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窶者得勢以后

顧　土

在民國初年政治舞臺上，誰能當權得勢登臺，可以說并無一定之規。無論有沒有文化，有沒有功名，有沒有背景，也不管有沒有門第，有沒有財富，似乎都有出人頭地的可能，就看機遇、膽識、手腕如何了。當然也有靠命的，比如黎元洪。林林總總的風云人物之中有四位姓張的，盡管并非同鄉，也非同族，但在許多方面卻大有相似之處，頗值得歸納重讀。這四人就是張勛、張宗昌、張作霖和張敬堯。

一

“四張”都是貧寒人家出身，屬于房無一間、地無一垅的那類，假如依照階級成分劃分，基本算是赤貧，純正的農村無產者。

他們的父親簡直就是困苦不堪，因為無地，在當地人眼里算是游手好閑之輩，不是欠了一屁股賭債，便是干些不入流的行當。張宗昌的父親靠鄉間吹鼓和剃頭混飯吃，有上頓沒下頓；張作霖的父親雖叫張有財，但最缺的就是財，好不容易開了間雜貨鋪子還倒閉了，只能四處賭博胡混。他們的家庭，有的按今天的觀點，應該叫離異，是“單親家庭”；有的幼失怙恃，或是失其一。張作霖十三歲時死了父親，而張勛呢，小小的年紀先沒了母親，接著又沒了父親。張敬堯也生在貧苦家庭，幼無所依，寄居在族人家中度日。張宗昌父母離異的傳聞也不知是真是假。一天，張母餓得實在不行了，便在天黑時手持木棍躲在偏僻處準備搶食，恰巧遇見一個人揣著烙餅過來，于是當頭一棒，搶去了烙餅回家充饑。不想，張父不久也跑進門，說是原本帶了烙餅回來，卻在路上被強人搶走，真個晦氣。他媽媽一聽，也不隱瞞，說那個強人便是我，烙餅還有剩的，你將就著吃了吧。聽了這話，他老爸氣得半死，一揮手趕走了老婆。

生在這樣的家庭，長在如是環境，“四張”的少年時代也就不會得到什么像樣的教育了，最多也就讀過一兩年私塾，只有張敬堯入伍之后才被送到武備學堂學習，算是有點學歷。

張作霖的父親去世后，他實在活不下去，母親就帶著幾個孩子回到娘家，可娘家一樣窮，張作霖只得在外面鬼混。他賣過燒餅，學過木匠，干過獸醫，在大車店打過雜，實在不行還沿街乞討一陣子。他與父親一樣好賭，“無錢還賭債，群無賴向之追討，聲言擬剝張衣，以凌辱而凍斃之”。張宗昌少年時，有的書上記載他專為紅白喜事放銃，有的則稱他幫父親打鐃鈸。后來父母離異，他便隨母去了營口，沒有什么正經事，只好當了賭傭，日夜與扒手青皮為伍。張勛的經歷也差不多，年紀不大就在大戶人家為傭，先牧童后書童；而張敬堯，有書記載，“少無賴，流蕩徐海間，投身盜藪，習于殺戮”。也有的敘述更具體，說他當過糧坊學徒，后流落山東，因殺人而潛逃于京津地區。

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家庭不幸，少年不良，這樣的早年生活，會有什么樣的青年生涯？在過去的中國鄉村，多數是老實本分的農民，少數是不安分的游民，游民的主要出路一是當兵，二是為匪，而當兵和為匪在那個年代也沒有太大區別。有人先為匪后來又投軍，也有人先從戎然后再做匪，還有人時匪時兵，別人也弄不清，反正是在外面靠槍桿子混吃混喝?！八膹垺倍疾凰惚痉值霓r民，也無法成為本分的農民，張作霖先從軍，以后又投奔綠林，隊伍壯大后再被招安轉正；張宗昌先為胡子，再投軍隊；張勛和張敬堯則是直接當兵，一步就投到了部隊上。

