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力量與苦難的象征

張　計

關鍵詞：《黃河大合唱》 力量 苦難 象征

摘 要：《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史上的一個經典曲目，作品在內容上采用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表現手法，描繪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動人場面。音樂上汲取了民間音樂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力量與民族苦難。音樂創作上講究典型形象的豐滿性。在風格與結構上強調內在統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氣派，富于時代特征的音樂作品，是中國大型合唱聲樂作品的典范。

《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創作史上的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每當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們的心中唱響，它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種激流勇進的黃河形象。這些都是中華民族苦難、斗爭、力量的象征。雖然是一首流傳了幾十年的曲目，它卻濃縮了詞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華民族頑強的民族精神。

《黃河大合唱》的創作過程非常艱辛，同時又充滿激情。詞作家光未然曾回憶他的創作經歷，《黃河大合唱》原名《黃河吟》，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他率領抗敵演劇三隊赴呂梁山工作，在陜西宜川壺口東渡黃河時，親眼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驚心動魄的場面深深感動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當晚三次提筆創作，淚流滿面，激動不已，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場面給了他太多的感動。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飽含激情地寫下了長詩《黃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會上朗誦表演，感動了所有的干部戰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當時就在現場。長詩的感情深深打動了他，并且激發了冼星海的創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帶病創作完成了這部劇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記中寫到： “3月26日，今天開始寫《黃河吟》，光未然寫詞，這是一種新作風的象征，內容包括很廣……3月27日，身體不怎么好?？峙率菭I養不良的關系，繼續寫《黃河吟》……3月31日，《黃河吟》八首歌曲完成……”①可見冼星海創作環境是多么艱苦。同年5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魯迅藝術學院合唱團演唱，冼星海親自擔任指揮，獲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氣勢磅礴，反映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鮮明的民族風格，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正如《樂記》中所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雹凇饵S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對于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的感動與感悟，才能創作出如此經典的音樂合唱作品。今天我們再度欣賞此作品時，民族之魂，黃河的英雄形象，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見。

《黃河大合唱》在藝術上有著很高的音樂成就與獨創性。這首作品的創作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黃河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莊嚴地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頑強抗爭的英雄氣概。這部作品的詞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氣魄，音樂表現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族風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藝術性為我國大型聲樂創作提供了光輝的典范。

《黃河大合唱》包含了八個樂章（不含序曲），以朗誦與樂隊為背景將八個樂章全部串聯起來，同時又具有各自的獨立性，內容與形式上對比異常鮮明。作品以塑造形象為主題，即黃河船夫形象與黃河婦女形象。在情節的展開與情感的發展上，緊密統一，作品的音樂大量吸取民間音樂的因素，整個作品的旋律發展、形象刻畫基本上建立在三個主題上——《黃河船夫曲》《黃河怨》《怒吼吧，黃河》。

一、中華民族力量的象征——黃河船夫

《黃河船夫曲》為整首作品的第一樂章。詞曲作者以磅礴的氣勢描繪了船夫們與驚濤駭浪的黃河頑強搏斗的驚險場面。這首作品的詞富有生活的升華，音樂具有民間音樂的提煉。這些都是與創作者的生活磨練密不可分，詞作者光未然經歷了橫渡黃河并親眼目睹了船夫們與洶涌的黃河進行搏斗的場面，正如著名的作曲家鄭律成所說：“沒有生活的積累，沒有生活的基礎，寫不出像樣的、有分量的作品。因為自己的感情是社會的反映，沒有那個生活，怎么能寫出有分量的作品呢？”③《黃河船夫曲》正是創作者深厚的生活素材積累的產物。音樂曲調采用民歌勞動號子中的船夫號子為素材，運用主導動機貫穿全曲的手法來塑造不屈不撓的船夫形象，從而展示出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

音樂采用了民歌勞動號子中船夫號子的音樂元素。在音樂開始，展現出貫穿整個作品的音型，為我們展現了船夫在暴風雨中搏斗的圖畫，顯示出祖國的危難。作者用定音鼓采用十六八的節奏型，急促地引出船夫粗獷有力的四次呼喊：“劃喲、劃喲、劃喲、劃喲”，接著就是三連音節奏“沖上前”。音樂急促而有力，象征著中華民族的不畏強敵的吶喊。

在這號召性的吶喊之后，詞作者在這里開門見山地用“烏云、波濤、冷風”等形容詞生動地表現了船夫們的堅韌以及與驚濤駭浪搏斗的場面，真實地再現了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曲作者運用緊湊的音樂動機結合音樂開始時出現的十六八與三連音節奏型配合歌詞，旋律流暢激動，開門見山地為我們塑造了一群勇敢、堅韌的形象。這生動而又樸實的船夫號子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把中華兒女與日本侵略者抗爭的決心和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

緊接著，作曲家又以此為動機展開并拉寬節奏，以豐滿的四部音響，來表現中華民族對斗爭勝利前途的信心。作曲家在這里用豎琴伴奏為背景，旋律徐緩而平靜。詞作者用“河岸”來比喻民族的勝利，曲作者運用節拍從四分之二拍變化成四分之四拍，速度變慢，象征著在戰斗中對于平靜生活的憧憬與向往，預示著勝利的信心與曙光的到來，同時暗示著中華民族強大的力量。

