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罹患者的天堂

關鍵詞：喬治·奧威爾 托尼·莫里森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摘 要：英國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與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兩人作品之間的不同點遠遠大于相同點，但是，本文從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一獨特的視角，以《一九八四》的未來世界為參照，著重分析托尼·莫里森在小說《天堂》中塑造的精神天堂的寓意，從而得以用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嶄新視角對莫里森的作品重新審視，使其作品在前人總結的黑人文化和女性主義兩大特征外，挖掘出新的自由主義的特征。

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屬于一種心理學疾病，得名于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的一次綁架案。當時該市一家銀行遭搶劫，幾名女職員被劫匪關到地下室。數天后，警方雖成功解救了人質，卻意外發現人質對綁架者產生了明顯的好感。后來，這種被確認的社會心理疾患就被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Stockholm syndrome），又被稱為人質情結，具體是指被綁架的人質對綁架者產生某種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情結。

據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人在求生欲和自保意識作用下的本能反應，一般地說，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需要具備以下條件：1.有某種力量能使你切實感受到一種無可逃避的恐怖和緊張，你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隨時都可以傾覆；而在何時何處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傾覆，則取決于施力方；2.施力方會施予種種小恩小惠，特別在你已經絕望的情況下，從而讓你感恩戴德；3.你與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絕，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完全都是施力方所能控制、經他挑選后所給予你的，簡而言之，你被他導向；4.他會讓你隨時感到，除了順從他、聽他擺布，你無路可逃①。這四個條件一旦具備，就形成了一個框架，人質一旦置身其中，就很可能會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這種癥狀具體表現為，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必有一個制造者。這個制造者可以是一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團伙或一個組織，甚至是一架國家機器。同樣，作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罹患者，可以是一個兩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乃至整個國家。

對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來說，斯德哥爾摩癥這種社會心理現象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并從內心深處本能地感到恐懼和反感。因此，他們作品中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這種情緒，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描寫的未來世界陰森而恐怖，絕非人們想象中的高科技天堂。在這個社會中，世界被分成三個巨大的國家實體，彼此廝殺不已。在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國內，領袖“老大哥”高于一切，英社黨控制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思想警察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電幕隨時隨地監視著每一個人。人們互相警惕、相互監視，胡思亂想變成了極為危險的事情，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警察帶走，從此在人間蒸發。由于信息被嚴密控制，人們在謊言中被心甘情愿地改造成思想的奴隸。小說中代號6079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是英社黨外圍成員，在專司謊言制造的真理部工作。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發現了一張黨的集會的舊照片，上面有后來被控為賣國罪的三名黨的領導人的合影，而這是與黨的歷史相沖突的。他以為找到了從信念上對付黨的證據，并力圖在真理部制造的謊言中找到事實的真相。但是，他最后卻發現，在雙重思想面前，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能夠被忽略或忘卻，正如思想警察奧布林所說的：過去并不客觀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記錄和人的記憶中?！包h控制全部記錄，我們控制全部記憶，因此我們控制過去?！雹?/p>

思想警察并不急于從肉體上消滅異議分子，而是在施加巨大壓力的前提下（包括肉體上的嚴刑拷打），又不時給予小恩小惠和喋喋不休的說理:

他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么愛他，這不僅因為他停止了痛楚。奧布林是友是敵，這無關緊要的感覺又回來了。奧布林是個可以同他談心的人。也許，你與其受人愛，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奧布林折磨他，快到了神經錯亂的邊緣，而且有一陣子幾乎可以肯定要把他送了命。但這沒有關系。按那種比友誼更深的意義來說，他們還是知己。③

最終，施虐者與被虐者之間達成了最離奇的統一與和諧，溫斯頓終于能夠做到在奧布林的示意下確實看到了五個手指（其實只有四個手指）：

他的確在剎那間看到了，在他的腦海中的景象還沒有改變之前找不到了。他看到了五個手指，并沒有畸形?！裰痉浅Ｇ逍训馗杏X到，奧布林的每一個新的提示都填補了一片空白，成為絕對的真理，只要有需要的話，二加二可以等于三，同等于五一樣容易。④

溫斯頓最終也成為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成為了思想警察認可的“神智健全”的人。小說最后，溫斯頓熱淚盈眶、無比熱愛他曾經懷疑過的最高領袖——老大哥，在幸福的感覺中結束了自己的懷疑和抗爭。

