舊，胖胖的笑嘻嘻的賓符到處奔跑著，在那過去的“冒險家的樂園”里熱火朝天的革命氣氛中跳著笑著：他開會，演講，寫作，翻譯，編報，編雜志，還做人的工作。他用他積累下來的全部知識與力量，都貢獻給人民的事業。他接觸的人多，人們愿意和他接近。教員(他本人教過中學)，編輯(他幾十年如一日當過校對和編輯)，作家(他一生寫過譯過不知多少東西)，記者(他是職業的“報人”)，職員，都喜歡接近他，同他來往，因為他懂得人家的苦樂，因為他知道他們的精神世界，因為他明白知識分子往往要通過自己的業務實踐才能到達共產主義的崇高境界，因為他富于同情心，樂于助人，而且對人寬容；他為別人打算得很細——而從不為自己操心。他這種對人寬容而又樂于作自我犧牲的精神，在解放后我們——賓符和我——相處的十幾年間，與日俱增。

解放后的十七年間，我們——賓符和我——很少哭喪著臉了，而他常常顯得很快樂。只有一次，那還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在一個出版單位里安排幾個黨外專家當上正副總編輯，而他自己則樂于被稱為“秘書長”，一個打雜的稱呼。他那時的組織關系還沒有公開，有一天他有點凄然地悄悄告我，他為這事“挨”批了——人家競以他交“權”太多而有點責怪他。他以為他安排得并不錯。他安于做他的“秘書長”。我當“后勤”有什么不好？他說。何況——實踐證明，他這“秘書長”得到所有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的尊敬，他絕不只能管吃喝拉撒，舉凡書稿上的一應疑難雜癥，無不請他“會診”，甚至由他出主意“拍板”。生活證明那時賓符做對了，我那時信服他的見解，現在則更折服了：幾個黨外專家都先后加入了我們黨的行列，賓符知道我們的事業是靠黨內黨外的革命者一道完成的。他很會信任人。他發現了一個人，他就使你知道你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的感召下盡量發揮你自己的積極性。他一旦認為你可以按革命的需要挑起某一副擔子時，他就把擔子交給你，毫不遲疑。凡在他手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懷念他，不是因為他婆婆媽媽，不是的；不是因為他會同你喝酒抽煙，不是的；不是因為他從不呵斥人(他有時收起了平常那笑嘻嘻的臉，一本正經地輕輕地對你說：這樣做不好，對什么什么不利，而絕不怒言于色)，而是因為他要求嚴格，頭腦敏感的同時，有一種善于體會別人處境的能力，有一副處處為別人設身處地著想的好心腸。唉唉，賓符，如果在十年浩劫中能同你在一起，那該多好呀……

他離開這個世界時只有五十出頭，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不治之癥奪走了他，使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的事業。如果他不走，在十年浩劫中他會熬過來的，而今日他會多么高興呵，他那笑嘻嘻的臉，那善良的心，那不顧疲勞的手，將會帶給多少年青的編輯們同情，規勸，信心和力量呵。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