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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微笑看世界

2009-03-29 03:43
翠苑 2009年6期
關鍵詞:詩節站牌海螺

屠 岸

我和“陽光男孩”(那時他還沒有老)結識于1973年春天,那時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我到河南洛陽去聯系工作,組織稿件。在洛陽拖拉機廠和工人們開座談會,李清聯是工人詩人,參加了座談,做了記錄。后來,李清聯參加創作和編輯的一本“洛拖”工人詩集《我為祖國造鐵?!酚扇嗣裎膶W出版社出版。我和李清聯建立了友誼,到現在已長達35年。

李清聯受過高等教育,極其愛好文學。長期堅持詩歌創作,已出版詩集六種,成果豐碩。最近他又把他的《陽光老男孩詩抄》稿子給我,使我有幸在它出版之前讀到它,從閱讀中得到愉悅和啟迪。

清聯作為工人詩人,其詩作與過去頗負盛名的工人詩人黃聲孝、李學鰲等的詩作不同。豪言壯語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產物。清聯的詩沒有一點虛張聲勢的東西,其突出的特點是真!真實而又真誠。

清聯出身在農村,長期在工廠做工。這使他詩作的語言非常樸素,帶有泥土的氣息。不是土話的堆砌,而是經過提煉的勞動人民的口語。有時出現一些方言,如“她看得就更納勁了”“黑操著臉”等,加強了生活的鮮活味。他用語儉省,很少鋪張。如《二大娘》一詩,寫了一個農村婦女的一生和她七個子女的命運,是上世紀中國農村貧困艱辛的時代印記,只用了21行詩,不到300字,沒有多余的贅語。他的詩按語言的節奏自然分節、分行,不講音頓,不押尾韻,但透露著一種自然的節律,讀來有一種內在的音樂感,

我想強調清聯詩歌的生活氣息。他的詩,無論敘事抒情,都不是書齋里憑空想出來的東西。不僅生活氣息濃郁,而且時代色彩鮮明。如《伏牛山老人》一詩,寫一位老農民不適應新時期的物質生活,有許多從生到死的細節刻劃,讀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又如《山區“圣人”》這首詩,寫邊遠山區的一位小學校長兼班主任兼教師,通過一椿椿具體事情的描述,突出了這位教師把一生奉獻給山鄉教育事業的崇高精神,仿佛把讀者引進了那座山區小學的生活環境,

清聯的有些詩,寫某種事件,或某種狀態,看似平鋪直敘,甚或平淡無奇,但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東西出現。如他的《陽光老男孩》:

重陽節那天,陽光老男孩/和幾個少男少女/玩起了快樂的街舞//那雪白的頭呀/如一朵美麗的雪蓮花//招來了圍觀的人群/和警察

最后一行“警察”的突然出現,把歡樂與和諧引入了沉思和反詰。是美麗的雪蓮花吸引了群眾,連警察也被感染了?還是老男孩的自由奔放行為受到了監視?是老男孩的青春活力吸引和征服了行為規范的監視者和主宰者7老男孩和少男少女是受到了鼓勵?還是受到了譴責?秩序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或者,這二者應共處在一個統一體內?或者,規律和突破是不是循環往復,又層層遞升。以至于無窮的?

清聯有一首詩《站牌》,寫公共汽車站上的牌子:“站牌站在那里,微笑著/看著一些人上車/一些人下車/向東去了/向西去了/向南去了/向北去了//站牌站在那里,微笑著,看來去的人匆匆忙忙/它不上車,也不坐車,也不開車”。初一看,似乎不知所云。說了等于沒說。再讀幾遍,便覺得要笑,要品出一點什么東西來?!罢九啤边@個主人公,是旁觀者,還是主宰者?它本是指示牌。乘客上車,下車,走向東、南、西、北,都憑藉它的指示。它不上車,不坐車,不開車。它不是執行者,不是實踐者,不是行為者。但這里的一切行動,一切實踐,一切行為,都憑藉它的指引。但它一動也不動。這個“站眚”的“站”,是雙關語。它既是車站的站,又是站立的站。它在車站上永遠站立著。它的唯一行為就是“站”。它“無為而治”,它“指揮若定”。他對一切都是“胸有成竹”?還是“胸中無數”?它“微笑著”,始終“微笑著”。它是“眾”以外的獨立體,又與“眾”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聯系的紐帶不就是這“微笑”嗎?它是如來?還是李聃?還是邵和華?也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具“站牌”。

