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桑榆晚

王慶仁　丁　聰

記吳文藻教授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雖然有了比較“正規”的社會學，但是，社會學課程主要在洋人辦的教會學院中開設，教員是洋人，教材是洋書，課堂里講的又是洋語。吳文藻先生對社會學的這種狀況非常不滿，他公開站出來抨擊洋人壟斷社會學的不正常狀態，大聲呼吁學術界的同仁們共同起來，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體系，使中國式的社會學“扎根于中國的土壤之上”。

吳先生是這樣提倡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努力去做的。例如，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吳先生上任后，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會學”一課原來以泛談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會的家族制度)為中心內容，他開課后，把它改為以中國宗法制度為中心內容，把社會學的教學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結合了起來。

一九三三年，吳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他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先生把他的這一主張概括為“社區研究”。他說，“社區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國情“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蜓亟亩际猩鐓^?；驅Ｗ髂Ｐ驼{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甚或對于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并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見《社會研究》一○二期447頁)

為了提倡社區研究，吳先生一方面在各有關雜志上發表論文進行宣傳，如《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用》、《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從他主持下的社會學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國內的一些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使社區研究蔚然成風。例如，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縣對鄉村領袖沖突進行了調查，林耀華到福州附近的義序對宗族組織進行了調查，費孝通對江村的農村經濟進行了調查，黃華節到定縣調查了禮俗和社會組織，費迪到清河對村鎮結構進行了調查，鄭安侖對福建僑民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的調查成果，后來在吳先生的幫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發表了。這些調查成果盡管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對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建設卻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研究也起了相當重要的積累資料作用。香港社會學家黃紹倫在其《當代中國的社會學和社會主義》中說，吳文藻先生倡導的社區研究，“帶著明確的中國化的目的”，并稱贊他是“有名的燕京社會學系的一位能干的領導人?！边@些評價并非過譽。

吳先生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與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一九年，正當吳先生在清華學堂就學時，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的浪潮激起了當時還是青年的吳先生的愛國熱情，他毅然加入了游行隊伍，并積極書寫愛國反帝宣傳品。五四運動后，他大量閱讀了孫中山、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和教育，從而奠定了他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

吳先生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后。而要改變這種落后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與文化。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九二三年他踏上了赴美留學的途程。

在美國，吳先生如饑似渴地學習現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他把時間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學習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在美國達特默思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并且還擠出時間學習了法文和德文。他之所以要如此全力以赴地學習，就是因為他想利用在美學習的機會，多掌握一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以便回國后能更好地為中國的富強出力。當他聽到國內大革命運動風起云涌，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后，非常興奮，即以《孫逸仙三民主義學說》作為他的碩士論文題目，表達自己歡欣鼓舞的心情，宣傳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

在留美學習期間，吳先生進一步總結了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他的博士論文《見于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就是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索。他還認為，中國社會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問題有待于研究，因此，他決心選擇社會學和民族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兩方面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后狀態的合適方案。

留學期滿后，吳先生在博士學位尚未公布的情況下，就地趕回了祖國，想早日實現他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抱負?？墒?，在舊中國的腐敗現實面前，他一次次地失望了。

首先是他以滿腔的愛國激情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主張和社區研究倡議，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國民黨政府的冷遇。盡管吳先生及一些學術界的同仁們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未能在全國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因而也沒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政府不戰而逃，北京淪陷，吳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會學系的其他人員也流散四方，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和社區研究便這樣半途夭折了。

其次是在云南，吳先生主持成立了實地調查工作站，本想以該站的名義對云南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研究，以繼續社區研究，但又因國民黨機構中有人暗中搗亂，工作站難以維持，不得不停頓下來。

再次是抗戰期間，吳文藻先生曾參加過一次由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央設計局組織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對以新疆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束后，吳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問題向當局提出一些建議，但正當此時，蔣介石拋出了他的《中國之命運》，吳先生對該書不承認中國多民族存在的事實非常反感，但在當時，只能以不寫原計劃中規定的調查報告來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議。

舊中國的黑暗現實，使吳先生飽嘗了報國無門之苦，也使他逐漸看清了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反人民的政策和腐朽的統治終于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在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期間，吳先生聽到了新中國誕生的消息，他心中非常興奮，同時也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共存下去了，決心同它徹底決裂。一九五○年六月，他斷然辭掉了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退出代表團，并與國內取得聯系，于次年懷著報效人民的滿腔熱情回到了祖國懷抱。