二

“四張”以窮苦出身卻可以在那個時代馳騁中國政壇，位居顯要，個個做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就在于他們最終都當了兵，在軍隊里因聰明機巧和好講義氣又都深受上司賞識，也得到下屬擁戴，很快就握有兵權。辛亥革命時，張勛已做到提督這一級，張宗昌當上了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張作霖是奉天巡防營前路統領，而張敬堯則是第三鎮十一協二十二標標統。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清室遜位以后，中國政治基本都是這副模樣。沒什么背景、貧寒出身的人想要掌權，更是非此一途不可?！八膹垺痹趧邮幍臅r局中都能把握機遇，找準投靠對象，敢打敢拼，身先士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提升迅速，兵權擴展之后，自然也就掌握了政權。他們的升遷并不在于是革命還是?；?，是效忠袁世凱還是反對帝制，而在于命運和時運是否巧合。這也是亂世的特征。

張宗昌先投革命軍，又奔馮國璋，最終改歸奉系，官越做越大。第二次直奉大戰時，他帶著一撥部下，既有中國士兵，又有收編的白俄軍人，既有正規軍，也有沿途招收的土匪，驍勇善戰，一路打將下去，結果，1925年就當了山東軍務督辦，接著又兼任省長，最后做到直魯聯軍總司令，在奉系主政時位至安國軍副總司令，成了最高統治者張作霖的副手。他改投奉系，卻可以一路高升，靠的是忍辱負重。張作霖曾派郭松齡到張宗昌部校閱，實則想借機遣散該部，郭也趁機罵娘，羞辱張宗昌。不料，張宗昌當場跪下磕頭喊爹，說你日我娘自然就是我爹了。這一招反弄得比他小許多的郭松齡不好意思，回去后還在張作霖面前替張宗昌說好話。

張勛由于在辛亥革命時誓死效忠清廷，率領江防營與義軍死戰，僅僅三個月就從提督升為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憑著這個位置和與袁世凱的老關系，在民初又當上了江蘇督軍、長江巡閱使，以后再做安徽督軍。1917年，借著北京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以調停人的身份，帶領“辮軍”十營三千人開進京師，策動復辟，自封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雖然只有短短十二天，但依帝制舊例，卻也是首揆，到底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風光。

張敬堯，團長、旅長、師長、軍司令，一路榮升，1918年在南北對峙中親率北軍第七師殺進湖南，屠入長沙，當了湖南督軍兼省長。此人是安徽人，又在段祺瑞治下成了“封疆大吏”，于是被列為皖系首領之一。其實，他只是憑著同鄉關系依附于皖系，后來在直系奉系都混過，“有奶便是娘”，有些類似張宗昌。

“四張”中靠著武力和機敏，擁兵自重，以至地盤最多、位置最高的，要屬張作霖了。武昌首義，他瞄準機會，率原來駐扎在洮南的軍隊忽然開進奉天省城，直接升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左膀右臂。江山易主后，無論袁世凱時期，還是袁以后，時局都沒能擋住他的鴻運，他背靠日本，手握重兵，左右逢源，鏟除異己，適時擴展，沒幾年便控制整個東北，進而覬覦關內。他時而與此合作，時而與彼聯盟，兩次直奉戰爭有輸有贏，打敗后還能宣稱東北“獨立”，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乃至孫文，他都不妨化敵為友，或者變友為敵，終于入主北京，掌控北洋政權，自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政權最高也是最后一任統治者。

三

“窮則思變”這句話，對“四張”來說既合適又不合適。合適，是因為他們確實都一門心思企圖改變自家的命運；不合適，是因為他們并沒有想從此改變社會的落后現狀。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曾對“四張”一類人有如是分析：“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笔聦嵤?，“四張”都沒有成為革命力量，而恰恰成了一切革命的堅定對立面。他們得勢后的特點是，事事站在守舊落后的一邊，甘當名副其實的“反動派”。他們雖說受苦人出身，多年生存于最底層，屁股卻不坐在受苦人一邊，得勢后也沒有為受苦人謀什么利益，一心只為個人翻身打算，只圖自己當家做主。將他們都說成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好像也很勉強。從他們的閱歷和為人看，愚昧、保守、反對社會變革，恰恰是他們的本質。他們仇恨革命最典型表現就是濫殺，對“階級兄弟”從不手軟。