在短暫的平靜之后，旋律動機再次出現，力度由強到弱，顯示出由近而遠的意境結束在分解和弦中。同時這里借用船夫的形象展現出中華兒女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前赴后繼，勢不可擋地奔向抗日戰場的英雄形象。詞曲作者把船夫的精神上升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展現了中華民族強大的民族力量。

全曲通過緊湊的動機，通過傳統的船夫號子的演唱形式，把中華民族的強大力量展示出來，表現出中華兒女的偉大堅強，在這里詞曲作者把黃河船夫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中，升華為中華魂，為《黃河頌》闡釋中華民族力量的來源奠定了情節基礎。

二、中華民族苦難的象征——黃河婦女

《黃河大合唱》除了展示出民族的抗爭力量外，同時也向世人揭示了中華民族所受的苦難。第三、四、五樂章，作者通過對比、敘述等創作手法，描寫了黃河兩岸的兒女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苦難掙扎的生活場景，尤其是第五樂章《黃河怨》，將這一主題描寫得淋漓盡致。

《黃河怨》是《黃河大合唱》中的一首女高音獨唱聲樂曲，歌曲描寫了一位失去丈夫和孩子，并遭日本侵略者蹂躪的婦女形象，對日本侵略者的獸行發出了強烈的控訴。為了具體生動地揭露侵略者的罪行，詞作者運用了排比句，曲作者采用了起承轉合結構。該曲首先運用“風啊，云啊，黃河啊”呼告的修辭手法，喊出了被壓迫、被侮辱的婦女形象的內心痛苦，旋律音調在四分之三拍上采用一次下行方式，節奏由寬逐步緊縮來表現被壓迫被侮辱的聲音。同時音樂采用全曲最低的音調，長時值節奏唱出“慘”字，生動地再現了失去孩子的母親悲痛欲絕的心情。泣不成聲的音調悲痛深沉，像黃河滾滾怒濤一樣不可遏止的情感，在這里音樂與歌詞達到了水乳交融的結合，深沉、悲痛、凄楚、哀怨的情感得到了宣泄。

作曲家在表現過這一情緒之后，運用節拍變化從原來的四分之三拍轉到四分之六拍，再變化八分之六拍，最后又回到四分之三拍，力度逐漸變強，同時運用了略帶朗誦調的旋律，將音樂推向高潮。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音樂中，作者運用八分之六拍的節拍，用接近于口語的上行旋律，快速并拉緊節奏，與前面的四分之六拍的緩慢節拍形成速度上、情緒上、力度上的對比，達到情感上的控訴，為后面的“血債要償還”的“債”字高音作旋律與節奏上的鋪墊。在音調節奏步步緊張推動的醞釀下，揭示日本侵略者血債的“債”字上出現全曲的最高音，這個最高音像火山爆發熔巖噴射一樣唱出。展示出黃河婦女奮起抗爭的決心與吶喊，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抗爭激情，大河上下，長城內外，遍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這里的節奏起到了號召、控訴的作用。表現出黃河婦女要雪恥的強烈愿望，是一個悲慘生命的最后吶喊，也是戰斗的吶喊，更是中華民族抗爭并勝利的吶喊，強調中華民族的苦難血債一定要償還，使情感得到徹底的宣泄與表達，顯示出一種以死來反抗的決心。作者運用主調寫法，敘述性節奏，悲情的旋律，生動地表現出中華兒女們誓死保衛祖國的情感，為后面《怒吼吧！黃河》《保衛黃河》的激情埋下了伏筆，是中華民族苦難的象征。

全曲不僅傾訴了黃河婦女的不幸，更有著感時憂世憂天下，悲身焦愁淚成血的情懷，這正是詞曲作者血淚交織的生活經歷，高超的音樂技巧與深厚的音樂修養才造就成這樣感天動地的樂章。作品生動形象地表現了祖國母親為失去千萬優秀兒女而發出的哭泣與悲痛，同時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抗爭決心。揭示了中華民族所受到的深刻的苦難與抗爭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黃河大合唱》以描寫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與苦難為主體的音樂巨作，在音樂創作上講究典型形象的豐滿性，在風格、結構上強調內在的統一性。作曲家成功地運用了富于辯證的交響性發展原則，使整個作品富于戰斗性、力量性和苦難性，它是一部既有民族氣派，又富于時代特征的音樂作品，正如作曲家冼星海自己所說：“我還要堅持這樣的風格，這就是吸取歐美進步技巧，利用中國固有喜聞樂見的旋律，用簡單和聲配以中國和西洋樂器，尤其多用打擊樂，使作品本身成為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的統一藝術”。④《黃河大合唱》正是體現出了這一原則，從主題性與形象性出發深刻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苦難與民族力量，幾十年來都震撼著中華民族之魂。

(責任編輯：水 涓)

作者簡介：張計，碩士，廣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講師。

① 孫繼南主編：《中外名曲欣賞》，山東教育出版社,第236頁。

② 蔣菁、管建華、錢茸主編：《中華音樂文化大觀》，北京大學出版社,第5頁。

③ 戚廷貴:《藝術美與欣賞》，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76頁。

④ 《音樂教育與創作》，2006年第9期，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