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資政新篇》的歷史本來面目

蔡長春

必修I第11課《太平天國運動》一節對《資政新篇》是這樣評價的：《資政新篇》是先進的中國人首次提出的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設想，但迫于當時形勢，未能實行。這是當今歷史學界的主流評價，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觀點。為了幫助廣大考生更多地了解《資政新篇》，本文結合《資政新篇》發布的背景和內容，對《資政新篇》作一全面而客觀的探討。

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回到南京。他“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話恩蔭，以終天年”。大大超過他期望值的是，“我主恩加疊疊”。20日內，這個未參加造反打江山、未立寸功的人，三級跳地由干天福而干天義而干王、軍師。洪秀全還特意在天父臺舉行儀式，讓洪仁玕登臺受印，向全體官員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節制。洪秀全讓洪仁殲登臺拜相，成為第二號人物，自然引起太平軍“老兄弟”的不滿，大家都等著看他到底是什么貨色。但是，“封過之后，未見一謀”，“兩月之久，一事無謀”，這必然引起“老兄弟”們議論紛紛。有的將領，干脆直接將他一軍，“具稟求教用兵之法”。在這種十分尷尬的情況下，洪仁玕不能裝聾作啞，洪秀全也亟盼他趕緊露一手，以平眾議，以服諸將。于是洪仁開以姬旦(周公)輔助姬昌(周文王)的架勢，寫了一萬余字的《資政新篇》，送交洪秀全。后者看過，馬上批準“刊刻頒行”，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消解“老兄弟”的不滿與非議，為洪仁殲樹立威信，顯示自己知人善任。

《資政新篇》包括“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被一些專家大加稱道的“法法類”，這部分占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它以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多年的見聞，談他所知道的外國情況，特別贊揚英、美，對法、德、俄、日等國也作了簡單的描述。它盛贊英、美“立法之善”、“技術精良”，提出發展和改革經濟、政治、社會設施的建議29條，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在交通郵電方面，興車馬之利，興舟楫之利，興郵電以通文書；二、財政金融和商業方面，興銀行、興寶藏(礦藏探探)，興省辟縣錢谷庫以給官員發俸值，興引進外國保險事業，興市鎮公司；三、政治方面，興鄉官，興鄉兵，罪人不拿，興各省新聞官以便天王察眾官民之忠奸善惡，禁私門請謁(走后門)以杜絕賣官鬻爵；四、社會改良方面，興士民公會以互相幫助，興醫院以救濟疾苦，禁止溺嬰，禁止販賣人口。禁酒和鴉片，禁寺廟道觀，禁演戲，革除陰陽八卦，鏟除九流惰民，設丈量官，辦盲聾啞院，興鰥寡孤獨院。這些是洪仁開在香港及上海目睹耳聞及看書讀報之所得，適當結合太平軍占領區的情況，提出的一些看法，包含了不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仿效。它比起清政府的陳舊落后制度有許多進步之處，更不用說太平軍的軍、政、(邪)教合一的奴隸制度了。

《資政新篇》以是否信奉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為唯一標準，贊揚英美強盛，貶斥“馬來邦、秘魯邦、澳大利亞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滿洲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焉”。任何一個國家的興衰強弱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與宗教信仰也往往有潛在關系。但是，以信什么教作為唯一原因則是片面的。至于將中國的西藏、蒙古、滿洲(東北)作為外國，就非?；闹嚵?。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王于講到英、美、瑞典等國時，特別在末了寫明有哪些人“與弟相善”，甚至連“忘其名”的也列了上去，顯然有挾洋人以自重，向太平軍將領炫耀的意思：瞧，我與這么多洋人“相善”，需要時可請這些洋人來幫助，你們能嗎?還不服氣嗎?洪秀全之所以馬上批準刻印，前已說過，是為證明洪仁玕見多識廣、謀略出眾，從而證明他破格提拔洪仁殲為第二把手是多么英明正確。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針對各地太平軍自立山頭，《資政新篇》開頭就提出“本末強弱”的問題，既而主張“權歸于一”、“強本弱末”，也就是要天王高度集權，同時還反對諸將領“結盟聯黨”，如果興車馬，有“朝發夕至”的火車就不怕各地將領叛亂了。被內訌搞得心有余悸，對某些將領不大聽指揮而多有疑懼的洪秀全，聽了以上這些很是受用。至于與洪秀全所想所做不同或相反的，除明確批示不可行之外，幾條未批的，甚至點頭稱“是”的，在他看來隨時都可以不認賬或取消。