清聯的詩樸素、真率,但并不是沒有對詩藝的追求,甚至慘淡經營。比如他的《海螺》一詩。寫海螺“身子非常嬌嫩”。但它造的“房子”卻“堅如鋼鐵”;海螺“貌似弱者”,但它營造的居室卻“美似大理石/上面有許多壁畫/紋絡美極,構思美極”。詩人說,“海螺的房子是怎樣造的/海螺知道,我不知道”。對那些美極奇極的壁畫,“我想打開它的秘密,我沒有鑰匙”。海螺的藝術工夫高超,為詩人所不可企及。海螺極其珍惜自己的藝術成果,它“走到哪里/就把房子背到那里,直到生命止息”。這里,清聯所經營的是一種象征手法。他用這種手法,點明:海螺是藝術高手,而且是藝術殉道者!他經營得得心應手。又如他的詩《控田鼠洞》,先寫從洞里發現田鼠偷竊的花生這么多,“我們沒有料到”:之后發現田鼠已經被蛇吞吃了?!疤锸鬀]有料到”;最后是挖洞人把蛇打死了,“蛇沒有料到”。三個“沒有料到”寫事情的發展,層層遞進,事事相因。構思嚴密。文勢迂回,有一種均衡之美。這使我想起蘇格蘭詩人彭斯的詩《致田鼠》。彭斯認為田鼠偷竊的不過是一點點麥穗,為了活命,可以原諒,而自己一鋤砸下去搗毀了鼠窩,使田鼠倉惶逃離,挨凍挨餓,反覺不忍。彭斯的筆鋒又轉:說田鼠的苦惱不過一時,而人回顧過去,全是悲慘,瞻望未來,毫無希望,人類的悲苦是恒久的。清聯的視角與彭斯不同。清聯的筆下,人不過失去幾顆花生,而且又重新獲得了,而田鼠和蛇都在生存資源的爭奪中失去了生命。那么,人就永遠是勝利者嗎?人與自然的關系,究竟應如何掌握?清聯通過詩藝的營建,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清聯有一首《凝望》:我常常癡癡窗前,我說窗子是我房子的眼睛,我是窗子的眼珠子//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傾,穿過五月開花的石榴樹/穿過無花果密匝匝的枝葉/我的心向遠處飛去,/遠山的去朵將我高高抬起/漫游在廣闊的天地之間/我感到無比的輕盈,我的兩肋好像生了翅膀/,我忘記了左邊的墻/我忘記了右邊的墻/也忘記了后邊的墻,以及門上銹蝕的鎖//我在普天之下飛翔,我的心野了/它硬是不肯歸巢,我的身子,凝固成前傾的雕像,//

不妨分析一下。第一詩節中有三個層次:“房子”、“窗子”、“我”?!按白印笔恰胺孔拥难劬Α?,“我”是“窗子的眼珠子”。層次分明。意象新鮮。既然有窗子。那么世界就分成兩半:窗里和窗外。第二詩節寫道:“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傾”,這里“前傾”是關鍵詞?!拔摇鄙硖幱诖皟?,但渴望去窗外,所以“前傾”?!拔摇贝┻^石榴樹。穿過元花果的枝葉……“我的心向遠處飛去”。向遠處飛的是“我的心”還是“我的身”?第三詩節寫“遠山的云朵將我高高抬起”,“我感到無比的輕盈”……這里“我”是“我的心”還是“我的身”?兩肋好像生了翅膀,那該是“我的身”?漫游在廣闊的天地間,似乎是“我的心”?第四詩節說,“我”忘記了左邊的墻,右邊的墻,后邊的墻,處于一種遺忘自身處境的心境,最后說忘了“門上銹蝕的鎖”;點明自身的處境是囚籠。鎖已生銹,說明自己被困已經很久很久。這里的“我”,是“我的身”。第五詩節,“我在普天之下飛翔”,明確道出:“我的心野了……”,“不肯歸巢”。為什么不肯?原來這個“巢”不是溫暖的家,而是牢籠。這里,“我的身”“前傾”,“我的心”飛出窗外。不是在一山一水,而是在“普天之下”飛翔!“普天之下”就是整個人間、整個宇宙。這里的“我”,既是“身”又是“心”,既是靜。又是動,既是物質,又是精神,是靜中之動,動中之靜,最后凝固成一尊“雕像”,但它的姿態是“前傾”的。這首詩塑造了一個“身”與“心”合一、動與靜交匯、肉體與靈魂融合的意象,寫足了自由與禁錮的矛盾,戒律與解放的碰撞,網羅與突破的對峙,寄希望于精神的永遠不羈之游!這首詩標志著清聯詩藝的成熟。

李清聯由于他的那首我在本文開頭所引的詩篇,而得到了“陽光老男孩”的雅號。這雅號正好點明他的詩的三個特征:一、陽光:明朗,開放,熱烈,坦誠;二、孩:天真,真率,純粹,稚氣;三、老:不是老氣橫秋,而是姜還是老的辣,由于經驗積累。故而藝術老練,由于閱歷豐富,故而看透了世態人情,邀游于人生、宇宙。三者合一,最后歸于微笑。為什么讀清聯的詩常常會感到詼諧?比如,讀他的《按太陽》,看到老馬(就是詩人自己)要留住日光。就“試圖按住院里那片陽光”,但“按了幾次都沒按住”,使我想起了夸父和魯陽,但老馬哪兒有夸父和魯陽的嚴肅勁兒?老馬的勁兒,似乎不宜叫幽默,humour這個詞往往與世故連在一起,而清聯不足。所以我選了“詼諧”這個詞。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他始終帶著微笑——有時是含淚的微笑——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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