某種程度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是體制化的產物，當人質（包括被專制體制劫持的人民）習慣并依賴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時，他們也就安于劫持者給他們提供的環境，這是人本能的一種心理防御機制。即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具體表現為自欺欺人、選擇性遺忘、合理化，而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中，尤其多見的是將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甚至刻骨銘心地依賴與熱愛這種剝奪自己自由的體制。巨大的剝奪與渺小的賜予雖然不成比例，但當人開始熟悉甚至依賴體制化的時候，個人也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于是，當英社黨秉持“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⑤的原則，從思想上將全體人民集體劫為人質時，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也就成為社會評判一個人是否“神智健全”的標準。

與喬治·奧威爾的政治寓言不同的是，美國當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主要表現黑人文化和女性主義兩大主題。然而，在作品《天堂》中，托尼·莫里森卻別有用意地創造了魯比鎮這樣一個烏托邦的黑人樂園。兩位生活經歷完全不同的作家，卻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約而同地將烏托邦的居民塑造成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罹患者，在喪失自由思考能力的同時，或多或少成為了奴役者的幫兇。

《天堂》的故事背景發生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一批黑人由于不堪忍受種族歧視與壓迫，長途跋涉，在荒野上建造了黑人的“人間樂園”——魯比鎮。從外觀上看，小鎮鮮花繁盛，恰似凡塵中的伊甸園?！傍S尾花、夾竹桃、玫瑰、牡丹等花草花期長而又長，在廣大的空間中默默地開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飛行幾英里到魯比產卵?！雹薅℃偨?0多年來遵循自給自足、互相幫助的生活準則，人們擁有共同的行為規范，社會秩序良好，晚上從不鎖門，女人夜間在街上獨自閑走也不會有安全上的擔憂，小鎮統治者為此而沾沾自喜:

那里既沒有過也不需要監獄。他的鎮子從沒出過罪犯。偶爾有一兩個人行為不軌，有辱于他們的家庭或者威脅到鎮上的觀念，都得到了良好的關照。那里當然絕沒有懶散邋遢的女人，他認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從一開始，鎮上的人們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護的。⑦

但是，與表面不同的是，魯比又是封閉的，與世隔絕的?！安坏揭挥⒗镆詢染陀腥烫?，卻不向旅行者提供任何服務：沒有餐館、沒有警察、沒有加油站、沒有公用電話、沒有電影院、沒有醫院?！雹酁榱藢崿F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黑人“樂園”，全鎮被置于實際統治者摩根兄弟的嚴密控制之下，并排斥從白人到淺膚色黑人在內的一切外人。在這種封閉、保守、信息不流通的環境下，某些人也開始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對一切可能影響小鎮現行體制的事物都加以仇視，從持槍趕走來游玩的白人青年到強迫鎮民梅尼斯拋棄自己的淺膚色女友，直至最后武裝襲擊被視為“邪惡之源”的女修道院。

歸根結底，魯比小鎮的樂園悖論與所有烏托邦理想如出一轍，即認為只有在一個相對封閉、精神純粹、生活簡單、整齊劃一的環境中，才有可能保持人們思想上的純潔，從而維持樂園的秩序，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魯比鎮的先輩是來自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兩個教區158個獲得自由的黑人，為尋找自己的土地離開故鄉北上，在長途跋涉中，他們被沿途的白人與淺膚色黑人所排斥，不允許在他們的城鎮定居。這些被拒絕的人反而因為遭受的敵意而更加團結，他們組成了堅實的西進團隊，希望在西部尋找自己的“心靈家園”。而當他們最終定居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砌起一個大烤爐，方便全鎮的人聚會進食，以此作為勝利和團結的紀念碑。因為被排斥的歷史，小鎮居民對外來者深深地排斥，甚至對淺膚色的本鎮居民都加以歧視。相對于大洋國，魯比鎮鎮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要隱蔽得多。從表面上看，小鎮的實際統治者并不禁止人們遷移，也沒有限制人們的自由，但是，他們依靠神化了的歷史控制現在，又試圖固定現實生活以控制未來。大洋國的英社黨鼓吹的“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依靠的手段是謊言與篡改歷史，而魯比鎮統治者依靠的是神化歷史以控制人們的思想，又煽動仇恨與排外情緒人為制造封閉。就這樣，當昔日的被壓迫者以領導者的意志代替了公眾意志，以鐵腕代替自由的時候，他們也就從被排斥者變成了新的排斥者，從被壓迫者變成了新的壓迫者。