張勛名留青史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辮軍”、“辮帥”也讓他和他的那伙兒部下聞名中外。面對武昌起義，他狂呼：“獨立即造反，反則皆賊也！”他率軍誓死頑抗革命，“凡剪發、懸白旗、攜白布者輒遭暴戮”。盡管他效忠前清，但也聽命于袁世凱，為鎮壓“二次革命”，曾攻陷南京縱兵燒殺，大掠三日。雖然不滿于袁世凱自己稱帝，但在“護國戰爭”中依然支持袁世凱。他的行為，可以說，誰革命就反對誰。丁巳復辟，他通電全國，道出心聲：“國體既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

張作霖先是?；?，緊跟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排擠捕殺革命黨人，并通電效忠清廷；以后又討好袁世凱，鎮壓奉天境內反袁勢力，還密電袁早正大位，聲言：“關內外有異議者，以身當之?！边€為袁登基秘密制作一張精致無比的“龍鳳呈祥”玉床以為獻禮。坐鎮京師時，他又成為與北伐軍相抗衡的“安國軍總司令”。但他不像張勛那么愚忠。袁登基后封他為子爵，他很不滿意：“我何能為人做子？”留下一段笑柄。復辟時，他騎墻觀望，復辟失敗后又乘機將參與復辟的軍隊吞并。據傳，他進京后還去謁見遜帝，可惜話不投機。溥儀與近侍言：這小子目光炯炯如賊，殊失臣下體。他聽說后云：這小子已屬平民，還擺什么架子！

張宗昌開始投奔革命軍隊，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信仰或者政治傾向，與當時許多從戎的人一樣，純粹為了改善自己的命運，所以后來也不妨臨陣反戈，投靠直系，再歸順奉系，自然上面擁護誰他也擁護誰。而張敬堯呢，聽說要為袁世凱稱帝請愿，他手握煙管，且吸且呼：大總統高升一級，做大皇帝，只需下一道上諭，疇敢胡為？請愿胡為？討論胡為？張宗昌和張敬堯，此二人在民國歷史上留下罵名，不是因為政治取向，其實有些政治取向，例如張勛的愚忠，還可以博得一部分人的理解，他們的惡，在于一南一北，禍湘害魯，橫征暴斂，奸淫擄掠，屠戮無辜，無惡不作，陷民于水深火熱。兩省人民可謂怨聲載道，張敬堯被稱作“張毒菌（督軍）”，湖南人稱他一家四兄弟為：巍巍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張宗昌則以兩句諺語成名，一是“切開亮亮”（將人頭當西瓜，切開曬太陽），二是“聽聽電話”（將人頭懸于電線桿上，如同聽電話）。張敬堯因為劫掠商產，盜賣官田，濫發票幣，巧取豪奪，鉗制輿論，摧殘教育，惹怒了全省上下，以致湖南紳民發起“驅張運動”。張宗昌的亂收費多達五十一種，直至“嫖捐”、“戲捐”、“雞捐”，真是“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只差屁無捐”。山東省民眾教育館編輯的《山東歌謠集》里面就收有數落張宗昌的段子：“張宗昌，坐山東，山東百姓受了坑。不怕雨來不怕風，就怕兵來一掃清?！薄皬埗睫k，坐濟南，也要銀子也要錢。雞納稅來狗納捐，誰要不服把眼剜?！?/p>

“四張”還特別反共反蘇，甚至到了仇視的地步，大概因為他們不認同這樣的理論和做法可以“讓天下受苦人得解放”！

張勛一心復辟清朝，恐怕對社會主義連想都沒想過。張敬堯稱馬克思主義是“過激主義”，認為布爾什維克黨是“過激黨”，在湖南一直和教育界、思想界、輿論界過不去，動不動就鎮壓、查封，毛澤東早期革命的得意之筆就是參與領導了“驅張”。張宗昌把持山東期間特別憎恨“赤化”和“過激”，屢次鎮壓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制造“青島慘案”，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工運領袖；在北京又以宣傳社會主義的罪名處決了林白水。