《資政新篇》既然只是洪仁開“以廣圣聞”的奏章，又是完全沒有實行的條件和可能的空談，而諸將對洪仁玕也很不信服，所以它雖然旨準刊刻頒行，但包括李秀成在內的將領都不屑一顧。很可能、真正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只有洪秀全一人。而洪秀全，除了在兩條建議上寫了“此策現不可行”之類明確不贊成的批示外，也只是作為參閱資料刊發，連洪仁殲自己在回答外國記者問時都只是說“已蒙旨準刻印”而已。并不是必須實行的政策文件，更談不上是什么“政治綱領”。到1862年又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實際上將《資政新篇》取消和否定了。于是，《資政新篇》不過是洪氏兄弟彼此出于一時需要而產生的一紙空文。

那么，這紙刊刻頒行過的空文，是不是中國最早介紹外國的“偉大文獻”，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如何呢?首先，它是比較早地多方面介紹國外資本主義社會的文獻，并且建議洪秀全參考實行，應當給予必要的肯定。在太平軍占領的南京，這個極其封閉、蒙昧的小朝廷里，它無疑是一個突出的異數。但從整個中國來看，卻又不能忽視此前的一切而拔高它。早在1839下半年或1840年，林則徐就讓人將英國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譯編輯為《四洲志》，于1841年刊刻出版。此書較全面地介紹了外國的地理和歷史。但林則徐不以此為滿足，他請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廣搜博采，于1842年出版《海國圖志》50卷，1847年增補擴充至60卷，1852年再擴為100卷。取材由遠及近、內容豐富、篇幅宏富，影響很大。有當代學者稱之為“劃時代的撰作”，是恰當的。還有，梁廷楞1846年完成的主要介紹美英和基督教情況的《海國四說》，徐繼畬1848年完成的地理著作《瀛環志略》，也是較早介紹外國情況的著作。論時間先后，《四洲志》、《海國圖志》比《資政新篇》早十幾年，論內容，《四洲志》的寬度和系統性，《海國圖志》的豐富充實，豈是《資政新篇》所能望其項背的?可是，《資政新編》卻被炒得沒完沒了，成了近代史上一塊似乎永不褪色的金字招牌，別的幾部書，則沒有得到應有的宣傳，甚至長期被冷落、掩蓋。這種極其明顯的反差，原因甚多，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突出《資政新篇》，印證洪秀全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20世紀的幾十年里，中國的許多歷史論著中，如此做法，不過家常小菜一碟。林則徐僅僅因為奉命去鎮壓太平軍造反在路上病逝，便橫遭辱罵。魏源雖沒有得到應有的宣揚，但也沒有被批倒批臭，就算是很幸運了。

最后，應當說起一個人——容閎。他是廣東中山人，1847年從澳門去美國留學，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他回國后，曾到南京向洪仁開提出新政建議。畢竟，他對英美社會、西方真相了解的廣度深度，都是洪仁玕所不能企及的。但他目睹太平軍在南京的所作所為后，死了心，拒絕留下來做官。這還不算，1863年他還受曾國藩委派，為籌建江南制造局，赴美購買機器；此后，又通過江蘇巡撫向清政府建議組建合資汽輪公司；選派兒童出國留學(因此被稱為“留學生之父”)；開采礦山；禁止教會干預百姓訴訟，等等。顯而易見，他想對中國有所貢獻，在野蠻反動與落后腐敗兩者之中只好選擇了后者。他的選擇，有助于人們看清“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洪秀全是什么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