魯比鎮的鎮民固然不像大洋國的居民那樣隨時處于可能大禍臨頭的緊張狀態，但是，在被神化的歷史灌輸與現實封閉環境的雙重桎梏下，他們本能地對外界環境懷有深深的畏懼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而然對小鎮的實際統治者產生依賴，并心甘情愿將自己與小鎮的命運交付到他們手中掌控，即使個別人產生懷疑或者行動上稍有出軌，也會在周圍環境的巨大壓力下屈服。梅尼斯之所以被迫拋棄美麗的外來女友，只是因為周圍環境認為這才是“正確”的做法，而只有遵循小鎮不成文的規則，他才可能繼續在其中生活。因此，這也是小鎮統治者為何會對附近的女修道院如此痛恨的原因。因為女修道院通過收留外來的女性避難者，事實上為小鎮居民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樣板與人生選擇。

與魯比鎮的仇外排外不同，女修道院的主人康瑟蕾塔對外人寬容博愛，她甚至不想去了解避難者的身份與歷史。女修道院中，除康瑟蕾塔是自幼被修女收養的孤女外，其余都是因為各種原因逃避社會的可憐女子，但她們并未屈服甚至認同外界的壓迫，反而在康瑟蕾塔的啟發下自尊自愛，精神上走上了完全獨立的道路。這種精神上的自由開始吸引魯比鎮的女性和年輕人，因此造成了小鎮統治者的恐慌。集權體制對于思想的控制不可能只依靠少數幾個掌權者，而是依靠對于信息的壟斷，使人心甘情愿地自我封閉，自我監視，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說的,最有效的監視就是自我監視。當女修道院作為精神異類的存在已經威脅到魯比鎮掌權者對于信息的壟斷時，魯比鎮的統治基礎也隨之而動搖。最終，小鎮統治者不得不使用武力對女修道院襲擊，并從肉體上消滅了對手。但是，當烏托邦的理想必須要依靠暴力消滅潛在的競爭者才得以維持時，其樂園的神話也就隨之破滅。最終，小說以小鎮統治者之一第肯·摩根身著整潔的西裝，卻光著腳在大庭廣眾下行走的場景暗示了烏托邦理想在精神上的徹底幻滅。

喬治·奧威爾畢業于英國著名的伊頓公學，而托尼·莫里森則是美國常青藤盟?？的螤柎髮W的文學碩士，作為同樣出身名校、具有強烈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兩人不約而同地對烏托邦體制下自由思想的喪失表現出極大的驚恐和不安。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意識主要還是體現在政治層面，他以寓言的形式表達了對在思想桎梏中人類個性泯滅的極大恐懼。托尼·莫里森的反烏托邦意識則更多地體現在文化層面，魯比鎮的黑人要保衛的并非是集權體制，而是漂浮在白人文化海洋中的黑色孤島，為了種族和文化的純潔性，他們自我封閉。但這種封閉式的文化形式和體制同樣會泯滅人的個性、使人喪失獨立的思維，在強權下逆來順受，從而成為對壓迫者言聽計從的順民。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封閉的環境、信息的不對稱是人們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關鍵因素。

人們曾經形象地形容：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偶爾回到人間，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自己抓進地獄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喪失對自我的認可和記憶，仿佛是被豢養的寵物，無視自身巨大的剝奪，卻對渺小的賜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會對監獄（他們心中的天堂）報以懷戀的淚眼。確實，無論是恐怖的大洋國還是停滯的魯比鎮，在斯德哥爾摩患者的幻覺中，何處又不是鮮花盛開的“樂園”呢？

（責任編輯：水 涓）

作者簡介：張麗華（1969- ），湖州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① 參見熊培云：《人質為什么愛上綁匪》，《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B15版。

②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藤棋、金藤譚，中國戲劇出

版社，2002年1月版，第162頁。

③ 同注2，第166頁。

④ 同注2，第172頁。

⑤ 同注2，第161頁。

⑥ 托尼·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96頁-第97頁。

⑦ 同注6，第7頁-第8頁。

⑧ 同注6，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