在“四張”里，反社會主義最力者應該是張作霖了。過去，人們比較熱衷于討論張作霖與日本的關系，在意識形態的左右下，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蘇聯勢力當時在東北地區的擴張，避免談及張作霖與蘇聯的關系。其實，當時的東北并非日本勢力一家坐大，同時也是蘇聯有心染指的地區。蘇聯與日本都企圖操縱張作霖，而張作霖在對蘇對日關系上最后基本是一邊倒。他認為“蘇聯布爾什維克是毒蛇猛獸”，公開發表過“反共宣言”，不斷騷擾、襲擊蘇聯駐華的各種機構，多次逮捕蘇聯駐華人員，直至沖進蘇聯駐北京使館搜查抓人。如果張作霖一輩子也有關鍵詞的話，估計“討赤”可為其一。他掌握的奉系極其用力搜捕摧毀共產黨組織，先后槍殺了李大釗、邵飄萍等共產黨員，軍事行動也偏要以討伐“赤化”之名出師。

四

“四張”非但出身、經歷和政治取向驚人一致，并且在其他方面也頗近似。

張作霖、張宗昌、張敬堯都死于暗殺。張作霖之死究竟為蘇還是為日所使，至今說法不一，有待繼續揭秘。因為這個“東北王”所處地區是蘇、日勢力的地盤，他的所作所為都與蘇、日存在密切關系。而張宗昌、張敬堯之死，純粹在于倆人作惡多端，或早或晚總有人想要他們的命。

簡又文曾寫有一文《忠孝勇俠的鄭繼成將軍》，描繪了那位暗殺張宗昌的刺客。開篇說：“在儒道已窮、治術無濟，而人民慘受壓迫含冤莫雪的時候，游俠于是乎出?！畟b以武犯禁，是豈得已哉？若有禍國殃民，貪污殘暴，國人皆曰可殺之神奸巨蠹，乃能毫無制裁，逍遙法外者，是人人得而誅之，此所以鄭繼成殺死國賊張宗昌而自首，竟能獲得全國之同情，而終邀國家之特赦也?！编嵗^成也是山東人，與張宗昌同鄉，少年便過繼給叔父鄭金聲，隨任軍官的叔父入了軍營。辛亥革命后，他們都成為馮玉祥的部下。鄭金聲就任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時與直魯聯軍作戰，被張宗昌捕獲，隨即遇害。鄭繼成見到尸骸時，看見頭部由左眼眉起至右耳全部削去，右背上段及右肩也已無存，悲痛欲絕，發誓與張不共戴天。北伐成功，張宗昌曾遭通緝，但那時的社會管理比較松弛，通緝也不大見效，直到張宗昌回濟南時，才有了復仇機會。鄭繼成當時已被韓復榘聘為省政府參議，聞張宗昌傍晚即將乘火車離魯，便與鄭金聲生前下屬陳鳳山一起趕往車站。陳鳳山先發三槍，不料一聲也沒響；鄭繼成上去一槍就擊中頭部，陳鳳山再補兩槍，將張的腦殼打得稀爛。嗣后，據鄭繼成所寫《我殺死國賊張宗昌之經過詳情》里面說，他們一共打了七槍，可四周居然槍聲大作，原來有好幾撥人都埋伏在附近預備刺殺張?？磥?，恨他的人太多，實在難逃一死。

張敬堯被刺，簡直就是小說電影電視劇的好素材。張敬堯從湖南被逐后就投奔直系，吳佩孚失敗，他轉而寄身奉系，北伐成功，只得躲進天津租界度日。1932年，正是他那種“有奶便是娘”的特性，又被日本人起用，掛了一個所謂“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偽銜，拿了一筆活動經費，然后蝸居在北平六國飯店里，天天策反中國軍人。他的舉動引起中國政府的警覺，決意除之。主其事者即為大名鼎鼎或者說長期在我們的心目中“臭名昭著”的鄭介民。1933年5月，鄭裝扮成南洋富商（有點像《紅色娘子軍》里的洪常青那樣）住進六國飯店，與張敬堯為鄰，觀察其活動規律，在張敬堯失去戒備的情形下，派高手行刺成功，并順利脫險凱旋。張敬堯被刺后，可謂大快人心，人人喊好，其待遇與張宗昌類似，時人呼之為“國賊”。