吳先生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專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認為，無論社會學還是民族學，只靠少數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歷來十分重視培養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期間，他為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事業培育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后來大都成了這兩門學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還在國際上贏得了較大的聲譽。例如，大名鼎鼎的費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時的學生。當費先生考上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后，吳先生便把他介紹給了他在出席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時結識的英國功能人類學創始人馬凌諾斯基，并請馬親自當費的指導教師。他的其他著名學生還有林耀華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關瑞悟先生(女)、黃迪先生(現在美國)等。吳先生還認為，要使事業不中斷并且發達興旺，就應造就幾代人的梯隊。因此，他現在盡管年事已高，仍然非常關心學術界晚輩的成長和進步。在這方面，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是吳文藻先生的民族學研究生之一(我們是三人研究班，由吳先生和林耀華先生、金天明先生共同指導)，畢業留校后又擔任他的助手。有人說我是“得天獨厚”，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吳先生在我身上確實花費了不少心血。他除了一般地給我們研究生班講授民族學知識和提供參考書目以外，還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進行了細致的個別指導。尤其是我，在寫畢業論文時，導師們分工由他作主要指導，他對我論文寫作的指導真可謂費盡心血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把精力完全放在了我的論文上。他查閱了大量與我論文有關的中外文書籍和資料，毫無保留地一一提供給我。并且，他常常不是把一本書給了我了事，而是把自己對該書觀點的看法、該書內容的參考價值等，都事先對我一一進行講授，有時甚至連哪幾頁哪幾段是重點都對我作了詳細的說明。有些外文書籍國內沒有，他就托外國朋友在國外代購。我的論文從列提綱到寫成，經過了好幾道程序，每道程序他都進行了非常仔細的審閱，有時甚至連一個外文字母的遺漏他都檢查了出來。有一度他和謝冰心先生的身體都不太好，為了減少來訪，以便有個安靜的養病環境，他們根據醫生的建議，在家門口貼了個“醫囑謝客”的字條?？墒?，這個字條對我卻是例外，不僅每次我去登門請教時從未被“謝”過，而且，吳先生本人還常常打電話或托人找我去講論文的事。當我的論文答辯順利通過而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不必了，這是我應盡的責任，看到你們取得成功，我心里也就得到安慰了！”

不過，說我“得天獨厚”又不太全面，因為“得天厚”者，實遠非“獨”我一人。他對我的另兩位同學也同樣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指導，也同樣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中外文參考資料。甚至有些不是他直接指導的研究生向他求教，他也同樣給予非常認真和細致的指導。

不僅是研究生，民院的許多中青年教師也同樣受惠于他。例如，副教授陳觀勝和講師李培榮合譯的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的《社會學是什么？》(社科版)一書，就是吳先生提議翻譯并提供英文原本的。他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學術問題時，吳先生又給予了許多指點。不管是誰，凡是向吳先生請教，他都從不隨便敷衍，而總是認真查閱資料并做出詳細摘錄后，再作出答復和講授，使提問人收獲很大。因此，民院許多教師和科研人員都樂意把自己著譯的作品拿到吳先生那里求教。而這，也正是吳文藻先生受到普遍尊敬的原因之一。

吳文藻先生不僅在國內德高望重，而且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聲望。美國、英國、日本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一些論著中，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和成就。但是，他們往往只了解他的署名作品和公開的職務，卻不了解他大量不署名的作品和那些并無名利但卻耗費心血的工作。吳先生一向是一個勤勤懇懇、踏踏實實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尤其是回到新中國以后，他更做了大量默默無聞的內部文字工作，擔任了無名英雄的角色。如，校訂幾種少數民族史志的初稿(當時稱“三套叢書”)；為領導機關提供西方社會學新出名著的評價和資料摘譯；為《辭?！返谝话婷褡孱愖珜懺~目及審閱稿件；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大量資料和意見；搜集有關帕米爾及附近地區歷史、地理和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校訂或直接參加翻譯《不要再有戰爭》、《中印邊境》、《六次危機》、《世界史》、《世界史綱》等書。

吳先生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在回到新中國以后，時間雖然較晚，但是，一旦他接觸到以后，就認準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就斷然摒棄了他過去曾一度相信的功能主義。他常對我們說：“功能主義盡管在調查方法上有可取之處，但它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是為殖民主義服務的，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反動的，是沒有前途的。相反，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越來越興旺的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是最革命、最科學的理論，因而也是最有前途的?！被貒嗄暌詠?，吳先生一貫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他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書，并做了大量的筆記和摘錄。他近年發表的《戰后西方民族學的變化》一文(見《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就是他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對西方各種民族學流派的學術思潮進行剖析和評論的一部力作。

桑榆雖晚，為霞滿天。吳文藻先生今年雖已八十三歲高齡了，身體也不大好，但是，為了發展和繁榮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事業，他雄心勃勃，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除了繼續帶研究生外，他最近又在撰寫關于新進化論、社會學與現代化、民族志與民族學等方面的專題論文。想必不久，我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界將有幸得睹這些晚霞的絢麗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