只有一個張勛，因為死得早，1923年病故，算是善終。在那個時代，忠，不管忠于誰，只要有始有終，也能令人理解甚至同情。1918年10月，張勛即被北洋政府“特赦”。張勛歸葬家鄉江西奉新的時候，社會各界祭文、哀詩、挽聯、挽幛不計其數，有親友也有敵仇，對張勛其人各抒己見，各表心聲。馬寅初的挽聯很短，卻足以表現許多人對辮帥的真切看法：天不遺一老，名自足千秋。

“四張”盡管沒有血緣關系，但相互間還都有所連帶，也算有緣。張作霖與張勛乃兒女姻親，張勛在天津當寓公時，張作霖來津就住在張宅，關系很好。張宗昌是張作霖的部下，而張敬堯在走投無路時還投靠了奉系，在張宗昌手下當過軍長。

五

自袁世凱死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政壇基本是武人當道。這些個武人都有一個特點，大多寒微出身，應該劃在勞動人民，或是依照我們從前的習慣，叫做被剝削階級之列。他們都在入伍當兵之后才改變了命運，等到握有兵權后，進而又掌握了政權。在那個年月，也只有這些武人才有實力能夠奪取政權，于是，一下子就成為中國權力的中心人物，盡管是頻繁更迭的人物。像“四張”一類人那樣的身世，更是貧寒中的貧寒，所以他們比別人更能忍辱負重，吃苦耐勞，作戰勇敢，當然也慣于見機行事，一旦有機會，提升又都特別迅速，在短短的幾年內便可稱霸一方。

袁世凱之后的這些個武人，別看生長在貧寒人家，但并沒有照我們過去的思維方式那樣發展，除去反水將軍、基督將軍馮玉祥不大一樣外，大都成了革命的絆腳石。他們思想保守，觀念陳舊，積極維護專制，鎮壓民主，鉗制輿論，對窮苦人的境況也不關心。得勢后，根本不進行任何社會改良，沒有改善勞動人民生存狀況的任何措施，也不見在制度方面有什么進步建設，有的將已有的國會當擺設當豬仔，有的干脆棄置。至于“四張”那樣的人，走得就更加反動，行得就更為專制，似乎越是窮人出身越是仇視革命和改革。

中國當時還有一種人，也活躍于社會舞臺上，不妨稱他們為思想人。他們出身官宦或是財富之家，可以說是長在剝削階級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來又可以留洋，海歸后還成為大學教授、文化名流、社會賢達。他們的處世態度、思想取向、道德觀念、社會制度建設方向，卻與武人們截然相反，完全對立。這一現象成為那個時代最為鮮明的特征，叫做：富家子弟鬧革命，窮人孩子反革命。在此，我不妨以陳獨秀和張作霖作為典型例子。

陳獨秀在父親逝世后，就過繼給叔父陳昔凡。陳昔凡曾在東北做官，由知縣升到知府，治學之外兼擅書畫，并且斂財有道，積聚了豐厚的資產。他很欣賞嗣子的聰穎好學，將他帶在任所讀書，希望陳獨秀將來走自己那樣的道路。在新民府知府的任內，陳昔凡身邊還有一位綠林出身的巡警馬隊幫帶，叫張作霖。張作霖天天跟著陳昔凡，負責護衛知府的安全，非常羨慕知府大人的學養和少爺陳獨秀的學習條件，便磕頭懇求陳昔凡收自己為義子，也能讀點書。知府大人也喜歡張作霖的機警和忠誠，應允下來，每天讓嗣子和義子在一起聽講。這兩人以后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但都是時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一邊是少爺公子，一方是隨從下人，誰應該革命，誰肯定不革命或是反革命，這在我們從前多年接受的教育中再明顯不過了，但是，在那個時代恰恰背道而馳。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總書記，無論倫理還是文化，都是革命的旗手和領袖；而張作霖，卻當上了北洋政權的最后一任最高統治者，也是反對革命的“總司令”。

鞋匠造反為的是當老爺，老爺造反難道想當鞋匠不成？歷史的吊詭即在于此。